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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招儿”
齐凡
齐齐哈尔和平机器厂老工人陈殿文，在某个会上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们往往因为任务过重感到‘挠头’，这怎么办？我们就一起研究，大家想‘招儿’，谁的‘招儿’好，就用谁的。有了‘招儿’，大家就一边研究，一边试验，失败也不灰心，直到成功为止。”
“挠头”大概就是“伤脑筋”的意思吧，这是由工作中的困难和矛盾引起的。其实，干任何工作都会碰到困难和矛盾，有的是因为任务重了，有的是因为工作生疏，有的是因为设备不足……。既然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旧的矛盾克服了，自然还要出现新的矛盾，这一点也不奇怪，问题是看你怎么去对待它。工作就是在不断地克服矛盾中进展的，我们也应该像陈殿文他们那样，碰到困难，不要去回避它，而是苦苦思索，多多商量，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招儿”并不是平白就能想出来的，它往往是因为碰到困难才逼出来。有的干部困难事碰得多了，就自怨自艾地说自己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挠头”得很。其实领导“压”你一下，是让你把工作抓紧一些，群众
“挤”你一下，是让你把工作跟上去，总而言之，还是新的工作和新的形势在逼着你，要你想出办法，把工作搞好。陈殿文的“招儿”又何尝不是逼出来的？他自己就说是被“任务量经常超过设备实有能力的几倍以上”逼的。
是不是人人碰到“挠头”事都能逼出“招儿”来？不一定。有的人碰到困难，只是空自兴叹，被困难吓住了。陈殿文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把“挠头”一词的含义和“畏难”一词等同起来，而是把它视为“排难”的出发点，进而去想办法解决问题。1958年他们生产全国仅有的大型氮肥设备，龙门刨床力量不足，这是个大困难，他就给自己出了个命题：“怎么办”？他苦苦思索，不断钻研，于是就孕育出来个“鲤鱼跳龙门”的办法。这样一台刨床就顶了四台刨床用，挖掘了潜力，解决了设备不足的问题。今年4月份加工高压水泵泵座，床面宽度不够，没法加工，这也是个困难，他又来了个“怎么办？”出了一个“招儿”，设了个第二道假龙门，用废车床作龙门横架，结果按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
“招儿”也有好坏之分，一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地想出的办法，决不是好“招儿”。那只会是邪招儿，或者是不实在的花招儿。陈殿文的“招儿”不同，他既不迷信旧有的技术设备，也不迷信自己的“招儿”。虽然他的办法不少，可是他并不把自己的办法看作是“绝招儿”，他善于和他组内的工人一起研究，大家想办法，谁的“招儿”好，就用谁的。所以他的“招儿”是扬弃了自己不合理的部分，吸取了其他同志合理的部分集思广益而成的，这样，他的“招儿”就常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是能打中“挠头”事要害的“招儿”。
由于陈殿文他们有那种“失败也不灰心，直到成功为止”的毅力，“招儿”这个无价之宝，自然就能通过他的手在生产上放出异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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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颗晶亮的小星
——看儿童故事片“柯儿趣游记”
谢逢松
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看了一场“柯儿趣游记”。影片写的全是孩子们日常的生活，既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又没有紧张离奇的故事，可是从孩子们看影片时的反应来看，他们是被影片吸引住了。他们和影片中的柯儿一同旅行，心心相印，柯儿笑了，他们也笑了，柯儿遇到困难，他们也在着急。这部片子完了，他们还在为柯儿首次独个儿旅行成功，获得了许多新朋友而高兴哩！影片用巧妙的艺术的钥匙，向小观众们打开了一颗美丽童心的大门，使大家看到一个天真烂漫可爱的世界。
柯儿是布拉格幼儿园一个五岁的男孩子，在苹果熟了的美丽季节，住在乡下的爷爷请他去玩。爸爸妈妈工作忙，没法送他去，他就请求妈妈允许他一个人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电影细致地描绘了柯儿的生活：在幼儿园里柯儿和别的孩子一样，拍皮球，打秋千，逗路边套着车的马。坐火车过山洞的时候，他害怕，就大声地唱起歌来为自己壮胆。作者又写了他高于一般孩子的良好举动，表现了年幼一代的新品质。比如：当他发现自己没有给奶奶带来礼物，摸了摸脑袋后，便决定把自己心爱的玻璃球送给奶奶。这一段描写是细致入微、动人的。柯儿恋恋不舍地把玻璃球送给了奶奶，奶奶将它装在玻璃杯里，等奶奶出去了，他立刻爬到椅子上，从玻璃橱外看玻璃杯里那个他心爱的玻璃球；过了些日子，又向奶奶把玻璃球“借”回来玩。人们从这里看到，孩子的天真，懂理，有礼貌。他和调皮的费尔达到林子里去找猫，费尔达甩下他溜跑了。当别的小朋友在草地上发现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费尔达在哪儿？他大概迷路了。”一句话就点出了柯儿爱护小同伴的优秀品质。当然，柯儿也有不及别的孩子的地方，他不知道狗除了是狗之外，还是“人的忠实的朋友”；他不知道猫是四只脚，而说成五只脚……。
