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苏联文学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任务
——在第三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苏尔科夫
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的规模，强烈地激动着全体苏联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心灵，鼓舞和号召他们去创造关于共产主义建设者、关于他们的英雄事业的新的富有才华的作品。
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讲的这些话：
“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仅需要有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需要有社会全体公民的高度觉悟水平。千百万群众的觉悟程度愈高，共产主义建设的计划就将完成得愈顺利。”
“为了达到共产主义，达到最合理和完美的社会——那时候每个自由的人的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都将完全展示出来，我们现在就必须培养将来的人。必须发扬苏联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这种道德的基础就是：对共产主义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势不两立，对社会义务抱有自觉心，积极参加造福社会的劳动，自愿遵守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准则，实行同志的互助，一贯忠诚老实，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毫不容忍。”
这些话包含着我们将来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和道德的内容。它们扼要而又明确地说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道德面貌的基本特征。
在尼·谢·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以及在大会代表们的各个发言中，对于文学艺术在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化方面的作用，曾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苏联文学艺术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任务的时候，尼·谢·赫鲁晓夫着重指出了：对于作家和艺术工作者来说，“再没有比我们的艺术所面临的任务更为崇高的任务了，这个任务就是：鲜明地刻划人民——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英雄功勋。”
同志们，请把这几句话仔细思考一下吧！要知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最大的创作的快乐，就是看出我们的人民身上每日每时所产生的一切新的先进的东西，就是看出、研究、用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把它们体现出来，从而促进这种新东西的形成、巩固和扩大。我们都高兴作新人的揭示者、提倡者和歌颂者，这种新人满心欢喜地向往着共产主义，在党的鼓舞下从事于英雄事业。
在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道：“文学、戏剧、电影、音乐、雕刻和绘画的工作者的使命，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今后仍将成为党和国家在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发展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成高尚的审美趣味、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方面的积极助手。”
共产党号召我们向前迈进，创造那无愧于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人民的伟大文学。
我们在党的支持下是强有力的，我们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广泛地讨论一切令我们激动的问题，将找到一个正确的捷径，可以创造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来积极帮助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广泛团结一切作家力量
为了明白了解文学的增长情况，必须知道，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国出版的文学书籍数目增加了一半以上，而发行数额则差不多增加了四分之三。增长得特别大的是各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在这四年出版的文学作品中间，新作家的作品占有显著的地位。
