1959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谈增产、优质、节约
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林铁
在我们全省范围内,正在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优质、节约运动。这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迈着坚定、踏实、有力的步伐,正在齐心协力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为着把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好一些
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为了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人民造福的最伟大、最美好的事业。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旗开得胜,取得了1958年那样不平凡的成就。建设如同战斗,在第一个回合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第二个回合也应该打得更好。仗的打法要因时因地制宜。去年有去年的打法,今年有今年的打法。由于成群的炼铁炉,成行成列的炼钢炉,这样或那样的工厂建设起来了,或者正在建设;还由于随着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也还由于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当前要做的事,就是要把新建的、扩建的工厂管理得更好,让炼铁炉、炼钢炉和所有工矿企业,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质量优良的产品;把人民公社办好,让它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经济作物和饲养更多的家禽;把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办好,让它们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总之,一切为着把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好一些。这就是今年一仗的打法,这就是增产、优质、节约运动真正的意义所在。
所有行业所有人的行动口号
切不可以说,增产、优质、节约只是钢铁工业或者只是工业战线上的事。它应该是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和各级一切机关的事。钢铁质量要提高,纺织、缝衣的质量也应该更好;地必须多种、种好,买卖也要做好;教师教学的质量要提高,学生也要学习得更好;机关工作的作风要改善,办事的效率要提高,写文章的人也要把文章写得越发令人爱读。因此,从增产、优质、节约运动及其口号的要求和它所体现的精神来说,它应该成为一切行业、一切单位和所有人的行动和口号,并且各自按照本行业、本单位、本人的具体情况行动起来。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面,正确的决定我们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开展增产、优质、节约运动,是目前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紧紧抓住的中心环节。抓住了这个环节,并且坚决地贯彻下去,整个事业就大大向前发展了。
从修筑一条大坝必须夯实这件事,也使我们想到增产、优质、节约运动的又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它不仅仅是为着今天的建设,更重要的,同时是为着明天的建设。人们知道,修筑大坝,绝不应该只加土不夯实,或者只夯实不加土。应该是一面加土,一面夯实,加了土就要夯实。就这样,一条大坝修筑起来了。这有如我们常说的,事物的发展、运动不是直线的,好像长江大水滚滚来,是波浪式地前进的。把已经大发展起来的事业夯实,不仅是建设事业跃进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为明年的更大跃进做了准备。因此,我们说增产、优质、节约运动的意义是积极的,是充满着革命的进取精神的。
把一切事业办的好些、再好些,是一种要求,是大家共同肩负的严重任务,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复杂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在不同行业,在现有设备、原料、材料、技术等条件下,要优质,又要增产,还要节约,这自然不是简单的事。但是,许多生产单位、许多工人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能够做得很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量质量矛盾的主导方面是质量
对于生产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有些同志以为可以拆了开来,只抓住数量。说“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要增产、要完成任务,只好抓数量。”虽然这种想法是出于为了完成任务,但是由于这种干法不符合数量质量矛盾统一的客观规律,结果常常造成对于财富的浪费。请看,凡属做到了数量、质量两条腿走路的企业,以实效为标准,它的任务就真正完成得好。反之,就不够好。生产不可以只靠数量这一条腿走路,也不能设想用一条半腿走路,应该从数量中求质量,从质量中求数量,作到数量、质量并举。当前,就一般情况说,应该首先注意提高质量。地种得好,粮食就打得多;质量坏的机器尽管生产了成百台成千台,却开动不得,就没法和一台质量好的机器相比。从这个意义上说,数量质量矛盾的主导方面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提高了质量也就提高了数量。也就是说,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数量。那么,可不可以把提高质量绝对化起来,离开了高产,离开了多快好省的全面要求?不,不应该把提高质量的要求理解为用牺牲总产量去追求一件产品、一项工程、一块试验田的高质量、高标准、高产量。应该是在可能条件下,能够和应该达到多么多,就达到多么多;能够和应该做到多么好,就做到多么好,真正是又多又好。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在现有条件下,当难以作到又多又好的时候,就应该“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例如,铁的生产就应该这样:在不断地努力提高技术的基础上,能生产多少好铁,就生产多少好铁。要避免浪费人力、原料和运输力,生产那些不能炼成好钢的坏铁。
在增产、优质、节约运动中,优质是中心环节,节约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要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和节约的基础上,力求增产。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缺一不可。这是建设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这个规律的鲜明反映,就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些同志认为既要节约又要优质、高产,是困难的。是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并不是不能做到的。问题在于怎样看待节约和怎样实行节约。
