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
专栏：
关于领导工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确保重点的问题：重点安排不能过多，以免分散力量——确保重点和武装自己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在确保重点的前提下必须既让路又跃进。
关于技术革命的问题：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把技术革命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结合起来——技术革命在一定时期必须有一定的中心。
关于加强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在大搞群众运动方面已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加强集中领导方面显得不够有力。有人不懂得：不发扬民主固然会脱离群众，不加强集中领导，也同样会脱离群众。
关于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问题：必须明确：群众中的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愈高，则领导上就愈要更好地注意改进劳动条件，关心群众生活的改善。因此在劳动工资问题上必须坚决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朱早弟 宋一平 李冬青 陈经畲 唐午园 彭仰钦 杨德重 鲍鼎代表的联合发言
我们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武汉市二百三十万人民，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及其它各项事业建设中，也如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华中地区一个比较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来说，武汉市在工业建设方面所肩负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按照国家的计划，它要把自己建设成为华中地区的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面对着这样光荣和艰巨的任务，武汉市和全国的各个兄弟城市一样，必须在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中保持较高的速度，才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八年中，在中央和湖北省的正确领导下，武汉市建设的成就，保持了较高的速度。以工业生产总产值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四点四，而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就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八，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就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零一，提高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五点一。举世闻名的长江大桥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建成通车，武钢一号高炉比原计划提前九个月零十八天投入了生产，一、二号焦炉也分别提前九个月零十九天和提前两个月建成投入生产。武汉重型机床厂，比原订计划也提前一年半，于一九五八年建成并投入了生产，其生产能力比原设计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六十。
为了适应工农业大跃进的需要，早日奠定武汉市基本工业的基础，在一九五八年内，又在武汉郊区的关山、武东、葛店及徐家棚等地区，开辟了几个新的工业区，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才作出的决定，到年底，关山工业区就已初具规模，现在已经有汽轮机厂和汽轮发电机厂、鼓风机厂、综合电机厂等四个工厂初步建成了，半年前还是一片荒野的关山，现在已是厂房林立，职工住宅成片，各种服务行业一应俱全的一座小工业城市了。在武东地区新建的规模巨大的铸锻中心厂、船用特机厂和电焊条厂，现在也在加紧施工，巨大的水压机车间将在今年七月力争投入生产。
过去的武汉市，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的商业转口城市，历史上人们称之为“九省通衢”，解放后建设了一些工业，但主要是轻工业和修修补补的机械工业，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建设，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八年内的大跃进，已经进入了可以成批制造比较大型的、精密的、复杂的产品和成套设备的新阶段。在一九五八年内，全市就生产了二十八立方公尺到八十三点五立方公尺的炼铁高炉设备九套，年产生铁能力达到八十八点四万吨；零点三到零点五吨的转炉设备，年产钢能力达到一百四十三点五万吨；今年以来，正在为国家生产成套的轧钢机、滚筒给煤机、斗式提升机、红旗炼焦炉配套设备、汽轮机和汽轮发电机，各种排灌设备、矿山设备、列车车辆等等。
在一九五八年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制定的一九五九年生产和建设计划，也同样是合乎高速度跃进的精神的。武汉钢铁公司大部分主体车间，将在今年建成投入生产，比一号高炉还要大五十立方公尺的二号高炉，现已进入紧张安装阶段，六、七月份投入生产，今年预计可以建成投入生产的还有平炉五座，焦炉三座，以及耐火材料厂等等。今年这些建设项目完成后的生产能力，将达到年产生铁一百二十万吨，钢五十万吨，钢材十五万吨。在一九五九年内，我们预计可以建成投入生产的主要项目，从主要产品的产量来说，钢铁、水泥、轧钢设备、矿山设备、电冶设备等等，都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到几倍、而棉纱、棉布、纸张、搪瓷用品、卷烟、医药等轻化工产品，也将比一九五八年有很大增长。
总而言之，武汉地区的整个工业建设，正在高速度地全面跃进着，正在向着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着。
