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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灭封建制度 发展集体生产
边疆人民生活欣欣向荣
本报讯 云南边疆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一百七十万少数民族，经过和平协商完成土地改革后，迅速走上了进步繁荣的康庄大道。
在边疆完成土地改革后的第一年——1957年，生产就有很大发展，粮食普遍增产了10％到15％，建立了二千零七十七个农业社，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1.9％，农业社增产20％到30％，其中部分社增产一倍以上。1958年，边疆的生产和合作化运动又同时发展，互相促进，粮食比1957年增产了五成左右，平均每人粮食产量达到千斤，合作社也发展到六千三百七十九个。今年，边疆掀起了继续大跃进的生产高潮。边疆的夏季作物已获得大丰收，红河南岸金平、元阳、红河等县哈尼族农民第一次大量种植小麦，就获得亩产四百斤的辉煌成就。同时，边疆地区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其中一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公社。随着封建制度的消灭和集体生产的发展，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地区、村寨之间的隔阂逐渐消失。打冤家、仇杀、械斗的风气停止了；互相支援协作的风气兴起了。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出现了空前团结的新关系。一幅新鲜、瑰丽、欣欣向荣的图画逐渐在云南边疆展现。
而在几年以前，却是另外一种情景。一百七十万傣、哈尼、拉祜、藏、阿昌等族人民被压在封建领主制度的大山之下，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占总人口2％左右的封建领主和地主手中，占人口90％以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受到官租、地租、高利贷和名目繁多的剥削，无田少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70％。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二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属于傣族大领主“召片领”所有，他又分封给许多小领主和头人实际掌握。傣族农民要向领主“买地种、买水喝、买路走”，甚至死后还要向领主“买土盖脸”。据不完全统计，傣族农民在解放前受领主、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剥削占总收入的57％，还要担负各种各样的无偿劳役。如住在大领主召片领附近的农民为领主服的劳役，在解放初期还保留一百多种。这些村寨都以担负的劳役种类命名，有为领主担任炊事的厨役寨、挑水寨、砍柴寨、献鱼寨、送鸡寨；有为领主作交通的搭桥寨、划船寨、抬轿寨、养马寨、养象寨；有为领主出门作仪仗的吹号寨、放炮寨、敲锣寨、抬孔雀尾寨；有供领主娱乐的歌舞寨；有服侍领主家属的提绣鞋寨、提裙寨；有杀人寨，甚至领主家死了人，还有一个专门的“哭丧寨”。一方面是领主穷奢极欲的生活，一方面是广大农民被领主当作牛马。这种残酷、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度束缚了各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边疆少数民族长期贫困落后的根源。
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族劳动人民必然要求推翻这种制度。在历史上，在西双版纳和红河等自治州内，傣族和哈尼族人民在解放前不止一次地爆发过抗交官租、烧毁土司衙门等斗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国家帮助下，这些边疆地区的生产虽有不小发展，但仍受着封建领主制度的很大束缚；农民要求改革也日益迫切。同时，党在解放后对这些民族的上层人士进行了长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使得许多民族上层人士逐步认识到封建领主制度确是本民族发展的障碍，也是阻碍他们进步的沉重包袱。于是民主改革不但是各族农民的迫切要求，也为大多数民族上层人士接受，成了整个民族的共同愿望。
