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螳螂的悲剧
  林默涵
再过几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满十周岁了。十年,这从整个人类的历史说来,几乎是不值得提起的短暂的一瞬。但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中国人民,却在这短短的十年中,完成了过去几百年也不能完成的辉煌的业迹。我们的兄弟和朋友们为我们的成就而衷心喜悦;可是也有一小撮敌视我们的家伙,他们看到我们成就越大就越不舒服。
有什么办法呢?现实生活的发展总是违背他们的邪恶的愿望。看看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态度,是很有趣的。他们原先花了几十亿美元来支持一个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腐烂集团,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中国革命扑灭了。可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中国人民胜利了,新中国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他们最初是一阵惊慌,接着是互相埋怨,后来就采取了他们对待革命的国家一向惯用的办法,叫做“不承认”。当然,他们的企图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活动,是一直在明明暗暗地进行着的。
“不承认”,这是一切顽固的旧势力对待真理和新事物的最愚蠢的办法。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不承认,事实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倒霉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不承认事实的人们,他们终究要被事实碰破脑袋,而真理和新事物却会排除一切障碍继续前进。
大家知道,梵蒂冈教廷曾经不承认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他们把这个真理当作异端邪说,甚至把宣传这种真理的人用烈火活活烧死。可是有什么用呢?地球仍然是在绕着太阳转。大家也知道,英国皇帝乔治三世曾经不承认一个新出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根本没有美国,有的只是他在美洲的一块殖民地。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不管乔治三世承认不承认,美国毕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听说,就是猴子看到前面的猴子掉进了泥坑,也知道避免重蹈复辙的。美国政治领袖们的脑筋似乎还不及猴子。他们不但没有从乔治三世的愚蠢行为接受有益的教训,却继承了乔治三世的衣钵,学了乔治三世对付美国的办法来对付别的新生的国家。他们曾经不承认伟大的苏维埃联邦,但是苏联却不仅存在着,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他们又死不承认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处心积虑要搞垮这个国家。可是结果如何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屹然不动,而且越来越强大了。
这就使美国老爷们陷进了非常可笑的尴尬境地。他们不承认新中国,可又偏要向它挑衅,同它交锋,结果是被自己所不承认的对象打得头破血流,而且还不得不同自己所不承认的对象一次又一次地举行谈判。西班牙的“愁容骑士”把风车看成巨人,闹出了同风车搏斗的笑话,终于吃一顿苦头;华尔街的疯子们却不承认真正的巨人——不可阻挡的革命势力,他们像螳螂一样伸着两臂梦想阻拦历史车轮的前进,其结果除了成为笑柄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西班牙“愁容骑士”和华尔街疯子们的动机和目的是截然不同的,但毛病却是一样,由于神经失了常。
看来就是美国统治集团里面,也有一些人感到这种政策的愚蠢可笑了。不久前,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就抱怨地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充分的、过时的和方向错误的。这种政策的基础的一部分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情况的错误估计。更糟的是,它反映了一种危险的冷漠情绪和不愿意正视事实的很难理解的情绪。”(2月13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尽管他们“不愿意正视事实,”而事实却逼得他们不能不睁开眼睛。正像对着光芒万丈的太阳,尽管你闭着眼睛不承认它的存在,你还是不能不感觉到它的光辉。