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如潜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依然要适用这些理论？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统一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才能正确理解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
只有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提出不断革命这个鲜明的战斗口号，曾经教育工人阶级认识了自己所肩负的全世界的历史使命，使工人阶级的战士——共产主义者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划清界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从各自的狭隘利益出发，通常是把革命运动过程中的某些个别阶段作为自己争取的最终目标；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不过是要争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自由，而决不愿意使革命运动越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内，只要什么时候能够满足他们的私利，他们就随时可以结束革命，并且掉回头来反对革命。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相反，无产阶级是在旧社会中最受剥削和最受压迫的阶级，它要从重重剥削和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它就必须不断地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因此，凡是还处在封建统治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它就要团结一切反封建的力量，首先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民主革命进行得越彻底，对无产阶级下一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越有利。当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实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只想使社会制度发生一种能把现存社会弄成对他们尽可能惬意和舒服些的改变。”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列举了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党的要求，又继续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是希望至多也只实行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的，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革命成为不停顿的，直到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都从统治地位上被撤销，无产阶级争得国家政权，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并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归于停止，以及至少是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于我们，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废除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这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只是在民主革命范围内的一定程度和一定时期的革命者，而共产主义者则必须是不断革命者。后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发展成为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学说。列宁认为，在封建统治下但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俄国，首先应当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当民主革命一经完成，无产阶级就要把自己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使民主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工农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基础。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漫长的停顿时期。他们否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否认民主革命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目的是为了根本否认社会主义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如果说，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由于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壮大起来，因而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具备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末，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化，而工人运动的力量已日益壮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现在的视线主要是萦注于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德国将在一般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十七世纪英国和十八世纪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革命。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认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日益壮大起来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就使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了联系。这种联系，乃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所不了解的。列宁指出：所有考茨基之流，“都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前一种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种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
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必须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坚持不断革命论；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不采取直接越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政策，即坚持革命发展的阶段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再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指望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民主革命不能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这是因为民主革命是一种性质的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革命。列宁说：“只有布尔什维克才严格估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前者进行到底，就是为后者打开门户。这是唯一革命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托洛茨基盗用不断革命论这个术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主张跳过民主革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谬论是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实际上是要破坏工农联盟，破坏当时俄国的民主革命的。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又认为只有等待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社会主义才能胜利，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种谬论是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实际上是要中断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彻头彻尾是反动的，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区别的革命。由于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必然的联系，所以完成前一种革命，就有条件而且必须不停顿地进行后一种革命，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由于二者在发展过程中有着质的区别，所以只能完成了前一种革命，才能进行后一种革命，这就是革命发展阶段论。只有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完成一个革命再进行一个革命，不断前进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以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且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己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指导我国整个革命运动的。毛泽东同志既指出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又指出了二者的区别，凡是违反了毛泽东同志这一分析的人，就成为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者。
在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否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的。他们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无产阶级的事，而民主革命则是资产阶级的事，因此，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不必多管闲事地和资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应该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等到遥远的将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曾经在党内占居过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路线，由于否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放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因而招致了1925—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后来，在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则是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他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各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由于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采取了越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政策，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因而曾使我国民主革命遭受过极其严重的损失。
我国革命是循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的阶段论统一起来，粉碎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而取得胜利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争得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从而为我国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同时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把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规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划清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防止了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前采取越出民主革命范围的政策。在这个正确的路线指导下，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就不停顿地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
