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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丰收时想到歉收，顺利时想到困难
徐非光
丰收时想到歉收，顺利时想到困难；争取农业年年丰收，而对歉收的可能性时时作充分准备；争取持久和平，而对战争的危险性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做工作、想问题、订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5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及时做好夏季粮食、油料征购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城市和乡村，在粮食消费上都应当瞻前顾后，细水长流，丰收的时候想到歉收，今年想到明年”。这段话不仅对粮食工作是重要的，也不仅对经济工作是适用的，而且对我们作一切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搞任何工作，都存在着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好的和坏的可能性。我们做工作就要对这些条件和可能性加以全面的客观的分析。既看到有利条件，又看到不利条件；既预计到好的可能性，又预计到坏的可能性。然后，通过正确的努力，充分地利用和发挥有利条件，促使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避免和克服不利条件，防止坏的可能性发生作用。这就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变失败为胜利。只见有利条件和好的可能性，容易产生骄傲自满；只见困难条件和坏的可能性，则容易悲观失望，丧失斗志。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十分危险的。只有对问题作全面分析，遇胜利时多想想困难，遇困难时多想想有利的一面，才能遇胜利而不骄，遇困难而不馁。在胜利时要争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遇困难时则要争取“化险为夷”，“转败为胜”。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懂得的。例如，他们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张预）；“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荀子）。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懂得了“利” 与“害”、“治”与“乱”、“安”与“危”、“满”与“嗛”、“平”与“险”之间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真正揭示出这些对立面的互相转化的条件。因此，他们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者之间的转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地谈条件的转化，而是首先来分析对立的两个方面的性质。例如，在谈到“利”和“害”时，就首先看，那是什么性质的“利”和“害”。有真“利”，也有假“利”；有表面上是“利”，而实际上却是“害”；有暂时是“利”，而从长远来看却是“害”。有前进中的“害”，也有没落中的“害”；有可能克服的“害”，也有不可能克服的“害”。对革命的阶级和政党来说，因为他们是代表着向上发展着的新生的力量，而新生的事物战胜垂死的事物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尽管他们在一定时期看来是弱小的，困难重重的，但是从总体来说，他们的“利”是根本的，他们的“害”则是可以克服的。而对于一切反动派来说，尽管他们暂时看来是强大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属于衰朽、没落、走下坡路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利”是暂时的，他们的“害”则是无可救药的。这一条规律，已经由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经验所完全证明了。
但是，这是不是说，只要是革命的阶级，他们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就可以只考虑到有利的条件和好的可能性呢？在现实中确实有少数人，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把自己的急躁性当作理论根据”，认为我们想怎样便可以怎样，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一帆风顺”，“畅行无阻”。他们忘记了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好的可能性不会自己变为现实，坏的可能性也不会自己消失。他们忘记了列宁的这些重要指示：“马克思主义者估计时局的时候不应当根据可能的情形出发，而应当根据现实的情形出发。”“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规定。”