我们之所以能以这样高的速度前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像灯塔一样地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全市人民的积极性。人们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发扬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同时，逐步地学会了把冲天干劲同科学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苦干和巧干统一起来，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过去走过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争取今后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开辟了途径。在争得了一九五八年高速度前进的胜利之后，为着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宏伟规划，武汉市的党政领导上，根据中央和省委、省人委的指示精神，根据我们已有的工作基础和工作中的实际体会，在今年元月底，我们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这一号召，立即获得了全市人民的热烈响应，人们迎着前进道路上的新的困难，展开了新的战斗，掀起了三高（产量高、质量高、劳动生产率高）十比（比产量、比产值、比成本、比利润、比劳动生产率、比设备利用率、比安全、比全面观点和协作观点、比作风——既敢想敢说敢干，又踏踏实实）的红旗竞赛运动。这样，就在原材料不足，劳动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第一季度内，工业总产值超额百分之一点五八完成了国家计划，和去年同期相比，又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新的战斗中，又进一步地体会到如下一些问题，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的：
第一，在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正确方针上，对于确保重点，必须要有十分坚决的态度和决心。问题不仅仅在于从一般原则精神上认识确保重点的重要性，尤其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反复排队，坚决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人力和物力），才能使重点得到确实的保证。开始时，我们许多人都满以为懂得了确保重点的重要性了， 而在实际执行中，却看到许多项目这也重要，那也重要，于是，形成这也是重点，那也是重点，重点安排过多，而实际上却仍然是全面铺开，齐头并进，分散了力量。经过中央和湖北省的指示，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教训，现在我们才在冶炼工业方面把确保生铁与焦炭；在机械生产上确保轧钢机的配套；在基建上确保武钢与铸锻中心厂等几个全市最突出的重点确定下来了。其次，在实践中，我们还体会到确保重点同武装自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必须善于把这个矛盾统一起来，才能不致因为武装自己而妨碍重点，或者因为自己武装不够而不能很好的服务于重点。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来武装自己，也就是必须明确为保证重点而武装自己，决不能漫无目的地发动武装自己，因为这样为武装自己而武装自己，必然造成领导精力、劳动力、设备和材料的分散，使迫切需要的设备不能成套，使重点产品的生产失去了保证。经过这一段实践的教训，现在我们明确了有目的有计划的为确保重点而武装自己，这就避免了上述这种毛病，而使二者相辅相成地统一起来了。其三，在确保重点的前提下，还必须把既让路又跃进的精神，加以具体的贯彻。为了确保重点，任何单位，任何可贵的人力物力，都必须为重点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一切为了重点，而重点却不能代替一切，它只能带动一切，所以在确保重点的前提下，非重点的单位，必须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千方百计地积极努力前进，创造跃进的条件。因为重点决不能孤立的前进，千百万种产品，在不妨碍重点前进的原则下，在自力更生之中繁荣茂盛起来，这实质上正是为确保重点起了积极的支援作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目前全市轻化工的许多产品，虽然困难很多，但却在千方百计之中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这也就证明了重点带动一般，纲举目张的道理的正确性。
第二，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把增产节约建筑在简单增加劳动力，增添新设备或增加劳动强度上面。只有抓住技术革命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实现连续不断的大跃进。但在实践之初，却往往有些单位易把完成生产任务同技术革新对立起来，认为任务那样重，哪有时间搞技术革命？他们在繁重任务面前，易于走向单纯加班加点，增强劳动强度上去，只强调苦干而忽视巧干，这样，实际上是使增产节约运动不能持久下去的拙干，对完成任务是十分不利的。
在技术革命已经开展起来之后，就必须强调把技术革命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结合起来，必须防止为技术革命而技术革命。有的单位，一经开展这一运动之后，涌现出的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试制的新产品和创造发明虽然为数不少，但由于没有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结合起来，以致革新虽多，而任务却完成得不好，这就是技术革命的目的性没有弄明白所造成的。
在技术革命的目的性弄明白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技术革命在一定时期，必须要有一定的中心，而当前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就应该是这一时期技术革命的中心和主攻方向，例如湖北省探矿机械厂抓住设备不足这一中心而大力自制设备武装自己，就保证了一九五八年和今年一季度计划的超额完成。武汉市纺织系统，突出地抓住了整顿机械状况这一薄弱环节，也就使完成生产计划得到了最主要的保证。反之，有的单位中心不明，主攻方向不突出，则技术革新就显得没有起色，而任务的完成亦受到影响。