这些镜头，使人越看越觉得柯儿可爱。他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而又稚气十足。作这样细致入微的描写，平时对儿童的生活必须有细致入微的体察；只有熟透了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的编导者，才能诱导小演员作这样不露痕迹、恰如其分的表演。现在，人们没有觉得柯儿是银幕上的人物，而觉得就是自己身边的一个可爱的孩子。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光辉照耀的一朵鲜嫩的、美丽的蓓蕾，一颗晶亮的小星。
影片不是用语言，而是通过艺术表现的特有手法，自然而流利地、热情地赞颂着社会主义制度，反映新社会的新风气、新道德。柯儿上车前对妈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妈妈，坐在车厢里不要乱跑……我一定不把头伸到窗外去。”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凡，可它却使人想到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幼儿园、家庭、公共场所等，无时不在谆谆教育儿童，处处关怀儿童。柯儿下火车忘了箱子，女列车员在火车开动中小心地把箱子丢了下来，柯儿过去捡起箱子，还向疾驰的列车里的阿姨挥手致谢。这一挥手，又使人想到多少事情啊！新社会教导儿童既懂规矩、又识礼貌！通过护路的老头给柯儿读信，火车上女列车员和男检票员对柯儿的热情照顾，同一车厢那个旅客对柯儿的关怀，农庄教师对柯儿的教导，食堂女炊事员给柯儿加一块油煎饼的举动，苔列茨卡这些小孩对柯儿的帮助和友情，等等，很自然地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幼年一代的照顾、关怀和培育。柯儿所以会长得这样可爱，正是这个可爱的社会孕育出来的。
通过柯儿简单的生活故事，影片也告诉了小观众：柯儿第一次单独出远门，第一次独个儿坐在车厢里穿过漆黑的山洞，这些对孩子，是重要的考验。乡下的生活让柯儿知道了许多在城市里不知道的新事物，学习了帮爷爷劳动。共产主义的新人，应该从小就开始培植。让孩子到乡下去住住，作些劳动，见见世面，长点知识，可以通过这些来培养他们对土地的感情，对劳动的感情，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社会主义社会的儿童，像满天的星斗，闪闪发光。希望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经常深入到这星群中去，用艺术的手摘下几颗、几十颗、几百颗小星来，放到书里去，放到戏里去，放到电影里去，让它再去照亮更多儿童的心。（附图片）
柯儿和苔列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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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布下天罗地网捉敌探
张爱萍
编者按：为纪念“六一”儿童节，中国少年出版社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同志写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少年儿童革命斗争的故事，我们选了两篇先后在本报发表。
中央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敌我斗争，是很艰苦复杂的，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派反动军队向红色区域进行残酷的围攻，杀到根据地里来，到处杀呀，烧呀，抢劫呀，奸淫掳掠，不管大人小孩，都要被杀的杀，打的打，拉走的拉走；不管老幼妇女，都遭奸淫，有的还在奸淫后被打死了；到处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7月，蒋介石就调动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六十万人举行了三次围攻：第一次十万人；第二次二十万人；第三次三十万人，蒋介石亲自出马当总司令，驻镇南昌，但是，三次围攻都被我们英勇善战的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打得落花流水。此外，敌人还经常不断的从外面派侦探、特务分子，秘密地潜入根据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侦察军情。那时的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们，都积极地参加根据地里的赤色戒严工作，展开反对敌人破坏活动的激烈斗争。
他们在山岗上，在屋顶上，在树梢上……凡是能看得远的地方，都设上了望哨，两个人一对，不分日夜地向白区了望着，观察和监视敌人的行动。这些了望哨，同村庄里都规定有联络信号：白天发现敌人，通常是把红旗或草人倒下；夜间通常是燃起一堆火光或敲锣打鼓。这样，山岗连山岗，村庄接村庄，处处设了了望哨，互相联系。