改革的条件虽已“瓜熟蒂落”，但是，党也注意到这些民族存在若干特殊情况，居住边疆，紧靠国界，主要是历史上的民族隔阂较深，不少民族的上层人士解放后在民族团结和对敌斗争等工作中有过一些贡献。为了团结各族各阶层人民共同建设祖国，完全可能采用和平协商方式进行民主改革。从1955年起，这一工作陆续在边疆地区展开，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经过改革，边疆无田少地的农民基本上满足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要求，莫不欢欣鼓舞。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结束，新分得土地和挣断了封建枷锁的边疆各族人民，立即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澎湃的热情全力全面发展生产。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傣族农民，过去在封建领主制度的残酷压榨下，无心对田地施肥，养成了“人无厕所，牲畜无厩”的落后习惯，土地改革后不但普遍盖了厕所，把几百年来堆在寨边的粪土都翻了身，去年平均每亩施肥五千斤。红河南岸的哈尼等族农民在土地改革以后，立志要把群峰密布的哀牢山区建设成青山绿水、万紫千红的鱼米之乡。白天，水利工地上开渠凿石的声音有如春雷轰鸣，入夜，梯田里的万盏灯火仿佛天空繁星。元阳县哈播乡的岩头上有股长年大流水，相传有龙居住，不能触犯。土地改革后，翻了身的哈尼族农民打破千年迷信，勇敢地用绳绑住身体，吊在悬崖上开凿水渠，终于把这股水引来灌溉了可产五千多石谷子的水田。在雪山环抱的中甸高原上，过去藏族农民要首先为领主和农奴主服无偿的劳役，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因此往往延误了耕种节令。那时藏民从来没有时间给青稞地灌溉，60％以上的庄稼不施肥，不锄草，平均每亩地才产一两百斤粮食。完成民主改革后第一年，他们就修了一百多项水利工程，逐步改变了落后的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结果粮食增产了35％，平均每人达到七百六十多斤。（附图片）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后粮食产量（每年每人平均斤数）比较图（左）；牲畜增长情况（每年大小牲畜总头数）图（右）。
茶叶丰收了，僾尼族的社员们愉快地背嫩茶回家。本报记者 陈胃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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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结 教育 改造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看到远大前途
本报讯 解放以来，党对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土司、属官、山官、王子等一直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建立各级政权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逐步吸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工作。其中不少人已经担任了自治州的州长、县长、区长和人民委员，有的被选为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党除在实际工作中对民族上层人士进行团结教育改造以外，还在云南民族学院专门设置了一个政治研究班，先后组织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加学习；另外，组织他们到昆明、北京和全国其他地区参观，使许多上层人士看到祖国的伟大和本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远大前途，看到封建剥削制度不利于民族的发展。
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加上边疆进行土地改革时采取了和平协商的方针，对民族上层实行了类似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在政治上安排地位，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在群众的要求下，大部人都赞成进行民主改革。但是，当时也有不少人怀疑：在完成了民主改革、群众觉悟提高以后，党是不是继续团结他们。改革以后的事实打消了他们的疑团。除原来参加工作的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地位没有降低以外，各地在土地改革以后还扩大了协商机构，更多地吸收民族上层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工作，由改革以前的五百多人增加到一千多人。民族上层人士在改革以后因放弃剥削而生活发生困难的，都由国家给以定期和不定期的补助。