第三，加强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问题。关于企业中大搞群众运动问题，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现在这些经验，仍然十分宝贵，并且正在坚持推广和发扬，例如“两参一改三结合”、“三交”（交任务、交困难、交措施）、“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特别是领导干部以“下连当兵”的形式，到生产关键所在之处，去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那里最困难，那里就有领导干部，这对于鼓舞群众积极性，推动完成任务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对于大搞群众运动的同时，又要加强集中领导这一问题，却还是缺乏经验的，目前的情况正是在加强集中领导方面显得不够有力，不能很好地同群众运动配合起来，在企业管理上出现了某些混乱现象，如在去年对于规章制度的大破大立之中，确实破掉不少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扬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也有些不该破的东西破了，该立的尚来不及及时的建立起来，也有些本来没有破的，但由于领导上抓得不紧，形成自流，以致有些很好的制度，也无形中废除了，影响了正常生产秩序的建立，使十分重要的统计监督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影响了生产的提高，有的人片面的认为群众只是希望发扬民主，而不知群众也同样十分希望加强集中领导，不发扬民主固然是会脱离群众的，而不加强集中领导，也同样是会脱离群众的。目前强调在继续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加强集中领导，已成为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的责任就是要适应这种要求，迅速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今天加强集中领导，必须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而决不是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例如，对于规章制度的破立问题，采取一风吹的办法固然是不对的，但如在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中，又简单化地采取领导决定，一律恢复原状的办法也是不对的，必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通过群众的辩论，领导的批准，然后分别决定该废、该建、该恢复、该改进、补充、修订等等，这才是真正的用两条腿走路，而不是用一条腿走路。
最后，越是大跃进，越是群众的干劲冲天，越是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由于职工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在去年一年中，不但发扬了冲天的干劲，创造了高速度发展工业建设的奇迹，而且对于历史上传下来的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如不合理的计件工资和种类繁重的各种奖励制等等也在群众要求下，进行了改革，在关心职工群众生活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广大群众是满意的。但这也如同其他规章制度的破立一样，也有的不该废除的合理制度废除了，以致在工资奖励等问题上有的未能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由于群众觉悟的提高，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在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群众中的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愈高则领导上就要愈更好的注意改进劳动条件，关心群众的生活改善，和使工资奖励等问题上更加合理，而领导上愈是在这些方面关心群众，则群众革命干劲和共产主义风格也就愈高。因此，在劳动工资问题上必须坚决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把政治挂帅与适当的物质奖励结合起来，根据这些原则和群众一道进行讨论，妥善地解决好工人升级，部分恢复计件工资，制定奖励制度，以及其他的有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必将进一步鼓舞群众的积极性和干劲，更好地完成计划。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通过上述各方面的进一步的努力，特别是许多思想认识的进一步的提高，我们是一定能够实现高速度地把武汉市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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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党才能领导科学飞跃前进
酆云鹤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衷心地拥护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周总理的报告是个大跃进的报告，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诗歌般地描述了一九五八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也提示出一九五九年进一步更大跃进的美丽的图景。这些宏伟的事实与规划，鼓舞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作科学工作的旧知识分子，我深深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给我们指出了光明壮阔的前进道路。我们能够在这个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在已有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瞻望着未来的无限美景，确实令人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幸福！
来自各个跃进战线上的代表们都用实际而生动的例子和数字介绍了各方面的跃进情况，那些怀疑论者还不相信吗？！