党对约·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批判，虽然在我们中间引起了各种不同的感受，却得到了作家们的热烈支持。可是，在文学工作者中间却出现了一些对个人迷信期间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作了不正确解释的情况。在刊登在《新世界》杂志、《莫斯科文学》集刊以及其他若干出版物中的许多文章中，在各次作家会议和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暴露出了一些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有一些文学工作者，受到了修正主义情绪的影响，力图以歪曲的形式来描绘苏联的现实，抹煞共产党的主导作用和人民在它领导下所获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同文学艺术中的修正主义的各种表现的斗争，是反对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并使文学离开它的主要发展路线的企图的思想斗争，是捍卫列宁的文学中的党性——人民性的最高表现——的斗争。诬蔑诽谤的倾向在当时出版的一些小说、诗歌、戏剧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苏联作家，在同各种修正主义倾向的斗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试验了自己的思想武器，而且斗争的结果，是在思想上更加健壮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
请允许我代表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和全体苏联作家，热烈地感谢共产党、党的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感谢他们在同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给了全体艺术知识分子、首先是文学工作者们以强有力的思想的帮助。（经久不息的掌声）党的领导活动家同作家积极分子所进行的几次著名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卓绝的政治教育的学校。尼·谢·赫鲁晓夫在“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纲领性的党的文件中所概括和说明的思想，他所提出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主要发展路线的原则，是对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政策的基本原则所做的在深度和力量方面非常精采的阐明，也是科学地发展列宁给奠定了基础的那个政策的光辉的典范。
尼·谢·赫鲁晓夫极其出色地给我们上了一课，要我们对思想斗争的问题抱持党的态度，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干部采取列宁式的关怀态度。（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说：“我们希望在原则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让步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文学艺术的一切力量。为了这种团结，现在正展开原则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可以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更坚定地站稳立场，提高创作积极性。……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应当不仅看到他昨天做了什么，而且也应当看到他明天能做什么，这是主要的，我们应当帮助这种人认识缺点，尽快消灭缺点和改正错误。”
正如近年来的实践所表明的，应用尼·谢·赫鲁晓夫所推荐的批评方法，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大多数发表过错误言论或在作品中歪曲地描写过现实生活现象的人，都已经认识到自己不久以前的谬误，并且表现了在自己将来的文学活动中摆脱这些谬误的志愿。
但是，将来我们也必须牢牢记住，修正主义依然是思想斗争战线上的主要危险。
在这些年代中，我们吃到了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宗派主义的苦头，我们同它们进行了斗争。我们必须和从前一样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任何表现保持警惕，也必须对一切带小集团作风的东西势不两立，因小集团作风在健康的作家集体的生活中是不可容忍的。
同志们，在我们这里，现在有着广泛团结一切作家力量的良好环境。这是为共产主义的幸福而进行顺利的创作工作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反映现代是最重要的政治、艺术、美学的要求
我们的现代——一个进行各种宏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的时代，一个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代——是极其壮丽的。摆在艺术面前的要求真实和鲜明地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任务，是非常重大的。现代这个字眼确定了在全苏代表大会以前所举行的一切作家代表大会和会议的工作方向。这是自然的和合乎规律的。面向共产主义建设的主题，就给作家们规定了主要的职责——作人民伟大事业的编年史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反映现代，这个要求在今天是最重要的政治、艺术、美学的要求。
在每个真正艺术家的心中都有一个想作合乎时代要求的人的志愿。
要求反应现代迫切的主题，并不限制艺术家的活动，而是扩大他在选择素材、体裁和艺术手法上的各种可能性。在以艺术反映我们现代生活的道路上，作家的视野扩大了，他同人民生活的联系增强了，他对现实的认识加深了，他的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正因为如此，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各次讨论中，所谓的“距离论”就遭到了公正的批判，因为它想从客观上证明在文学创作中脱离生活和迫切的时代需要是正确的。