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我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胜利，而且坚信我们的事业必然最后胜利，但是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的结果，而且在继续前进中还会遭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与那种只见有利条件、不见困难条件的人相反，我们党在制定计划和政策时，从来不是把准备工作放在那种“天真”的“良好”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清醒地估计到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在精神和物质上作充分的准备，有周密的对付办法。我们党从最坏的地方作准备，而向最好的地方努力。例如，在粮食问题方面，我们在实际行动上要争取年年丰收，但是我们不把准备工作建筑在年年丰收的可能性上，而是准备应付歉收和其他的意外事件。我们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孙子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对用兵是真理，对其他工作也是真理。有了应付歉收的准备，才能有效地动员力量去争取丰收。当然，这里说到的“备”，都不是消极的“备”，在“备”的同时我们要尽力消灭发生危险的可能性。
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来考虑问题呢？这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问题，是对客观规律持起码的谦逊态度的问题。客观事物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它具有许许多多的侧面，并且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掌握其全部的必然性和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了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但是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同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也难免发生错觉和失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不重要的或不显著的因素，在后来却变成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认为掌握了某一个规律，而实际上却只掌握了一部分甚至还根本没有摸到。在好的可能性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坏的可能性就仍然不会消失。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之前，谁也没有资格打保票说：“某一种可能性绝对不会发生”，
“困难或暂时的挫折不会再现”。抱着对客观规律的谦逊态度，就可以使我们虚心地去研究和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使我们逐步地提高我们前进的自觉性，使我们不犯或少犯错误。
搞革命，搞工作，这不是赌博。我们应当靠科学分析，而不应当靠偶然性取胜；我们不能根据“愿望”和“可能性”来作决定，更不能在某一个“可能性”上作孤注一掷。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曾经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面，希望用世界范围的革命来摆脱当时苏维埃所遇到的困难。列宁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说：“也许社会主义革命在几星期后，甚或几天之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我们终不能拿这来作孤注一掷。我们应当准备应付非常大的困难，应付那些非常严重而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样，我们可能年年取得丰收，但是我们绝不能孤注一掷，把今年的粮食一年吃光。把赌注下在“幸运”上是危险的，而且是违反科学的。因此，一个革命者，绝对不能因为取得的胜利而忘记了客观的规律，企图依靠偶然的“幸运”而获胜。必须永远都具有这样的敏感性：能从顺利的条件下，看到不利的方面；能从萌芽状态中，看到危险的因素，那怕这种因素是极不明显、极其微不足道。俗语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的危险常常可能酿成大灾，一根火柴可能造成万顷森林的毁灭。因此，不仅要看到“一万”，也要看到“万一”；不要等到困难发生了再准备，而要在危险未发生前即有了准备。这就是所谓“戒之于无形，防之于未然”。
有人问，这样的思想方法会不会伤害人们的干劲呢？丰收想到歉收，顺利想到困难，不是为了削弱人们的干劲，而正是为了把人们的干劲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右倾保守主义者也看困难，但是他们仅仅看到困难，甚至夸大了困难，被困难吓得魂不附体，因此，他们起的是促退的作用。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确信自己必胜的基础上来看困难的，他们看困难是为了调动力量去克服它，因此，他们起的是促进和鼓干劲的作用。可见，问题不在于看不看困难，而全在于用什么观点去看它，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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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超声及其应用