节约会加速建设,浪费会延缓建设
节约的意义,是大家常谈的。但是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和如此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每一个人,每一个生产单位节省了或者多用和浪费了一元钱,一斤肉,一尺布,一公斤材料,这将是一个关系建设事业发展的怎样的数字?应该说,许多人并不是都深刻体会到了它的意义。节约会加速建设,浪费会延缓建设,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节约,就是要求我们学会过日子,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求我们学会算账,进一步加强经济核算;要求我们提高技术,挖掘各个方面的潜力。总之,要求我们在建设中作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特别是用之得当。“把钢使在刀刃上”,这就是节约。有人以为可以用降低产品质量的办法达到节约,这是行不通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节约”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和浪费。应该在可能节约的条件下,保证产品应有的质量,并且,要尽可能不断地提高产品的质量。
要使增产优质节约稳收实效,必须作好三方面的工作
根据增产、优质、节约运动开展以来短短时间内的经验,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做得好,运动就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稳收实效。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积极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周密、严格的管理工作。经验证明,当尽可能多的人充分了解了运动的深刻意义,运动就会以生动活泼而又充满创造精神的形式发展。困难阻止不了我们前进,它会促使我们以战斗的精神更好地进行建设。群众是容易了解这个道理的。所以,要鼓起大家克服困难的干劲,不论是原材料供应的,或者是技术、设备的,或者是某项生活用品供应上的暂时困难,都不能丝毫影响我们的革命干劲。要鼓舞大家把每一项具体的困难变为好事,进一步发挥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根据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提高技术,大搞技术革新。要知道,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就是建筑在人们要求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基础上的。同时如前面所说,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必须十分重视迅速恢复、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质量的检查制和责任制。常言说的好: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有好的管理制度,才会有好的生产。
增产、优质、节约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我们要在这个运动中,在1958年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方针。我们对于下述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生产和交换、政治挂帅和物质利益等等,必将在今年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得更好,在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基础上作到多快好省。现在的问题是要善于学习,从好的经验中学习,也从缺点中吸取教训。从两个方面学习才学得好。实际上,我们的事业每前进一步,我们取得巨大成就和克服那些难免的缺点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成长、熟练的过程。
我们有充分的条件通过增产、优质、节约运动促进1959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这些条件就是党的坚强、伟大、正确的领导;广大群众决心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雄心大志;以及干部和群众在去年大跃进以来,对于全面地、完整地贯彻执行总路线,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只要我们善于依靠和运用这些条件,我们就一定会取得今年建设的巨大成就,就一定会为明年的更大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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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肖保
领导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的形成,以及形成后的贯彻执行过程,即通常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 
认识来源于实践,也就是来源于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领导者要形成正确的意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才能够领导群众前进。否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现在多数同志都能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而为什么有些人仍然不能完全避免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里,除了受到认识水平、分析能力的限制以外,大体上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有些同志虽然也下去作调查,但是却放不下架子,缺乏“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是诚心诚意地向群众请教,因而也就得不到群众诚心诚意的帮助。要真正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有“满腔的热情”,“求知的欲望”。毛泽东同志介绍他在湖南作的农村调查时曾经说过,他调查的对象很广泛,有各县中级负责干部,下级干部,乡级工作同志,普通农民,甚至还有穷秀才,破产了的商会会长,有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并且指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还有一些同志,在下去作调查以前,心中早有了“个人的主见”,因而调查的目的不是到客观实际中去检验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而是有意地、片面地去搜集一些有利于自己“主见”的材料。他们下去多是找基层干部、积极分子谈话,多是到公路边,到丰产田去视察。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也是有意放弃那些不符合自己的主见的材料,而对于符合自己的主见的材料,不管这些例子和数字是否真实,有没有浮夸现象,代表性如何,便以之为根据,凭以作结论,订计划,甚而制订方针政策。这种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没有不碰钉子的。
