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
专栏：
党把化学教育提到最新最近代化的程度
黄子卿委员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周总理的报告非常全面，它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一九五八年的伟大成就，提出一九五九年的经济任务，以及文化教育，国家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我是个化学工作者，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只就化学教育和化学研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现在的发展情形谈谈。我所谈的范围虽然狭窄，但内容是我自己知道比较准确的，因此可以算是切身的体会。
首先我要谈化学教育发展情形。一九五二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此时北京大学化学系有学生三百三十人，教师三十六人，一九五八年冬教师有一百六十四人，学生一千一百零二人，学生人数成为一九五二年的三点三倍，教师四点六倍，这是量的增加。在质的方面，一九五二年以前，只有教授才可以上堂讲课，讲师、助教只能担任指导实验。现在呢？北大化学系功课主要由讲、助们上堂讲授，包括基础课、专业和一些专门化课。例如我自己一九五二年以前所教的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统计化学，现在都由年轻讲师讲授，而且教得很好。这些功课从前都认为只有在国外“镀过金”的教师才能去教的，而青年教师都能胜任。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国家正确教育方针和党的英明领导下，青年教师的成长，无论在量上或者质上，都具有空前的惊人速度。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教育家”不能梦见的成果。
在课程方面我们化学系建立许多专门化，如高分子化学，稀有元素，仪器分析，同性素化学专门化（这都是我国以前没有的）和最近新建立的有机催化，电化学，半导体化学（后一个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专门化等等，这些专门化或者和国民经济有重要关系，或者是尖端科学，既有深入的理论，又能对国家建设起重大作用，完全合乎理论结合实际的要求。若没有党的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只靠原有几个教授，这些功课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建立，其中有些可能永远不会建立，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专家。换一句话说，在短短的五年期间内，党把化学教育提高到最新最近代化的程度。其他高等学校的化学专业都有类似的发展，北京大学不过其中之一而已。
在大跃进期间，北京大学化学系响应政府教育、劳动、生产三结合的号召，建立了十四个工厂（现在合并为五个厂）生产国家所需要的化学产品。随后，教师和学生又参加炼钢工作（广西、湖南、北京校区）。这就使他们接触化学的实际，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收获，不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实际劳动和接触工农，加速地转化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起积极作用。例如过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多数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个人主义者。今日学生的思想、品质，远非昔日所能比拟。
其次我想谈谈我国的化学研究。在反动统治时期，化学研究贫乏得可怜，只有极少数条件较好的研究所和高等学校能够进行一点研究。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几个化学研究所，高等学校普遍的增加设备和图书，生产单位也增设研究机构。化学研究渐成普遍现象，发表的论文日益增加。除几个全国性的化学刊物外，各高等学校和生产单位都刊行自己的学报和专刊。我最近参加编写十年来中国的化学，了解一些研究情况。化学部分分为十六类。在十年内这十六类的研究论文，最少的那一类也有四五十篇，最多的有五百多篇。其中之一类（例如最多的那类）的论文篇数就可以比上国民党二十年统治时期全部化学论文的篇数。由于仪器药品的增加，研究也做得比较深入，数据也较多，就质上来说，论文也比从前高得多。因此，党的领导对化学研究，无论在量上或在质上，都有空前的优越效果。
更重要的是党领导化学界建立了和国民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化学部门的研究。拿高分子化学来说，高分子产品，在工业、国防以及日常生活都有极大的重要性，而在解放前，国内就没有一个人专门做这样研究，学校里连这个功课都没有。在党的领导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一九五二年起科学院开始进行高分子研究，不久这个风气就弥漫全国。又如重有机化学，稀有元素化学，物化分析等解放前都无人研究，现在已都有不少单位在进行。
尽管化学研究在解放后有蓬勃的发展，但缺点还是存在的。最大的是多数的研究（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脱离中国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不起作用。教授们不屑于做生产有关的研究，认为它没有创造性，只有理论研究才算是科学研究。在双反运动中北京大学的群众批判了这种思想。随后在大跃进时期北大党委发动群众开始做联系生产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例如稀有元素，特种电池等等。参加研究的人是全体师生员工，仅仅在四十五天内就完成了一千多项研究题目。别的学校也有类似情形。经过这次跃进，研究风气为之一变。化学联系生产，理论结合实际，最后得到实现。
总理的报告指出，以后的科学研究（包括化学）首先服务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尖端科学，并给基础科学研究以足够的重视。这是非常正确的指示，我完全拥护。此外，我还有一个建议，我们应有一个全面性的中国化学撮要的期刊，按月把中国化学各方面的研究著作做简要的叙述。在参加编写十年来的中国化学时，我发现我国大部分的化学研究论文发表在大学学报和生产部门的专刊里，以前都没有看见。在这些刊物中，有些连科学院图书馆都没有全套，大学和产业部门的图书馆更多残缺。编印全面的撮要能起三个作用：（一）好文章不致被忽视或遗漏；（二）可以迅速地利用某些研究结果；（三）可以免掉许多重复性的研究，因而节省人力物力。但是建立这样刊物的工作量相当可观（如其他科学都做的话），必须由领导上安排一定的人力才能进行。