世界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正如苏联所有兄弟文学的历史一样，都驳斥了这种虚伪的理论。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一些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作为对当时的激动人心的主题的生动的反应而产生出来的。
最有才能的苏联作家们的全部经验，驳斥了把专门写所谓“永恒”主题的文学同充满现代激情的战斗文学对立起来的错误作法。是否能够在一时的和短暂的东西里面展示出通常所称为“永恒”形象的东西，这取决于艺术家的历史眼光的锐利，取决于他的思想视野和才能力量的广度和深度。在福楼拜的爱玛·波华莉、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萧洛霍夫的阿克西尼亚这三个形象中，是有一些她们共同的悲剧性的妇女爱情的“永久”特征。但是，能不能设想，这些形象中间每一个都能超出她所生活的时代和她周围的社会和民族环境而存在于文学中呢？以激动人心的主题和现代的素材所写成的若干文学作品之所以生命短促，并不是由于当前要求的迫切，而是由于它们在艺术上的毫无办法。
正确地阐明了的现代的要求，可以把苏联文学提高到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这种要求是以对现代的英雄素材作真正艺术的体现为前提。对事件作仓卒草率的反应，既没有深刻的艺术概括，又没有了解事件的历史意义，是不会满足我国要求严格的读者的。
在读一些作品的时候，常常清楚地感觉到，那些写现代主题的作品之所以是思辨性的、例证性的、说教性的，并不是因为作家缺乏才能，而是因为作家对自己所描绘的人们的生活状况、生活方式和劳动活动的具体条件认识不够。我们有时忘记了，在文学中要想进行巨大的发现和大胆的艺术概括，只有把思想视野的广度同人民生活各种真实表现的有机的知识结合起来，这才有可能。
同人民保持经常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我国文学的主要特点。在胜利的日子和遭受灾难的岁月，我国文学始终是和人民接近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才热爱它，正因为如此，作家的职业在我国社会中才受到尊敬。
但是，决不是所有的文学家都能夸耀自己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的。
党指示我们要在共产主义教育中起它的助手的崇高作用，党期待于我们的，并不是对它向人民群众所提出的口号作仓卒的近似的例证。党期待于我们的，是对人民生活进行巨大和深刻的艺术考察，是用艺术形象展示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的性格的形成的复杂过程，党也期待着这样一些文学作品，它们不仅有助于深刻地认识世界，而且积极参加对世界作共产主义的改造。
给文学工作者开一个处方——他住在什么地方最好，这未必是应该谈的。可是，大多数作家现在主要集中在各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和各省的最大中心城市，这也决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今天在西伯利亚创建新的科学中心的院士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要对作家同生活的联系方式问题求得最正确和很有成效的解决，就必须认真切实地研究一下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年代在工地上和集体农庄中的作家工作的经验，研究一下战争期间作家工作的最丰富和最有成效的经验。在最近几年一些已经顺利地解决了自己同人民生活的联系问题的作家所积累的经验中，也可以找到不少很有教益的东西。我们不能忘记，作家之深入到苏联各兄弟民族生活中去，曾经在文学上有了怎样良好的反映：俄罗斯作家们创造出了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塔吉克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作品来，而这些民族的作家们也创造出了那些在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自己共同的幸福的未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形象。
短篇小说和特写要为当前战斗性的主题服务
要创造广阔的多方面的人民生活的图画，就必须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戏剧作品、史诗或抒情诗。所有这些体裁都要求进行艺术的研究的工作，也要求对人物性格、人民生活画面和自然景色等等进行精雕细刻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是会出现的，而且必须使它们快些出现。可是，这样的作品有时候就不得不等待。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列克舍·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摩赫塔尔·阿乌艾佐夫所写的优秀的哈萨克散文作品“阿拜的道路”、塔吉克文学的经典作品、萨特利定·阿伊尼的“奴隶们”和“布哈拉”，或者像安特列·乌比特的“绿色的土地”和“透过乌云的一线光明”这样一些描写拉脱维亚劳动人民生活的一组史诗，都不是一下子突然出现的。文学的经验同时也表明，描写现代生活的史诗式的大作品是紧跟着事件的崭新的踪迹创造出来的。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的第一卷和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卷。我们的读者是感谢这两位作家的，因为他们在反应最激动人心的当前主题的时候，能够用类似史诗的体裁创造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