新中国的光芒,使那些一心要把中国永远沉到黑暗中去的人们着了慌,他们也不得不来加紧研究新中国了。据说前不久下台的杜勒斯就曾亲自主持这个研究。这些研究者里面,有一批是美国政府训练出来的语文军官,他们原是美国政府准备派到各地去执行占领政策的;还有一些所谓学者,比如华盛顿大学的维特福格耳之流,他们是美国反动的外交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这些人是抱着反对新中国的目的而研究新中国的,他们只会越研究越糊涂。但是,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对中国的研究者,他们试图阐明产生新中国的历史根据和它的不可抹煞的现实力量,以便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制订对华政策。这些人就不能不遭到麦卡锡之流的注意和攻击了,其中有的还挨了打,有的只好放弃对新中国的研究,而改为研究古代中国。
这就是美国统治集团的无法解救的矛盾:他们不承认新中国,可又不能不研究新中国,但是新中国的繁荣昌盛的真相又使他们苦恼烦躁,不敢正视,他们宁愿从谣言和谎话中去寻找安慰。把尘土扔向太阳,妄想遮住太阳的光辉,结果是尘土掉进了他们自己的眼睛。看起来疯子还不会很快绝迹。由罗马教皇到英国国王,再到美国总统,时间虽然过了几百年,一出愚不可及的不承认事实的滑稽戏却还在继续演出,所不同的只是换了角色。
真理和符合历史规律的新事物,是无法抗拒的。不承认它们的人,最后只好承认自己的愚蠢和失败,这已经由历史所证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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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杂忆
  耿予方
  妇女和儿童的遭遇
1956年“五一”劳动节的下午,我和几个藏族小朋友在拉萨小学的菜园里,正在谈论着北京天安门的游行队伍和夜晚的狂欢大会。小卓嘎要我讲讲毛主席穿着什么衣服;索南错要我谈谈游行的人手中拿着什么颜色的花。忽然,传来了一阵连哭带喊的妇女的悲惨叫声。我们立刻停止了谈话。抬头一看,在宇妥桥旁的一棵杨树下面,两个凶狠的人把一个中年妇女按倒,另一个穿着黄袍的藏族官员站在一旁,像是一个狂人一样高声吼着:“狠打,狠打!看她还敢违抗主人的命令!”他们拿着一条长长的竹板,正在狠劲地抽打那个女人。我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我的心不停的跳动。我只听见劈拍劈拍的竹板声和越来越小的哀号。“这个妇女犯了什么罪呢?难道没有听她的农奴主的话就该遭此毒打吗?拉萨,为什么大街上打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呢?”
春天,拉萨林卡里的柳树披上了绿袍,新翻的土地里长出了小菠菜。这时,拉萨小学的小学生们,带着新佩上的红领巾。
在街上走着,红领巾迎着东风飘扬,高原的春天显得更加可爱。这时,反动分子恼怒了,揪住孩子的红领巾,好像孩子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样,他们责骂着:“不准带!这是共产党的旗子!”唉呀!竟有这样的怪事,孩子们竟没有带红领巾的自由!
孩子们的心是红的。孩子们的胆子是大的。挨了打,没有哭;挨了骂,没有丧气。刚走进学校门口,红领巾又系在脖子上,在操场里飘扬,在教室里放光。
革命就是“犯法”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在“团结、进步、更加发展”的旗帜下,藏族青年活跃起来了。他们为了迎接建设新西藏的高潮,告别了家乡和父母,跨过高山大河,来到了拉萨的西藏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和政治。
一天,正是礼拜日。我在一个帐篷里玩扑克,忽然几个同学跑来,脸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子,口中还呼呼的喘粗气,一个同学说:“我们的几个同学,在木如林卡被藏兵抓走了。”我心里怔了!为什么抓学生呢?我立刻想到十年前蒋介石抓学生的事,可是为什么藏兵也抓革命青年呢。
过了一天,通过领导交涉,那几个学生才回来了。据说藏兵还要把他们扔到拉萨河里去哩!因为这些学生将来要闹改革,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久久不忘。那是拉孜宗的一个藏族小伙子,他没有告诉主人,偷偷地跑到日喀则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很高兴,在日喀则街上昂着头,唱着歌,穿着一身新缝的藏装,步子踏得特别有力。这时,对面来了他的主人。这次,青年人没有伸舌头,没有摘帽子,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下面是主仆二人的一段对话:
“你来日喀则干什么?”
“参加革命。”
“不行。共产党住不长的,你快回去!”
“不回去,我决定学习。”
“你是我的差民,你要给我支乌拉。”
“我的爸爸代替我。还不行吗?”
