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参加心理学学术讨论的体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曹日昌
去年8月北京心理学界开展了一次学术批判活动,着重批判了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中的超阶级观点(如把大公无私和自私自利当作个性差异)和专从生理和生物学方面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生物学化倾向”,对于清除心理学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矫枉过正,也发生了一些偏差。所以在批判以后,心理学界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批判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今年3月,北京心理学界举行座谈会,讨论心理学的任务、性质以及人的心理的阶级性和共同性等问题。5月中,为纪念“五四”,北京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单位联合举行了学术讨论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心理学虽然还在幼年发育阶段,但是前途无量,是一门大有可为的学科,因之对于心理学研究工作都增强了信心。在讨论中,大家又一致感觉到: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研究成果太少。所以大家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切实工作,促使心理学迅速地发展。
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理论与思想体系问题
去年的学术批判和今年的学术讨论,我都参加了,得到了一点体会:要使学术批判和讨论获得丰富成果,第一,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理论与思想体系和科学研究与实践任务等问题;第二,必须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自由讨论,以理服人。
每个阶级都有它的思想体系,每种思想体系都尽量利用各种科学理论,但一种科学理论不一定属于特定的思想体系。例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利用进化论,企图证明“自由竞争”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但进化论是科学真理,不专属于资产阶级。心理学上也是如此。费希纳利用韦伯律证明他的泛灵论,并用以攻击唯物主义,但韦伯律是科学规律,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术批判中,我们不能根据韦伯律曾被资产阶级利用,因而说重视韦伯律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我们是要打烂的,但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所利用的科学理论,我们则要继承、吸收。科学是有继承性的,我们若把一切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关的东西都扔掉,我们就真要成为“穴居野人”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批判地吸收,也就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因此,不能把接收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有关的科学事实规律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但是,我们受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对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的估价可能不正确。
各种科学上都经常有一些争论。心理学由于所研究的对象特别复杂,科学的心理学的历史还不长,所以争论也特别多。例如,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是近代心理学上久经争论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心理学者,有人主张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也有人主张是一门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心理现象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研究,有人认为高度复杂的心理活动不能在实验室内简单化的条件下进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心理学界也有同样的争论。这类的学术争论,可能双方面都有片面性,也可能一方面比较正确,另一方面证据不够充分。在我们获得充分论据足以证明那一方面正确以前,不可轻易作结论。更不能简单地把一方面的意见划入一种思想体系,把另一方面的划入另一种思想体系。去年在心理学批判活动中,不少同志把认为心理学接近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可以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意见,都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显然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的关系问题的缘故。
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有全面的理解
理论来自实践,一切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科学理论是生产斗争或阶级斗争的经验的总结,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告诉我们的真理。生产任务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它为科学提出研究的课题,也为科学提供检验理论真伪的机会和标准。科学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为生产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切科学在安排工作时应当遵循的方针。但科学和生产还有差别,科学研究不等于生产建设事业本身。科学研究如果不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科学工作者都去全力从事生产劳动,那末也就不会有科学研究、科学理论,也就不能很好服务于生产建设事业。
