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编者按：关于老子的哲学思想，在5月初北京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有过比较热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本报准备就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发表两篇文章，以供参考。冯友兰先生是主张前一种观点的，同时他对“老子”这部书产生的时代以及它同老子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篇文章，因为篇幅较长，我们将分两天发表。
老子这部书“文约义丰”。虽然只有五千来字，但包括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的字句大部分用韵，实在是一首哲学诗。作为一篇哲学论文看，五千来字是太短了；但是作为一首哲学诗看，五千来字也就是很长的了。
我说它是一首哲学诗，还不仅在于它有用韵的形式。在内容上它也有中国诗所具有的特点，那就是，每一章在读过以后，总觉得还有些“有余不尽之意”。这个“不尽之意”各个读者所感受的并不完全相同。作为哲学“诗”说，这是很成功的一首诗。但是作为“哲学”诗说，它却是有很大的缺点，因为各个读者的感受不同，他们所了解的老子哲学，也就不会完全一样。
现在哲学界关于老子哲学的讨论，大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老子这部书是什么时代的产品，它与老子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老子这部书所讲的哲学思想体系，究竟是唯物主义的或是唯心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从“五四”以来，就纠缠不清。第二个问题是1949年后，才日益成为讨论的中心。
关于第一个问题，现在的哲学史工作者们，多数都承认在孔子同时或稍前有老子这个人，即老聃，也都承认老子这部书不是老聃亲手写的，这部书比较晚出，也都承认老子这部书所讲的哲学思想，可能有一部分属于老聃本人，有一部分是属于老聃的后学。可是其中哪一部分是属于老聃本人的呢？这是现在争论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工作者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认为，老子这部书虽然晚出，但是其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思想，却是属于老子本人的，这一部分人下边称为甲方。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老子这部书既然晚出，其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哲学思想，也就是比较晚出的了；这部书也可能包括一些老聃本人思想，但是那是比较不重要的。这一部分人以下称为乙方。我是属于乙方的。
这个问题，归宗起来说，就是老子这部书所讲的哲学思想，究竟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呢，或是战国中期或末期的思想？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老子这部书所讲的哲学思想体系，无论它是唯物主义的或者是唯心主义的，在先秦都占重要的地位，对于后来也有很大的影响。不把它出现的时代搞清楚，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发展，就不能有正确的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甲乙两方都举出了不少的证据，看起来都是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在这里不可能把两方的论据都一一列举出来，只能够略举几点，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我们考订一个著作的时代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看它所反映的问题是哪个时代的问题。譬如老子书里说：“不尚贤，使民不争”。“尚贤”是墨子所提出的政治斗争的口号。老子说“不尚贤”，是反对墨家的政治口号，同墨家树立一个对立面。老子主张
“绝仁弃义”。墨子和孟子注重仁义，把“仁”、“义”平列地提出来。老子主张“绝仁弃义”，这也是同他们树立一个对立面。像这些地方都证明老子书出现的时代，是战国中期或者稍后。
这是乙方的论据之一。甲方，多数的人也承认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是有的，但是他们认为老子书中的这些部分是战国时候的人所补充追加的。
在表面上看起来，甲方的这种解释很使乙方陷于困难，因为这种作法，使一般考订一个著作的时代的一个主要方法，归于无用。乙方费了很大的气力，证明老子书中的某些部分所反映的问题是战国时代的，不是春秋末期的。甲方只须说：你的考证也许不错，可是老子书的这些部分是战国时候的人补充追加上去的。这样轻描淡写地一两句话，就把乙方挡回去了。
乙方对于甲方，也用类似的方法。譬如甲方说：“吕氏春秋”“不二”篇明明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老聃是在孔子前面的。乙方说：我们本来不否认在孔子以前，有个“贵柔”的老聃，我们只是认为老子书中所讲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哲学思想是晚出。这样轻描淡写的一两句话，也把甲方挡回去了。双方的辩论都和牛皮糖一样，有很大的伸缩性。
虽然都是牛皮糖，可是我觉得乙方的理由比较充足一些。因为晚出的书可以包括以前的思想，而早出的书不能包括以后的思想，必需说，晚出的思想是后人的追加补充。严格地说，如果甲方说老子书的某些部分是战国时人补充追加上去的，那就需要于思想不合之外，另举一些别的证据。不能说某些部分是战国时代补充追加上去的，因为它所反映的问题是战国时的。甲方必须从别的方面（文体、文字考订等）证明这些部分是后加的，才可以破乙方的论据。不然的话，就犯了逻辑上所谓“丐辞”的错误。
甲方可以说，我们虽然不能从别的方面证明老子书中某些部分是战国时候的人补充追加上去的，但是我们确切有证据证明老子书所讲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思想，是属于老聃本人的，主要的证据见于“庄子”“天下篇”。