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教研组苏联专家
依·盖·米哈依洛夫博士
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充满着声音——人们的嗓音，鸟的啭声，树叶的沙沙声，城市街道的噪声，火车头的汽笛声和其它的声音。声音有响，有轻，也有低和尖之区分。我们常可以根据其特点来指出这些声音的来源，从而极易区别这是人声、鸟声或是汽车的喇叭声。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注意并研究了声源的性质与由它所发生的声音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易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当用手抚摸正在发声的弦或鼓皮时，立刻会感觉到它们在振动。事实上，任何一物体处在振动状态时，都要发生声音。同时人们也知道声音音调的高低和发声物体的几何形状及大小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弦愈长，则声音愈低，鼓愈大则发出的声音也就愈低，且聒耳。反之，欲得高或尖的声音，则必须采用较小的振动物体。
发声物体振动得愈厉害，则所发的声音也愈强。我们还知道，发强声音的弦有很大的振动幅度，甚至用眼睛都能看到。
音调的高低是不同声音的特点之一。在物理学中用每秒钟物体的振动次数，来描写音调的高低，这个量称为振动频率，它的单位是“赫兹”。当物体具有某一定大小的振动幅度时，它产生某一强度的声音。在物理学中把振动的“幅度”称为“振幅”。我们研究了振动大小和声强间的关系，并知道，如果振幅增加到二倍，则声强增加到四倍，也就是说声强正比于振幅的平方，但是如果有二个物体以同一振幅振动，而频率不同，则声强也就不同。在一定振幅下，振动频率愈高，则声强也愈大。事实上，声强是正比于振动频率的平方，和振幅的平方。
物体的振动，引起周围的介质、微粒振动。例如当声源处在空气中时，则它将引起其表面附近的空气质点的振动。而这些质点又引起了其邻近质点的振动。依此类推。因此声源的振动就激发起介质——空气的振动。这种振动以声波的方式并以一定的速度向四周传播。正好像在水中抛一石块时水波的传播一样。声波传播的速度在各种物质中不是一样的。在空气中约等于330米／秒，在水中约为1500米／秒，而在钢中则为5000米／秒左右。
声波是物质介质中稀疏与稠密相交替的传布。在二个相邻稠密或稀疏间的距离称为波长。可见，波长就是声源振动一次时声波所传播的距离。显然，当声速一定时，频率愈低则波长愈长。声波到达人耳时，引起了耳膜的振动。此振动通过神经纤维传到人脑，因而我们就感到了声音的存在。
人耳是一个很灵敏的声音接收器，但是它只能接收某一频率范围——大约从20赫兹到16000—20000赫兹——内的声音。人听不见低于20赫兹或高于20000赫兹的声音。但是有一些动物能听见较高频率的声音，例如狗和蝙蝠能听到高于20000赫兹的声音。人不能听到的这种高于20000赫兹的声音称为超声。近代，人们已能获得频率达2000000000赫兹的超声。当然，用一般的方法，例如用弦振动是不可能获得如此高频率的超声的。用一些特殊的声源可获得超声。从石英晶体中割切出来的晶片是常用的超声振源中之一，石英具有很有趣的性质，如果从石英中以一定的方式割出一薄片，并把它放在交流电场中，则薄片开始振动，其振动频率等于电场的频率。频率的兆赫兹以上的交流电场只能用无线电技术来产生。因此仅在发明无线电后才有可能获得超声。
超声已广泛地应用于各个科学领域和技术方面，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发展超声工作的必要性，这一点更证明了超声应用的重要性。
那么超声是什么呢？它具有那些奇妙的性质呢？上面我们已经讲过超声是高于人耳听觉“上限”的机械振动，即高于20000赫兹的声波。为什么在高频的声音具有一些重要的有用的性质呢？这主要是由二种极重要的情况所产生的。我们依次来介绍：
一、在高的超声频时，声波波长很短，例如在1兆赫兹的超声波在水中的波长等于1.5毫米；而在音频，如1000赫兹时，波长为1.5米。由物理学知道，如声波波长比声源的大小，愈小的话则愈易获得强方向性的声束，类似于探照灯的光束。在波长很短时，容易得到“声探照灯”。采用音频声波不可能解决此问题。例如，一般鼓的大小约为0.5米，它所幅射的声波波长为几米。因此鼓幅射的是球形波，即声能将以相同的声音强度向各方向传布。
“超声探照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先被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用来发现太平洋中德国人的潜水艇。用这种“声探照灯”来侦察潜水艇，与用一般探照灯来搜索飞机，更精确地说用雷达来侦察飞机是类似的。我们在水中发出一短的“声音脉冲讯号”，使它向一定方向传播。当遇到潜水艇时，这讯号就会及时回来，然后用一特殊接收器来接收它。当知道了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并测得讯号来回所需的时间后，就能求出到潜水艇的距离。如果在声音传播路程上没有任何障碍物，那么它能在海中走得很远。但由于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衰减，所以不再回到接收器。这种“声探照灯”称为“声纳”。
声纳的原理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实际应用。例如声束可以射向海洋或大洋的底，那么观察由底反射上来的声音讯号，就可测出海洋的深度。这种仪器称为回声测探仪。目前所有舰船上均有这种仪器。还可以指出，声音能从鱼群上反射回来，所以回声仪也能用来寻找鱼群。
回声仪还能用于寻找沉没在海中的船只。例如，曾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击沉的“路齐达尼”号客船。