这些成就说明了：政治挂了帅，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党领导下，面向生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老专家同青年人相结合，我国科学研究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只有党才能领导科学飞跃的前进！
去年大跃进的时候，我在上海纺织工业局亲眼看到各厂每几天就换一本账，每本账都有很大的跃进。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发动起来了，每个人都拿出冲天的干劲，一个个不顾疲劳和休息，那种力量之大是令人估计不到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间，我在广州科学分院新筹建的应用化学所里开始同一批青年和工程师们一起工作。在缺乏化学药品、仪器设备及化验室等的情况下，大家鼓足了干劲，不怕困难，在党的“研究要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下，开展了我们的工作。例如我们在洋法还没有条件的时候，就先以土法上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所纤维组从我国丰富的资源马尾松针中，用自制的套桶式蒸馏器，提出了百分之零点五到百分之零点八的松针油、百分之十的松针胶和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纤维，这套土设备简单而易操作，既能提油又能提松针胶，完全可以在公社里采用。精制的松针油经初步试验完全可以代替汽油开车使用，也可用以制香精及做油漆溶剂。松针胶既能制皮革又能作农药。其纤维可以做高级纸的原料。在目前汽油和纸张不足的时候，利用松针油作为代用燃料和以其纤维供作造纸的原料，均有很大的意义。我国有十几省盛产马尾松，其针叶多年来废弃未用。仅广东一省松针年产量约有一百四十万吨，约可制十四万吨松胶、二十八万吨纸浆和二百四十万加仑代用汽油。若以利用一半计算，一年即可为国家创造一亿元的财富。假设推广全国，其经济收益将更不是一个小数。我们研究所纤维组作出这个初步成果，也不过是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所动员起来的人民的许许多多成就中的一个小小事例而已。
在这一段大跃进的时间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山东省已经从野生的茶棵子（即罗布麻）上收割了五百多万斤麻杆，剥麻机的制造也有了初步基础，对于今后发展利用罗布麻准备了条件。一九五二年纺织工业部对于罗布麻已做了鉴定，证明它是高级的纺织原料。一九五四年又用罗布麻同细羊毛、人造毛、人造棉、绢丝等混纺制成了多样的纺织品。因此，这种野生植物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对于罗布麻的综合利用，经各方面的试验研究（包括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1）它的根可以制强心药；（2）它的叶子可以代茶叶用；（3）它的杆可以做高级纸浆；（4）用生麻脱胶时的废液可以提取单宁；（5）它的皮纤维可以纺纱。一植五用，其经济价值是很大的。罗布麻适宜在盐碱地或沙漠地上生长，故可变废土为良田。为了增产更多的纺织原料和工业原料，希望有关部门及山东、西北各地除充分利用已有的野生罗布麻外，并适当地扩大种植，以利用盐碱地或沙漠荒地，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苎麻纺织工业在一九五八年亦有很大的跃进，除上海在原有基础上增产外，广东、湖南的新苎麻厂也已开工制造各种新产品，这些产品已受到国内外欢迎，正在筹建这类厂的还有四川、安徽等省。我国几千年来传统的苎麻纺织事业，也是只有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获得了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原麻不足，以致苎麻制成品还远远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几年来苎麻的种植是有所增加的，但是它需要的肥料多，要及时收割，在收割时间上稍有推迟，就会影响全年的收获量。对于这两点必须予以足够的注意，才能增加苎麻的单位面积产量。苎麻的需要是随着各项工业的跃进而增加的。如钢铁跃进，炼钢厂所需的特制苎麻纺织品的用量也就增加；农业大跃进，也就需要大量水龙带；又如人民生活提高，穿皮鞋的人多了，鞋缝线的需要量也就大为增加。仅上海一地，据说鞋缝线及水龙带的需要量就是四十万斤，而上海目前制造能力不过十几万斤，加以原料不足，现仅能生产四万到五万斤。因此，也会影响其他工业的跃进（如水龙带厂、皮鞋厂等）。此外，日益发展的交通运输业对帆布的需要量也将大为增加，水产业中鱼网线的用量也是很大。鉴于对苎麻的各种不断增长的需要，建议对于苎麻的增产，除增加种植面积外，对于施肥和及时收割、剥麻机制造等问题，也应予以重视和解决。
在一九五八年跃进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来坚决完成它。我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向党保证，我坚决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上级交给我的科学研究任务。
现在，我想就西藏问题讲几句话：我完全拥护中央政府平息西藏叛乱的各项英明措施！正当全国人民都在意气奋发，继续跃进的时候，原西藏地方政府反动集团武装叛国，并在叛变失败后劫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印度外交官员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个声明污蔑造谣，颠倒黑白，任何人都看得出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永远如此，藏族同中国的许多其他民族一样，永远是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帝国主义与外国反动派的行为完全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已经觉悟的藏族人民早已认清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迫切要求早日摆脱残酷压榨的农奴制度，而走向繁荣幸福和平的人间乐园。中国这个巨人已经站起来了，野心家们清醒点吧！我们永远是坚决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但也决不容许别人干涉我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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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国华侨知识分子投入伟大祖国建设