总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科学（包括化学）教育和研究已走上康庄大道，有无限光明灿烂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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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清资产阶级本质 彻底进行自我改造
朱继圣委员谈自己在天津市公私合营仁立毛呢纺织厂职工推动下进行自我改造的体会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李维汉副主席的各项报告。
听了周总理的报告，使我感到万分振奋和鼓舞。这个报告是总结我国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史诗，也是鼓舞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号角。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的报告充满着团结、建设、和平的精神。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定能够正确地贯彻这个精神，团结一致，苦干、实干、巧干，为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宏伟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所提出的任务而英勇奋斗。
现在，我就工商业者的改造问题作一次发言。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工商业者要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李维汉副主席也在政协工作报告中把积极推动和协助各界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提出作为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几年来，我们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虽然在自我改造方面以及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了不少的进展；但是，如果把我们多数人的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广大劳动人民来比较，再以六项政治标准来衡量，可以明显地看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政治立场还必须继续加强根本改造。党和政府在过去一贯教育我们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我们点滴的进步都加以鼓励，对我们的阶级本质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不断地给我们指出，帮助我们认识和改正。这次周总理又一次给我们指出，自我改造的途径，我深深感到党和政府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温暖。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毛主席这个指示和这次周总理的指示都是我们在进行自我改造中所必须遵循的。让我在这里着重地对“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的改造途径谈一谈我个人的片断经验和粗浅体会。
我是天津市公私合营仁立毛呢纺织厂的一个私方人员。这几年来，我虽然在企业里工作做得很少，但是在一个生产单位的轰轰烈烈、生动活泼的场合里，和不断出现的新鲜事物相接触就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首先，企业在合营以后的飞跃发展，使我体会到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真理。当我们厂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改为公私合营的时候，职工只六百五十三人，年总产值不过六百万元，产量小、质量次、消耗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而现在呢？合营仅仅四年，职工已经增加到二千一百二十人。一九五八年的总产值已经超过三千五百万元（今年总产值指标还要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职工的干劲、热火朝天，产量、质量、劳动生产率都大大提高了，消耗和成本都大大降低了。出品烤花大衣呢的质量已经超过了老牌出产呢绒的英国。一九五八年的生产任务提前十五天完成了。以后，我们厂获得了市级模范厂的光荣称号。
对这样惊人的变化，我就想这究竟是怎样变过来的呢？从前也是这个厂，合营后，机器添了一些，但是不多；职工虽然增加了两倍多，可是产值骤增了五倍；成本降低了，产量增加的倍数就还要比五倍为多。经过分析，我认识到企业合营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剥削基本消灭了，工人当家作主了，生产力所以大大发展了。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领导的无比正确。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反映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合营以后，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都进行了彻底改革。去年又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双反”运动，好些规章制度进一步得到了改进。例如，财务会计工作原来由十七个干部担任，经过去年的改革，账本、表报和手续都大大地简化了。现在，这部门的工作虽然仅仅由四个人来做，可是，月终的结账造表还比过去更好更快地完成。我从前是专修会计学和统计学的，管理私营企业也有了三十多年，为什么我没能想出像那样的简化财会制度呢？原因是，我所学所做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老一套，而到现在我还没能把这些东西抛弃或者改造过来。同时，我还认识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我必须向职工学习，继续加强自我改造，使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能够作出有益的贡献。