利用超声“探照灯”可发现金属内部的缺陷——裂缝、气泡。苏联学者索科洛夫教授，首先建议把超声用于此目的。目前，在世界上已广泛的应用超声来探测金属内部的伤痕。
超声探伤仪的工作原理与声纳、回声仪相似。所不同之点，在于探伤仪是使用较狭的超声束，且比回声仪的频率要高。超声波能很好地在金属中传播，且能“照射”很大的机器零件（约几米大小的零件）。
目前还有一种超声探伤仪，它能用来检验混凝土、陶瓷、汽车轮胎等的质量。
超声波不仅能从固体内的缺陷中反射，而且也能从人体内部的恶性肿瘤上反射。目前已用这种仪器来检查人体组织，这些仪器的使用结果比伦琴射线（即X射线）为好。
定向的超声束还可用于其他方面。例如可以设计超声液面计，用来连续地、自动地确定在封闭容器内液面之高度。在超声频时容易精确地测量出声速与声音在物质介质中的衰减。声速及其衰减和物质的分子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超声方法是研究物质结构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超声波广泛使用的第二原因是：在高频时，可以获得较强的振动。以前我们已讲过声强正比于频率的平方，如果在某一振幅下振动频率增加100倍，则声强增加到10000倍。在低频时仅仅靠增加振动的振幅来增加功率。但是振子材料的机械强度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声强一般表示为通过垂直于声波传播方向的单位面积上的瓦特数。在音频时，每平方厘米上0.01瓦的强度已是很大的了。它能引起耳朵的痛觉，甚至可能使耳膜振破，例如在发射重炮时就能产生这样高强度的声音。
但在超声频下，目前已能获得每平方厘米5000瓦的声强！
在强的超声场中质点的振动很剧烈，且在压缩和稀疏的区域中发生了很大的瞬息交变的压力，例如频率为300000赫兹，声强为10瓦／厘米时，压力振幅等于5.4大气压，而质点运动的最大加速度要比重力加速度大100000倍。
1927年曾发表了美国物理学家胡特和马米斯的著作，他们在强的超声场中观察到了很多新的有趣的现象。
此后其他物理学家也进行了类似研究，他们发现，在液体中的现象是与“空化”现象有关，所谓空化现象就是液体在极高频率的疏稀、稠密的交替过程中发生了“破裂”，形成了一些真空泡。而经过一极短的时间（半个周期），这些空泡砰然而闭，因此在液体中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波，这个冲击压力可达一万个大气压。
这种在强超声场内所发生的空化现象，使我们得到很多极重要的实际应用，其中最重要的应用是固体表面的清洗和脱脂、超声焊接、加速氧化化学反应乳化作用、粉碎粒子等等。
如果我们把被油或磨料弄脏的金属零件放在超声场中，则超声波能去除金属表面的脏物。现在在工业上已用它来清洗微小的零件。
如果我们把有空化现象的熔锡放在铝的表面上，则铝表面上的一层氧化铝很快被去除，因而锡与铝就焊在一起了。超声焊接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粉碎与乳化作用，主要是根据下述原理：空化破裂的冲击波，粉碎了液体中的固态微粒或粉碎了二种互不溶解的液体，而形成为乳胶体，例如用此法可制造油水乳胶体。它在金属加工工业中用得较广。
最重要的是用超声波来加工硬金属，如果使一种特殊的工具很快地振动，而在这种工具与被加工零件表面间，放一些水浮液磨料，则在零件上就钻出了与工具部分的形状一样的孔来。
在短短的文章中，不可能列举现代超声波在工业上的全部应用。世界上各国的学者和工程师们，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同志们，已完成了很多超声仪器的设计和制造工作。可以期望，超声波将给人类以更多、更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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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
唯物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客观现实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无论出个什么主意，做件什么事情，都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都必须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不能违反这种规律。
主观与客观一致，主观正确地反映客观，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客观世界纷繁错杂，变化万端，我们若不是经过反复无数次的实践，掌握大量的事实，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很难正确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现象，更加复杂，又不能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那样，拿到实验室里去进行定性或定量的分析。研究社会上的事情，只能依靠调查研究，细心观察，去收集材料，用抽象的方法，去认识它的规律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认识往往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实际，而很难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条办事的原则：我们在安排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应该尽可能地留点余地，打个保险系数。在增产指标上留点余地，而在实践中争取超过，这是唯物主义的做法。
