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桂林山水
——兼谈自然美
张庚
早就听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一直没有机会欣赏，这回因了某种机缘到了桂林，又恰恰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得到了畅游的机会。
桂林多雨，我们来游的机会不巧，正逢着一个多雨的季节，不能很快地出游。但是这高涨的游兴怎么能够压得下去呢！小逛了市区的公园之后，就决定先去阳朔。阳朔虽也多雨，但比桂林就少了。这件事打破了我们理想的安排，因为在这一带的风景中间阳朔的最美，有所谓“阳朔山水甲桂林”之称，我们原是想由浅到深，渐入佳境的，现在只好先从最美的地方看起。
一早在细雨中上了漓江的小木船，开始了游览的航程。桂林去阳朔六十五公里，原是有水陆两条路的，陆上的汽车只要两小时，而水上的航程却要走一整天，但是如果要欣赏美丽的景致就得坐船，桂林、阳朔的风景许多就在这条航路上。
船开始向前移动，熟悉的同志为我们指点着七星岩、月牙山，一面为我们解释着命名的理由。原来这一带的山都因为它的形象得到自己的名字，如象鼻山有些像一只伸着鼻子在江边吸水的象等等。这些名字到了阳朔就更多，如飞凤山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鸟，猫儿山就像一只坐着的小猫，龙头山就像一个张口向天的龙头，碧莲峰就像一朵含苞将放的碧莲，诸如此类。这些山的名字从什么时候就有了的呢？这已经很难稽考了，但似乎是很早的；翻开阳朔旧县志就可以发现有一位唐朝乾符年间在这里做过县令的沈彬写的一首诗：
陶令门前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
两处怎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原来在千年以前这些山就已有了现在的名字。
这些象形的命名的确引起了游人更多的兴趣，如果这些山没有这些名字，就会减少了许多的兴趣。我们在到阳朔的路上也看到了许多奇特的山峰，但是领着我们来游的同志对于这一带的掌故不熟悉，说不出名字来，这就使得我们虽然面对美景，只能一晃而过，留不下较深的印象。人对于自然也像对于人一样，如果不熟悉，不了解，就不可能有更深的印象，也更谈不上产生更多的感情。有许多山水的名字，特别是桂林的这种特殊山水的名字，可以说是代表着人们对它的特点看法或理解的。知道了名字也就意味着对它初步的理解。
不过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假使这些山从来没有名字，它就完全成了顽石，不能给人任何心快神怡的享受。相反地，就是在这种“不相识”的气氛中，那种山明水秀的环境，那种细雨中的蒙矓，那种雨止云高时候波平如镜，倒影明澈，上下一片青碧的景色，那种傍晚放晴时候一脉斜辉映在山头水面，使得整个青碧的天地里略微闪耀着一点淡淡的金色的境界：这些都是非常妩媚的。山水也有自己的性格，桂林的山水应当不是雄伟的而是柔美的。韩愈曾经有两句诗咏桂林山水道：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我觉得他所借以形容山水的两个形象，青罗带和碧玉簪是相当恰切的，不只是巧，好的是在用这两个形象暗示出了它们的柔美性格。
但是“柔美”这个概念难道真是自然物所固有的而不是在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吗？有了人的柔美，然后才能把它比拟到自然上面去，韩愈用青罗带和碧玉簪去形容山水正是这种比拟的具体证明。
当然我也不是想否定自然风景必须具备了这种可比拟的条件然后才能把比拟附丽上去，很显然，如果我们拿韩愈这两句诗去咏三门峡，那就谁也不能同意了，甚至于要拿这两句诗去咏西湖也是不行的。这就可以看出桂林山水所具有的特点中间决不能抹杀它纯自然的条件。
比方说气候，桂林虽地处南国，气候却是温和的，杜甫曾有“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的诗句，桂林的山形奇特，可供幻想和比拟；漓江的水，清明澄澈，一望到底，这些都应当说是它与众不同的条件，离开这些条件也就谈不上人为的比拟。
但也可以反过来问一句，离开了这些比拟，只是孤立地存在着这种自然条件，或者简明地说，离开了人和它的关系，桂林山水能不能还有一种什么独立自足的美存在着呢？这简直很难想像：没有人，或者更正确些说，没有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文化，会有所谓纯自然的美！
我们坐船到阳朔，在路上留连风景耽搁了时间，曾经走了一段黑路。在这时候我们对于 风景所反应的心情也就变了。快到阳朔县城的水路上矗立着一面大岩石俯视江中，所有的船都必须从它下面经过；因为它很像一个朝笏，所以叫做朝笏山。但当我们黑夜从它下面走过的时候，既没有人告诉我们它的名字，又没有任何事先的精神准备，只见忽然有一个庞然大物临空而立，并且压在我们头上，高不见顶，那种对于山水的留连之意，这时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油然生于心头的，倒是一股森森之感。到了阳朔之后，我们被招待住在县委会里。这个县委会处在四山环绕之中，我们一走进来，蒙矓中只见四周怪影凌空，屋后一大黑影高入云霄，心中未免有些小时候进了东岳庙的感觉。但是那几位迎接我们的同志却是泰然无所觉地把我们领进了屋。