谢南光 陈宗基 吴益修 吴桓兴代表的联合发言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的人生活习惯和国内不同，甚至不谙祖国语言，但是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共同语言，就是爱国，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了这样的爱国热情，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们很快地学会了祖国的语言，很快地同祖国的新生活习惯溶合起来，轰轰烈烈地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关于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解放以来，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发展和伟大的成就。我国的知识分子的队伍很迅速地长大了。这是同党的英明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分不开的。
我们归国华侨知识分子，在祖国工农业生产战线和科技文教战线上贡献着自己的能力。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人长期侨居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有的人生活习惯和国内不同，甚至不谙祖国语言，但是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共同语言，就是爱国，就是热烈地爱着社会主义的祖国，有了这样的爱国热情，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我们很快地学会了祖国的语言，很快地同祖国的新生活习惯溶合起来，同祖国人民打成一片，热轰轰地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个战线上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这是同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分不开的。我们回到祖国之后，党和政府对我们在工作安排、政治学习、生活照顾各方面都很周到，亲切地帮助我们进步。归国的华侨知识分子能够在很短的期间内跟祖国的同志们一起跃进，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
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祖国，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为社会造福，也才能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什么呢？
首先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不断提高的最重要的保证。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划和科学技术规划，使我们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使我们的专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发挥的机会。党帮助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掌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掌握了这观点、方法、规律，就能迅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少犯错误，不断地跟社会的发展而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技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是说才能为全国人民服务。去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而出现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大跃进，是同党领导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一次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斗争分不开的；是同党的“全民搞科学，全民搞技术革命”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分不开的。水稻的一些试验田的亩产达十多万斤，棉花亩产千余斤，这是过去资产阶级农业科学家所梦想不到的。这是党所领导的科学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科学技术的研究不与工农相结合，不走群众路线，只靠少数专家坐在实验室里是不成的，这就是一个铁证。有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有了专家同劳动群众的结合，互相学习，修正错误，交流经验，总结成绩，真理才能得到日臻完整。党不但在政治思想和政策方面不断地领导着我们前进，而且在业务方面也不断地领导我们，支持鼓励着我们不断地前进。去年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已经攻下了不少尖端科学的堡垒，不少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达到国际水平，有的甚至超过国际水平，这就是科学技术由于党的领导而不断地迅速地提高水平的证明。
