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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
王之玺委员的发言主席团、各位委员：
我热烈地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李维汉副主席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我首先对西藏叛乱事件谈几句话。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否认。最近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西藏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进行戡乱，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料印度国内一部分扩张主义者和某些政治家谬称西藏人民不是中国人，西藏叛乱是起义，我们平乱是民族压迫；并且在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部官员散发反对中国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些言论和行动严重的违反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毫无忌惮的干涉中国内政，我感到万分的愤慨！我完全拥护政府处理西藏叛乱的一切措施，同时我警告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反动派，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任人欺侮和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们要放清醒一点，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提倡和平共处，并不是软弱可欺；任何外国反动力量，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想阻止西藏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必将受到中国人民的有力反击，一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我是钢铁方面的技术工作者，现在就如何完成一九五九年国家四大指标中一千八百万吨钢发表一些意见。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一年，也是历史上空前大跃进的一年，这一年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办钢铁的群众运动，胜利地完成了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根据国家计划铁完成了一千三百六十九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钢完成了一千一百零八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在这样一个钢铁生产空前大跃进的形势下，广大群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在生产技术战线上出现了很多优异的生产指标和先进生产经验。如本溪一高炉车间通过改进原料质量提高风温及冶炼强度，高炉利用系数（每立方公尺容积每昼夜产铁量）创造了全年平均一千八百二十六吨，良好月二千二百六十五吨的先进指标；太原钢厂创造了平炉三槽出钢的方法，扭转了生产落后的局面。其他如电炉转炉混合炼钢，耐火材料快速烧成，初轧机采用球墨铸铁轧辊等都是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大跃进结果改变了钢铁工业的形势，使我国钢产量由世界的第十一位提高到第七位，基本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九五九年的钢铁生产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跃进计划
一九五九年钢铁的生产计划是在一九五八年钢铁大跃进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钢产一千八百万吨，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了六百九十二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二，铁产量二千三百万吨，比一九五八年提高九百三十万吨，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从百分数来看，一九五九年钢铁产量增长指标比一九五八年的增长数低了，但是从增长绝对数字上看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没有那一个国家在那一个时期，一年中钢铁生产能力的增长达到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完成了这个计划以后，我国钢铁工业的面貌将获得重大改变，不仅有了中央直属的骨干大企业，各省市都建立起不少中小型企业，就地可以供应各种钢材，对我国今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完成了这个计划，我国钢产量将超过日本和法国而跃居世界第五位，接近了一九五八年英国的钢产量水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一个跃进计划。当然，完成这样一个计划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炼铁能力来看年产生铁九百三十万吨，等于建设几个武钢，每年需要矿石一千六百万吨以上，炼焦煤二千四百万吨左右，等于要求一年内完成十几个大铁矿，二十对到三十对大煤井，几十座洗煤场，几十座大型焦炉，建设这些厂矿需要设备几十万吨，投入生产时需要供应几十万瓩的电力，厂内厂外运输量可达几千万吨，这确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同时也说明了一九五九年的钢铁生产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跃进计划。