到了第二天一起来，只见山岚入户，满眼青翠欲滴。熟悉当地掌故的克同志领我们出来，热心地指给我们：这是碧莲峰，这是屏风山，这是矗笔峰，这里有一尊竖立的石头形如拱手戴冠的书生名叫西郎，它的对面有一尊竖立的石头形如唐装士女并且略带腼腆的名叫玉姑。在河的对面还有一尊叫东郎，并且还告诉我们，这几尊人形的石头在这里产生了无数传说，其中之一说，东郎和西郎一起来找玉姑，西郎先赶到了，东郎来迟了一步，被江水隔住了，所以民间有两句韵语道：东郎望西郎，相隔一条江。
一面说，一面就走到了屏风山下，拾级而登，在这里可以十分逼近地看到西郎拜玉姑的情景：这两尊石头相隔一段不到五公尺的山峡，对峙而立，一个拱手，一个微微俯首侧脸，似乎真有些腼腆的样子。经过克同志一指点，几乎连眼睛眉毛和它们所含的表情都活现出来了，如果稍加幻想，就灵动起来了。到了这时，昨夜森然可怖的感觉又完全变成亲切可玩的感觉了。
在这个短短的从夜到明的时间中，我这种对于风景截然不同的感受，启发了我，使我对于人与自然间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有了一种类似体验的感受，虽然我的这点感受当然不能和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变化这种包含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复杂过程相比，我也没有意思把它们相比，因为在夜里对于一些山形的感受，除了由于陌生之外，也还有由于视觉不真，看对象不清而来的原因。但的确因为这点感受使我比较深切地认识到人和自然两者并不是天然和谐的，而是充满了矛盾的。在原始时代，人对自然是陌生的，在大多数的时间里，自然是人的迫害者，降灾者，人对于自然除了恐怖畏惧之外，很少其它感情；但当人类的生产力逐渐发达，社会生活逐渐发展之后，对于自然就逐渐增长了控制的能力，人于是大力去改造自然，把那些为害人类的恐怖力量变成了为人造福的力量。随便举个例：筑成了都江堰之后，就把破坏庄稼的水患变成了灌溉之利，使得成都盆地变成了天府之国；于是在民间的传说里，灌口二郎才镇压了可怕的巫支岐，并且代替他做了灌口的水神。这种神的善恶的变化恰恰是形象化地表现了人们对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
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变化，自然对于人类就无法变成美的。如果自然只是可怖的，它决不能给人美感，只有它成为可亲的时候，人才能够有可能感到它中间存在着美，也才能够进一步去发现它。而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关键在于人类付出了劳动，对于自然进行了改造，使它更合于人的目的。
阳朔的风景虽然非常富于天然的趣味，可也并非不是经过人的加工的。比方我们曾经攀登的屏风山，本是直立的石头山，要是不加改造就是无法上去的；正因为多少年以来经过了人们的劳动，与以改造，与以美化，砌了石级，安了栏杆，在山的绝顶上还盖了一座亭子，使得游人不仅可以登临，而且可以在顶上休息，在亭内避烈日风雨，这座光秃的顽山才成了可以接近的东西，才能使人感到亲切，也才能使人有可能从它原有的优越自然条件里创造出美来。
阳朔长久以来只不过是一座县城，虽然从汉代起就建了县治，究竟还不是文化的中心，因此对于自然风景的加工和美化，比起桂林本地来就不够得多了。桂林在这方面是作了大量加工的，不仅仅绝大多数的山都可以攀登，山上都有建筑，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力地美化了风景的，是大量的名人的题咏和刻石，以及对于每一名胜的丰富美丽的传说故事。如果说对于风景的物质加工是给人们充分可能去接近它，而这种对于风景的题咏和传说故事却给了它以观念形态的意义。这些东西经过多少年的积累就逐渐逐渐给一处风景名胜加上了固定的意义，使它不独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物，而且也不只是单纯的山水之美，更成了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桂林的风景以天然著称，并且以此而骄傲于杭州的西湖，但它一点也没有逃脱成为观念形态的存在这个命运。事实上，这里的风景中间这类观念形态上的加工特别多，清朝金石家叶昌炽就说过：“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几乎这里所有有名字的山峰岩洞无不是到处刻得有题咏、书画，而且差不多自唐以来历代的诗人和书画家凡到过这里的都要在岩石上留下一点什么，从颜真卿一直到袁枚。这些东西就把这里的风景点缀得更加有名了。比方独秀峰，这是桂林风景中间最著名的，一方面因为它是在城市的中心，在过去明朝的王城里面，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中的题咏刻石多。独秀峰上面有四个斗大的磨岩题字是“南天一柱”，这就使得它的名气更响；而这四个字的来源却出自唐朝张固的登独秀峰诗：
孤峰不与众山俦，直入青云势未休。