所有科学都有它自己的体系,都有历史继承性和国际性。为了使体系更趋于完整,科学本身有时提出一些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不一定是和当前生产建设实际直接有关的。另外,也有一些课题是由科学历史继承下来的,或是国际科学界共同围攻的,也不一定和本国当前生产建设实际有关。这些课题都是由于科学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它们的解决也会使科学得到发展,因此,算起总账来,还是有利于建设事业的,不应当因为它们和目前的建设实际无关或关系很少而不进行研究。
去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展开了一次研究方向问题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多数人赞成“实践派”的主张(我也是“实践派”的一员),调整了研究组织,把原来按学科理论体系分的演化、知觉、思惟、个性四个组改变为分别联系教育、劳动和医疗实际的三个组。研究人员也都分别到学校、工厂和医院进行工作。几个月以后,问题发生了,教育心理工作者只参加教学工作,劳动心理工作同志满足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参加医疗工作的仅追求对精神病患的疗效,对于由实践工作中总结科学理论则重视不够,再深入一步进行工作感到困难了。十月间心理研究所又进行务虚,肯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的正确性,明确了以任务带动学科的方针,肯定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又重新调整了研究组织,设立了应用电生理和其他新技术研究脑的反映机能的研究组。
现在对于去年3月间辩论的问题的认识又不同了。现在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是社会生产实践,但科学体系的内在逻辑(或矛盾)也是推动科学前进的一种动力。为使心理学更有效地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但也要从理论研究中提高水平。现在认识到:脱离实际是科学研究的错误方向,应当批判纠正;但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有全面的理解,理论研究不能忽视,这样才能促进科学的健康发展。
学术上的讨论应当是经常的
在去年8月的批判活动中有一种情况:好像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划了一条线,一边是批判者,一边是被批判者。批判者的意见似乎都是正确的。被批判者的一切言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形势是不利于学术批判、讨论的,讨论不能深入展开,产生了以片面克服片面(正确地说,以片面代替片面)的现象,不能真正解决学术问题。
在今年3月间的座谈会和纪念“五四”的讨论会中,情形不同了。各抒己有,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各种论点提出来了。经过讨论,对有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也就是解决了,至少暂时解决了。对有的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但经过讨论,问题明确了,各家各派都知己知彼,今后都本虚心学习、坚持真理的精神,照自己的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将来在研究成果上再行较量、争论。在讨论过程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以前的问题解决了或明确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进一步的问题。将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一定会促进心理学的发展,使心理学的水平提高一步。
可以说,今年的讨论是去年批判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去年做了一些清扫工作,今年则在新方向上前进了一大步,今年的成绩比去年更多更大,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由去年的批判到今年的讨论,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过程。这充分证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正确伟大。在今后的学术活动中,更好地贯彻这个方针,各种科学事业必然会得到迅速巨大的发展。
在各门科学中,特别是像心理学这样一门年轻的、研究的对象又特别复杂的学科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是难于一次肃清的。科学都是在迅速发展中的,今天看来是比较正确的结论,由于新事实的出现,也会转向它的对立面,变成不正确的。所以,学术上的批判、讨论应当是经常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指导学术批判和学术讨论的原则,也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一种动力。正如周恩来总理最近所说:“我们相信,经过科学上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艺术上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不要很久,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够进入一个昌盛的时代,并且获得伟大的成就”(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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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风细雨 各抒所见 探求真理
首都老年和青年心理学家共聚一堂讨论学术问题