还有，厂与厂之间经常进行紧密的无私的协作，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厂，几个月来，为青海、内蒙古新建的毛厂培养训练了七百多个工人。不论有什么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总在互相交流，经常还召开专业会议和现场会议，来讨论、研究、解决生产技术和管理上的种种问题。同时还开展竞赛，互相学、比、赶、超，以求共同前进。我深深感到，这样的协作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
给我最大感受和最深刻教育的是职工们的革命热忱和冲天干劲。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以后，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我们厂在党和公方厂长领导下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出现了许许多多动人的事迹。工业用呢插头工段，因为定额太低，工人按计件所得的工资每月可以超过评级工资百分之五十，在大鸣大放中，工人们不计较个人利益自动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规定。自从计件改为计时工资之后，工人的干劲反而更大了，不久，每日产量从过去的七万二千头飞跃到十万头左右，放卫星时候还达到了十四万头以上。有一天，厂里的最大锅炉突然发生故障，进行修理须停炉三十多小时，工人张喜元冒着高温钻进一百多度的炉膛里去检修，虽然头发都被烤焦仍坚持抢修，在他的带动下，修理任务提前十二小时完成了。这样一切为社会主义的忘我精神和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相比，正是显明的对照。反躬自问，不禁惭愧万分。电工韩长和长期钻研，创造了锅炉低水位报警自动上水器，工人杨志用洋土结合的办法制作了一台丈二的龙门刨。这些事例不仅使我又一次认识到群众是无穷尽的智慧泉源，而且工人们的刻苦钻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也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和启示。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两三个月前我们厂举行了一次本厂工运史的展览，用许多画片和说明来描写出将近三十年的斗争的史诗。展出之前，公方厂长对我说，好些展出的事件都和我有关联。在私营时期，我一直是厂的负责人，所以，我听了不以为奇。我跟着说：“现在我应当痛恨以前做过坏事的旧我。”话虽然说得不错，但是当我一进展览场所，看到这个那个的画片和说明，心中就有些抵触，暗地里在想一些当时的客观理由来原谅自己，充分说明我还在维护旧的腐朽东西。对好些迫害工人的事情我都有点模糊或完全忘了，而对远在解放以前工人为了要求年奖关守厂门包围我这件事则记得清清楚楚，连门是谁关的也没有忘掉。这说明我对损人的事原是毫不在意，对我有损的事则切切在心。这样的本质如果不加以改造还能行吗？
再谈谈我厂工人学哲学的事所给我的教育。工人学哲学开始就是把学习和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先从实际出发，提高到理论原则上来分析认识，再回到实际中来，推动生产。例如，在生产战斗中出现了车间与车间或工段与工段之间的脱节现象，就把这种情况加以理论原则性的分析，使认识到“平衡是暂时的现象，不平衡的是正常的现象”，“不利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有利因素”。懂得了这些，再回到实际中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突破生产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所以通过学哲学，职工们能够从实际工作中具体地体会到“主观与客观”，“平衡与不平衡”，“矛盾与发展”，“苦干与巧干”的辩证关系。可是，好些人，包括我个人在内，曾经以为工人学哲学是个难事或奇事；主观地想，自己是文化较高的尚且不易学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何况文化较低的工人呢？一个工人说得好：“哲学是为生产服务、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它是咱们工人的斗争武器。你们的文化虽然现在比咱们高些，但是你们既不参加生产劳动而屁股又坐在资产阶级那一边，怎能学懂咱们的哲学呢？”这对我正是一针见血，因为我对学哲学问题只考虑文化，没有考虑阶级本质，我心悦诚服地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要向本厂工人学习。
我们厂正在继续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运动和红旗竞赛。私方人员在党和公方的领导和职工同志们的鼓励和推动下也投入到运动当中，敲锣打鼓向企业党委提出具体保证条件，决心加强改造，保证做出具体贡献。例如，在今年二月里，我们私方人员试制一台小型的离心锭纺纱机成功，试验震荡染色成功，制订出一套管理纱筐纱管的办法和制度，另外，还把厂内小百货商店售货员的工作每到星期日都由我们包下来轮流值班来做，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职工同志相接触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必须指出，我们已有的成就，如和职工们相比，乃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倍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绩。
各位委员，我们工商业者必须认识自己还需要加强改造。改造的途径主要是在企业或工作岗位里把自己投入到大跃进的行列中来，积极贡献一切才能和力量，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职工们的动人事迹都是活生生的动力推动我们向社会主义不断地前进。我们必须紧密靠拢党，忠诚接受公方的领导，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努力学习职工的刻苦钻研、克服困难、忘我劳动、爱厂如家的精神，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改造与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来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我国宏伟的一九五九年大跃进计划而努力。