会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洲。诗并不是特别出色，但和这个山结合起来之后就成为有名的了；而反过来呢，诗又给山作了一种似乎不可更改的定评，增加了它的身价，使它获得了桂林名胜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这种对于自然风景所外加的意义，难道不可能是诗人偶然的兴会所至摇笔而来的吗？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方说，韩愈虽然把桂林山水比作碧玉簪和青罗带，但柳宗元却有另外的看法，他咏桂林山水的诗说：“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在他看来，这里的风景是一点也不温柔的。但这种诗人偶然的兴会要成为风景的定评却必须经过历史的考验和选择，并非只要一写出来就能够成为与风景同垂不朽的东西。经过选择之后，韩诗已经成了定局了。后人泛咏桂林山水之作，多半逃不出韩诗的窠臼，而柳诗却很少有人提起了。这种历史的选择，其标准是很复杂的。拿这两个人的诗而论，一个更加肖似地写出了山水的精神，另一个却只是借山水发抒了个人偶然的情绪，如果和山水联系起来，前者就有了更普遍的价值。但如前所述，韩诗所描写的所谓“山水精神”，实际只是山水的人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产物，所以那种主张欣赏只是纯个人的偶然兴会，是不受社会阶级的观念形态所约制的理论是非常表面的。
风景之具有观念形态的意义，或者简直说，具有一种有阶级性的文化的意义最明显的眼前例子莫过于七星岩。这个七星岩是桂林一个长达三华里的大山洞，其中有许多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其规模之大，形态的奇瑰，恐怕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难怪多少年代以来人们发挥了丰富的幻想，并且不断进行了加工和充实，创造出无数丰富多采的传说来。如果把这些传说记录下来，大概可以成为很厚的一大本，但其中有许多却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比方关于“棋盘山”的传说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这七星岩里曾经住过日华、月华两位仙人，常常在洞里一块有些像棋盘的平台上下棋。在唐朝时候，曾有一位某地的县官叫郑冠卿的来游，被仙人邀到山上看棋，并且做了诗暗暗地点化他，诗中有“人间律历千回换，仙洞光阴数息余”的句子。可是这位县官却没有悟到其中的道理。直到他出到洞口遇见两个樵夫，才知道那下棋的是两位仙人。回家之后，发现看棋的这一会儿实际上已经过了好几年了。从此辞官不做，专事耕种，活到了一百四十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间，自然美的欣赏和道教的出世思想有着相当悠久深切的关系。李白是个极爱游山玩水的人，他就有着道家的思想，还写过游仙诗。虽然越到近代，欣赏自然美的趣味中间宗教气味越来越稀薄，但有时还不免流露出一种避世的隐逸思想来。中国人对于山水的爱好较深，感受也比较深切细致；可能首先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过着农村生活，但也不能说和士大夫们思想体系中间恬淡、隐退、高逸的这类思想没有关系。
但在中国文化中间，对于自然的美化决不止于一种遁世的消极思想，也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比方牛郎织女的传说就不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思想，而是一种歌颂劳动、歌颂爱情、并且对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总是怀着满腔希望的积极思想。这种思想是来自劳动人民中间的，经过这种思想美化了的自然，应当说是对人们更亲切的，给予人们以生活勇气的，因此也就是更加美丽的自然。
在这七星岩里，有一块三尺多高仿佛一尊女人立像的钟乳石，这块石头名字叫做“刘三姐像”。刘三姐是广西所流传的唱山歌的歌仙，是僮族人，有关她的传说是很多的。关于这尊像的传说是这样：刘三姐和她的情人白马郎同游七星岩，手挽手登上了“须弥山”和“南天门”，又在“天台”上唱了三天六夜的歌，引动许多青年男女来听。后来三姐要走了，白马郎十分舍不得，三姐就为他唱了两首离歌：
“少陪了！日头落岭在西方。
天各一方心一个，我俩多情水样长。”
“风吹云动天不动，河里水流石不流，
刀切莲藕丝不断，我俩明丢暗不丢。”
但是白马郎还是紧紧拉着三姐的手不放。忽然间，三姐就化作这尊石像成了仙。白马郎还抱着石像哭了好几天。这个传说也和所有有关刘三姐的传说一样，本身就是一种感情非常丰富而又十分朴素的民间文学。所有有关刘三姐的传说，都把她描写成一个爱情忠贞、机智勇敢、富于天才同时又富于反抗性的人物。虽然刘三姐的故事是以悲剧结尾的，但却流露出多么热爱生活的积极感情来啊。这一段传说也同样有这个特点，这是和那种避世的消极思想完全不同的。
这样看起来，所谓自然美不仅不是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而且在阶级社会里它还是具有阶级色彩的东西，虽然这种阶级性在具体的事物面前往往是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间，人们和自然的关系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种“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精神，表现出我们将完全摆脱受自然奴役的局面，反过来，我们将要完全支配自然，成了它非常有权力的主人了。