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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认真学习理论
理树
在过去四十年中，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获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个成功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还缺乏一个足够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队伍。要形成理论工作队伍，必须有数以万计的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否则就会不成队伍。
为了这个目的，就要读书。怎样读书？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不是必要的？是必要的。我们当然反对用死读硬记的方法来学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不需要把书好好读熟。能够读熟，总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几句话非常重要。精通就是要读得多，读得熟，能够领会。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根本不知道或者很少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讲过些什么，那就谈不到应用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必须保持我们党的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良传统，即理论和实际联系的传统，不把理论看作教条，而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南。应当做到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当然，理论联系实际决不应当是理论的牵强附会的解释。牵强附会的解释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是理论的庸俗化和教条化，这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我们如果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足以对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只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读古代和当代的别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人类过去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的结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有了经典著作，有了人类过去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的结晶，就万事如意，可以把人类过去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扔掉了。人类过去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是一个伟大的宝藏。在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规律的认识中，有许多问题，前人曾经反复思考过，我们现在要继续思考，那么，前人在这些问题上所达到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珍宝。如果我们不利用前人的成就，不知道他们曾经在那些地方走过那些弯路，那就会有两种可能，或者落在前人的窠臼里，或者不如前人。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研究当前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还须要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寻找前人的思想资料，开发前人的宝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已经开辟了探取这个宝藏的道路，提供了开发的钥匙，并且开发了其中的许多重要部分，我们应当沿着他们的道路，用他们提供的钥匙继续去开发。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他又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在人类知识宝藏中藏着的并不全是珍宝，还有大量是泥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毒素。所以开发这个宝藏，也好像“一千零一夜”中讲的开发宝藏的故事一样，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做武器，就可以不怕危险，就可以区别何者为珍宝，何者为泥沙，善于去其泥沙，取其珍宝。
我们知道，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非常博学的人物。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这一时代中国最博学的人物。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使自己成为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的著名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叫做“知识就是力量”。这话是对的。从前反动阶级实行愚民政策，可以说，正是为的要使劳动人民没有力量，便于他们的统治。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近代无产阶级的觉醒也正是与知识原素由资产阶级手里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相关连的。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既然已经基本消灭了剥削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自然也就应当力求全面地成为知识的主人，用丰富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才能充分实现和发挥人类的理想。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党的各级负责同志说，为了做好党所委托的工作，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必须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还要争取学一种外国文。我们党的各级负责同志都是很忙的，他们每天都要办很多事情，但是毛泽东同志认为他们不管多么忙，还是要学这么多学科的知识。至于我们的青年同志，我们的科学工作者，我们的正在上学的学生，那就应当学得更多。当然，这决不是说，一个人应当什么都学。什么都学是不行的。有很多人可以成为多面手，但是按照一般的情形，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学好一门学科，同时兼及其他学科。例如，自然科学家不但应当精通自己所专攻的学科，同时兼及其他有关学科，并且应当具有丰富的哲学知识；哲学家不但应当力求精通全部哲学思想，而且应当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知识就比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更多一些。而且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学外国文，至少学一种，最好多学几种。
要学这么多知识，当然是很苦的。不过革命者不应当怕刻苦。当然，所谓刻苦，决不是指损害健康，而是指在正常的条件下不错过光阴，突破学习上的难关。我们应当成为爱惜光阴的勤勉的人，除了参加一般的实际活动以外，尽可能把时间利用来进行学习。学生可以超过老师，今人可以超过前人，但是关键在于认真的学习。如果不学习，如果学习不是刻苦的，那就不用说超过老师，超过前人，就连自己眼前已经达到的水平也不会超过。