最后，我坚决拥护国务院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对西藏的叛乱事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坚决要求严厉地惩罚背叛祖国的西藏叛乱分子。对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对西藏的阴谋活动，表示万分愤慨。站起来了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我国的内政。任何外国反动力量都不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不能阻止西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前进，把西藏高原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人间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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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次青春
罗英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这次我被邀参加政协，能在怀仁堂见到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非常兴奋，感激并庆幸！我对周总理和两位李副总理的报告，表示衷心拥护。
我是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解放前参加过工程技术工作数十年，包括铁路、公路、桥梁、房厂等等，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从来不问政治，不管服务对象，只知辛勤劳作，“尽忠职守”，以为就是报国，就无愧于良知。在这样无立场、无方向的努力下，在我的大半生中，就谈不到对祖国、对人民有什么贡献了。我万分欣幸的是，在六十岁的时候，还能迎接解放，亲眼看到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在短短十年中，竟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使我第一次感到作个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自豪，从此有了新生命，有了第二次的青春！毛主席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能在这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尽我一分极其渺小的力量，我该感到如何激动振兴，欢欣鼓舞啊！
解放后我就参加了政府工作。自一九五一年起，担任重工业部（现冶金工业部）的顾问工程师，直到如今。但自一九五三年起，我忽得了严重的瘤病，动了多次手术，经过数年之久，迄今我尚在上海疗养，未能参加实际工作。但蒙政府照顾，并未当作病假离职，使我生活无忧，我时常感到无功受禄寝馈难安。由此足见我们最爱戴的党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知识分子，我真感到无比温暖，我在此谨向党表示最忠心的感谢！
在我疗病期间，蒙政府不弃，聘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因得参加了大桥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最使我高兴的是因此得和苏联桥梁专家们有了接触，学习到不少苏联先进经验。我曾在美国研究过和做过桥梁工程，后来在我国铁路、公路上又修建过不少桥梁，但像武汉大桥所用的这样管柱基础，就从未用过。这个创造对今后桥梁和结构工程有重大的作用，它是通过中苏工程师密切合作而成功的。从这件事使我联想到，中苏伟大同盟的无比威力，以及它对世界和平及人类幸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我曾经参加过杭州的钱塘江大桥的工程。那时我以为可以发挥所长，得到“用武之地”的机会了。不料在设计、施工各方面都遇到不可想像的阻挠。杭州人民对于这座大桥是有殷切希望的，只以民间传说“钱塘江无底”，而且有汹涌的钱塘潮，过去修建沪杭甬铁路时，英国工程师为之束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认为这种大桥不是中国工程师所能办的。其初请了美国的华德尔桥梁顾问工程师作出设计，但需要那时银圆一千二百万元，款巨难筹，只好搁置。后来不得已才让我们中国工程师重行设计双层桥梁，预算减到五百万元，最后完工核算，实费五百三十万元。在施工时，我们本来主张自办必要的机械设备，自己招工兴建，但那时当局以为这样投资过大，又无其他大桥工程可用，而且桥梁用的钢材又需购自国外，因此我们工程人员的主张未被采用，而外国包商以有钢材和机具设备，就得以乘机承包了上部钢桁和江中正桥桥墩工程。由于钱塘江底有流沙，而且工期紧迫，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外国包商的种种刁难，及反动政府有关各部的各种掣肘，因而全部精力用于人事纠纷者多于真正施工方面。我在武汉看到党和政府对长江大桥的正确领导，以及各方面的支援协作，感到新中国的工程师们真是幸运。武汉大桥比钱塘江桥大得多，而且所有全部钢梁都是我国自己的钢材制造的，但完工期限却比计划提前了两年，充分反映了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就是钱塘江工程所万万不能比拟的了。
在杭州钱塘江大桥施工时，还有过这样一件事。在正桥桥墩施工，每日工作调班，俱是用汽船运送人员，前往桥墩工作。有一次汽船在风浪中颠复了。淹死八十余人，造成桥梁史上罕见的惨痛纪录，然而那时反动政府屈从外国包商，认为天然灾害就置之不理，引起我们极大愤慨。武汉大桥因安全施设周到，工伤事故差不多是没有的，表现出新社会中人与人的新的关系。仅仅从这两座桥的对比，以此类推，很显明看出，今天全中国的一片光明景象！
我深切了解，解放后十年来我国的伟大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了如何艰辛劳动，才能获得的结果。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因而才能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全人类所应当走的道路。我虽在垂暮之年也不甘落伍。我一定继续加强自我改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尽量参加社会实践，向工农学习，站稳立场，达到六条政治标准，来表示我对党的拥护，在每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尽我一分应尽的力量，完成我毕生矢志报国的志愿！