“庄子天下篇”对于老聃的哲学思想作了一个叙述。这个叙述也确是跟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相合的。“天下篇”虽不一定是庄子本人作的，但是一篇比较严肃的哲学史论文，这一点是近来大家都承认的。甲方根据庄子“天下篇”所叙述的老聃的哲学思想，断定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就是老聃的哲学思想。这个证据是比较强有力的。
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天下篇”是一篇比较严肃的哲学史论文，它叙述各家的先后次序，显然是有一个标准，并不是随便先想到哪一家就先讲哪一家。乙方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时代的先后。“天下篇”先序儒家，其次序墨家，再其次序道家。道家中又分四派，在这四派里边，它先序宋鈃尹文，其次序彭蒙田骈慎到，再其次序关尹老聃，再其次序庄周。乙方认为照“天下篇”的这个次序，老子书所讲的哲学思想体系发生在庄子以前，但不是很久。
郭沫若先生认为老子书是战国时候环渊作的；环渊也就是关尹。照这个考证，老子书的时代，也就是跟“天下篇”所排的次序大致相合。可是郭老又根据“天下篇”认为环渊虽然作了老子书，但是这本书的基本思想，还是属于春秋时代的老聃。这就有个问题。如果老子书的基本思想，还是属于春秋时代的老聃，那么老聃就是道家的创始者，关尹不过是个后学。可是“天下篇”在叙述关尹老聃的时候，把关尹放在前面，老聃放在后面。这必定有个原因。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天下篇”虽然不一定认为老聃其人是战国时的人，但是老子书的哲学体系是在战国时才成立的。
关于这个问题，甲方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天下篇”叙述各家先后的标准，不是时代的先后，而是逻辑的先后。“天下篇”的作者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是最好的，最完整的，所以放在最后。其次完整的是关尹老聃的哲学思想，再其次是彭蒙田骈慎到的哲学思想。照这样的推上去，儒家的哲学思想最不行。所以“天下篇”把它放在最先。
这个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从宋鈃尹文到庄周，我们暂且不论他们思想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别，专就体系的完整和辩论的细致说，确是一步进一步。庄子的哲学思想确是达到了先秦道家唯心主义的顶峰。从道家的唯心主义的发展看，确是有一个逻辑的次序。
但是逻辑的先后和时代的先后应该是统一的。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谈到。所以甲方的看法跟乙方的看法虽有不同，但是从乙方的观点看，甲方的看法并没有推翻乙方的看法，而实际上是加强了乙方的看法。
关于老子书的时代问题，甲乙两方辩论很多，我上边只是举一个例，说明这问题的复杂性。无论哪一方所举的证据，都不能使对方心服。两方面都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杀来杀去，杀得难解难分。
我认为这样专就某一个证据杀来杀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先从大处看一看。从大处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从先秦的一般的学术发展的情况看。从清朝的章学诚开始，历史学界都逐渐承认了一个关于先秦的学术发展的规律。那就是，在孔子以前“无私人著作之事”，私人著作是跟着私人讲学来的。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时代，文化和学术都掌握在贵族手里。他们所养的许多有知识的奴隶，实际上掌握了学术文化，他们不是以私人资格，而是以统治者或国家的名义掌握的。这就是所谓“学在官府”。到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崩溃以后，这才有私人讲学的事情。但是在私人讲学的初期，也还没有私人的正式著述。他们只是就事论，发表些意见，不离开具体问题作一般的论著。例如“论语”并不是孔子的正式著述，不过是学生们记述了他的一部分关于某些问题的讲话。墨子也没有正式的著述，属于早期墨家的著作，也都是墨子的学生们记录墨子的讲话，所以每篇开始都说是“子墨子言曰”。当然，墨子的讲话，跟孔子的讲话，比较起来是细致得多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老子书是一部正式的私人著作。我们说它出在孔子以前，是不合于上面所说的规律的。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因为老子书出在孔子以前，或其同时，这就可以说，上面所说的规律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老子书的时代，正是这个争论的对象。如果于老子书以外能举出一些确切是春秋时代的私人正式著作，那就好了，可惜这是很困难的。
第二点，从思想斗争的观点看。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个阶级对于异己的阶级，特别是敌对的阶级，一定要斗争。一种思想遇见异己的思想，特别是敌对的思想，一定要斗争。这都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可是孔子墨子一直到孟子，都没有跟老子的思想作斗争，甚至都没有提到老聃的名字。墨子和孔子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孟子和墨子的斗争，就更激烈了。孔子对于他同时的有名的人，如子产、晏平仲等，都有所称道，但是论语中对于老聃就没提过。有人说，论语中所说的“老彭”就是老聃，这不过是一种猜想。也有人说，论语中所说的“以德报怨”就是老子的学说，这也是一种猜想。就假定这猜想都不错吧。我们还是可以说，孔子对于老子书中的基本思想，没有进行斗争。孔子主张“畏天命”“知天命”，老子书却给“天”加上一个老祖宗。孔子注重“礼”，老子书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主张建立“文质彬彬”又庶又富，又有教化的社会，老子却赞美“小国寡民”原始素朴的社会。这都是从根本上相矛盾的思想。它们能够和平共处吗？