听说现在有些人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不敢讲系统学习。他们说，讲理论讲系统了，就会变成教条，或者被指摘为教条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理论变成教条，决不是因为它本身有系统或者讲的人讲得有系统，而是因为教条主义者把它当作教条去理解。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丝毫不包含反对读书、反对系统学习或者系统讲授理论的意思。不应当认为读书就是教条主义，如果思想方法不对，不读书也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在我国革命斗争中，有些同志犯教条主义错误，难道是因为读书太多吗？不是的。他们不是读书太多，而是读书太少，接受前人的知识太少，片面地理解他所得到的一点可怜的理论知识。所以改正教条主义的方法，固然应当首先要求理论和实践统一，加强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同时也应当重视多读书，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中和多方面的学习中检验自己所得到的知识和观点。在过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曾经是非常困难的。最初一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重要作者的著作译成中文的很少，只有懂得外国文的人可以直接阅读原书，这是一层困难。还有反动派造成的困难。他们老早就叫唤“过激主义来了”，到处查拿“过激党”，当然，宣传“过激主义”的书也是在查拿之列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种反动措施就更加严厉。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不能不大量依靠党在上海建立的出版机关。可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的反革命中心，我们的出版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能安然在那里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而只能“打游击”，这里出一本，那里出一本；用这个名字出一本，用那个名字出一本。为了避开检查官的眼睛，书里面的用语也常有改动。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产阶级”这一类的名词，可说是每个检查官都不肯放过的，于是只好改用“新哲学”、“普罗列达利亚”这样比较生疏的名词来代替。这种名词等于暗号，全靠读者自己去领会。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实有其事的笑话，据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个旅客在他的箱子里带了一本“马氏文通”，竟被检查官认为携带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品而把他捉去关进了监牢。其实“马氏文通”是清朝末年一个名叫马建忠的洋务派分子仿照英文文法写的一本中国文法书。马建忠是中国大资产阶级最早的代表人之一，他姓马，马克思却姓马克思，根本不相干。可是国民党检查官看见了“马”字就神经紧张。由此也就可以想见，当时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是多么危险的事。只有那些不怕杀头的人，才会想方设法找来读。但是确有很多人不怕杀头，他们如饥如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精心地从里面寻找革命的指示，并坚决地投进了实际斗争。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做学问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共产党没有钱，不能大量供给他们书籍。他们自己连生活都难于维持，那来许多钱买书？所以只有想尽各种穷办法去苦学。我们现在学马克思主义和过去学马克思主义，现在做学问和过去做学问，条件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部重新翻译，文字比从前流利，达意比从前准确，读起来好懂多了。读书的人不但没有杀头的危险，而且是受到各方面鼓励的。研究学问，做一个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了空前最好的条件。外国思想家的古典著作和近代著作正在大量出版。中国古典著作正在大量翻印。个人买不起许多书，每个高等学校和每个科学机关都有很可观的图书馆，国家还在各地设立了大量公共图书馆。我们的青年应当懂得利用这个条件，努力使自己成为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际知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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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书与“白专”
成于思
读书的风气，已日益盛行，这是1959年的新气象。有人耽心：强调读书，会不会像整风反右以前那样，使许多人埋头书本，不问政治，走上“白专道路”？
提高警惕，十分必要；无穷忧虑，大可不必。此事不妨具体分析一下。
整风反右以前，有一部分人利用了党号召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去追求个人自私的目的；他们提倡“一间屋、两本书”，不问政治，沉醉在名利地位的迷雾之中，结果走上了资产阶级道路，其中有些人甚至堕落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谁都不应当忘记。
问题在于那些人之所以走上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甚至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并不是由于读书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由于他们拒绝党的领导，厌恶政治。
整风反右以前出现过的现象，1959年会不会重演？说上述那种人今后绝对不会再有，谁也不能打这个包票；但说强调读书就准会回到“白专”的老路，也并无根据。今天的形势和整风反右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时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没有？没有；而今天，这个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时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领导权树立了没有？有的地方树立了，有的地方则是树立了但并不巩固，有的地方实际上还没有树立；而今天，党的领导权已经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普遍树立起来了。那时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是什么呢？大多数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不少人还由于自己的阶级偏见和陈腐观点，坚信“先专后红”是发展个人的唯一捷径；而今天，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已经承认：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红与专必须统一。那时，知识分子对于参加体力劳动，在认识上固然有许多偏见，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还缺少亲身体会；而今天，许多人经过一段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的实践，已经开始尝到了体力劳动的那种“苦后甘来”的滋味，承认了这的确是知识分子改造和提高的重要途径……。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有什么根据说提倡读书就一定会回到“白专”的老路上去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不可告人的私利，能够认真读书而又不忽视政治，就尽可理直气壮地读，心情舒畅地读。自己心中不要有鬼，也根本不必怕鬼。