我们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跃进计划呢？肯定能完成。首先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全面大跃进，为一九五九年的继续大跃进打下了物质基础；其次是一九五八年在以钢为纲，钢铁工业大跃进中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觉悟，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几个并举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钢铁工业的发展走上了新的阶段，因此我们今天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发动广大群众，围绕着当前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挖潜力想办法，一九五九年一千八百万吨钢的任务，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完成。
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个人意见认为首先是铁，没有铁就没有钢，没有钢就没有材，没有钢材一切生产建设都谈不到。铁的问题在哪里？根据今年的生产计划，生铁的任务大小高炉各占半数。大高炉几年来生产已有基础，虽然还需要继续挖掘潜力，提高生产，但是完成计划上问题不大。而小高炉情况则大不相同，从设备上看，小高炉目前可投入生产的已有几千座，总容积相当大高炉的两倍以上，并且有些省市还在建设，总的生产潜力很大；但是目前生产上问题很多，主要是开炉率和有效容积利用系数较低，成本较高，生铁质量不够好；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各项困难，充分发挥现有小高炉的生产潜力，这对于完成今年生铁计划是一个关键问题。其次是钢，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任务中转炉钢占的比重不小。目前平炉、电炉生产已上轨道，虽然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提高，以保证计划的完成。转炉情况则与此不同，一九五八年钢铁工业大跃进中，全国新建了转炉几千座，除去上海、唐山、新兴、故县四厂较有基础以外，其他各厂都是新建单位，这些新建车间在设计上多半是因陋就简，厂房面积狭小，辅助设备不足，无法正常生产；加以设备制造及安装质量较差，运转不灵，事故频繁，增加了生产上的困难；加以原料质量不好，工人技术不熟练，生产组织工作不能适应要求，造成了生产上的某些混乱情况，因此如何迅速采取具体措施，改进设计及设备，掌握操作技术，使转炉生产逐步走上正轨，是当前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的首要任务之一。至于今年钢材的任务虽然增长比例很大，新建轧机数量很多，但是钢材决定于钢，没有钢就没有钢材，因此我只重点的谈一谈如何促进小高炉与转炉的生产问题。
小高炉和转炉的生产究竟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如何来解决？是当前钢铁工业能否跃进的基本环节，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铁和钢的生产上不去。我个人意见当前必须迅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改进焦炭的供应与质量问题
首先是改进焦炭的供应与质量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小高炉和转炉的产量与铁和钢的质量。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入手，第一、煤炭供应部门应按时按量按质按品种供应炼焦用煤，这样炼焦部门才能按时按质按量供应高炉及化铁炉焦炭，目前因焦炭供应不足，一部分小高炉未能充分发挥能力，最近炼焦煤供应情况虽略有好转，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地区只能供应原煤，灰分和硫黄太高，还有部分地区供应煤种不合，大大影响了焦炭的质量；因此煤炭供应部门除大力增产炼焦煤以外，还希望加速简易洗煤与土法洗煤场的建设，争取尽量供应洗煤，同时按地区调整煤种，以保证焦炭的质量。第二、炼焦方面，要土洋并举，大力发展简易焦炉与土焦炉，鉴于洋焦炉数量很少，建设需时，不能满足需要；目前必需抓紧建设大量土洋结合的二号及三号简易焦炉，在这些焦炉建设时间及建设完成后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还需要建设一些唐山式或萍乡式的土焦炉以保证供应。但是为保证质量，洋焦炉、土焦炉和土洋结合的简易焦炉都应逐渐改为以洗煤为原料。
解决设备配套和设备改造问题
其次是设备配套及设备改造问题——一九五八年新建高炉和转炉，因争取建设速度，原设计比较简陋，设备制造及安装质量也较差，大部分车间辅助设备不足，甚至缺乏一部分必要的生产设备和工具，还有些车间厂房面积狭小，运输系统考虑不周，以致建设完工后长时期不能投入生产或投入生产后不能正常操作，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新建转炉车间。新建高炉车间也有一部分设备未能配套；已投入生产的车间大部分风机能力不足，还有些高炉炉体结构及热风炉需要改造。为了发挥小高炉及转炉现有设备的潜在能力，应采取坚决的措施优先拨给设备，争取迅速地将未投入生产的设备配好套，早日投入生产；已投入生产的设备利用检修机会，进行技术改造，并补充设备；这是挖掘小高炉和转炉现有能力的最有效办法，比建设新厂设备少，时间快，投资省，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应该坚决地、迅速地加以推行。
献计献策炼铁调铁
再次是调铁问题：一九五八年钢铁工业大跃进中，新建转炉车间大部分附设在现有的重点钢厂，而小型高炉则遍地开花，分布在各省市各地区；因此钢铁工业中就产生一个新的情况，重点企业中除去鞍钢、本溪、石景山、龙烟等公司外，其余几个主要钢厂都需要由各省调铁，无铁不能炼钢，因此调铁问题便形成了能否完成钢产任务的重要条件。从去年四季起为重点钢厂调铁已经变为一个重要任务，最近期间生铁供应仍然不足，以致部分转炉车间生产受了影响。调铁困难的原因不一，部分地区可能由于运输困难，未能按期集中；有些地区可能因为生铁没有完成计划未能调出；但是除此而外，各省在生铁的分配使用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根据第一季生铁及钢产量的统计，全部生铁用于炼钢的只有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另外扣除拨给重点工厂的铸造铁以外，地方留用的生铁占很大比重，根据我国过去几年的统计，每年生铁总量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用于炼钢，参考其他工业国家的统计用于炼钢的生铁占百分之七十八至八十八，一般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果按用百分之七十五生铁来炼钢计算，则第一季所产生铁完全可以满足完成第一季炼钢任务的需要，不致于因为缺铁而减产。以上情况说明了我们生铁使用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这可能也是调铁困难主要原因之一。