居住在农村没有参加工作的民族上层人士，在土地改革时都给予和农民一样多的田地，住宅和其他生活资料一律受到保护，依然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党对民族上层人士的这种真诚团结和照顾关怀，使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认识到，边疆消灭了封建领主制度，自己放弃剥削以后，是有光明前途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蓬勃开展，而相当多的民族上层人士的思想，却还远远落后于这种形势，因此实现民主改革以后，加强对民族上层人士的教育改造工作仍然非常艰巨。云南省各级党委在土地改革后都注意加强了这项工作。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各地在土地改革以后，成立了社会主义建设学习委员会，定期组织民族上层人士学习。去年8月份，中共云南省委还召集近三百名在边疆担任领导工作的民族上层人士在昆明系统地学习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件。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许多民族上层人士都得到程度不同的改造，有的表示要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机关干部；有的表示要同本民族群众一道苦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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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滚很召”到“波海米纳”
——记一个傣族村寨民主改革前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
“滚很召”——领主的家奴
“曼烈”是云南边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个傣族村寨，解放前有五十户人家，都替西双版纳最大领主“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养象。人们鄙视地称这个寨子为“滚很召”（意为领主的家奴），领主则侮蔑他们为“琵琶鬼”，说谁碰着就会倒霉，所以不能跟其他傣人住在一起。全寨只二百亩田，大半人家靠卖工过活。这样低微的收入，还要负担各种繁重的封建剥削。全寨人民除无偿地轮流替大领主“召片领”养象外，每逢召片领举行宗教祭祀，每户要出半开（解放前云南的一种地方银币，相当于银元五角，下同）一元五角。结婚、离婚时，要向召片领交纳结婚或离婚费十到十五元。盖草房一间，向领主纳税一元五角，盖瓦房一间纳税四元五角。开荒地要纳税一元。凡寨内农民猎获野兽，要拿一半献给召片领，最好的兽皮、鹿茸等，全作献礼；新迁到寨里的住户，要向住寨的头人献一只鸡、一壶酒，半开一元五角，才能居住。此外，还要负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公粮、牛税、门户捐等，每年每户至少负担四十元左右。农民形容那时的苛捐杂税“像头发一样数不清”。在这种残酷的压榨下，生产自然无法发展。还由于生产资料缺乏，农民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役，只好广种薄收，田只耕两三寸深，从不施肥，每年要等到七、八月间，靠天下雨才能栽秧，平均每亩水田产稻谷二百斤。全寨平均每人只有四十来斤粮食，缺粮户占总户数的68％。因为生活贫困，生病的人多，又没有医药卫生设施，生了病只好请巫婆祭神送鬼，死亡率高，人口逐年下降。
“波海米纳”——土地的主人
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捐被取消了，人民政府对这个寨的农民作了许多扶持和帮助。但是，由于封建领主制度的压迫继续存在，贫穷的根根没有挖掉，到土地改革前的1955年，缺粮户仍占全寨总户数的52％。于是，废除封建制度、彻底挖掉穷根，就成为全寨傣族农民的迫不及待的要求。
1956年，党领导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傣族人民进行了和平协商的土地改革，曼烈寨的家奴，从压在傣族人民头上达八百年的封建领主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平均每人分得二亩多田地，并摆脱了领主的无偿劳役和各种特权剥削，过去被人鄙视的“滚很召”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波海米纳”（意为土地的主人）。
组织起来，共同富裕