在中心地区，他们也是两个人一对，在本村、本镇周围的交通路口上站岗放哨，盘查来往行人的路条，发现没有路条或可疑的人，就押送当地革命政府或驻军处理。这些放哨人手里，都拿了大刀或梭标等武器。
少年儿童们就是这样到处以雪亮的眼睛监视着敌人，简直把根据地布成天罗地网。
国民党匪军对红色革命根据地举行“围剿”时，比平时派了更多的侦探混到根据地内侦察军情，因此，儿童团和少先队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的工作也特别紧张起来了。
在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儿童团中传说着一件动人的儿童团员冒死捉敌探的英勇故事：1931年夏天，蒋匪军进行第三次“围剿”期间，在边区一个小镇——富田，有一天傍晚，路旁的草堆边隐蔽着两个儿童团的哨兵，他俩一个手持红缨枪——梭标，一个拿把大刀，机警地四面张望着。
远远地来了一个陌生人，快进镇前，鬼头鬼脑，东张西望，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进镇子。
“哪里来的？”那人刚到镇边，儿童哨从草堆后边闪出来，齐声喝问，这突如其来的盘问，使陌生人大吃一惊，但他怔了一下，又故做镇静地回答：
“那面村子来的。”回头用手指着远远的一个村子。
“乡苏主席（注）叫什么名字？”
“乡儿童团长是哪个？”另一个儿童又接着追问：“快说！快说！”
“乡苏主席吗，……嗯，姓苏！”陌生人支吾着。两个小哨兵更加怀疑了。
“快说！叫什么名字？”小哨兵一面厉声追问着，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一个哨兵立刻向镇里跑去了。
“叫……维埃。”
“哈，哈，哈……”小哨兵听着笑起来了。
那家伙见势不妙，四下张望，用手推小哨兵一把，推的小哨兵向后踉跄几步，趁势向后拔脚就跑。儿童团员见势不妙，一面大声喊叫“反动派跑了！反动派跑了！”一面拼命地跑步追赶。陌生人一面慌里慌张地跑，一面不住地朝后面看，不知怎的，在一个下坡坎的地方跌倒了。小哨兵趁势扑到那家伙的身上，用刀就砍，可是刀被坏蛋用手一挡，落到地下了。坏蛋也趁势拼命地挣扎着逃跑，可是一条腿被小哨兵紧抱着不放。小哨兵一面不停地大喊：“快来人哪！”一面用牙乱咬坏蛋的腿，坏蛋也拼命地乱打，两人就在山坡下扭作一团。坏蛋突然从地上拿起小哨兵的大刀就砍，一刀劈在左胳膀，鲜血直流。但小哨兵仍然拼死紧抱着坏蛋的腿不放，仍然用牙乱咬坏蛋的腿。可是坏蛋的力大，而小哨兵已经累得气都接不上来，坏蛋就拖着小哨兵跑，小哨兵口里还是不断地喊“捉反动派啊！捉反动派！”拖着拖着，小哨兵的右手又被坏蛋砍了一刀，于是就昏倒了。反动派就趁机拿着刀跑了。另一个小哨兵领着十多个少先队员，正在此时赶到了，别的村庄的人听到喊声，也赶来了，四面一围，把反动派抓住了。原来是白匪蒋鼎文师派出的一个侦探。
光荣负伤的勇敢的儿童团员，被少先队哥哥们抱着，包伤的包伤，揩干净身上的血迹，个个都以敬佩的心情慰问着。
“反动派抓到了吗？”小哨兵睁开眼，第一句就关切地问道。当他听到“抓到了！”的时候，高兴得从怀抱里挣扎着站起来，倔强地说：“没有关系，我能够自己走的！”
“真称得起小英雄！”少先队员及儿童团员们都同声地赞誉着。
“反动派是你们大伙抓到的！那里是我捉到的呢？”他这种毫不自夸的谦虚态度，使大家更加敬佩他。
红色的少年儿童们，就是这样英勇无畏，机智灵活地和反动派作斗争，保卫着人民自己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注：“苏”是苏维埃的简称。“乡苏”就是我们说的乡人民政府，那时把乡长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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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志架上
两篇谈文学创作的好文章
日克
六月号的“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分别发表了梁斌的“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和王愿坚的“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这是两篇作家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梁斌是长篇小说“红旗谱”的作者，王愿坚是短篇小说集“党费”和“后代”的作者，这些作品是为读者所熟悉的。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们对于这些作品的创作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其中涉及到一些创作上的问题，像作品中的许多人物是怎样在一个模特儿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模特儿怎样激发了作者的构思，作者又怎样把模特儿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融合起来进行概括和加工的，这两位作家都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作了独到的阐发。