当然，上述那种耽心，也并非毫无根据。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天存在，“红专道路”与“白专道路”的斗争，就一天不会结束。有人不是在说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怎么呢？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不对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反击右派、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难道不对么？难道可以不要大大发展科学文化？难道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我们可以关门读书？批判走“白专道路”不对么？难道工人阶级会要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闹教育革命不对么？难道教育可以不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可以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何必当初”，而是没有当初就不会有今天。
早知如此，“如此”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此”提倡读书，提倡的是政治挂帅的认真读书，而不是不问政治的关门读书。如果有人认为“如此”提倡认真读书，是证明他们过去的想法正确，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有一点还想补充一下：现在有人提出“红透必然专深”，这种说法有毛病。作为一种口号更不妥当。要知道科学决不会自己走上无产阶级的门来。一个人的政治觉悟越高，学习的动力会更大，在科学上更能有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认为一切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就会自然地成为专家，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俄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说得好：“科学是到处为家的——不过在任何不播种的地方，决不会得到丰收”。又说，“科学决不能不劳而获，除了汗流满面而外，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热情、幻想、以整个身心去渴望，都不能代替劳动。世界上没有一种‘轻易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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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学术论文摘要
“学术译丛”第六期今日出版，下面是其中三篇译文的摘要
宗教的认识论根源
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人的意识才能产生宗教。
宗教不是“凭空”创立的。宗教产生于感性材料，这种感性材料是人从现实中获得的，并且在人类意识的进一步活动过程中遭到歪曲。
人类思维的能动性表现在想像、幻想中。想像帮助人预见未来，预料自己实践活动的结果，在思想上深入现实世界的未知领域。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想像可能使人脱离现实，使人产生空想。现实可能被思维以幻想的方式所歪曲。
幻想对现实的歪曲（这种歪曲终究会产生宗教）同人对现实的恐惧感有密切联系。恐惧是宗教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宁所引用的一句名言：“恐惧创造了神”，就是这个意思。
在对抗性阶级社会中，恐惧不仅是
由自然力对人的压抑所造成，而且是由与人对立的社会力量所造成。害怕失去工作，变成乞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宗教的一个因素。各种神学理论企图把对神的爱说成是宗教的基础。和这些理论相反，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所有情绪中，只有恐惧才是保存人们宗教观点的因素。
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有密切联系。对现实的对象和现象的形而上学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成为宗教的认识论根源。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会使人不正确地理解绝对和相对的相互关系。形而上学的方法使人夸大相对东西的作用，把相对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截然分开。这条道路通向相对主义，并经过相对主义通向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也可能夸大绝对东西的作用，而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终究会导致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宗教把个别原理绝对化，把它们变成教义。与科学原理相反，宗教的教义没有客观真理的性质，因为它们是现实的不正确的、被幻想所歪曲的反映。因此，人类知识发展史、科学史同时也是科学与宗教斗争的历史。
宗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宗教是最粗糙的、原始的唯心主义形式。而唯心主义哲学是精致的宗教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之间带有原则性的相似之处。
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也有一定的差别。和哲学唯心主义不同，宗教抽出现实的个别特性之后，不仅把它们变成独立的本质，而且使它们具有具体生物的形象，而这些形象自然只存在于想像中。因此可以说，宗教是具有形象形式的唯心主义。宗教思想大部分体现在形象形式中。所以，比起那个运用含糊的、为群众很少了解的抽象概念的唯心主义哲学来，宗教就更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由于宗教具有形象形式，而形象形式又使许多宗教著作富有艺术意味，所以宗教才能起到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作用。
不能认为宗教是和实践完全隔绝的。要知道，断定宗教是和实践隔绝的，是在实践之外和不依赖于实践而形成和发展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因为唯心主义认为，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或者是由于思维的内在能力，或者是由于宗教本身的内在能力。当然，宗教只能对实践作出被幻想所歪曲的概括。
宗教是由于实践发展水平很低而产生的。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还不能相信宗教世界观的毫无根据。相反地，人民群众的实践本身——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几千年来促使了宗教的保存和在人民当中的传播。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况就根本改变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在成长壮大。
从此实践就日益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剥削者。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无神论就已经在最先进的和有觉悟的工人当中日益广泛地传播起来。无神论由个别人的世界观变成群众的世界观。无神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为了使实践成为人民群众正确评价宗教的标准，就必须有人民群众本身全部实践活动的相当高的水平。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才能揭露宗教的毫无根据和揭穿它对全体人民的反动本质。（摘自苏联“哲学科学”杂志1958年第4期，作者是阿·苏霍夫）
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
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这种分工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是，在剥削社会范围内，人类活动的这两种形式的分工，不仅带有两者对立的性质，而且带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对抗的性质。