我们归国的华侨知识分子去年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跃进。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研究所工程师兼第八研究室主任谭坤（美国归侨）一九五七年曾被评为全厂的先进生产者，他在大跃进中试制成功安装收音机“印刷电路”。又如，衡阳市市立第二医院医生、归国华侨林绍东，为了抢救烫伤面积占全身百分之八十的钢铁战士杨翰林，自愿割肤，为伤员做异体植皮，终于在林绍东和全院的医务人员努力下，把杨翰林从死亡的边缘中抢救出来。中共衡阳市委曾发出通报，表扬林绍东和全院的医务人员。在南京化工厂任工程师的日本归侨郑正镛，在一九五八年技术革命运动中，提出有实用价值的合理化建议达五十条，两次被评为厂的先进工作者。印尼归侨李渊如，是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工程师，曾先后四次获得车间和全厂的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一九五六年被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一九五七年被评为市级劳动模范，一九五八年被选为黑龙江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他在工作上有成就的归国华侨知识分子还有不少。归国华侨知识分子这些成就的取得，就是因为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祖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就连帝国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三月十四日的美国“商业周刊”说：“在许多中国实验室内所看到的设备都是一模一样的，但也是一律都很好的。也许比不上美国最好的设备，但是比我们在许多实验室内所能看到的许多设备还要好得多。在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图书馆是相当好的。中国科学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任何参考资料。”世界著名的新西兰土力学专家爱里教授，在视察欧洲先进国家的土力科学研究和设备后来到我国，对我国的科技工作做了这样的估价：“中国的科技研究和设备是很理想的，政府非常重视科学者和技术家的工作，给以充分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全国的科学研究单位和大学正在进行着令人兴奋的先进的伟大的工作，培养出来大量的科学者和工程师，仅仅在北京一个城市，正在训练的工程师就有一万五千多人。”（一九五八年五月新西兰土木学报）是的，他们是还没有看到我们还可能比他们更好的设备的。我们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私的帮助。我国的图书馆正在不断地充实。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资料，只要我们需要，国家就可以替我们买得来，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的利润服务的，不但要便宜出售劳动力，而且经常受着失业的威胁。知识分子的发明创造被资本家所垄断，对他们没有利益的就被埋没掉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任何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党都不惜任何代价帮助我们试验，只要用之有效，立刻就被采用，通报全国推广普及，全国人民并且还随时对这些发明、创造、建议，提出他们的补充改进修改的意见，使它更为合理完善，所以我们祖国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够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跃进。同时，我们在祖国工作是愉快的，再不用看资本家的脸色过生活了。这是侨居于国外的朋友们所不能体验到的、令人鼓舞的事情。
最后谈谈思想改造问题。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十分正确的认识；回国后才在工作中逐渐得到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敌人说我们的思想改造是“强迫洗脑”，这完全是胡说。我们可以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们实行思想改造并不用强迫的方法。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是通过业务的实践；一是注意经常的政治理论学习。在党政组织的关怀下，我们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到处参观、访问，了解人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向他们学习。我们还经常注意政治理论的学习，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从而也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前进的。我们现在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将来条件成熟了就向共产主义过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也要不断地发生变化。如果不进行自我改造、洗刷掉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那是肯定要落伍的。人人都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以求不断地进步，当然，我们归国华侨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
祖国各项建设的飞跃发展，需要数以万计的、又红又专的科技大军。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科学技术人才是太少了。新中国建国十年来，国家已经培养了一批新的力量，但仍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数以万计的留在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工作和学习的华侨科学家和中国留学生，是祖国一部分宝贵财产。他们是热爱祖国的，渴望祖国强大繁荣。我们热切地希望他们毅然地尽早回到祖国来，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参加这个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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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植物保护工作还要继续跃进
蔡邦华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全力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彭真副委员长的工作报告。