甲方不能说孔子不知道这些思想。因为他们是相信传统的传说的。照传说，孔子特意走了几百里路去向老聃请教。在他们的谈话中间，老聃就只谈礼，而不谈反对礼的意见么？照庄子书里边所说的，孔子与老聃之间是有过辩论，但是在辩论之中，在老聃的三言两语以后，孔子就认输败阵下来。事情果真是这样吗？如果孔子真是认了输，孔子是主张“过则无惮改”的，他怎么还在
“论语”中坚持他的错误见解？如果孔子没有认输，这些斗争的情况怎么在“论语”中没有一点反映？如果孔子知道老聃的像老子书中所说的那些思想，孟子是学孔子的，也一定知道。为什么在孟子书里，孟子对杨朱墨翟都是破口大骂，深恶痛绝，而对于老聃就连名字也不提？孟子自称为好辩，为什么对于老聃的思想却和平共处呢？这些都是难以理解的。
第三点，从先秦哲学思想的发展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就人的认识过程说，总是从具体到一般，从特殊到概括。恩格斯在序希腊哲学发展的时候说：……它在它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便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自明的东西，并且就在某个一定的有形体的东西中，在一个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如塔利斯在水里去寻找一样。”（“自然辩论法”页151）塔利斯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家，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后来有人认为“无限”是万物的根源，水是特殊有形体的东西。“无限”就比较一般的了。在春秋以前，就有人讲“五行”“阴阳”“八卦”（每卦都代表一种特殊的东西），这都是比较早期的思想。老子书中一些主要的范畴例如道、常、无、有等等，无论我们给它们唯物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解释，都是很概括的。这些范畴，应该是在先秦相当长期的百家争鸣，互相批判，互相提高的辩证的过程中，才能逐渐达到的。要说是在百家争鸣开始以前就有像老子书里所讲的那样的范畴和体系，这是很难理解的。
上面所说的第二点，第三点，是一般的规律，对于任何民族的哲学史都可以适用的，第一点只对于中国先秦一般学术发展的情况可以适用。当然，不可以把一些规律构成一个框子，硬加在事实的上面，造成一个“削足适履”的情况。如果我们有确实不可以反驳的证据证明老子书中所讲的基本哲学思想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合于某些规律，硬把它由春秋时代拉到战国时代。但即是有那样情况，我们也得找出来它所以不合于某些规律的原因。可是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证据，也没有方法说出它所以不合某些规律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相信老子书包括所讲的基本哲学思想，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我认为先秦道家思想的起源，可能是相当早的，但是成为一个体系可能比较晚。照“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周游列国时，遇见了一些所谓隐者。他们都发表了一些逃避现实的消极言论。这些人就是道家的前身。他们的思想也就是道家思想的前身。他们这些人大概都是一些没落的贵族或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道家的思想就是这一个阶层的人愿望的结晶。
跟孔子同时的老聃，也是这些人中之一。他可能也有“贵柔”和“无为”的思想，但是他还没有像老子书中所讲的那样的哲学体系。他在当时也未必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
到了孟子的时候，杨朱的影响很大。他实际上成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把他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向他进行思想斗争。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孟子和庄子是同时，为什么孟子没有向庄子进行思想斗争。有人因此就说，孟子所批评的杨朱，实在就是庄周。“杨朱”这个名字，就是“庄周”一音之转，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叫做杨朱。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孟子是以杨朱为道家思想的代表，而向他进行批判。孟子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话，他会说，以杨朱为首的那一派哲学思想，主张“为我”“是无君也”。这一派就包括庄子在内。这也说明，庄子书里边为什么也没有对于孟子进行思想斗争。先秦非儒家的著作里也都没有提到孟子，因为他们都是以孔子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他们批评孔子就是批评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只有荀子因为在儒家内进行思想斗争，所以就特别提出了子思和孟轲。到了孟子以后，老子书出来了，庄子的影响也扩大了，老子书和庄子的思想是杨朱为我思想的发展和扩大，因此他们在声望和影响上就替代了杨朱。因此在荀子书里边就只批判老子和庄子，而不提杨朱了。这也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照孟子所说的，杨朱的影响是很大的，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学派，为什么在孟子以后就忽然绝灭了呢？其实并没有绝灭，这个学派的影响是越来越扩大，不过从孟子以后，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已竟不是杨朱，而是老子书和庄子了。
上面所说的这样的看法，跟“天下篇”也是相合的。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杨朱的思想比较简单，他提出了“为我”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口号，但是他没有一个整个的世界观体系，作为这些口号的理论的基础。所以“天下篇”就不认为“有得于古之道术”，因而也没有把它提出来。宋鈃尹文以下，都有一个整个的宇宙观体系，这些体系，从庄子的观点看，以庄子为最完整。庄子就按时代的先后，同时也按逻辑的次序，把它排列起来。