他们虽然分得了世代渴望的土地，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是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仍然感到缺乏，在发展生产中还存在若干困难。这时，党给他们指出了一条道路：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达到共同富裕。就在1957年，寨里的贫苦农民首先成立了互助组。去年又组成了一个三十六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西双版纳的傣族农村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在水利工地上，在积肥运动中，曼烈寨都同其他村寨的傣族农民实行协作。全自治州在一个春天就修了二十六万亩田的水利，超过解放前几百年全州水利灌溉面积的一倍多。通过这一运动，曼烈寨的傣人又清楚地看到，一村一寨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在秋后就同其他寨共同办起了人民公社。
土地改革后不过两年多时间，曼烈寨的生产像旭日东升、春花怒放一样蓬勃地发展着。广种薄收的落后耕作技术被抛弃了，傣人创造和采用了近百种新的生产工具。也改变了从不施肥的习惯，1958年平均每亩施肥一万三千四百斤。由于修了新的水渠和废除了封建水规，全寨四百七十二亩田得到灌溉，耕作季节提早了。耕田由过去耕两三寸改变为耕七八寸，还采用了密植、选种等措施。大批妇女突破了傣族历史上的男女分工界限。如贫农妇女玉银罕，打破了“汉族怕老虎，傣人怕人粪”的传说，带头挑粪下田，并和另外三个妇女共同创制了撒粪机。八个傣族妇女破除了“妇女犁田会遭雷打”的迷信，学会了犁田。1958年全寨平均每亩产量达到四百二十斤，比1952年提高了一倍多，平均每人有粮九百四十多斤。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也全面发展起来了，1958年全寨种甘蔗、花生、水果和养猪、鸡、鸭的收入共达二千五百多元。贫苦农民吃野菜、竹笋充饥的悲惨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开始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岩卖杰一家的变化
岩卖杰在土地改革前是雇农，1952年全家三口人只收入五十一元多，平均每人只有十七元。这年全家缺八个月的口粮，靠找野菜等度日，家中除一间破草房和烧饭的土锅外，别无它物。这一年还借了五块钱的债才勉强应付过封建领主的苛索。1956年岩卖杰分得了土地，随后又成了互助组员和农业社员，日子就完全变样了。1958年，全家增加到五口人，农副业和手工业收入共达二百一十多元，每人平均收入四十多元，比1952年增加将近两倍，加上土地改革后免除了封建领主的繁重剥削，收入中绝大部分都用来改善全家的生活。这一年，全家五口人分得二千四百斤粮食，吃得比较充裕，每人缝了一套新衣，新盖了一座竹楼，家中已经不再是“家徒四壁”了，添了被子、床单、脸盆、磁碗、鞋子、电筒等许多日用品。全年还有节余。岩卖杰家庭的变化，只不过是曼烈寨四十多户傣族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
本报记者 黄昌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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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简介
云南边疆二百多万少数民族中，有一百七十万人口的地区，在解放前已进入封建领主社会。这些地区包括十多种民族。主要的民族是：
傣族
“傣”意为“自由”，也有说是“犁”，引申为“犁田的人”。
云南境内的傣族共五十多万人，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和德宏两个自治州内。两千多年前傣族就定居在云南西南边疆。
傣族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传统。他们用傣文记载着历史、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成就，写成了浩瀚的文学作品。傣族人民普遍信仰小乘佛教，他们的节日也多与宗教有关，主要节日有京比迈（新年）、泼水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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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
哈尼族在云南境内有五十多万人，主要聚居在红河南岸的哀牢山中。长期以来哈尼族同汉、彝、傣等族杂居，形成了亲密的兄弟关系。
勤劳勇敢是哈尼族人民的特性，他们把哀牢山区变成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山高水长，鱼米之乡”。
哈尼族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不断爆发反抗土司和反动官府的武装斗争，但到新中国诞生以后，他们才获得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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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祜族
