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古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 杨锺健
古生物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意义
古生物学，是研究埋藏在地层中的古代生物遗存的科学。在地球发展的历史中，自元古代后期起，即有相当可靠的生物遗存。自元古代初期起，就有了相当丰富的生物遗存，一般叫作化石。从古生代起到现在，一般估计有五万万年上下的历史。生物发展的总时间，当然比这还要早。不过古生物根据丰富材料，能够较有把握地研究生物发展的过程，是从古生代的寒武纪开始的。
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有的是直接的，如植物的枝、干、叶、花，无脊椎动物的硬壳和脊椎动物的骨胳、牙齿等。有的是间接的，但根据这些间接的材料，一样可以研究出生物过去的构造以及活动情况，如各种印痕、粪便、石器等。
由于古生物材料本身形成的关系，在研究上，它就很自然地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保存在地层中，是构成地层的材料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为地层方面提供极可靠的论据，鉴定和对比地层的年代、分布情况和当时生活的种种自然条件等。因此，古生物学是地质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枝。它和矿物、岩石等一样重要。另外一方面，因为保存下来的材料，实际上是过去死亡了的生物。因此，研究的方法，一经采取和修理完毕以后，基本上是用生物的原理和方法去研究。研究的结果，很自然的就构成生物本身由低等到高等、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很难想像，研究古生物学而能离开地质学和生物学两方面的基本知识。
因为古生物代表着现代生物以前各阶段发展的历史，所以很自然的也就按照现代生物分类的方法，把古生物学分为古植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和古脊椎动物学三大类。
古植物学，是以研究古代植物化石为对象的科学。植物化石在地史上发现最早，远在古生代以前。在近代发展中，关于孢子花粉的研究，由于在地层意义上十分突出，所以发展得很快。古无脊椎动物学，是以研究古代无脊椎动物化石为对象的科学。古脊椎动物学，是以研究古代脊椎动物化石为对象的科学。在近年科学的发展中，由于一些微小生物，如轮藻、有孔虫、以及鱼鳞和微小动物的牙齿，对于地层鉴定，具有特殊意义，因而发展成为一分枝科学，叫作微体古生物学。另外，古脊椎动物方面的人类化石和其有关的石器，因为和我们人本身的起源和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也形成一个分枝科学，名叫古人类学。即就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还可以分的较细，如关于鱼类，形成古鱼类学；哺乳类，形成古哺乳动物学，等等。总的说来，古生物学是范围很广、涉及面很多的一门科学。就它的性质讲，既是一门物质的科学，也是生命的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因而，研究这门科学，除了需要上述地质和生物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基本知识，也要吸取。
研究古生物学的意义，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首先是古生物学的实践意义。古生物化石既然是保存在地层中的产物，它对于地质学的实践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它在各种时代不同的地层中，又经过地壳的造山运动等变化，显得杂乱无章。要把这些地层排排队，按照造成的时代排列顺序，一个经常用而且是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化石。事实上，古生物学就是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由于开矿的需要而迅速地成长起来的。地层排了队以后，对于一个地区的地质情况的了解大有帮助。如：那些是发育的地层，它同有用矿产的关系如何；那些是缺失的或者是发育不全的地层，因而没有希望或很少希望找到有关的矿产等等。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组成地质科学中的地史学的重要部分。
其次是生物演化的意义。各地质时代的生物不是一样的，而且每一种每一类生物都有它的初生、发育、以至衰亡的过程。有的过程很长，有的很短，把这些发展过程汇总起来，就构成全部生物的发展历史。这个历史，对于了解在过去亿万年过程中，作为各时代生物活动的情况记录，是十分重要的。现代生物只是过去悠久时代生物演化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幕。为要了解目前生物的来源、发展、以及生活的种种情况，必须追溯其过去的历史。必须承认，根据其生物化石的材料所理解的过去生物情况，是生物演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最可靠的见证。当然，在地质上由于地层的缺失，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更详尽的采集所有必要的化石，这样的材料，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研究的结果，在各个重要方面所获得的材料，已足够确立正确的唯物的演化理论。即或有缺失的部分，并不十分妨害对于总的轮序的理解，正同戏剧中的暗场，并不妨害我们理解全部剧情一样。古生物学对于研究生物演化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研究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是有很大作用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从猿到人的学说，正充分地引用了到那时为止已获得的材料，就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第三是在文化上的意义。由于下列三个原因，至少在古生物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对研究文化的意义是十分突出的。一是若干生物演化的一些关键性种类，如最原始人，最早发见的鱼，或其他生物。这些材料一般的是非常的稀少的。二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古生物材料并不很多，因为并不是所有死了的生物都可成为化石，而所有化石又不是很容易地就可采集到手。再加上化石一方面地区性很强，往往有许多生物只在某些地区有，其他地区就没有；另一方面它的世界性也很强，一些生物的形成与分布同其他地区往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要了解甲地方的化石就必须以了解乙地方的化石情况为必要条件。三是有许多躯体特大的生物，如恐龙等，不但稀少，而且为一般人所注意，也最容易通过这些标本，说明生物演化上的一些问题。但它们一般的又很少。总起来说，古生物标本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稀少的标本。