“天下篇”的作者，并不一定认为老聃本人的时代就紧紧在庄子以前，但可能认为这个体系的成立，是紧紧地在庄子以前。
有些人认为老子书还出在庄子以后。我觉得这就太晚一些，我认为老子书是出在孟子的思想体系成立以后，庄子的体系成立以前。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以后和以前，并不是就孟子和庄子两个人生卒年代说，而是就他们的思想体系成立的先后说。若按生卒年代说，孟子和庄子差不多是同时的。战国是个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在这个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在一人的一生之间，就可能有很多思想体系先后出现。出现有先后，但是间隔时间可能并不很长。这种情况，我们是亲自经过的。就从“五四”到现在说吧，仅仅四十年的时间，都在我们一生之中。其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出现是有先后的，他们中间是有斗争的，可是时间也就只有四十年。战国时候的情况，也仿佛是这个样子。
关于老子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暂且谈至此。（明天续完）
第7版()
专栏：书刊评介
介绍“世界经济危机”
苏联尤·瓦尔加主编 戴有振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陈龙渊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伴侣。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同志们在瓦尔加院士领导下集体编写的“世界经济危机（1848—1935）”，就是一本专门论述世界经济危机的著作。这本书的特点是作者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对历次危机和周期的全部过程的实际资料，联系它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科学整理，通过这些史实资料，我们可以比较深入而具体地来观察和分析资本主义历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变化。尽管这是一本历史资料，但是历史与现实是不应该截然分割的，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回顾过去，把他们的论点与今天新的发展情况加以对照，这对研究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读者们是会有很大的启发的。瓦尔加院士还特别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了一篇序言，补述了近二十年资本主义出现的两个世界工业周期，这就更有助于读者们对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了解。
一百多年来，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周期是升降参差的，有时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这个基本趋势。作者们从各次危机的最低点与前一次危机前的最高点作比较，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前的时期里，各次周期的危机的最低点，在一般情况下高于前一次周期的高涨的最高点；危机还没有深刻到使该次周期的危机的最低点降到前一次周期的高涨的最高点以下。但是，随着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危机的深刻程度加深了，各次危机的最低点越来越低了，逐渐接近前一次周期的最高点；以后当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时代，在那些已经过渡到垄断统治的生产部门，各次危机的最低点通常已低于前一次周期的最高峰；最严重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就使资本主义工业大开倒车，使过去整整几十年来生产力发展的成就化为乌有。例如，美国在1932年（最低点年分）工业生产总指数比危机前最高点下降46.2％，其中主要工业生产部门下降的幅度更大，生铁产量下降79.4％，钢产量下降75.8％，机床制造业新的订货下降87.5％，其他国家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除了比较下降的幅度以外，为了更详细地说明各次危机的深度、危机和萧条的持续时间，作者们还采用了月度资料专门对美国、英国作了比较详细的计算。
既然经济危机是一个生产周期的结束，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因此瓦尔加院士对历次危机的周期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他指出每个周期和每次危机都有它的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具体的历史性。周期和危机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的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同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往往因战争、侵占殖民地、农业危机和歉收等变动因素的影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工业生产的周期也随之发生变化。例如，从1873年起到1895年间共发生了三次世界经济危机，但是这三次危机的周期形式与过去就有所不同。作者认为影响这个时期工业周期变化的主要原因，即是受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严重农业危机的影响。接着从1895年起到1913年间虽然也发生了两次危机，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速度来看是很快的，到1913年各国工业生产量基本上已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高水平，可是从1913年下半年起新的下降又日益逼近，1914年的世界大战打断了再生产的周期性进程。