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以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有本质和非本质之分。本质差别首先是那些反映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文化不平等残余的差别。这些差别实质上是暂时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会得到克服的。而非本质差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性质所固有的。这些差别反映生产物品的劳动和生产思想的劳动的差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每一种劳动的手段、职能和条件的一切特点。非本质差别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会保存下来。
当然，在作这样的区分的时候，如果忽视本质差别和非本质差别的交错情形、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对社会生产条件的依赖性，那是不合理的。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有新的分工，有精神生活的相对独立性，有管理社会生产的职能等等，但不会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本质差别的过程，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会改变非本质差别，因为这些差别也受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影响。
把工农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这是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本质差别的这个事业的一个极重要的、主要的方面。
但是，也不能忽略这样一点，即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迫使知识分子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的特殊条件及复杂性，这类工作者有更高的文化技术水平仍然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培养一定数量的脑力劳动者，以满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需要。由于经济的原因，社会在目前发展阶段还不能给自己的所有成员以像知识分子那样的培养。在建成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性质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而社会也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同时也不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归结为它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极重要的方面），即归结为体力劳动者参加脑力活动。毋庸置疑，这是两方面的过程，它同样也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和谐地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会提示我们，脑力劳动者将采取什么形式参加有益于社会的体力劳动。但是，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现在已经证明，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轮换进行的人，工作效率就更高，更有创造性。生产革新者、合理化建议者、发明家以及进行重大社会政治工作的工农积极分子都是如此。
（摘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9年第五期阿·库雷列夫：“共产主义建设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有某种特殊的“中等阶级”存在，但是承认有中间阶层存在，承认这些阶层在政治斗争中的意义和一定作用。这些中间阶层所以不能构成特殊的阶级，首先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各不相同。这些阶层包括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和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现代条件下，极端重要的是善于确定这些中等阶层各集团将在政治斗争中采取什么立场，因此中间阶层问题实质上就是工人阶级在反对反动势力，反对法西斯威胁和保卫和平斗争中的同盟者的问题。
但是机会主义理论家们认为重要的是证明另外一件事：他们要证明“中等阶级”正在变成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中等阶级正在吞并无产阶级；这样也就可以从议事日程上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为此他们还搬出了整套的论据，证明无产阶级的地位正在“改善”，证明这种“改善”正在使无产阶级变成“中等阶级”。
改良主义者利用个别国家某一部分工人工资增加的事实，硬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再没有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了。同时他们硬说马克思对贫困化有一种非常荒谬的看法，即认为贫困化就是工人阶级物质状况不断地、日甚一日地恶化，而没有任何相反因素的作用。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驳斥了这种庸俗化的对马克思主义贫困化理论的观点。列宁指出，除了贫困化的趋势以外，马克思还提出另一个和这相反的趋势——劳动群众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实际斗争。只有在不存在这种斗争的情况下，贫困化的趋势才是无产阶级状况真正不断的恶化。
现代机会主义者喜欢说，阶级斗争的现象在落后国家里还能看得到，而在发达国家里早就消灭了。
这完全是捏造事实。工人阶级罢工运动的规模是资本主义大国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重要标志。统计数字表明，恰恰是在那些被机会主义者捧为“阶级调和”的典范的国家里，罢工人数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而且问题不仅在于罢工的数量。问题还在于工人所提出的要求的性质，在于其他居民阶层参加罢工斗争的程度。
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国家作了种种让步：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争得了自己的物质状况的某些改善，有时甚至对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路线发生一定的影响。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如果以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取得这样一种地位，以致能够对国家全部政策发生决定性影响，那么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这种观点会歪曲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实际关系，会使人产生一种脱离阶级斗争实际任务的幻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说明无产阶级影响不断增长这一论点的时候，就认为无产阶级已经变成决定资产阶级国家政策的因素，因而就不需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斗争了。
（摘自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9年第3期格·安德烈也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现代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