谈到作家对现代主题的更迅速和成功的反应，我要请大家注意，文学中存在着一些样式和体裁，就其性质讲来是注定了要反映今天的人民生活的。属于这种体裁的是短篇小说。艺术性的特写和作家的政论文章，对于迅速反应当前的主题也是一样有用的。
多民族的苏联文学有它自己的特写发展的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四十多年以来形成的，把特写看作是侦察兵式的体裁和短兵相接的战斗的文学武器。
我们有权利认为一些特写是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的武器，因为它们在人民生活里揭示出那种产生于共产主义建设日常劳动中的新的重大的事物。
华伦丁·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和“困难的春天”两书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作者利用了特写这一体裁所固有的主要的性质，非常敏锐地注意群众关心的问题，大胆和主动地提出新的重要的问题去让社会讨论，作者热烈地关心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加以消除。
不过，必须指出，我国报刊上往往在特写的外貌下刊登一些灰色的死板的文章，关于这些文章马克西姆·高尔基当年曾经说过：“特写的一般缺点，差不多就是话讲得太罗嗦。本来有十个字就够了的，却堆砌了三十到五十个字，因此，作者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就淹没在废话的垃圾堆里了。”
在作家的政论文章面前，巨大的发展的远景正在展开着。政论文章是同我国文学史的每一个日子分不开的。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高尔基的政论活动。政论文章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年代中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政论家们曾经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我国文学史中写上了真正英雄的篇页。
现在，文学工作者们亲眼看到，在人民生活中正发生着劳动热情的奇迹，正扩大着和发展着来自人民群众深处的创造性的首倡精神。对于赞扬新的人民创举的热情奋发的政论文章，对于愤怒谴责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的政论文章，这难道不是它们的发展的良好基础吗？
共产主义建设者是文学的主人公
人是文学的主要对象，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这也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的。但是，实际上，甚至在最近几年获得广泛声誉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恰恰在刻划人物性格方面软弱无力，往往是作者轻描淡写地涉及到某些迫切的问题，而不一定是令人感动地表现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们。把人和他的工作割裂开来，在文学作品中写各种各样杂乱的主题——这样的缺点是我们应该认真谈一谈的。
关于如何“构造”正面人物的拖延不决的争论，是不大有什么教益的。这种人物当然不能是一个“有毛病”的人，而“理想人物”这个术语仅仅带来了混乱，使人以为是一个没有形体的圣徒画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针锋相对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消极的看法，是“无冲突论”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关于这一点，在党的文件“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已经有了清楚和明确的说明。
文学一方面用人们的正面的形象和现实主义的光明的画面来肯定新事物对旧事物的胜利，另一方面愤怒地否定和谴责旧事物的残余。遗憾的是，我们的讽刺文学发展得不够成功，比其他体裁更软弱无力。讽刺杂志在各兄弟共和国的受人欢迎，就表明这种文学体裁在同阻碍我国社会顺利前进的一切事物的斗争中是大有可为的。
我国文学从来都不是宁静闲逸的，不过它的与生活真实相符合的批评原则，总是和想对新事物作诗意的肯定的主要愿望结合在一起的。毫不足怪，修正主义者特别猛烈攻击的恰恰是“正面人物”这一概念本身。有个别的文学工作者，近年来表现了思想上的动摇，也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对苏联文学的正面人物表示了讽刺的态度。
苏联人，像他今天这样，有他自己的一切真实的优点和缺点，他精神奋发和意气昂扬，但也有还没克服掉的过去的残余；这个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新人，就是我国文学的正面人物的原型。他是一个英雄的人，因为四十多年来他完成了种种的奇迹：摧毁了我国好多世纪来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建成了新的社会，在同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主义的最残酷斗争中保卫了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正顺利地建设共产主义。
创造现代人的概括的形象是特别迫切需要的，因为在生活本身中现在正形成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他的特点是人们，例如，从共产主义劳动队的参加者身上就看得出来的；现在苏联文学的使命，就是特别积极地帮助党培养新人，形成新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促进新人的性格的形成——难道还有什么比历史所赋予苏联作家的这个使命更光荣、更壮丽！