我是一个昆虫学工作者，在“八字宪法”中和保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当一九五八年全国大跃进的浪潮中，对于保字所起的作用，感到特别深刻，一九五九年保字的作用，又将如何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毫无疑问地，会来一个更大跃进，为四大指标中粮、棉两方面，提出更可靠的保证，同时对于绿化全国的运动中，亦会起着一定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在整风反右的胜利基础上，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闹技术革命，在全党全民的冲天干劲下创造出来的。植保工作也无例外，解放前是冷冷清清的局面，由少数科学家在挣扎；现在是轰轰烈烈的局面，由于全民办科学，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冲天干劲下，不断地出现许多奇迹。例如水稻螟虫，在我国几千年来，一向是严重危害，经常损失总在百分之五至十以上，严重时常常达到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甚而在局部地区或特殊年度，往往造成百分之百的损失。可是一九五八年就全国十四个主要产稻省（区）中统计，就有一百七十三个县（市），在正确地掌握了螟虫发生规律，充分发挥预测预报与防治相结合的作用，基本上消灭了螟虫为害，普遍使受害率压低到百分之一以下，甚而仅千分之几。各地许多工作同志，正在进一步研究完全肃清的办法，为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丰富生产力，建立起物质基础。
又如玉米螟，是个世界性大害虫，许多科学先进的国家，在近百年虽然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还很难在大面积上消灭它，可是我国山西省晋东南专区，和山东省聊城专区，根据玉米螟在杂谷的根茬、秸秆、穗轴里过冬和玉米螟生育期中，集中心叶为害的特点，大搞群众性处理根茬、秸秆、穗轴运动，结合心叶期施药保护，基本上做到“叶无排空，茎无虫洞，雄穗无风折”，保证了玉米大丰收。当我去年冬天访问苏联期间，和一位老院士谈到这项消息，他亦认为是奇迹。
在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各地需要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大大增加了，国家供应的化学农药远远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因此，各地党委根据“土洋并举”的方针，领导群众，大搞土农药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各地发掘的土农药共有五百多个品种，兴办大小加工厂有二百四十万个，使用量在一千万吨以上，这些土农药所发挥的作用，据粗放的估计，可相当于国家供应的化学农药的两倍多的作用，这是一项空前的伟大成就，在运动中广大群众，千方百计摸索创造了很多宝贵经验，解决了问题，例如安徽、江苏两省，用了猫儿眼，红蓼草，狼毒，苦树皮等十几种野生植物，防治小麦锈病、赤霉病，保证了七千多万亩小麦大丰收，打破了历史上锈病无药治的说法。湖北省配制的八百多种土农药混合剂，在二千多万亩水稻、棉田上施用，杀虫效力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上消灭了虫害，而出现了许多无虫县。新疆自治区，利用戈壁滩上野生的无叶假木贼，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试制成功“硫酸阿纳巴辛”杀虫剂，类似实例到处都有。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复杂问题，急待科学部门，密切配合研究解决，以进一步发挥土农药的更大作用。
一九五八年全国展开了深耕，密植，多肥，足水，以及接连了几年的大规模改变农作栽培制度等一系列高产运动，获得空前大丰收。同时使病虫发生情况，也起了很大变化。有些地区，由此而结束了某些病虫历年猖獗的危害性。例如广东、福建等某些地区，基本上使螟虫灾害得到了解决。可是也有些地区，使某些病虫发生得到了滋长发展机会。不特病虫发生情况起了变化，就是防治方法，亦不能不随着新的耕作制度而改变陈规。例如过去可以下田捉虫施药，在密植情况下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因此给植保或昆虫工作者，带来了许多新问题，急待从新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的同事们，在这样新情势下，以冲天干劲，分别到全国各地，结合当地植保工作同志，在各地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一致认为短短几个月间的收获是空前的，科学只有结合当前实际任务，破除迷信，走群众路线，才有它广阔的前途。
害虫的预测预报工作，和天气预报一样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上重要措施之一，可是我国科学，现在还是落后的，要一一举办起来，本不容易。但从去年大跃进以来，党就能领导各地干部和群众，苦心钻研，最近在农业部召开的预测预报会议上，各地所提出的许许多多宝贵的例子，不问量和质的上面，都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些地区，对于害虫发生期的预测预报，基本上达到了正确程度，稍有差误时，亦不过一两天的上下。为各地防治工作建立了良好基础。本来这项工作在过去都认为是生态学上的一个复杂问题，各国科学家争论极多，可是我们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就大大地跃进了一步，我认为去年一年的预测预报研究工作，至少相当于过去五至十年的工作量，这真是合乎多快好省的一个显著的实例。
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示的：“在科学技术上，我们现在还是落后的，必须加紧努力，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任务，应当放在首要的地位。在生产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存在着千千万万的技术课题，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分工协作，为解决这些课题而努力。尖端科学技术，也必须注意发展。”我们目前正是按照这个方针努力前进。大家在整风反右以来，都提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强了同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的联系。工作任务虽是一天多一天，可是大家身心愉快，信心百倍，使今年的植保工作，比去年更加跃进，以迎接祖国伟大的十周年国庆，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