让我们为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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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七户到九千户
曾广福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完全拥护。
我社在一九五一年是由七户互助组组成的一个小社，当时只有二十六人，九十六亩土地，还都是碱地不大长庄稼。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又由四十八个小社组成一个高级社。一九五八年秋成立了人民公社。全社共有九千户、三万七千口人、十二万亩耕地。在一九五八年成立公社前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经过了整风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伟大胜利。广大社员群众思想觉悟都提高了，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大大鼓足了干劲，充分发挥了生产积极性。我们范县徂店人民公社董杜庄管理区有一千五百户、土地二万一千亩。粮食产量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就翻了两番。棉花、油料作物都得到了大丰收。五十万斤的统购粮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上的大丰收大跃进，是由于我们坚决听了党和毛主席的话，立大志、鼓干劲，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才得来的。在这里简单说说我们管理区大搞水利化和开展积肥运动大跃进的情形。
过去在我们那里吃水都是很困难的。水井很少。全管理区的十二个村共计才有十多眼井。水源还不足。天旱了打水都得排队用勺子淘。浇地灌溉就更谈不到了，加上去年旱灾，庄稼十年九不收。过去群众有句话是：“十年九年旱，颗粒都不见，只有逃荒和要饭”。一九五六年合作化以后，党领导我们开始打井搞水利。几年来，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现在共打井六百多眼其中机井二十多眼了，开挖沟渠二百多条（过去一条也没有），还有四百多部水车，四部抽水机。所有耕地已全部达到园田化、水利化了。就连马夹河堤顶上的一千多亩地也都打了井，安了抽水机，适时浇上水了。这都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由于水利化，旱灾涝灾都不怕了。如去年种麦季节虽没有下雨，根本就没影响适时播种。去冬今春全管理区八千多亩麦子普遍上了四遍水。要把所有水利都用起来，一晌就能浇二千多亩地。以前麦苗长得好的到清明才能埋住老鸹；今年的麦子离清明还有十天，都长的一尺多高了。社员都高兴地说；“水满库，粮满仓，真是双保险哩！”许多群众想想过去，比比现在，更是高兴，用顺口溜唱：“老汉今年八十多，旧社会的苦难没法说，十年九旱不收成，没啥吃来没啥喝。几千年来都无人管，毛主席领导才解决，今天实现了水利化，丰衣足食乐哈哈。”确实在水利化以后，不管有多大的旱灾或其他什么灾害都威胁不住我们了。党说的话对：“人定能胜天”。现在社员的干劲更大了。
在积肥方面，一九五八年以前虽然土地施肥比从前（合作化前）增加很多，每亩平均也不过三千多斤到四千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为了力争上游，争取大丰收，社员们提出“不光叫地喝足，还要叫地吃足”。男女老少、家家户户都找窍门，发挥了多种潜力，大闹积肥运动，搞的有颗粒肥、细菌肥、钾绿肥、人造肥等共八十多种。如在突击积肥的时候，一天一夜的时间全管理区就积肥九百多万斤，每户平均六千斤以上。这样一来地里的施肥量大大增加，一亩地上到三万斤、五万斤，平均每亩地的标准肥达到二万斤以上。为了多积肥，大大发展了养猪。现在全管理区共养猪四千多头，平均每户有三头猪，计划在今年还要发展到八千头到一万头。
以上这些成绩是由于党的总路线照亮了人们的心，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给我们的。由于我们管理区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实现了水利化。有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经验，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更加有了保证，今后我们要坚决听党的话，保证搞好农业生产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粮、棉、油料等生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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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激·兴奋·愧悔
浦熙修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的第二届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被邀请参加这个团结、跃进、空前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心中感激、兴奋、愧悔的情绪，真是难以表达。我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处理，我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改造成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新人。
两年来经过反右斗争和在社会主义学院将近一年的学习和劳动，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解放几年来，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五大运动、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认识始终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我便成了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梁上君子，趁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我在文汇报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是利用所谓“新闻自由”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闻稿件通过我的手发到了上海编辑部，刊诸报端，在读者群众中散播了毒素。“北大民主墙”即是其中的一例。在刊出后的当日即煽动了上海、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学生起来闹事。正如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冒充社会主义的‘香花’，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企图夺取文化事业上的领导权”。