以上说的古生物学三方面的意义，对各门类来说并不是完全平衡的。一般说来，对于地层鉴定与对比，古植物和古无脊椎动物的作用最为突出，但古脊椎动物也有很重要的区别地层作用，特别是陆相地层，对于了解古代气候、海陆分布、成矿条件，三方面当然都有作用，但在个别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在分量上有所不同。值得特别指出的就是由于脊椎动物化石和人特别接近。又由于这一方面的许多门类的演化特别具有说服力，如马的进化，人的演化等。又由于许多脊椎动物化石的完整骨架，如恐龙等，不但为专家所注意，也为一般群众所欣赏。因此，从生物演化和文化意义上来说，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就显得更突出一些。
迅速发展中的古生物学
古生物学在我国的发展，追溯起来是十分悠久的。对于从变迁来观察、了解自然现象，很早就有。如诗经上所说的“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已包含有侵蚀和堆积的地质的正确意义。庄子曾说：“风之过河也有损焉，日之过河也有损焉”，也对自然界的蒸发作用、风化作用有正确的理解。古生物方面的直接例证，如“沧海桑田”之说，就是唐时颜真卿从古生物方面直接观察出来的。以后宋朝朱熹有相似的说法，也是根据螺蚌等化石才推断出来的。宋时的沈括对植物化石也有科学的理解。这比欧洲对于化石的真正理解，如达·芬奇要早好几百年。
但是把化石当作一门新的科学来研究，并且使得化石发挥像以上所说的那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作用，却是后来的事情。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可以说是古生物学发展的青年时代，在这个时候奠定了古生物学的基础，才有近几十年更重要的发展。
由于欧洲文化的东侵，我国古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一开始，无论哪一门类都是由外国人搞起来的。随着时代的进展和解放以前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窳败政治，有些外国方面竟肆无忌惮地在我国进行长期的古生物方面的采集和发掘工作，特别是古脊椎动物化石方面。
我国人虽然开始自己的古生物系统研究很晚（从1922年开始才有中国人自己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进展迅速，很快就形成了相当可观的队伍。在短短的十年中，随着地质学的发展，发现了无数的化石地点，发表了有一定意义的短文和专门性的报告。这些论文一般地对地层年代对比的研究工作，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有些著作对生物方面的演化关系，补充了或改正了已有的有关方面的学说。
但是古生物学在中国高速度的发展，还是在解放以后的十年中。从人员讲，比从前增加了许多倍，从事古生物的研究单位也大有增加。从学科方面看，首先最突出的是增添或大大加强了孢子花粉和微体古生物的研究，因而对地层方面的贡献也很大。几乎在古生物的所有各方面，从微小的轮藻化石到人类化石，都发见和研究了大量的新的材料，从而在实用上和理论上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举例来说，在山西武乡、宁武等地所进行的勘探和发掘工作，在地层上认识到下三叠纪和上三叠纪（石千峰统和延长统）之间有可归于下三叠纪上部一新的统（我们叫作二马营统）的存在。这个动物群在研究生物演化上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它是以类似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为主要组成部分。它的许多二齿兽化石和其他化石，都是以前只认为在南非洲和欧洲才能发见的。因此，在哺乳动物的演化史上和当时动物分布的研究上，都起了重大作用。十年以来，古生物各方面的进展，超过了解放以前的三十年，有很多的门类，不只是像过去所做的那样，根据一些零星材料作出结论，有许多结论是以大量化石为基础作出来的。如关于延长统植物群，广西的菊石、山东莱阳的恐龙等等。可以说，中国古生物学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大量材料的收集，以动物群或以地区为重点的深入研究，和对地层与生物演化更透彻的阐述为特征的。
尽管我们的工作成就很大，但也还是有缺点的。从区域上讲，有许多地方化石还发见的很少，甚或没有；从地层上讲，有许多地层还未发见过化石；从生物门类上讲，有些应有的门类还没有发现。在工作方面也表现着对地层方面的探讨不够。有些限于材料贫乏；有些由于工作不深入，从而对地层研究发挥的作用不够。在研究中从生物演化观点来深入讨论还不够。这不但对生物的研究说是个缺陷，也影响了对地层的正确认识。当然，这些缺点比起所取得的成绩来是很次要的，并且相信由于工作的日益进展，必然可以得到克服。
光明远大的未来
中国古生物学有光明远大的未来，是一个肯定的、能够实现的预言。这是由以下的事实作为保证的。
首先是在党的正确科学政策的指导与鼓舞下，古生物学的发展不可能是一个例外，何况它在生产实践上和科学理论上和历史唯物主义上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其次是在我们这么伟大的广阔的土地上，无论从地区讲或从地质时代讲，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化石。人类化石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像中国猿人那样丰富而具有意义的重要材料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些化石的重要性，也是由我们国家的地理地位所决定的。从地理上看，我们国家所占的地位正是生物分布上亚洲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是过去无数生物门类发源的地方，演化分枝的地方，和美洲、欧洲、非洲等生物区来来往往所必经的地方。在陆地如此，在海洋也如此。过去许多海侵时期，东西南北的海洋都不止一次的延伸到我们的大陆。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古生物材料研究不清楚，全世界的过去地质和生物发展历史也搞不清楚。从古脊椎动物化石方面来看，有人说中亚一带是脊椎动物发展的中心，而其他地带不过是脊椎动物发展的边缘地带罢了。这话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也就增加了我们工作的责任。我们除了把自己国土的地层通过对古生物的研究搞清楚外，还有责任把全世界古生物空白填补起来。就我们的化石丰富情况来看，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第三个保证就是苏联的无私帮助。中苏两国的古生物学研究的联系是频繁的。苏联古生物专家前来中国多次，有的访问，有的讲学，有的帮助我们培养干部。我们两国更合作进行中亚地区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长期发掘与研究工作。这个以中亚古生物问题为中心的考察队，今年起先在内蒙古工作。相信一定能解决以上所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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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造山运动：由于地壳的内力作用，地壳时时在运动中。地壳的运动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可以分为造陆运动和造山运动两种。造陆运动较缓慢，是地壳的稳定部分的上升或下降运动，对地层也有时起断折作用，但不剧烈。造山运动较剧烈，是地壳稳定部分的左右运动，一般的很剧烈，使地层起各种变动，甚至可以倒转过来。两者又是互相连系的。地史上有多次的造山运动，以前的造山运动，多因时间悠久夷为平地或低的山丘。新的造山运动，使如喜马拉雅山等成为高山。我国的主要高山，大多数和新的造山运动有关，或受了新的造山运动的影响。