接着作者又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时期，世界已分为两部分，并由此而产生两个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其结果是使周期的具体过程和危机的形式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瓦尔加院士在中文版序言中谈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周期时，认为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并没有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创造条件，几乎连苏联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国家，从1945年下半年战争结束后，工业生产水平比战前降低了，为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必然有一部分军事生产部门要暂时停止生产或改装为民用生产，这种过渡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的，因此战后周期应该从1947年算起。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卷入的国家比较多，生产能力遭到的破坏程度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严重，所以到战争结束以后，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条件是极不相同的，这就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周期进展也千差万别。他把这些国家划分为三大类，即：一，主要战败国——德国、日本，战争使他们创深痛巨，在1947年这两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大体上只等于1937年生产水平的三分之一，要恢复到战前水平还需要几年时间。二，因参战而损失惨重的欧洲工业国——法国、英国等，战争使他们的生产水平大约又倒退到1937年前后的水平，战争结束后他们必需增加生产来满足积累下来的非军事需求和恢复战争的创伤。三，没有遭到战争损害的国家——美国、加拿大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生产水平大约比战前最高水平（1937年）还增加60％。因此，对第一、二两类国家来说，战争结束以后，生产的增长是比较快的，而美国在战后也因为积极扩军备战，大规模地恢复军备生产，特别是发动侵朝战争，也曾一度刺激工业生产上升。因此，总的来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生产是处于上升阶段。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瓦尔加院士根据历次周期和危机的历史证明，“周期的期限要取决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的规模和性质；新的投资越多，周期的上升阶段越长，危机也照例就越深刻、越持久”。他还指出在探讨周期的期限时，特别要考虑到固定资本更新和扩大的性质。这一点在美国的情况看得特别清楚，战后时期军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很快，根据瓦尔加计算，1948—1949为6.5％，1953—1954为15.8％，1957—1958年则更多，其结果则引起了通货膨胀，军事技术的急剧发展正在不断地加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畸形发展和不稳定状态，所有这些正是总危机阶段危机的深刻化。这就给那些认为美国经济可以“永久繁荣”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此外，他还分析了战后周期的其他特点。
还值得提出的是作者们在阐述马克思关于危机理论的同时，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危机“理论”，坚决地进行了驳斥。这些“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中，甚至在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又有新的反映，因此，批判过去的错误论点，对提高我们的理论认识水平是有很大帮助的。
现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的条件正在成熟，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部分已经开始；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繁荣。世界形势不同了，正如英国巴洛格教授所说的，“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已过分虚弱，如果美国的危机再拖延下去，即使规模很小，它也是经不起。”这种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前景的忧虑是很自然的。
总之，瓦尔加院士领导编写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本巨大的经济著作。作者们出色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与经济危机的实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分析，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这本书出版在二十年前，但是自那时以来，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一本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著述比它更完善。因此，这本书在今天说来仍是有重大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