为了确保炼钢生铁的需要，建议各省市非炼钢用铁可参照上列数字规定比例，不足时采取统一排队办法，保证重点，以免将供应不甚充裕的生铁用于次要用途，妨碍了钢产量的增长。又次是，发动群众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并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产优质社会主义竞赛运动——钢铁工业大跃进以来，广大干部与群众政治觉悟提高，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各企业小高炉和转炉车间出现了不少先进的红旗和先进的生产经验。如贵州水城35M3高炉一九五八年每立方公尺容积每天出铁量达到一点二七吨，最高月达到一点六吨以上，每吨生铁消耗焦炭平均在一吨以下，生铁含硫量与单位成本都接近大高炉。而一般小高炉每立方公尺容积日产铁量仅零点五至零点七吨，每吨生铁焦炭消耗量在一点五至二吨，甚至在两吨以上。转炉方面也是一样，虽然一般水平很低，而上海钢铁公司第六厂转炉每吨容量每天产钢量一九五八年平均达到四十九点四吨，每吨钢锭生铁消耗一点三吨左右，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一般转炉产量与这个先进单位差几倍，生铁消耗与合格率也相差很远。因此，为了迅速提高小高炉与转炉的产量和钢铁产品的质量，应进一步开展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产优质竞赛运动，广泛发动群众推广关键性的先进经验，如小高炉方面的多嘴燃烧管式热风炉，提高冶炼强度，缩小矿石拉度，矿石分级装入等；转炉方面如碱性化铁炉，留渣操作和三排风眼等经验。更重要的是企业领导向群众交底，发动广大职工，围绕着当前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只要将问题交给群众，总是可以很快解决的。在开展技术革命的运动中应调度一切积极因素，除去行政上召开四级五级干部会议，充分听取基层干部意见外，各省市各企业还应当与各地科学技术协会合作，发动各地区金属学会会员的积极性，使专家与群众相结合，针对着生产上的重大问题，献策献计，共同为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努力奋斗。
各位委员：一九五九年是我国苦战三年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也是钢铁工业继续大跃进的一年，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相信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作为一个钢铁冶金工作者，愿与全国几百万钢铁职工一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的任务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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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厂农村新事多
张振汉委员的发言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二届常委会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
这次我到湖北、河南视察，学习武汉和郑州两市的城市人民公社，并看了武汉的武钢、重型机器厂、第一纱厂、天一印染厂、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医学院第二医院、洛阳的拖拉机厂、轴承厂和三门峡工程，另外还看了湖北枣阳县杨垱人民公社。
武汉市和郑州市的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有些不同，但是成就都是了不起的，我想知道的一些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还有我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意外的收获，我受到的启示很大。
工厂普遍大跃进
所看到的工厂都普遍的大跃进。如武钢的生产战斗目标：投资减一半，生产加一倍，工期缩短一半。重型机器厂比原定年产量增加两倍，今年国庆节有五项献礼，其中有五米龙门刨床重三百二十吨。第一纱厂将四十多年的老机器使它“返老还童”，它的生产能力，相当于现代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将老旧的织布机改进后提高到“一机一班一匹布，赛过七仙姑”的生产数量。天一印染厂、肉类加工厂的跃进，都翻了一番。武汉医学院第二医院，跃进的很大，就拿床位来说，原来四百个继续增加到七百个至一千个，现在有一千六百个床位，任务加大了，人员减少了，门诊忙到平均约六分钟诊断一个病人。洛阳的拖拉机厂，比原定年产任务跃到五倍，并且减少六千万元的投资，还另外增建了十万平方公尺的厂房。洛阳轴承厂，一九五八年就超过了原订一九六○年的指标，今年的任务初定二千五百万套，还能再增加。三门峡工程，提前二年半完成，如果定制的发电机器能按跃进的时间交货，明年国庆节就可以发电，向国庆节献礼。以上的事实说明了全面大跃进，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
所看到的工厂，都办了不少的卫星厂，解决了自己的需要，减轻了中央的负担，支援了各兄弟厂矿和工农业的需要。如第一纱厂的炼钢炉，是武汉市的先进生产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富厂长向我们说：“除了‘猪叫的声音’无有用处以外，所有猪身上的东西都有用，经过加工制成药品和其他的品种，增加收益，猪肉成了无本的货品，用一吨猪肉可以换取五吨优质钢材。”我想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少吃几斤猪肉，是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就可用之换取数量很大的优质钢材，就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认为这也是每个爱国公民增产节约的一个途径。
所看到的工厂，都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如三门峡工程为刘家峡，青铜峡，丹江等水利工程培训的有党委书记，有厂长，有工程师和技术等项人员。如武钢承担了包干宜都钢厂的任务，这个措施为建设社会主义准备了后备力量。