譬如像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红旗谱”里的朱老忠，梁斌同志就曾经在很多作品里创造它，一次又一次地丰富它的性格，最后出现在“红旗谱”里的朱老忠的形象，虽然还有着模特儿的精神痕迹，但是，它已经和作者最初的写这个人物的短篇“三个布尔塞维克的爸爸”，不尽相同了，因为作者在这个模特儿的基础上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概括，使它具有了更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王愿坚同志的小说，虽然有一部分是听来的故事，但是，在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里，也同样加入了作者深刻的生活感受。他们这些经验都生动地说明了艺术概括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同样的，从他们的文章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革命的世界观，在他的创作里——无论是构思人物、处理情节、发展故事，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他们的作品，而且也可以帮助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探讨和研究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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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札记
木棉的广泛种植和传入朝鲜
刘勉之
封建社会里的平民百姓叫布衣，或者白衣。因为平民百姓只许穿布衣服、白衣服的缘故。有的时代，商人也只能穿白色的衣服。例如三国时吕蒙袭击关羽，把兵士乔装穿白衣服为商人偷渡，关羽没有觉察，以致突然被袭，全军崩溃。
在明代以前，布衣指的是麻布的衣服。所以有一种看相的书就叫作麻衣相法。在此以后，棉布逐渐推广了，布衣指的是棉布了。
棉布传入中国很早，南北朝时从南洋等地输入，叫作吉贝，也叫白叠。国内西北高昌（今新疆吐鲁蕃）也产棉花，出的?布，就是白叠。宋元间已有许多地区种棉，如福建、广东、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等地，其中著名的种棉地区是广东的琼州。十三世纪中期，诗人描写长江流域纺绩情况说：“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末期松江乌泥泾人黄道婆从琼州带回黎族人民的先进纺绩工具和技术，教会家乡妇女。当地人民生活提高，靠纺绩生活的有一千多家。诗人歌咏：“乌泾妇女攻纺绩，木棉布经三百尺。”松江从此成为明代出产棉布的中心。明太祖起事以后，就大力推广植棉，要每户农民必须种木棉半亩，田多的加倍。棉花的普遍种植和纺织技术的不断提高，使棉布产量日益增加，成为人民普遍穿用的服装原料了。
在同一时期，木棉又从中国传到朝鲜。朝鲜李朝太祖康献大王实录有这样的记载：
公元1363年（元顺帝至正23年）高丽使臣的书状官文益渐奉使元朝。回来的时候，看见路边有木棉，就摘了十几颗棉桃，装在口袋里。第二年回到家乡晋州，送一半给同乡郑天益试种，结果只有一颗成活，到秋天收得一百多颗棉桃。以后年年加种，到1367年天益把棉种分给乡里农民，劝他们种植。至于益渐自己种的倒都不大结棉桃了。
有一天胡僧弘愿到天益家，看到木棉，高兴得哭了，说：“想不到今天，又看到本土的东西。”天益留他住下，请教缲织的方法，弘愿详细说明，还替作了工具。天益立刻叫家里人织成一匹，邻里都学会了，教会了一乡。不到十年工夫，又教会了一国。
文益渐死于1398年，年七十岁。由于他带进棉种有功，1375年作了典仪注簿的官，一直做到左司议大夫。死后还追赠为江城君。1401年朝鲜参赞权近又向国王说：“故谏议大夫文益渐，初入江南，带回木棉种子，送于晋阳村舍，开始织木棉布，以此木棉是由晋阳开头的，从晋阳又传到全国，使得人民上下都能穿到棉衣，都是益渐的功劳。现在他死了，有个儿子还在晋阳，应该照顾，由政府叙用。”（朝鲜李朝太宗恭定大王实录。）
由此可见木棉是由文益渐于1363年传入朝鲜的，1364年在晋州试种，1377年左右推广到全国。至于纺绩技术和工具则是胡僧弘愿的传授。这个人相当于松江的黄道婆。
至于棉桃的取得地点，权近说是江南，太祖实录则说是在元朝取得的，当时元朝的首都大都，即现在的北京。从那时大都附近取得棉桃，和历史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据1363年的局面，朱元璋在南京，张士诚在苏州，方国珍在浙江。张士诚和方国珍都受元朝官号。郑麟趾的高丽史记高丽恭愍王时，朱元璋、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曾多次和高丽通使。两书互证，可以肯定，文益渐取得棉桃的地点是在江南，也就是苏松一带。太祖实录所说的元朝，应是受元朝的官号的张士诚，两者的说法是并不矛盾的。高丽史恭愍王世家：
癸卯十二年（公元1363年）夏四月壬子，张士诚遣使贺平“红贼”，献彩缎及羊、孔雀。
很可能，文益渐是这次张士诚遣使的报聘使节。
至于明实录和李朝实录记载的木棉，事实上应该是草棉。因为木棉传入较早，草棉较后，习惯上还是把草棉叫作木棉，这种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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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蓉湖之晨（国画） 秦古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