本报讯 首都心理学界就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性质、方法等问题举行科学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六个单位联合举办的。长春、哈尔滨、广州、兰州、呼和浩特等地的心理学教学工作者也远道而来列席了讨论会。到会的有潘菽、唐钺、郭一岑、陈汉标、曹日昌、朱智贤、胡寄南、陈元辉、程乃颐、彭飞、沈乃璋、周先庚、陈选善、孙经灏、王琳、曹孚等二百多人。会前北京各单位作了认真准备,写出了书面发言十七篇。在讨论中年老的心理学家和参加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青年都按照自己的研究心得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一些问题也展开了争论。大会上先后发言的有二十多人。在小组讨论中争辩更为热烈。讨论会于5月11日开始,15日结束。
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大家看法已趋向一致,有些问题还有原则性的分歧。其中一个总的分歧就是:心理过程和个性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各占什么地位,以及如何去研究。这个分歧贯串在心理学的对象、任务、性质、方法等几个问题中。
关于心理学的对象与任务
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反映过程;另一派则主张心理学应该研究心理过程。
关于心理学的对象与任务,总的说来有两派意见。两派共同承认心理学既要研究人的心理过程,也要研究人的个性,所不同的是:一派主张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反映过程,持这种意见的以心理研究所的曹日昌为代表,他们肯定个性应该研究,但认为“应该从反映过程来研究个性和阶级性”。他们认为: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意识的起源、发生、发展和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及其规律”,因此必须“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因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他们指出,心理学如果不从事关于脑的反映过程的研究,或不从脑的机能来研究意识现象,就会使心理学等于逻辑学、哲学、思想史等学科,就取消了心理学。他们主张心理学除在实践活动中研究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和意识活动的规律外,还要利用尖端科学技术来研究脑的反映活动。他们的着重点是研究心理反映的规律,并举了劳动心理、医学心理、教育心理等方面的工作为例,证明心理学研究反映过程,解决了实际问题,提高了效率。目前心理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应放在解决认识过程的研究上。支持这种意见的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曹传咏、陈大柔,北京大学沈乃璋也同意这种意见,但他认为,普通心理学应该专门研究心理过程,不必研究个性。
另一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曹日昌等人的意见,忽视了对个性的研究,忽视了人的心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他们主张心理学应该研究心理过程,但是“应该研究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人的心理过程”,“应该研究个性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和个性对于心理过程的影响”;心理学应该研究心理的生理机制,研究人脑的机能,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人的心理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持这种主张的有北京师范大学陈帼眉,北京师范学院孙经灏、崔莉芳、教育行政学院张昉,教育科学研究所胡寄南等人。张昉和崔莉芳并举了一些教育实践中的例子,强调说明研究个性和儿童年龄特征的重要意义。
此外,北京大学程乃颐认为,心理学的对象是人的心理活动,心理学不可以脱离心理内容研究心理活动,但也不可以脱离心理活动研究心理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彭飞认为:心理学要研究反映形式,研究反映过程如何产生、如何在脑中形成和完善起来的规律,也要研究心理内容形成的条件、发展的途径及其对反映过程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朱智贤从一般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提出心理学是研究一般意识的科学,但也应结合着研究社会意识、阶级意识。他认为:心理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它不是把阶级意识当作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研究,而是作为意识倾向的动力结构来研究,是研究阶级意识倾向的不同表现形态在人脑中如何形成起来,又如何影响着人的心理活动和调节人的行为。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
有四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第二种认为心理学是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第三种说是偏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第四种说是不能偏在一边的中间科学。