我们说人的认识往往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实际，而很难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这同怀疑派的观点是完全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结晶——一切理论和计划等等之是否真理，都需要等到实践得出结果才能判定。人们为了掌握真理，要以较小的代价去获得真理，办法就是通过试点或试验。对于农业上的技术改革，我们强调一切通过试验，其道理即在于此。“一切通过试验”，这也是一条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
我们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唯物主义。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可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世界并不是毫无作用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遵守两条：第一，必须从一定的客观条件出发，去决定任务。把客观条件看得过死，是“唯条件论”，是不对的。但是，完全不看条件，盲目去干那些条件还不允许干的事情，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必须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摘自广西“思想解放”第十一期作者费克文）
谈“度”
每个事物都有个度。度就是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是相互适应的，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量的增减不会影响事物的质，如果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事物的度，即破坏质和量的统一，引起质的变化。烧火煮饭是为了把饭煮熟，火小了饭煮不熟，火大了饭就烧焦了。吃饭是为了维护身体健康，吃少了就吃不饱，吃多了又消化不了。如此等等，无不说明度是客观的存在。
我们作工作要善于运用度的原理来指导工作：破坏旧事物的度，控制新事物的度。作社会斗争也好，向自然作斗争也好，无非是要改变旧的东西而获得新生的东西，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如何破坏旧事物的度。事物是由量变到质变，然而量变不超过限度，不到一定的关节点就不会发生质变。水在九十九度不能开，只有达到一百度这个关节点才能开。平常说“一触即发”，就是指的事物快到关节点，只要稍有量的增加，就会发作起来。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找到事物的关节点，从而促进量的变化，使事物发生质变。
一个新的事物又有它的新的度。如果不控制新的度，让量的变化继续发展下去，超过了限度，事物又会发生新的变化，走向它的反面。平常说：“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宋玉形容一个女子很美，他说她“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就是说美也有一个限度，超过了限度，美就变为丑。一个人自卑要不得，应该自尊，而自尊过了头就会变成骄傲。一个人懦弱要不得，应该勇敢，而勇敢过了头就会变成鲁莽。所以在进行工作的时候，要密切注意量的变化，既要破坏旧事物的度，又要控制新事物的度，做到适可而止。否则，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摘自安徽“虚与实”第六期作者郑英年）
“谋”和“断”
多谋善断四个字，言简意赅，包含着非常深刻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第一，必须多谋，而后才能善断，多谋是善断的基础和前提，否则就是主观臆断和少谋武断。第二，多谋又必须以善断为归宿，多谋是为了善断，谋而不断，有谋无断，就是纸上谈兵。
“多谋”最本质的含义就是走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有事和群众商量”。只有集中群众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所以对于群众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不凭个人爱恶来取舍。只有如实地反映群众各方面意见和看法，使我们的感觉经验具有客观可靠性，才可以使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善断，必须是当机立断。第一，要有锐敏的政治嗅觉，善于观察形势。革命和建设时期，千头万绪，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是很迅速的。一方面要及时修改和纠正自己原来不符合于客观情况的错误认识、计划和方案；同时要善于使自己的主观认识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推移转变，即使新的任务、方案和计划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第二，要有共产主义风格，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随风倒，不按“空气”办事。真理在哪里，就倒向哪里，真理在谁，就赞成谁。只有做到上述两点，才能真正做到“多谋善断”，“当机立断”。
（摘自“新疆红旗”第十二期黄蒲凌：谈谈“谋”和“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