广西过去是个缺粮区，每年必须从外面调来若干粮食才能解决吃饭问题，但是去年大跃进以来，这个局面完全改变了，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了。这是和他们艰苦努力地改造自然分不开的。拿阳朔来说，虽然山水那么美，但过去却是一个苦旱的地区，1955年、1956年都还遭过大旱灾，每年都有几万亩田旱死。大跃进的时候，下了大力搞水利，一共修了四个大水库，花了一百二十万个工；阳朔全县才有六万个劳动力，每人平均出了二十个工，这不能说不是干劲冲天的。经过这一番艰苦的努力，现在全县有80％的田地水利化了，其中有一个白沙水库还建立了小型发电站。发电，对于农村来说，不只是点电灯、看电影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解放大批劳动力。我们在离阳朔十五华里的一个福利公社（原名伏荔乡）里参观了他们在跃进中间建立的一个小型火力发电厂，这个厂所发的电可以带动十五马力，白天碾米一万二千斤，晚上还能供公社所在市镇的照明，这就不光省了灯油，还能把过去四百人一天干的活由六个人代替了。如果这些小型的水库上都建起了发电站，农村生活就要起个很大的变化。这个福利公社没有搞多少基本建设，因为不久之后这里会发生一个大变动。自治区（即省）里计划在昭平修个大水坝，这个社里的土地要淹掉60％。不但如此，连阳朔县城都得搬家，因为它整个都在水库里了。水库建成以后，所发的电量现在还没有准确的估计，反正是相当不小的。
而且整个漓江的水还因此提高了好几公尺。既然连阳朔县城都淹了，当然也要使这里的自然面貌大大改观，不再是一条萦洄的碧水绕着许多青翠的山峰，而将成为一个大湖中间浮着许多岛屿了。有一部分风景将从此不见了，比方在漓江边上有一处叫“白沙渔火”的，那里江岸水边的崖洞中藏着许多鱼，每到夜里，渔船用火将鱼群引出来，让鸬鹚去叼。远远地从碧莲峰下鉴山寺的亭子上望去，据说只见渔火点点，成为一景。也许袖手旁观而不去参加劳动，这奇特的火光能引起人的兴趣，但是深夜撑船到崖洞里去捉鱼，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愉快轻松的劳动。同样情形还有一处叫“观崖”。这里的崖洞很深，传说能一直通到湖南的道州。据讲从前在某个端阳节有条龙船划进去，全船淹在里面从此就没有出来。至今在深夜里，有时还能听见里面的锣鼓声音呢。这个传说反映了生活中悲惨的记忆，劳动者深夜在洞里捉鱼，不免带着恐怖的心情想起这段故事来，甚至仿佛听到了锣鼓之声。这样的“景致”在新时代里被埋葬在水库的底下，正象征着将来劳动一天天要变成更加愉快轻松的，而那些无尽的悲惨痛苦，老是和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人们凭着它创造了整个幸福的东西——劳动连在一起的日子也将永埋葬在水库底下去了。
现在有许多劳动对于人还是苦事。在漓江上撑船就是其中之一。漓江水浅滩多，当逆水过滩的时候真是巨大的劳动，两个人两条竹竿一分钟都不能停地撑着，船才能够上滩，只要一歇气，船就溜下去几丈远了。在大跃进中，人们创造了飞轮式的脚踏桨，劳动是减轻多了，但上滩还是不能利用它。等水库修成，水位提高之后，这一带的水面就要像湖水一样平静了，劳动就轻松多了。现在这里的木船运输合作社正在集资买发动机，要把所有的木船全部机械化。到了那时人们将看到美丽的游艇在镜子一样的湖面上穿梭似的来往，而那些美丽的碧莲峰、龙头山等等，都直立在湖水中间，或如莲花出水，倒影清翠，或如潜龙抬头，爪尾还隐在碧波深处，那时的桂林风景才真成了人间仙境了。
社会在变，自然和人的关系在变，人们对于自然美的看法也不得不变。当自然完全消失了对于人的威胁，而人完全消除了对于自然的恐怖的时候，自然对于人必定是更加亲切，更加美丽的了。那时自然将启发人们无尽的诗思，无尽的幻想，而这些诗思和幻想中间，将扫除了旧时代那些阴暗、悲惨和恐怖影子，消灭了出世退隐的思想，代之以焕发的创造和斗争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的艺术果实又反过来鼓舞了我们为创造人类更加幸福的生活所进行的劳动。
编者附记：“桂林山水”是一篇使人读起来有兴趣的游记，又是一篇探讨美学问题的文章，是这一类文章中比较容易读的。近年来在美学问题上一直有争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今天，我们还摘要发表了李可染同志的“漫谈山水画”，这是一篇谈论绘画创作的好文章，尤其是关于山水画意境的创造，作者根据传统的和自己的创作经验，作了精辟的论述。文章内容也关联到对于自然美的看法，有助于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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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山水画的意境
画山水，最重要的问题是“意境”，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
什么是意境？我认为，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写景就是写情。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解图，不用说，它当然要求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与情要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科学的一面，画花、画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自己就不曾感动，当然更感动不了别人。