我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首先在对党的态度上，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赞成党的抗日、民主的主张，但对于党为谋求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不理解的。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都有所上升，已属于上层小资产阶级，追求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尽管我要求抗日反蒋，但对于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没有切身的感受。解放后，我背着个进步包袱，不虚心学习，不自我改造，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追求着名誉地位，这样便和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我保持着一块“自由小天地”独自搞新闻工作，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熟视无睹。因此，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我就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我对党的态度也是从个人恩怨出发。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北京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政协代表，我感谢党。会后什么政治待遇都没有了，我感觉党对我冷淡了。我曾经申请入党，而党又因为我的条件不够未予以考虑。我不从自己甘于落后着想，反而对党怀着不满的情绪。我从来没有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对于自己有利的就拥护党，对于自己无利的就埋怨党，一个人专从个人利益出发，对党便会有抵触情绪，最后便会掉进反党的坭坑中，这是我的惨痛教训。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我也有抵触情绪。我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格格不入。我又把民主与集中截然分开，自由与纪律截然分开。我要什么绝对自由、绝对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我在“民主自由”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充分说明了我的剥削阶级的本质。
反右斗争给了我严重的阶级教育。第一，使我明白了我和党与劳动人民是属于两个敌对的阶级。我必须转变立场，改造自己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来。第二，使我明白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过去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现在觉得，一切为了自己，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今后必须深入群众，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向他们学习，那怕做一点微小的事，只要对人民有益，我都会感觉幸福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后，我决心请求参加生产劳动（已得领导上批准），在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劳动中锻炼自己，我认为这是我改造的开始。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使我明白了党的领导的绝对性。领导权是不能分割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才能全面地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引导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一年来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的事实，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光芒万丈，在在都足以说明。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切。
党曾指出，社会实践也是学习改造的途径之一。我遵照党的指示，在大会之前曾去山东视察，参观访问了几个人民公社和工厂。工农业大跃进的面貌真令人兴奋，我学习到很多，更帮助了我的改造。
我如果不出去，我真不会理解去年全民炼钢的丰硕果实。它不但完成了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的任务，更重要的是炼钢也炼了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工厂中一厂变为多能厂。以青岛纺织六厂为例，他们不仅在纺织任务上达到了四高（高速度、高产量、高质量、高技术）的标准，获得了满堂红的称号，并且还建立了炼钢、炼铁、炼焦、炼硫磺、炼矽铁、制造机械、肥田粉、水泥、造纸等厂，钢和矽铁因为质量好，今年已由国家正式规定生产任务。在人民公社中，社办工业遍地开花。一切从无到有，从不懂到懂。泰山人民公社一个白手起家的机械厂最可以说明问题：最初创办的时候，只有三个修理自行车的工人，一瓶电焊氧气，一斤橡胶。经过去年大炼钢铁已发展为二百五十人，十个车间，能够大量生产滚珠轴承，试制土机床成功。人民的冲天干劲正在飞跃地改变着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这正是周总理报告中所说的“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的一个方面。我心甘情愿地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还怕自己的“一穷二白”吗？