再有一些同志,则是对调查到的材料不善于进行分析、综合,从中找出问题的本质。这自然不能作到深谋熟虑,当机立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单纯搜集一些数字、实例和情况,更重要的是应当从中找出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从中找出制订计划、政策的依据和正确执行政策的办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立足于唯物论(即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且还应用辩证法把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人类认识事物的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照像,而是能够经过一番改造制作的工夫,透过现象而深入到本质。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群众认识问题往往有其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往往只能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事物的一个侧面。因此,领导者进行调查研究就绝不能满足于群众意见的堆积,而应该经过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根据来自不同角度的意见,从各个侧面当中归纳出全面的、正确的意见。一句话,就是要经过思考作用,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作为认识来源的实践,除了调查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外,同时也包括自己亲身的实践、科学的试验。固然,我们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但是,单纯依靠听汇报、看材料得来的知识,毕竟是别人的感受,也就不易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真正地理解它们。因此,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实际斗争。通过亲身实践,正如解剖一个麻雀就能了解一切麻雀的结构一样,才能从个别的具体事物当中,了解一般,发现一般的联系和一般的规律。一个领导人,只有从种试验田、跟班劳动等方法当中取得领导生产的经验,才能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领导。领导者自身的科学实验和实践,同群众的实践是互相补充、互相提高的。因而种试验田、跟班劳动的过程,又正是更好地向群众学习,更深入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更好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经验的过程。
一面调查研究,一面“种试验田”,这样,就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就能够减少和避免主观主义。
领导的意见形成以后,提出了主张和办法,制订出计划、方案、政策,就必须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在群众中酝酿、贯彻,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这个“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再实践的过程,又是检验、丰富、提高、发展原来意见的再认识的过程。这个集中起来以后坚持下去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作得不好,即便正确的意见也不能贯彻下去,很难达到预想的结果,甚至还可能收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把意见传达给别人时要观点明确,材料具体,要事先与人通气,多酝酿,多商量,使人们有充裕的考虑和消化的时间。否则,在很短的时间内突如其来地把成品摆在别人面前,如同在片刻之内下一场倾盆大雨,这实际上不是和别人商量问题,不过是“强迫签字”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贯彻领导意图的时候,一定要善于倾听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多谋善断,同时又必须多同群众商量,坚持说服的原则。不能设想自己拿出一个主张和办法,总是全体赞成,一致通过。俗语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人们的认识水平总是参差不齐的,因而不可能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不谋而合”,绝对一致。对同一件事情,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群众对于领导的意见接受的程度往往不同,甚至会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它,正视它,不要担心会削弱统一领导。相反,“灯愈拨愈亮,真理愈辩愈明”,只有通过鸣放、辩论,才能统一大家的认识,作到人人心情舒畅。同时,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不能穷尽对象,只能近似地反映对象。人们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知到较完全知的逐步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因而人们在实践中“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常有的。”所以,不能认为领导意见在任何时候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都是万无一失的。有了对立面,听取了少数人的不同意见,经过反复酝酿、争辩,就便于领导者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来丰富、补充、提高原来的意见,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更臻完善。甚至也可能发觉并纠正一些原来的错误认识。所以,如果不重视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就容易使我们武断地肯定那些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和经验,一意孤行,使错误不能及时发觉与纠正,而造成更大的错误。久而久之,思想也会僵化起来。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即使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已经有充分的把握证明对方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也必须“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刘少奇:“论党”)。只有首先耐心地听取了反面意见,才可能针对他们的思想症结所在,“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效地进行说服工作,帮助那些原来持错误意见的人心悦诚服地改变自己的认识,从而自觉地贯彻执行领导意见。