所看到的工厂，都贯彻执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和走“群众路线”的方针，都执行总路线“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成绩是伟大的、辉煌的。特别是发扬了“全国一盘棋”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各厂的负责同志向我们说：“大跃进必须大协作，要尽量的支援各兄弟厂矿和工农业的需要，就是增加自己的困难，也必须那样做。”这样的共产主义风格，是工人阶级高贵品质的表现，我受到感动。我体会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有这样振奋人心的事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这样的丰功伟迹，我受到鼓舞，我受到感动，我更受到教育。振奋人心的事写几十篇也写不完，就说到此处。我想谈一谈社会主义新村——杨垱新村。
社会主义新村好
杨垱新村是杨垱人民公社计划建设八个社会主义新村中的一个先建成的新村。杨垱人民公社位于湖北枣阳县西北部，原系薄产地区，在旧社会时，年年受穷。解放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农业生产年年增产，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农业大跃进，粮、棉增产两倍多。为了人民公社化的发展，生产的需要和社员的要求，决定建设八个社会主义新村，利用农闲时间，先建杨垱新村。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开始动工，共用了一百天的时间，建成三千零一十八间房屋，其中有社员住的房屋二千四百七十六间，其余的房屋分别用于卫生院，小学校，食堂，幼儿园，托儿所，文化宫，敬老院和财经部门等用房。
我们到杨垱时，看见能容二千多人的大礼堂，有几个小姑娘正在油漆门窗。访问了已搬入住的几户，她们说：“做梦也未想到能住上这样高大的好房子，以前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一下雨就漏，现在再也不愁下雨房子漏了。”我们到了已经营业的百货商店，货品齐全，不仅有各种花布，还有各种香粉和香水，吃的有各种罐头和各种酒。正街上的百货公司正在粉刷，各种使用房都有，马路像北京有些马路那样宽。一百天建成三千零一十八间房屋，确实是个大气魄的建设，是一个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新村，为将来建设新村起了示范作用，并且鼓舞了社员。
在我们参观新村的前后，一再的询问建设的经过，据介绍所得的情况，更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垱新村系用拆旧房料建成的，杨垱缺少材料，缺少技术人员，更没有工程师，群众在思想上有些搞不通，他们认为光凭“老土”办不成的。公社领导同志抓住群众思想，采取了以下的适当措施：
一、政治挂帅，全民动员，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在组织方面，成立建设新村政治部和指挥部，党委正副书记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正副乡长分别任正副指挥，下设办公和检查两室、六个科，作到具体分工，层层负责。
二、在思想方面展开思想插红旗运动，以总路线为纲，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动力，展开了宣传教育。组织七个文工队，五千多名的宣传大军，分到各工队，同吃同住同工作，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针对思想情况，在工地展开整风，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里不通就到那里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如辩论为什么建设新村，为谁建设新村，依靠谁来建设新村，怎样才能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设新村，能不能用旧材料自力更生的建设新村。
三、大搞技术革新，改良工具。在工地开展“土洋”斗争，“快慢”斗争，“费省”斗争，“先进”与“落后”和“保守”思想斗争。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进行现场参观，算账对比，就地办红专学校，以师带徒的办法，开展人人搞试验，个个学技术，一人多艺，一人多技的多面手运动。做到三天学会，五天精通，七天毕业。这样培训出砌工、木工、烧石灰工、烧砖瓦工、油漆工、粉墙工等四千三百七十人。
四、大搞试验房。先重点试验，取得经验全面推广。书记挂帅，从队书记起，都得搞试验房，有转业军人的“八一”试验房，有妇女的“三八”试验房，有书记的超师试验房，有无师试验房，许许多多种。同时展开节约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珍惜一砖一木，大材不小用，小材不浪费。
五、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安全。使群众吃的好，吃的饱，每人每月增加半斤油，共杀猪羊二千六百头，每三天加一次餐，工作有紧有闲，使群众睡的好，娱乐的好，始终使群众的精神饱满，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杨垱新村是在困难重重中建成的，从经过的各项措施来看，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贯彻到每一个基层干部，每一个基层干部都学会运用党的和毛主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各干部都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更看到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的创造。我在杨垱受了一次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教育，上了一次理论结合实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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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定能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
江炳灵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并坚决为贯彻执行这些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和任务而努力。