由于对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存在着上述分歧,对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心理学是社会科学。以北京师范大学郭一岑为代表,他在会上的两次发言中,坚持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意识的科学。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人的意识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作为心理器官的人脑,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在社会生活条件下产生的。由于人脑具有第二信号系统,本质上已区别于动物的脑。他主张人的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人的社会实践是心理、意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意识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是社会生活,不是单纯的自然界,即使纯自然物,对人来讲也具有社会意义。心理是社会现象,因此,心理学也应是一门社会科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心理学是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北京师范大学章志光认为,心理学所研究的是社会运动形态与生命(生理)运动形态相互联系的现象,其中研究心理过程主要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因为心理活动就其机制和起源来说,是人脑这块自然物质的机能。研究人的个性,则主要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因为人的心理内容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人类的社会实践的反映。研究意识现象,研究个性是心理学的主要问题,所以心理学是偏于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
第三种意见认为,心理学是偏于自然科学的中间科学。以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曹日昌为代表。他认为心理学要研究意识的起源,心理学要研究作为人脑机能的意识,要研究脑的反映活动、过程与规律。他说,人脑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研究脑的活动规律的工作,重点属于自然科学。但他也考虑到,心理学又包括没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部分,也包括有阶级性的社会科学部分,所以,他肯定:如果有人着重研究意识起源、或脑的反映活动过程,把心理学当作一种自然科学,在他的研究范围内未尝不可;如果有人专门研究意识倾向性或社会生活条件对心理的影响,把心理学当做一门社会科学,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也可同意。他在发言中表示心理学应着重研究的反映过程是不随社会生活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他把心理学看成为偏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中间科学。
第四种意见认为,心理学是不能偏在一边的中间科学。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潘菽持有这种观点。他不同意郭一岑的意见,他在分析郭一岑的观点时,明确表示:人是自然实体,也是社会实体,人的精神现象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认为,偏于自然科学,则必然忽视个性方面,偏于社会科学,则易忽视心理过程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目前还没有充分理由能说明应偏向那一边。
关于心理学的方法
一般都承认实验法是心理学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占什么地位,则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般都承认实验法是心理学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占什么地位,则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曹日昌认为,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反映过程,实验法是一种主要的方法,观察、描述则是一种古老的土办法。由于目前心理学所用的方法水平还不高,应该注意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进行研究,做到土洋结合,而将来应多用洋办法。曹传咏认为,近代尖端科学技术和理论,给大脑活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武器。他说,电生理学、电子技术、信息论、控制论等,所有这些理论和技术,对于揭露脑的反映活动的规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吉林师范大学郭占基同意以上意见,并主张实验法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学方法。
陈帼眉认为,实验法必须与其他方法配合起来,才能揭露心理活动的规律。
关于心理学中的阶级分析,有二种意见。华南师范学院陈汉彪、北京师大陈帼眉认为,阶级分析是原则、不是具体方法,确切些说,应当是在心理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元辉认为对儿童心理的研究不能作阶级分析。
关于心理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一般都承认人的心理活动有共同规律,在阶级社会里,部分的心理活动是受阶级影响和制约的。
讨论会上,一般都承认人的心理活动有共同规律,在阶级社会里,部分的心理活动是受阶级影响和制约的。
北大程乃颐认为:心理过程是人类共同的,人的心理是人脑对现实的反映,作为脑的机能,全人类也有一般的、共同的规律。人的意识在阶级社会中必定渲染上阶级色彩,但是人的感知、思惟、情感、愿望等,不一定每次都和阶级意识联系,因而也就不一定都有阶级性。他认为,否认人的心理有共同规律和研究这些共同规律是错误的。
北京师大朱智贤认为:在心理学研究中,否认阶级意识的强大调节作用,是不对的。但夸大心理的阶级性,以至否认一般规律,也同样是错误的。