在我们的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虽然关于“人”一句也不写，但是，通过写景，却充分表现了人的思想感情，如李太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这里包含着朋友惜别的惆怅，使人联想到依依送别的情景：帆已经远了，消失了，送别的人还遥望着江水，好像心都随着帆和流水去了……。情寓于景。这四句诗，没有一句写作者的感情如何，尤其是后两句，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色；然而就在这两句里，使人深深体会到诗人的深厚的友情。
毛主席的诗句，意境是很深的，如十六字令三首，每一首都是写景，每一字都是说山，但每一首、每一字又都充分表达了人的思想感情。三首诗分别体现了山的崇高、气势和力量，这里并没有直接描写人，实际上都有力地歌颂了人，歌颂了人的英雄气概。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意境，就有了灵魂。
怎样才能获得意境呢？我以为要深刻认识对象，要有强烈、真挚的思想感情。
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的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例如，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当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作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与对象以生命。我们不能设想齐白石画虾，在看一眼，画一笔的情况下能画出今天这样的作品来；而是对虾的精神状态熟悉极了，虾才在画家的笔下活起来的。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
写景是为了要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一直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例如毛主席的“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
中国画不强调“光”，这并非不科学，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以中国画家看来，如没有特殊的时间要求（如朝霞暮霭等），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描写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十万本，始得其真”。过去见一位作者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如果一位画家真正力求表现对象的精神实质，那么一棵树，就可以唱一出重头戏。记得苏州有四棵古老的柏树名叫“清”、
“奇”、“古”、“怪”，经历过风暴、雷击，有一棵大树已横倒在地下，像一条巨龙似的；但是枝叶茂盛，生命力强，使人感觉很年轻的样子。经过两千多年，不断与自然搏斗，古老的枝干坚如铁石，而又重生出千枝万叶，使人感觉到它的气势和宇宙的力量。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每一处风景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色，如同人的性格差异一样，四川人说：“峨嵋天下秀，夔门天下险，剑阁天下雄，青城天下幽。”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看颐和园风景，则是富丽堂皇，给人金碧辉煌的印象。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真挚、朴素的感情，说假话不行。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现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欲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谈不到意境的独创性。
肯定地说，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不够，还要有意匠；为了传达思想感情，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的设计，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
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主要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自“美术”一九五九年五月号李可染：“漫谈山水画”。这里的摘要，作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