当我听到了我们国家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计划，看到了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各方面伟大成就，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各个战线全面大跃进的辉煌成绩，使我感到万分欢欣和鼓舞。我衷心体会到：祖国的前途是光芒万丈，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是英明正确，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生活在新社会是无限美好幸福。我完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团结努力下，一定能够实现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全面的跃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唆使支持下，发动了破坏祖反革命叛乱。中央人民政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府对此采取了英明坚决的措施，迅速敉平了叛乱，这不仅加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加速了西藏的社会改革；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安全，保卫了亚洲的和平。这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对西藏叛国集团一个致命的打击，也是对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者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对政府的这种英明措施表示热烈的拥护，对在西藏平定叛乱的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目前逃到印度的一小撮西藏叛国分子正在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进一步勾结起来，继续劫持达赖喇嘛，在四月十八日发表了一篇漏洞百出、颠倒黑白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并由印度外交官员进行散发。同时，在印度，竟出现了对我国的诬蔑，对西藏叛乱集团的支持、同情和鼓励，某些执政党和官方一些领袖人物如印度国大党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公然把我国的西藏说成“国家”；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把西藏叛乱说成是“正义事业”，组织所谓“帮助西藏难民的全国委员会”。甚至在印度警察当局的纵容下，发生了印度人民社会党党徒在孟买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的严重事件。我对印度这种威胁与破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干涉我国内政，敌视我国人民的无理行为，表示无比的愤慨和坚决反对。
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铁的事实，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帝国主义所叫嚣的“西藏独立”在我国人民中已不是陌生的字眼。过去英帝国主义在统治印度时就曾千方百计挑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其目的就是企图侵占奴役西藏，使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日本帝国主义也曾经制造所谓“满洲国”，扶植傀儡溥仪，以同样目的借此对我东北进行血腥统治。中国人民对此创伤犹痛记忆犹新。现在印度的干涉主义分子也在高嚷所谓“西藏独立”，竟把西藏称为“国家”，甚至把西藏叛乱说成“正义事业”，正暴露了他们是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衣钵，幻想把西藏作为他们的“保护国”“殖民地”。他们这种罪恶阴谋是无法掩盖世界人民的耳目的。印度的正直人士就指出叫嚷“西藏独立”的人正是印度的最大敌人。印度干涉主义分子的这种敌视我国、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动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警告他们，休想在西藏问题上兴风作浪，混水摸鱼，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国，任何干涉和欺侮中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仍不及速清醒，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重，以中印人民友谊为贵，是必然会碰得头青脸肿，一败涂地。
我是参加辛亥革命和其后历次民主革命者之一，在旧中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相互勾结所造成国家贫弱民族分裂的痛苦。今天我国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是我们梦寐所求的美景。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分裂祖国的统一，破坏民族的团结。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已给我们不少有益的教训，我们认识谁是亲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懂得谁给我们幸福，谁给我们灾难，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是欺骗不了中国人民的，而且是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西藏广大的人民也一定能扫除障碍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幸福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让我高呼：
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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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新生
薛愚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是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有罪行的人，我想谈一谈我对党对右派分子教育改造政策的一点认识和体会。限于自己的水平，认识是很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请同志们批评和指教。