青年的干劲，青年的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更是可贵。我参观了曲阜陈家庄人民公社的一个青年红专队。队长是一位青年复员军人，只有二十一、二岁光景。他复员后先到农业训练班去学习了一年，现在已兼任全队的技术指导，并且每周定期给队员讲授农业知识。青年红专队的小麦丰产田的确长得茁壮旺盛，赛过了其他各队的麦苗。陪我们同去的女社长邀请这位青年队长到她的卫星田里去帮助一下。小青年说：“我一定去，然后我们来个竞赛”。这种先帮助人，然后再和人互相竞赛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我应该学习的。这个小伙子真是干劲冲天，敢想敢做，他正在一个已挖好的纵深四尺半的大坑里试种三棵山药，要一棵长出一百斤来。这样的青年今天有着千千万万，正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青岛木材综合加工厂的青年技术革新能手徐呈龙更是一位英雄人物。他从一九五四年发明创造木板烘干机开始到现在已发明创造了大小六十五种机器。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五年中他做了一百三十年的工作量。“一天等于二十年”在他身上有了实际的意义。他的发明创造中最主要的有木板烘干机，原需二十万元，他只用了二千五百元，木材对缝机原需二百万元，他只用了三百元，建立胶合板车间原需二百万元，由于他的发明创造只用了二十三万元。他又为青岛石棉厂设计创造了石棉纺纱机，每年节省劳动力二万九千七百人。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解放前只读了两年半书，父母双亡，跟着伯父学了木匠，解放时只有十九岁，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令人敬仰的青年积极分子。一位普通青年工人怎么会创造奇迹，我们应当向他学习什么呢？该厂党委书记说：（1）学习他坚决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按照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创造发明；（2）学习他百折不挠、刻苦钻研、顽强试验的坚强意志，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3）学习他虚心学习，善于向一切有经验的人请教的态度；（4）学习他因公忘私，不计报酬、不讲条件的共产主义品质。这里每一条都包含着许多生动的故事，我无法一一叙述。青岛话剧团已将他创造木材对缝机时与保守主义者斗争胜利的故事编为“敢想敢做的人”演出。我所以要列举以上四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是我今后应该努力学习的方向。尽管这种高贵的品质在我身上目前还一点影子都没有，但我绝不气馁，我要为达到这个最高标准而奋斗。
上面所说的那个青年红专队长所在的曲阜陈家庄人民公社，是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用编者按语介绍过的（那时是陈家庄高级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三大册，我买回来只看了一下序言就丢开了，我认为农村的事与我无关。这次视察回来，我才从书架上把躺了三年的书翻出来。我仔细看了这篇按语，也看了其他各篇按语，才知道这书对我的改造的关系可大了。毛主席早就用各式各样的具体事例指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却要反对社会主义。我悔恨我过去为什么不学习，不改造。实际上，在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没有转变前，对于社会主义那里会学习得进去？我不是完全没看过书，或听过报告，但许多不能体会甚至曲解了。以往几年我不是也去各地视察过吗？但一切像过眼浮云似地看完就完了，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天我抱了虚心学习的态度前去，样样新事物都在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好像从冷宫中到了热火朝天的洪流里，我要向在我周围的千千万万人学习。我回来后是那样地想说、想写、想告诉人。我现在才懂得生活在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实在是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为你准备了学习的条件，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学，想不想学，肯不肯学。这次大会就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从第一届政协到第二届政协我都参加了，但我过去没有抱着学习的态度，所以开完会就完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学习到。今后我要永远地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首先是向工农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实践中学习，也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像列宁教导我们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今后永远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在学习、劳动、工作中改造自己，改造成为党所希望的新人。
我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对于西藏问题的一切措施。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决不容许英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和第二次以达赖喇嘛名义发表的“声明”，使得叛乱分子和外国反动势力挟持达赖喇嘛所进行的卑鄙阴谋，昭然若揭，丑态毕露。最近尼赫鲁总理说，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写的三封信是达赖喇嘛自己写的，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欢呼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外国野心家的阴谋企图一定落空，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下，落后、黑暗、残酷的西藏就要成为过去，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很快就会出现在祖国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