北京师大陈帼眉及三年级学生吴书柬认为,人的心理有共同规律。在阶级社会中人的心理有些有阶级性,有些没有阶级性。心理学既要研究在没有阶级性的心理现象中的共同规律,还要研究在具有阶级性的现象中的共同规律。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段铨章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共同规律、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许多参加讨论会的心理学工作者说:这是一次惠风和畅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大家沟通了学术观点,扩大了知识领域,觉得大有可为,很乐观,激起了发奋之心。有的人接受了对方的一些观点,从而补充或修改了自己的某些看法,有的人从别人的发言中,给自己的论点找到了更多的根据,因而更坚定了原来的主张。大家都程度不同地看到对方之所长,自己之所短,感到必须再下苦工夫钻研,认真作些研究,积累些资料才行。特别是与会的青年师生,普遍感到责任重大,决心好好读书,切切实实做学问,为繁荣心理科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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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民族化交响乐和歌舞剧的新尝试
上海音乐舞蹈团体演出一百多个新作品
新华社上海9日电 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8日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演出。十六天中,二十个专业和业余的音乐舞蹈团体一千多位演员,演出了二百七十多个节目,其中有60%是上海音乐舞蹈工作者去年以来的新作。
参加会演的作品丰富多采,各种题材和形式都有。许多作品在创造民族化的交响音乐和歌舞剧方面作了尝试,取得了成绩。
上海交响乐团演出了三个新的交响乐:王云阶的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交响乐”,施咏康的“东方的曙光交响乐”和沙梅的第一交响乐“幸福生活交响乐”。“抗日战争交响乐”在近似“义勇军进行曲”冲锋号角的“引子”声中,展开了它的战斗性的主题。作者在第一乐章“抗战中”,着重表现了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困苦磨难,最后化为反抗侵略的雄浑的力量。第二乐章“苦难的回忆”中,可以听到描述抗战期间人民颠沛流离的小提琴独奏,可以听到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叫嚣声。接着的一章“到敌人后方”,表现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雄伟气魄。最后一个乐章“欢庆胜利”,出现了全民欢腾的伟大场面,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主题作结束,奏出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英勇前进的气势。整个交响乐以比较完整的艺术构思和民族风格,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加上出色的演奏,更使这个交响乐生色。
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创作和演出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被认为在交响音乐的民族化方面,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这首奏鸣曲是学生何占豪和任钢创作的,他们以越剧的部分曲调为素材,用西洋音乐形式来表现我国广泛流传的“梁祝”故事,它突破了交响音乐惯常的法则,采用了戏剧叙述的方法,整个乐曲既具有奏鸣曲的传统形式,又富于民族的情调。
会演中的“黄浦江颂”、“黄浦江大合唱”、“幸福河大合唱”、男低音独唱“老司机”、琵琶独奏“欢乐的日子”、笛子独奏“今昔”等,也都得到好评。“黄浦江大合唱”是上海合唱团的作品,他们已经作过多次演出,根据听众意见,修改了六、七次。合唱团的一首上海民歌联唱“我伲公社交关好”
(即:我们的公社十分好),以它浓厚的乡土气息,引起了听众的兴趣。
上海实验歌剧院、儿童艺术剧院等单位演出了许多舞蹈、舞剧和歌剧的新作。舞蹈“夜袭”,通过练兵、埋伏、偷袭敌营等舞姿,塑造了中国古代武士雄健、机智、英勇的形象。在江南民间舞蹈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鹅毛扇”舞中,十二个手持雪白鹅毛扇的少女翩翩起舞,双臂伸张曲缩,犹如白鹅的翅膀,富有诗意,宛转动人。这个舞蹈是上海实验歌剧院的编导和演员们在群众中“采风”的成果。
会演中还演出大量的传统节目和外国优秀作品。女歌唱家董爱琳这次演唱了歌剧“阿依达”中的一段,抓住了剧中公主的心理特征,表现出她的阴险妒忌而又有强烈爱情的性格。
在会演期间,上海音乐舞蹈界人士分成创作、表演艺术、舞蹈、歌剧四个组,举行了近十次座谈会,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传统,学习借鉴世界音乐文化的宝贵经验,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歌舞艺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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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交响音乐、交响乐和协奏曲
交响音乐也叫管弦乐,指一切可供交响乐队演奏的音乐作品,主要形式有交响乐、组曲、协奏曲、序曲、交响诗等。
交响乐通常由四个乐章构成,并常加有“引子”,有些交响乐也利用合唱或独唱。
协奏曲指由一个独奏者和一个管弦乐队合作演奏的大型器乐曲,一般由三个乐章构成,按照其中的独奏乐器分为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双簧管协奏曲、单簧管协奏曲、小长号协奏曲等。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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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添丁增口 人寿年丰
内蒙古贵州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
新华社呼和浩特讯 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和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自1945年解放以来,完全改变了昔日人口下降的悲惨局面,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景象。目前,蒙古族人口已由1950年的八十四万多人,增加到一百一十三万多人,鄂伦春族由九百一十多人增加到一千一百多人,鄂温克族由五千二百多人增加到六千八百多人。自治区境内的达斡尔、回、满和朝鲜等少数民族,也逐年繁荣起来。