元古代：地球的全部历史，经过的时间很长，为了便于研究，把它分为若干代，每代分为若干纪，每纪分为若干世，每世分为若干期。在元古代之前有太古代，之后有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寒武纪：在地球的历史中，古生代共分六个纪，寒武纪是其中的第一个纪。寒武纪之后还有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寒武纪延长约八千万年。
三叠纪：中生代共分三个纪，三叠纪是其中的第一个纪。三叠纪之后，还有侏罗纪和白垩纪。三叠纪延续约三千五百万年。
石千峰统：在区域地质上，经常用一地名代表一个纪的某一时期所造成的地层。石千峰统就是根据山西太原西山的一个山头命名的。它的地质年代，经常有争论，一般当作古生代末到中生代初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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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
许涤新著 科学出版社出版
杨坚白
许涤新同志著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一书，初版于1957年，不久以前又出版了1959年修订本。这一次，作者根据我国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情况，又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全书共十五章。前五章综合地论述了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和实质，以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第六至十二章，分别地分析了我国的部门经济、国家财政预算和国民收入的发展变化。第十三至十五章，又从社会再生产、阶级关系，以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方面，概括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是把经济分析同政治分析较好地结合起来。谁都知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当我们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就不应该离开政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的发展无一不是跟政治活动紧密结合的。例如，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都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通过全民性的群众运动而实现的。我国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引起了国民经济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引起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气大大上升，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政治空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局面。作者正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特点，既从经济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也从政治方面进行观察和分析，因而使这本书具有了鲜明的现实性和战斗性。
这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基本上做到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的问题，这在认识论上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有的人把理论同实际混为一谈，例如认为“实践就是理论”；一种是有的人只谈抽象的概念，不结合实际，尤其是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常常有人由于强调采取抽象法进行研究，而忘记了从实际出发，把现实经济中的经验综合上升为理论。从这本书的内容看来，作者既不是抽象地来谈论经济理论，也不是简单地罗列现象，平铺直叙，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跟我党的政策、路线和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发展的史实结合起来加以论证分析。这样，就把党的政策、路线和实际经济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去，而理论也就具有了生动的内容。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作者在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时，都是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具体地分析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规律就起作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规律就不起作用。我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作者从分析中所得出的结论，一般说来，也是正确的。如所周知，客观规律是不能创造、不能改造、不能消灭的。客观的经济规律也是一样。只要某一经济规律具有它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它就必然以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发生作用。反之，如果经济条件还不具备或者不复存在，那它就不能发生作用或者是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那种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空谈某某规律的作用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不足为训的。在这里顺便提一笔，作者在书中一再谈到某某规律的作用受到“限制”，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够妥当，因为规律的作用是不能“限制”的。实际工作者所说的并不是限制不限制的问题，而是某一规律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当然，我的这个看法也是可以作进一步探讨的。
第二、这本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政策性和理论性都比较高，它基本正确地反映了我党在这方面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成就。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本书确是一本好书。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在这里，也只扼要地谈一谈。