“拉祜”是“猎食猛虎”的意思，相传他们原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部落，以后定居在云南边疆。
澜沧江以西的拉祜族聚居区一九五三年成立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今天，拉祜族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传统。
拉祜族过去没有文字。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帮助创制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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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昌族
阿昌族居住在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余脉的户拉萨河谷里，手工业非常发达，尤其擅长制造铁器。阿昌劳动人民所制的长刀和农具，在云南边疆是十分驰名的。
阿昌族男子喜欢纹身，信仰小乘佛教。他们同附近的傣族和汉族经济交往频繁，生活习俗多与傣族、汉族相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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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边疆
今年的泼水节
每年清明节后的第七天，就是傣族人民的泼水节。
今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所有傣族人民公社和农业社都放了一天假。十七万多傣族农民欢度了民主改革后令人难忘的佳节。
这一天清晨，傣族农家的少男少女们成群结伴地上山采摘素静清香的小花，到清澈的河边挑水。
佛教徒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傣族农村里一千多个佛寺前。每个佛寺的广场上，都摆着一条缕雕的心腹中空的木龙，龙头前端坐着六个金色的佛像。教徒们跪在青龙四周念经，然后把一桶桶清冽的泉水倾入木龙的心腹，龙嘴里喷出许多小水珠浇洒在佛像身上。
太阳当顶了，平坝上热气蒸腾。一群群傣族青年们敲着象脚鼓和铓钹，挑起鲜花、泉水，从芭蕉、芒果树林里闪出来，来到村头和林荫小路上。大家都端一小杯青凉的水，彼此提着衣领从颈项里向下倾泼，互相祝福。
泼水节也是播种爱情的节日。在相互泼水和祝福中，少男少女们都想寻找一颗诚挚的热爱自己的心。象脚鼓和铓钹热烈地有节奏地轰响起来了，知心的少男少女们在大榕树下、在小溪边互相追逐，他们嘻笑溅泼，都泼得像“落汤鸡”了，泼水还在热烈地进行。
过去，尽管泼水节是傣族人民全民的节日，但由于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美好的节日是伴随着痛苦的阴影的。特别是对一些农家少女来说，往往就成为灾难的日子。这一天，说不定哪一个大领主和他的公子们下乡去“吃花酒”（这是领主的一种特权），全村最美丽的姑娘就得去陪他洗澡、吃饭。大领主和他的公子们喝得酩酊大醉了，对姑娘们任意取闹。以后，这不幸的少女就丧失了结婚的权利。
民主改革以后，封建领主再也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了，阴影消失了，人们在节日的欢欣之情无以形容。太阳落山了，满天闪烁着繁星，少男少女们又一伙伙地到村外去游玩。在静静的夜空里，只听见密林深处青年们快活的三弦琴声、歌声和笑声。
在诺爱邦賩山上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诺爱邦賩山上有两个村子，都叫邦宛。一个村子里住的是景颇人；一个寨子住着崩龙人。两村相距不过半里地，过去像冤家一样从不来往，现在好得像亲兄弟一样。
原来，住景颇人的村子是傣族土司远在二百五十多年前迫令景颇人的石板山官派来代收“保头税”（景颇山官借口保护崩龙人畜安全收的一种捐税）的。四十二年前，崩龙人田老三家的“保头税”上得不合石板山官的心意。有一天，田家三个兄弟牵着一条大牯子牛在山坡上开荒，夜里就在地边的草棚里歇息。拂晓时，十几个景颇人提着长刀奔进草棚举刀就砍，田老大和田老二倒下了。田老三逃出了重围。他蹲在草稞里，眼看着山官派来的景颇人把他家的大牯子牛牵走了。不久以后，田老大和田老二都死了。从此，两寨人的仇恨结得更深了。
1956年，云南边疆傣族地区实行了民主改革，“保头税”也在改革的影响下逐渐地被取消了。两村人民在斗争中慢慢地认识到过去的不和睦是土司和山官搞的鬼。去年，诺爱邦賩山上办了人民公社，崩龙人和景颇人头一次在一块田里劳动，吃一口锅里的饭。生产中，人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崩龙人最忌杀牲，为了怕杀猪杀鸡，从来不养母鸡和猪，只养公鸡啼明。景颇人送给崩龙人几只母猪和母鸡，帮助他们建立了养猪场。两族人民的友谊日益亲密。