高尔基教导我们道：建设新的事物，是意味着迎头赶上新的事物，把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的火花吹成熊熊的烈火。我们有了许多描写人民生活的真实的和有才能的作品。但是，大约十年前一个大作家说过，我国文学暂时还缺少高瞻远瞩和落拓不羁的气概，他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上，我们好像是羞于歌颂今天的人，羞于强有力地着重表明他们身上的新的共产主义品质的产生。
作家一方面歌颂忠实于生活真实的新事物，另一方面细心地在今天的人的身上概括出将来的特点，指出同旧事物斗争的紧张情节，而强有力的巨大的性格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显示出来的。
尽管如此，我国文学是不回避描绘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过，苏联作家从平凡事件中是能够识别出事件的历史意义的，他力求表明，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劳动中，在一切社会的个人的关系中，未来的人是怎样形成的。
没有什么渺小的主题，只有对主题的渺小的处理。生活方式、家庭关系和爱情关系，对谁也不是禁止写的主题。在人们的生活关系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谁从来也没有禁止谁去写过。对这些矛盾保持虚伪的缄默，只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但是不能容忍的是对生活主题作这样的处理，例如，在小说、抒情诗和戏剧创作中，把生活主题处理得很窄狭，不从远大处着眼，只归结为尽人皆知的“三角恋爱”，而且在爱情冲突背后，与真实相违反，一点也感觉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
新的感情和观点是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在一天之内就产生出来的。我国文学往往是多么缺乏那些迎头走向共产主义的人们的豪迈的性格，多么缺乏一些站在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水平之上的英雄人物。和其他的文学中的人物比较之下，苏联人想得多，沉思得多，争论得多，感受得多，他们所过的理智和情感的生活也强烈得多。
必须大声疾呼地说，我国的许多文学作品的智力深度是不够的。
我们有一些有才能和智慧的作品获得了全体人民的热爱，这些作品都已成为青年一代的“生活教课书”。不过，这样的书是很少的，同时还出版了不少的作品，它们不能引起人们去思考新的问题，不能召唤人们去寻求解决切身重大问题的办法。对于现代作家来说，还有什么比窥探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心灵的机会更能引人入胜的呢？
艺术技巧也要成为世界第一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说道：我国的文学艺术能够而且也应该力求不仅在内容丰富上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在艺术力量和技巧上也成为世界第一。
这个号召应该引起大会代表们的特别注意。无怪乎在各兄弟文学的所有代表大会上，对于掌握高度艺术技巧谈得很多，而且谈得很认真。无怪乎从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发表在报刊上的读者的反应中，往往听到了对许多新书艺术质量不高的怨言。
读者有怨言，对作家提出很多的要求，这是正确的。
我们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出版了很多很多的书。剧本和电影脚本也写了很多。但是，遗憾得很，我们仔细看一看大批新作品的时候，就不得不认定，其中有一些作品写得很平庸，水平不高，甚至在许多标志着作者的真正才能的作品中，惹人生气的是对语言、描绘手段、结构的马马虎虎态度，就是说，对所有那些东西的马马虎虎态度，而如果没有那些东西，任何最迫切的素材、任何最激动人心的主题都是不起作用的。要知道，内容如果给自己找不到适当的形式，就不能够影响读者的思想倾向和感情。
掌握最高的写作技巧，这当然是作家自身的事情。不论是处理稿子的编辑，或者是评价作品的批评家，谁也不能够弥补该作品的作者的这个特点：缺少才能或者在艺术上没有能力和毫无办法。
但是，如果一个编辑一时被作品内容的迫切性所感动，或者仅仅注视作者的巨大的声誉，而对于作品的艺术缺点佯装不见，如果一个批评家在评价一部作品的时候，也是根据同样的理由而这样评论它，仿佛这是一篇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文章，或者是一种关于采用新土壤耕种法的科学研究，那末，他们就会成为制造废品的参加者和展开争取高度文学技巧水平的斗争的障碍物了。
文学才能的性质是十分复杂的，是不可能加以整齐划一的。在文学史中我们有一些作家，他们支配了整个的文学活动领域——诗歌、小说、戏剧、批评和政论。在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也有许多表现多方面才能的例子。但是，有一些卓越的独特的才能，只在较为窄狭的范围内展示出来。有一些作家，仅仅爱上一种文学样式——小说、诗歌或剧作。有一些作家仅仅醉心于长篇小说，而对于短篇小说不感兴趣。有一些诗人，只是写抒情诗，或只是写叙事诗。还有一些作家，仅仅倾向于历史的体裁，或是科学幻想的体裁，或是惊险的体裁。
的确，正是由于上述各种才能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现代文学这样的多方面的整体。
文学舆论界的任务，编辑和出版者的任务，首先是那以自己的评价来指导才能的发展的批评家们的任务，是在于认清每一个作家才能的性质和他的主要的倾向，帮助他向最顺利的方向发展下去。
反映生活中的新事物，就需要在形式方面有所革新，这一点我们往往忘记了。
（明日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