还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夜，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及时地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革命运动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标志着我国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紧接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党中央在1951年12月就指出了在农业方面通过互助合作运动实现集体化的道路。在1952年，当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样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的。在进入过渡时期的头几年，也曾出现过违背党的总路线，即违背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倾向。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在过去几年中，从右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仅仅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既得成就，要求把革命停顿下来，不承认我们的革命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不愿意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采取适当的限制政策，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不相信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从‘左’面离开党的总路线的倾向，主要地是要求在‘一个早上’就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在我国用没收的方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用排挤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破产，不承认过渡到社会主义应当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不相信我们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我们党坚决地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错误的倾向。”这里所指的那种从右面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倾向，即满足于民主革命的成就而要把革命停顿下来的倾向，就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所指的那种从“左”面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倾向，即要求在一个早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就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党拒绝和批判了这两种倾向，坚持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在1955年冬到1956年春，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又进行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58年，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时候，党又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党在这个总路线中又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任务。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照耀下，去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大跃进的发展。由于大跃进，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在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地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领导我国人民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完成一个革命再进行一个革命而不断前进的。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仍然适用
如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过去是应用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即应用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问题上。现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也必须继续应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即应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问题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虽然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发展过程。正如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要准备，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只停滞在社会主义阶段上不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不能在没有建成社会主义之前就进入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即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问题上，依然是适用的。
有些人不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为什么不断革命论的原理还适用，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不承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矛盾的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中进行着的。党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由此可知，如果承认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是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如果承认这些矛盾的解决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也有质的变化，那么，不断革命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适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不论在任何时候，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便不能不引起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不过，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而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由社会主义过渡向共产主义，并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并不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罢了。但是，不断出现的矛盾还必须不断解决，量的变化也还要发展为质的变化，社会主义一定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不断革命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也还是适用的。
有些人不了解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为什么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还适用。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了解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在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的条件下才会发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当生产力发展到某一新的阶段，才会出现与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而且当新的生产关系初出现的时候，它还不能完全代替旧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当新的生产关系具有了比较强大的力量，而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失去其存在的基础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完全代替旧的生产关系。如果当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急于要完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便会使生产力的发展遭受破坏。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们也必须把生产关系的变革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分阶段地去变革生产关系。否则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甚至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说，当生产力的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时候，就不能进入共产主义。在这个阶段内，还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社会的性质也还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决议又指出：“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地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应用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才会对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是“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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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丰收不忘勤俭
当我们在庆祝1959年农业战线上第一个大胜利的时候，不仅要认真总结小春生产的经验，鼓足更大的干劲，争取大春生产的更大丰收，实现今年农业增产的计划指标；而且还要珍惜我们已经获得的劳动果实，更勤更俭，精打细算，妥善地安排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因为这是巩固人民公社，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在去年的公社化和农业生产大丰收以后，有的地方有些公社曾经一度对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注意不够。应该懂得：勤俭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勤和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勤，是勤劳生产，苦干实干巧干，充分地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增加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收入。俭，是精打细算，合理开支，把每一文钱、每一分劳动力都用到最迫切需要的生产建设上去，用尽可能少的钱和尽可能少的劳动力办尽可能多的事。只勤不俭，把辛勤劳动的果实，任意挥霍，就不能增加积累，就会造成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就不利于公社的巩固和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只俭不勤，更不能增加生产、增加积累，也更不利于公社的巩固和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我们还应该懂得：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项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生活的改善应该是有计划的。如果离开了发展生产这个基础，把生产出来的东西，无计划地、无限度地大吃大喝，不考虑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这不仅对国家和集体没有好处，就是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只顾暂时的、眼前的享受，缺乏宏图大志，不努力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是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于人民生活逐步地更好地改善。
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就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必须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干部的教育，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勤劳俭朴的风气普遍地巩固地树立起来，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并对铺张浪费行为造成公众的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在人民公社内部，要建立与健全一套适应目前农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新的情况所需要的管理制度，对各项财务开支，实行严格的群众性的监督。同时，还要注意总结经验，学会当家理财，善于安排生产和生活。
丰收不忘勤俭。只要我们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会使我们今年的生产出现更大的跃进，使人民公社的经济更好更全面地发展起来；一定会使全体社员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获得更大的改善。
（摘自四川“上游”第六期评论：“庆丰收，谈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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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牢固地树立经济核算思想
经济核算是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贯彻节约制度的重要手段。借助它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能够正确地反映出生产和经营管理是否合理，是否经济，从核算、分析、比较中，找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的途径。
当前，更需要注意加强经济核算工作。这是由于经过去年的大跃进，许多企业的生产大大发展了，产品品种扩大，设备增添，职工人数增加，要求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迅速跟上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同时，在去年大跃进中，通过发动群众，对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作了改革，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出现了有些必要的制度应该立而未立或未能严格执行的情况，有些企业的领导人员经济核算思想淡薄，对多快好省的方针执行不全面，因而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管理混乱、制度松弛、大手大脚的浪费现象，也要求在继续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把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不重视经济核算，浪费现象便会滋长起来。有些企业在劳动力使用上忙闲不均，非生产人员比例过大，不知道一个劳动力的生产量是多少，不注意合理调整劳动组织，来提高劳动效率；有些企业有许多材料缺乏合理的消耗定额，大材小用，整材零用，优材劣用，甚至积压了有用的物资，使国家无法统一调拨原材料，保证各方面的需要。
不错，我们去年赢得了生产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基本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如果我们不注意精打细算，以为浪费一点无所谓，那末恰恰由于家大业大，一点一滴的浪费，加起来就是个大数目。毛泽东同志说：“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想一想：对待这样一个很大的矛盾，是不是经常想到了？对待这样一个勤俭方针，是不是身体力行了？为了继续跃进，就必须加强经济核算，只有加强了经济核算，才能促使生产多快好省地全面跃进。放松经济核算，不注意堵塞浪费的漏洞，不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就必然会造成生产上很大的损失，降低生产发展的速度。
（摘自上海“解放”第十二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