有一天，崩龙人田老三的儿子田岩和景颇人李三在水库边的森林里砍伐水坝上的木料，忽然听到头顶上一阵鸟声聒噪，他们抬起头来，只见一条酒杯粗的青皮毒蛇正在吞食一只小鸟。田岩马上砍了一根竹竿，把这花蛇打下地来，他又迅速提起斧子朝它头上猛然一砍，可惜没有砍准，那家伙冷不防一下把田岩缠到树上了。在附近的景颇人李三，赶忙跑拢来一刀把蛇头砍掉了，这蛇的尾巴却又甩过去，像条铁索似地把李三打了一个踉跄，撞在一棵大树上，手臂上掉了一大块皮，鲜血直冒。田岩忙把李三扶到家里，请叔叔给治好了。
劳动中这两个相处了几百年的民族发现彼此都是勇敢而善良的兄弟。（叶子键文，苗地插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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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民主改革获胜利 但见麦黄豆熟十里香
小凉山彝族飞向社会主义
本报讯 记者田良耕报道：挣脱奴隶锁链的云南小凉山彝族人民正飞跃地向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过渡。
越过金沙江，攀上小凉山，但见麦黄豆熟十里香。今年彝族人民第一次大面积种植的小春作物就要空前丰收。在去年大跃进中，数万彝族人民冒着严寒，在猿猴难上的悬崖绝壁开沟挖渠，引水改田。现在，原是豺狼出没的、海拔两千多公尺的山区出现了三万多亩水田。经汉族干部的帮助和其他有经验的少数民族农民的传授，彝族原来不懂种水田技术的农民，现在也和汉族农民一起并肩插秧。他们去年实现了每人有粮八百到一千斤，素来终年以洋芋为主食的彝族人民，现在也能吃上大米和麦面了。
就在一年多以前，还是沉寂的峡谷和高山上，现已机声隆隆、铁水奔流，电灯闪烁着光芒，小凉山地区五十多个农场已兴办了炼铁、机械、铜、石棉、副食品加工等几十座工厂和作坊；一千多名解放了的奴隶已当了工人和初级技术员。
每当傍晚，皓月当空的时候，解放了的彝族人民，有的逗着心爱的胖娃，有的放开胸怀，以山民特有的高亢声调歌唱：“春天的花开了，民主改革胜利了；劳动人民像高山一样站起来了，人民公社像星星一样成立起来了。”
云南小凉山和四川大凉山是我国彝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江以北云南境内是小凉山，有五万六千多彝族人民。仅在两年以前，小凉山地区还是奴隶社会，现在的农场场员们还是过着牛马生活的奴隶。这里的彝族分黑彝白彝两系，黑彝是统治阶级，多为奴隶主；白彝绝大多数沦为奴隶。除少数奴隶主和一部分自由民以外，有二万六千多人是奴隶，有一万五千人是农奴。奴隶不仅自身属于奴隶，他们的子女也是奴隶。奴隶主对待奴隶享有一切绝对的支配权，可以任意驱使，任意出卖，任意屠杀。夜晚，奴隶主将奴隶用铁链条或木制的枷锁拴住。他们成排地躺在地下，连翻个身都不可能。黎明奴隶主用皮鞭把奴隶赶起，驱使他们到田间用最原始的工具从事最笨重的劳动。奴隶主用鞭子喝令奴隶拿出最后的一点一滴力气干活，却只能吃些洋芋、苦荞皮和奴隶主吃喝剩下的残汤。奴隶主策动的各部落之间的“打冤家”的仇杀械斗，使许多奴隶丧命或造成残废小凉山充满了血泪、仇恨和荒凉。一首彝族的歌谣说，“奴隶不是人，凉山不生谷”。
解放以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野蛮的奴隶社会。从1956年10月开始和平土改，到1958年3月胜利完成。
根据彝族人民的要求，被奴隶主从邻县和四川等地抢来强迫当奴隶的近二千四百人，由政府帮助他们还乡和亲人团聚。有夫妻、父子姐妹等关系的则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无家可归的六千六百多人也在政府帮助下安家。
为了组织解放了的奴隶进行生产和生活，从而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当地党委在第一批解放出来的奴隶中进行了调查研究，根据他们长年在奴隶主驱使下，只有单一的劳动技能，缺乏独立从事生产、生活的能力等情况，采取了生产资料完全归集体所有的办法，即不同于国营农场又不同于农业合作社的一种农场 在办农场的第一年中，就获得了普遍丰收。如西布河畔农场，是由二百五十六个解放了的奴隶组成的。他们去年由区委书记率领，来到“只见猴子不见人”的河谷地区，赶走豺豹，用双手和锄头建起新村，在沿岸开垦出四百多亩稻田和近三百亩包谷、洋芋地，并开沟、劈路和筑桥，寂静的河谷顿时欣欣向荣，人声鼎沸。去年，每人平均收入粮食一千多斤，还有油菜和花生四十多斤，以及猪、鸡等。六十六个单身汉结了婚。解放了的奴隶们，其欢欣鼓舞之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他们歌唱道：“西布河黄谷放光芒，望江谷子心里甜；劳动创造人间天堂，毛主席共产党是爹娘。”
奴隶的子女们有了上学的机会，目前八百多人正在各地小学和中学里读书。小凉山上还建立起许多卫生所，党派来的医务人员经常不顾山川阻隔，各处巡回，为彝族人民免费治疗。现在彝族人民正昂首阔步向社会主义迈进，并发出豪言壮语说：“我们比内地落后两千年，也要鼓足干劲在几年内赶上！”（附图片）
傣族的少女们在庆祝民主改革胜利的大会上欢舞。本报记者 叶子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