第一、关于这本书的体系问题。关于反映过渡时期经济的著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系才好呢？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作者曾经为此作过努力，但是据我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从这本书的章节上看，作者是把几个经济规律、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史实，分别在不同章节中论述的。可是，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开的。例如，我国过渡时期的所有制形式和三大改造，从理论方面来说，它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具体运用；从政策方面来说，它是在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实现的。又例如，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化，从理论方面来说，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具体运用；从政策方面来说，它也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实现的。把这些事实上无法分开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述，而在讲理论的时候要讲政策和事实，讲政策的时候，要讲事实和理论，讲事实的时候又要讲理论和政策，这样就不免造成重复，从而使本书的理论水平未能达到应有高度。
从这本书的序言中看出，作者是企图从我国的社会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角度来观察我国国民经济的变化的。因此，我在设想（仅仅是设想），作者如果是以我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以我国的三大改造事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为目展开论述，并且把党的路线政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就有可能使理论同实际结合得更好，使本书的理论性更高。如果是采取另一种方式，例如以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纲，来论述我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国民经济发展，也可能比本书的体系要好些。这些意见很不成熟，不一定妥当，仅供作者参考而已。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阐述问题，正像作者所正确指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但是，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于这样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仅仅在第二章第三节中用不长的篇幅来阐述它，而且在我看来，还阐述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
作者在这一节中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不是孤立地作为一个技术问题去处理，而是明确地作为一个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潜在力量的政治问题去处理，而是辩证地把它同正确地处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联系在一道来处理的。”这样地来处理生产力问题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为强调政治作用和群众运动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革命的重要意义，那就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原意不相符了。如所周知，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而且从发展前途来看，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速度更快，归根结底，也在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就是开展技术革命运动，也就是依靠政治挂帅，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鉴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获得胜利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刘少奇同志在同一报告中对于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作了详细的论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在这一方面给以应有的重视。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间的矛盾问题。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肯定地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但是，我们必须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什么是过渡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区别开来。
根据个人的粗浅认识，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产品集体所有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逐步过渡到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某些生产部门由于生产大跃进，某些工资的形式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等等，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至于资本家还在拿定息因而同生产力发展有矛盾，领导者和管理人员的官气同生产力发展有矛盾，等等，都是过渡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作者在这本书中，一方面指出定息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残余，官僚主义作风及其意识形态来说乃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概括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的矛盾”。显然这在逻辑性上是不够严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