一、我认为一个右派分子要做到脱胎换骨，彻底改造自己，真正地重新做人，首先是认识自己的错误，也就是戴上了右派帽子服不服。只有真正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服了，才能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否则口服心不服，或者假服，而改造也只能口头上的，而不是思想上和立场上的。“真服”并不是简单的，而是要经过痛苦的、反复的斗争的。例如当我划为右派，对我进行批判斗争时，我就接受不了，抵触情绪很大，从而想了许许多多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
我认为自己一向是跟着党走，是拥护党的，自己从来就是左派，怎能一下子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一个人在工作上有某些缺点和错误，是免不了的，最多也只是些工作作风和思想认识问题。给卫生部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是爱护药学事业，动机是好的，心是善良的。我既无组织，也无计划，写文章发表谬论，又是被动的，主观上我毫无反党的意图，可能是“一时不慎失足”，提高一点，最多也只是“无意失火”。可能是火燃烧的大一点罢了，那能算是反党呢？因此，我最初不肯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认为可能是搞错了。
感激党在反右斗争中教育了我，又加上经过同志们的批判和帮助，以及自己反复地自我反省和自我斗争，把自己从党整风以来的一切言行，作了详细检查，从而使我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一些。反复反省自问，写文章和发言的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对谁有利？立场又是什么？例如说：
1、“药工人员没有解放，没有翻身，见不到太阳”，号召药工人员起来“吐苦水”。这不是诬蔑党，向党进攻，又是什么？“吐苦水”是农民斗争地主用的字眼，而我号召药工人员起来向党向人民“吐苦水”，是站在什么立场？这不是丧失立场，而是根本站在反动立场，是有阶级仇恨，而且还像是仇恨很深似的。
2、我借人民代表名义，视察医院药房时，首先是找缺点，并且认为缺点越大越好，越多越好，把医院药房描写成人间地狱。拿着医院药房中我所谓的“缺点”向卫生部进攻，而毫不问成绩。这难道还是爱护党、爱护人民的药学事业吗？夸大缺点，不问成绩，是为谁服务与谁有利？况且在视察药房时还示意药房人员罢工，这是什么企图，是爱护人民保健事业吗？
3、诬蔑党领导的卫生部对药学是外行，不懂药学，不能领导药学，认为只有我才是药学内行，只有我才能领导药学，并且想把所有有关药学事业的一切，都霸占起来……。这是不是企图在药学上想推翻党的领导，而篡夺党在药学上的领导权？
4、当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发表后，全国工人、农民纷纷起来捍卫党，在报上驳斥这种荒谬的谬论，而与之斗争。人民日报根据全国人民意志于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而我却认为社论过早，有碍于鸣放。这又是什么立场？是同情人民还是反人民？
只就这几点反省的结果看，我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毫无疑问地，是不折不扣，十足的右派分子，而所以不承认，是由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立场，丝毫没有转变，不可能认识自己的言行是反党反人民的，不肯承认，也是必然的。认识到自己的立场错了，因而才下决心改变自己的立场，才初步认识到自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才感到无限的痛心，感到辜负了党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真是恩将仇报，从而认识到只有真诚地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重新做人，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因此，在北京人民代表大会上，把我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和盘托出，作了交代，表示诚心悔过，接受改造。
这是不是对自己的错误有了彻底的认识，真正的、完全口服心服而毫无问题呢？不是的。
二、改造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反复的，艰巨的和复杂的，特别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改造的反复性表现更是特别强烈。如：
1、在处理右派前后，由于还未彻底认清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思想又波动起来了。首先认为自己发表的几篇谬论，是健康报和药学通报负责人要求我写的。提意见也是别人鼓励我站起来讲的。追究责任，我不能独负，处分我一人，是不公平的。其次，右派分子既是人民的敌人，理应按罪行的轻重程度的不同，分别予以“杀”、“关”、“管”、“教”的处分，我应受那一种处分呢？“杀”似乎过重；“教”又似乎过轻；大概是“关”或“管”罢，心中胡思乱想，动荡不安。在处理前，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认识到党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应该是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后认为自己也有得到宽大处理的可能性，因而心中一时又比较平静些。可是思想上不久又发生了：“假若撤了我的职，叫我去搞抄写等工作，我是干不了的”，“工资过于降低，不能维持全家生活那又怎么办呢？”正在处理的前夕，忽然接到人大常委会通知我参加人代第一届第五次大会，由于党的教育，对于自己的错误，虽认识的不够彻底，但还是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自思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未抛弃我，反而叫我参加人代大会，非常感动，不禁流下了眼泪，同时，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可能是我的错误不够严重”，“可能是药学工作上还需要我”的思想。但我立刻又反省自问，这是不是在“翘尾巴”呢？于是又清醒过来了。可见我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患得患失的劣根，并不是很容易完全根除的。