解放前的近百年来,内蒙古各少数民族长期遭受着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和民族内部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衰敝,文化落后,医药卫生设施十分恶劣,各种恶性传染病、地方病,常年蔓延不息,造成人口急剧下降,民族的延续受到严重威胁。在清朝初年拥有四十万蒙古族人口的伊克昭盟,到解放以前减少到十万多人。锡林郭勒草原在清朝末年,有八万四千多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到1936年只剩下三万六千多人。在过去黑暗的日子里,广阔的草原上和原始密林里,人们很难看到健康的孩子。
解放后,内蒙古实现了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区域自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荣十分关怀,组织大批医疗人员,深入广大牧区进行性病的免费防治工作,以后又随着妇幼卫生、布氏杆菌病的防治等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逐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现在,严重妨碍蒙古民族发展的性病,已在各大牧区基本消灭。摆脱了病痛的蒙古族牧民们,很快抱上了健康的娃娃。普遍享受公费医疗的鄂伦春民族,随着生活改善和医疗机构的建立,人口也由下降局势转为上升。
自治区各少数民族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人口日趋兴旺,有力地促进了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
本报讯 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加。根据最近的国家统计资料,全省苗、布依、侗、彝、水、仡佬等十多个民族人口,到1958年年底止,已达到四百三十六万,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953年净增四十二万多人。
贵州高原,是我国苗族主要分布的地区。五年中,全省苗族已从一百四十二万增加到一百五十三万。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人口增长程度更为显著。像都柳江边的水族,1958年已有十六万多人,比1953年增加近四分之一。不论在一个少数民族村寨,或一个自治州、县,“添丁进口、人寿年丰”已成为一种新气象。
解放前,贵州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受尽歧视、压迫,人口不断减少。据统计,1939年只有一百二十三万人。1949年解放以后,贵州少数民族人民和广大汉族兄弟一样,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人们心情舒畅。加上少数民族地区医疗网的逐渐建立,危害少数民族最厉害的疟疾,已在大部地区基本消灭,少数民族人民健康水平,有了提高。而新法接生的普遍推广,使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悲惨景象,一去永不复返,直接促进了出生率上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五年来,每年净增三万多人。黄平县大桥公社大桥生产队共六百五十五人,五岁以下的小孩就有一百多个,生产队长笑哈哈地对人说:“自从苗家有了毛主席领导,我们队哪年不添二、三十个娃娃,真是家家户户儿孙满堂,人口兴旺!”(附图片)
看 望(油画) 李自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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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去一贫如洗 今天有衣有食
青海八万多牧民生活改善
新华社西宁讯 青海省牧业区八万多贫苦牧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帮助下,生产迅速发展,生活得到了改善。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这些牧民一贫如洗。在解放前反动统治的残酷压榨下,饥寒交迫,疫病流行,负债累累,有些人甚至露宿在荒郊野外,以打猎、挖蕨麻为生,或者到处讨乞流浪。
随着青海的解放,这些贫苦的牧民获得了新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照顾。在八年当中,青海省民政部门给这些贫苦牧民发放了四百多万元的救济款和贷款,帮助他们解决口粮、冬衣、牲畜和生产工具的困难。据最近调查,全省牧业区的八万多贫苦牧民中,已有四万人基本上达到了生产自给,其余四万人的生活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特别是经过了近一、二年的救济和扶助,在海南、海北、海西、黄南等大部分藏族地区,一无所有的赤贫户已经绝迹。
生产的发展,使多数贫苦牧民的生活起了显著变化。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贫苦牧民们,由于党和政府大力组织生产,发放大量救济贷款,现在一般每人每年收入三十到五十元左右。如牧民莫洛一户共有三个劳动力,现在收入很多,不仅能吃到牛奶、酥油、肉食,还能吃到白面。(附图片)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妇女在帐篷前梳洗辫发 列兵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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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祝兄弟民族人寿年丰
我们为兄弟民族的人口有了显著增加而感到高兴。兄弟民族人口的增长,意味着我国三千六百万少数民族人民在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痛苦悲惨情景,进入了“人口兴旺生活好”的新时代。这意味着在占我国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广阔土地上,将不断地有更多的新生力量成长起来,开发那里的丰富宝藏,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祝贺兄弟民族人丁兴旺,人寿年丰;我们祝贺伟大祖国不断增添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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