把领导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领导意见,虽然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许多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它概括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列宁:哲学笔记,第369页)。因此不能抹煞具体事物的特殊性。抹煞了特殊性,也就抹煞了一般性。因为,“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同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一般原则总是因为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以各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把领导意见贯彻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必须坚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把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应当允许群众因时、因地制宜,不能把领导意见绝对化,作过死的、机械的、千篇一律的要求。否则,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其结果只能把事情办坏,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最终还是没有跳出主观主义的圈子。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两者在革命实践中的高度概括和有机结合。因此,我们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去深刻领会它的全部内容,并且正确地运用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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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学术文化动态
英、美和亚非国家人民
对学习俄文有很大热心
根据苏联报刊材料,学习俄文已在英美和亚非许多国家各阶层中引起了很大的热心。英国许多大学和大规模的工业实验机关都在为科学家开设俄文课程。少数中学也在教授俄文。牛津的教育局长在泰晤士报写文章说,大家都承认英文和俄文现在已成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最有用的语文。朴资茅斯市立中学等待学习俄文的学童,已经列成一张很长的名单,一年前,美国只有十六个学校教俄文,现在已增到一百个。西雅图有个学校的教师对新闻记者说,对俄文发生兴趣,不单是因为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而且是由于人们开始认识到互相了解的重要性。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讨论学生学习俄文的会议上,大家都认为,目前在美国教授和学习俄文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有几个城市的居民,从七岁到七十岁,都在开始学俄文。纽约有个电视台还每天广播俄语课。在亚洲,印度的德里、加尔各答和海德拉巴各大学现在都教授俄文,日本的东京、大阪、新澙和扎幌等城市已有八千多人完成了俄文课程,现在正在学习的有一千人左右。日本现有三十四所大学开了俄文班,东京还即将出版一本指导俄文学习的杂志。非洲阿联埃及地区的开罗、亚历山大、马苏拉的中学也在教俄文,据说明年俄文班级将增加到一百个。
地球上生命何时发生
苏联学者提出新理论
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罗诺夫最近提出了一个有关生命发展的新理论。这位学者认为,最简单的生命形态,特别是蓝绿藻网,是在十亿年前产生的,他认为地球上出现有生物的比较正确的时期,是在远古代,这是他研究了地球全部历史过程中的大气成分后得出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世界各国学者,到现在为止,还只提出了我们星球生命产生时间的一些假定。罗诺夫不久前在塔什干举行的全苏沉积层问题地质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论证了这个问题,他并将在今年在纽约举行的世界海洋学会议上提出研究报告。
美国两个教育团体
要求加强中国语文教学
据菲律宾“华侨商报”报道,美国两个教育团体开了一个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向美国政府提出一项在美国学校设置中国语文和文化的课程的三点计划。这两个团体是:由华美协进社和马里兰大学主办的中美文化关系圆桌会议(第五届年会),美国大专学校中国语文与文化教师协会(第一届年会)。据说三点计划内容是:一、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采取步骤资助美国学校设置更多的中国语文和文化的教学中心;二、要求美国大专学校聘请现居美国的中国学者担任教授;三、要求美国政府及其他基金会资助这一计划。联席会议还指出,美国政府也承认中文是从事高深研究工作的六种最重要的语文之一。
西方部分国家开会讨论
加强对亚非文化的研究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下旬报道,由于亚洲地区的发展情况,促使伦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在最近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加强研究亚洲和非洲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代表,共二十六人。据报道,这个学院的院长菲利浦斯在会上说,西方国家缺乏对亚洲和非洲有研究的人才的情况,和缺乏科学家的情况同样地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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