这个凶狠的地主没办法,只好走了。我不知道,他回去后对青年人的爸爸会施什么惩罚?我想也许一条更重的枷锁要套在青年人家庭成员的脖子上,我的心感到很不安……。
夜宿牧民寨
8月,高原雪山上已是冰霜季节了。我们六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马也累得满身流汗,大喘粗气,才来到了协噶尔宗的甲错山顶,这儿有三户牧民,住在石头砌成的小房子里。周围是石头山,朝太阳的一面有青草。牧民的牛群羊群就在山上吃草。老牧民头发已经斑白,大概已有六十岁了;还有几个中年妇人,穿着老羊皮,面容很憔悴;还有几个小孩子,很热情,给我们拴马,生火,好像知道我们一定在他家里作客似的。
我和老牧民成了朋友,他喜欢我们送给他的那一张毛主席和达赖、班禅合照的像片。晚上,我虽然头有些痛,但是我仍然被老牧民的谈话吸引着,我不想睡觉。我坐在老牧民的对面,喝着刚挤的新鲜牛奶。老牧民告诉我:“这个山,过去是没有人住的。西藏地方政府让我们搬来这儿看山。我们的牛羊很多,可是肉,酥油,要交给主人。我们自己是吃不到的。……”老牧民说了很多,我才明白了他们面容憔悴的原因。
第二天,我们骑在马上,走了很远的一段路程,老牧民还和他的小孙子一起在望着我们。
农民的希望
1956年春天,我沿着都隆德钦宗的狭长的山谷,跟着农贷工作组向农民发放无息贷款。我在和农民交谈中,知道了他们没有一寸土地,而且每家都欠着数不清的债务,每家都要支付各种的乌拉。这时,我的脑子里涌现出了五千年前希腊和埃及的奴隶形象,我很奇怪为什么在二十世纪还有这样原始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当我们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了民主改革,农民有了土地,有了房子,建立了工厂、矿山,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候,老农民的嘴巴合不拢,哈哈大笑起来了。特别是那些青年人更是喜悦,他们说:“西藏也应该实行改革,我们也希望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现在,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了。我回忆起西藏过去的阴云弥漫的日子,我看着新生的西藏正在昂首阔步前进!我的心情如同雅鲁藏布江的波涛一样翻滚,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正与喜马拉雅山上的苍松翠柏一样万年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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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后的雪(外一章)
  臧克家
  山后的雪,
  见了太阳要消融,
  野蛮的农奴制,
  能让它原封不动?
  洁白的母体上,
  疮疤要去净,
  大地上一片光明,
  不能留个黑窟窿!
  我已经五十多岁,
  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的事,
  “藏族、汉族是兄弟”写在小学课本上,
  头戴雪帽的喜马拉雅山高高在望。
  西藏,你在祖国辽远的边疆,
  在人人心上投下个崭新的形象;
  从各民族的声音里,
  我听到了庄严和谐的大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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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垫子费”及其它
  旦增晋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中提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罪恶目的是“把西藏人民重新置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并且永远保存世界上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度”。西藏的农奴制度,黑暗与残酷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呢?仅从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敲诈勒索方面来讲,巧立名目之多,说起来实在是惊人的。
例如藏语所说的“达堆”、“散堆”、“杂堆”、“胆堆”、“拉卜堆”等。译成汉语就是马费、料费、草费、垫子费、拉卜费,这些都是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出差时一路敲诈勒索的名目。要懂得它们的含义,还得从官员出差讲起。
西藏官员出差都是骑马的。一般地说,马由老百姓无代价供给,一站一站的送。有的官员出差骑自己的马,但每到一站,老百姓还必须给官员一笔“达堆”,“理由”是:没有骑你的马,必须给我“马费”!
官员骑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是夏天,就把马放到山上去吃青草,但还得向老百姓要一笔“散堆”,“理由”是:没有吃你马料,得给我“料费”!要是冬天的话,官员们便叫老百姓拿青草来喂马,当然,冬天是不会有青草的,这儿是要一笔“杂堆”。吃了老百姓的干草,还得带走一笔“青草费”。
官员们到一站休息或住下时,如果坐的垫子不太好,就会大发雷霆,叫拿出缎子垫子来,乡下老百姓哪儿会有缎子垫子呢?这儿无非是要一笔“胆堆”——“垫子费”罢了。坐在老百姓的垫子上,反而叫主人给他一笔垫子费!此外官员坐的头顶的天花板上,要有一个绸子作的四方伞样的东西,名叫“拉卜热”,如果叫官员住没有这种“拉卜热”的房子,还得另外加上一笔名叫“拉卜堆”的“拉卜热费”。
当然,这些马费、料费、草费、垫子费、“拉卜热费”等,绝不会是什么租马、买草等的价格,他们高兴要多少就得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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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给了我翅膀”
  胡惠玲
飞上天去,在一望无涯的碧空里翱翔,每个人在幼小的时候,几乎都有过这样的幻想。可是这是多么难于实现的啊!