2、在得到了党和人民最宽大的处理后，虽然认识到这是党教我很好的学习改造，可是我又认为处理就是定案，定案后就久远成为人民的敌人，还能改造吗？今后还有谁肯相信我呢？党一定对我不再相信了，人民群众当然更不相信我了，感到右派帽子重如泰山，从此再没有前途了，今生算完了。种种悲观失望，从而一切消极。如去年在展开自我改造大跃进运动中，当时甚为感动，也很想在自我改造上跃进一下，但是又想到既是右派分子，再说得好，也没有人相信。因此，迟迟不敢制定自我改造跃进计划，心中非常苦闷。这种情况被我的爱人发现，就问我制定了改造计划没有？我回答说：“右派分子的话有谁相信？订了也是白订。”她鼓励我说：“不管别人，只问自己有没有真正加速自我改造的决心。”我说：“你不知右派分子的苦痛。”她提醒我说：“党和人民从来没有说过，右派分子不能改造。周总理对右派分子不是说过社会主义改造大门永远是开着的吗？恐怕是你不相信党和人民，而不是党和人民不相信你……。”这些话使我加强了自我改造的信心和决心，鼓起了勇气，才制定自我改造的计划。
由此可以说明一个人要改造是不容易的，也是反复的。要想彻底改造好，就要对自己作不断的斗争，一定要自觉地进行不断的自我革命，随时随地要对资产阶级的、旧的思想意识复发性，提高警惕，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偶尔一放松，它就要像恶魔一样，起来兴风作浪，甚而吞噬了自己。
三、经过这次整风反右运动，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党对右派分子教育改造的政策是英明正确的，使我得到了挽救。党是一切从六亿人民利益出发，是大公无私的。斗争右派分子，是教育右派，使他们反省自觉，彻底改造，重新做人。挽救右派，是要化消极为积极，使右派分子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大门，进行自我改造。当右派分子愿意接受改造时，党就给以鼓励，使他们加速改造，回到人民队伍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一分力量。我对于自己的错误，经过党的教育，认识是比较清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铁的事实摆在面前，戴上右派帽子，是口服心服的，特别是经过向党交心运动，由自己的交心材料，看清了自己的黑暗面；经过总路线的学习，认识到右派分子是三大敌人的代理人，更使我口服心服了。这对我的教育，是史无前例的。过去，在政治上总是自认是进步的，在业务上又自封为专家，因而骄傲自满，狂妄自大，个人至上。如果不经过这次整风反右给我以教育，再发展下去，真不知要堕到什么深渊火坑里，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1、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一年来使我能够把自己一生的思想和言行，做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使我更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真面目，从而有了自我改造的方向和途径。
在进社会主义学院以前，听到徐冰副部长、彭真市长、陈毅副总理等一系列的报告，指出党对右派分子伸出了挽救之手，同时，也指出右派分子的出路是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但右派分子能不能改造，愿不愿接受改造，取决于右派分子自己。这又是对右派分子的鼓舞和教育，使我改造的信心和决心从而百倍地加强了。一入社会主义学院，首先听到聂副院长说：“党欢迎右派分子改造，右派分子也必须改造，但要认识为什么要改造？和改造为谁？”这又是对我敲了一下警钟，我原来想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是为了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并没有改造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听了这番话后就使我明确了学习改造的目的，从而端正了学习态度。
2、党既对我作了最宽大的处理，既不降级也未减薪，并且给我更好的有利条件，使我更安心进行研究工作。又给了我学习改造的机会和一定的政治待遇，我不仅任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光荣地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是党又一次给我学习改造的机会。我真正地感觉到党是我再生父母。当我犯了错误时，在政治上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使我反省，认识错误，彻底改造，这就是严父；当我承认错误，表示悔过，愿意改造时，党又给我学习改造的机会，并时时督促我好好地学习，认真地改造，这就是慈母。我决心回到父母的怀抱里，永远不再离开，永远紧紧地依靠党的教导，不断地改造自己。首先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为自己改造目标，进而步步向左不断自我革命，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和改造自己。
当我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时，看见了毛主席领导大会开幕，有如光芒万丈的太阳照到了我，我的血液沸腾起来了，我的心情的激动无法形容，我深深地感谢党给我这样好的学习改造机会，我决心好好地，彻底地学习和改造。听到了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使我无比地欢欣鼓舞，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幸福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社会，在我国不是什么遥远的图景，而是有期可待了。作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是多么骄傲自豪！活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多么愉快幸福！新中国无比宏伟瑰丽的美景，鼓起了我工作上的冲天干劲和增加了我自我改造的无限力量。过去六十年是白白的过去了，不是未起什么作用，而是起了反作用。过去的我已经死亡了，今天是我的新生，我决心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彻底自我改造。不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和教育，决心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等等肮脏的东西，彻底扫光，我坚决不移地、紧紧地、忠心地跟着党走，把自己剩余的时光、力量和生命全部贡献出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