在祖国西北边境哈萨克民族聚居的地方,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福气再好、本领再强,也飞不上天。”解放后,这里的牧民虽然脱下了一年四季都披在身上的羊皮,穿上了棉布衣裳;虽然结束了无家可归的飘流生活,搬进了瓦房;这里也成立了银行、供销社和人民公社;可是,这句谚语仍一直流传着。
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见过飞机,只是在解放后才有的课本上,看到过飞机的模样。
但是谁能想到呢,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克沙因,却被保送去学滑翔了。滑翔是飞行的开端,驾着滑翔机同样可以在天空翱翔。克沙因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了。可是,当他脚不沾地般跑到乌鲁木齐市航空俱乐部报到时,嗬,竟还有这么多人,穿着各色各样的民族服装,说着各不相同的民族语言,而且还有甩着长发辫的姑娘!
克沙因和同伴们激动得几夜睡不着觉,最后大家决定写封信给报社,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事事不忘少数民族。这封信写了,克沙因还感到满腔热情没说完,自己又写了一封。从此他的家乡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谚语:“不靠福气,只凭本领,跟随我党,定上天庭。”
其实,又何止克沙因和他的家乡的人如此激动呢!对于全国人民说来,这也是件新鲜事。滑翔是一项新起的体育运动,是在解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乘着滑翔机,人们可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遨游。这对于一心想上天去的年青人,是多大的喜悦和幸福啊!
如今,每当天气晴朗,东方透出一点红的时候,在祖国各地航空俱乐部的机场上空,就有滑翔机在飞翔着。亮红色的、橘黄色的、橙色的、米色的,各式各样的滑翔机,轻盈无声地遨游在碧蓝的天空。不是亲眼看见,真是令人很难相信,坐在上面操纵着这些神鸟的人,大都还不满二十岁。
这是一架米黄色的双座滑翔机,在它的尾翼上画着一只腾空展翅的仙鹤。它升上高空后,仙鹤看不见了,但在我们面前却出现了比仙鹤还美丽多姿的形象。在朝阳的缕缕霞光之中,滑翔机正稳稳地轻巧地飞着。忽然它昂首向上,急速地向后仰去,来了个大翻身,再向上连续折了几个跟斗。正当大家赞叹不已的时候,它又冲向太阳直栽下来,好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又像是一片秋叶;大家一口气还未缓过来,它却又迎风飘然而上了,那样悠然自得,令人神往,终于它像蜻蜓点水般的着陆了。座舱盖打开,露出两张红红的笑脸,简直像孩子似的。这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学员,女的是教员,年龄不相上下,教员却比学员要矮一头。一出座舱,卸下伞包,学员就跑步到教员面前,立正请求讲评。他们那样严肃认真。教员一一指出学员的缺点;而学员呢,却像得到了最高的奖励似的,面部豁然开朗,眼神也更亮更集中了。事后,女教员笑着对我说:“其实,两年前,我也是个啥事不懂的中学生。”
说来有趣,她本来猫狗都怕,梯子也不敢上,只是青年人的好奇心和向往祖国航空事业的热情,促使她来学滑翔,但多半还带着尝试的念头。可是,随着滑翔机一公尺、两公尺地向上增加高度,她的胆量也就随着提高了。几个月后,她不仅达到了二级滑翔员的水平,她的外貌和风度也全变了。羞怯和沉默没有了,明朗、坚定、活泼起来,同时也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格精神。“要知道,这是上天的事”。当我询问为何那样严肃对待学员时,她这样说。这句话帮助我理解了她,也理解了那位学员的心情。
再说前面提到过的克沙因吧,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也掌握了中级滑翔技术,如今正和蒙族姑娘爱丽曼,维吾尔族的拉拉和伊明,回族的金万方等青年编在一起练习,准备将来参加首届全国运动大会。在学习中,他们还逐步学会了汉语。将来,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能人,现在真很难料定呢。
党哺育我们成长,
祖国给了我翅膀。
打开每个滑翔运动员的日记本,差不多都有着类似这样的诗句。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而且这“翅膀”的涵义,早已超出了机翼的概念范围,它包含着才能、毅力和对生活的信心。
“我们这一时代的青少年,是多幸福!”临离开他们时,这句话又在我心间久久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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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北京上学去(木刻)      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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