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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公社是知识分子的伟大学校
杜光预、关梦觉委员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周总理在报告中谈到了人民公社问题。报告指出：“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适应我国工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我国条件下，它不仅是推动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的形式，而且是将来全国农村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所以人民公社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它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发展生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以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思想觉悟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显示出来巨大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发表以后，虽然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但在我们旧知识分子当中，却仍然有些人对于它的某些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和误解。在这里，我们想谈谈对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请同志们指教。
第一个问题，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为什么某些消费品暂时还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呢？这是不是要写在人民公社化的账上？在大跃进中，某些消费品暂时供不应求，是由若干因素所凑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则是由于人民公社化以后，就业人数大量增加，人民的收入和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某些消费品供应量的增长。这种现象，乃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是大跃进所带来的暂时困难。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八年，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则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可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却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中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生产。这样，尽管生活资料的供应量大大地增加了，但人民购买力的提高却来得更快一些，于是某些物资也就暂时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也曾有过某些疑问。不久以前，我们曾到吉林省四平市人民公社去看过，该社的实际情况完全证实了周总理所说的话。该社一九五七年糕点的供应量为三百五十二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百四十八吨，即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九五七年糖果的供应量为一百一十二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二吨，即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点六；一九五七年白糖的供应量为四百二十三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五百五十二吨，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七年肥皂的供应量为八万六千八百八十打，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九万八千五百三十八打，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三；一九五七年猪肉的供应量为七百八十二吨，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百一十九吨，即增加了百分之四点七；一九五七年鸡蛋的供应量为八百二十七担，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六百四十二担，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五；一九五七年毛线的供应量为一千八百九十二公斤，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二千九百六十八公斤，即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七年自行车的供应量为三百零五辆，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七辆，即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七；一九五七年收音机的供应量为二百八十五台，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一台，即增加了百分之五百九十五等等。尽管这些消费品的供应量都增加了，有的甚至增加了几倍，但市场上却仍然供不应求。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人民购买力的增加超过了某些商品供应量的增加。四平市一九五八年人民的购买力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这百分之二十二的新购买力并不是平均地用于一切消费品上，而是比较集中地涌向某些消费品方面，这就不能不使这些消费品的供应一时感到某些紧迫。至于人民购买力的增加则主要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四平市黄土坑第三居民委员会为例，原有三百二十五名妇女从事家务劳动，公社化以后，其中有三百一十九人，即百分之九十八参加了生产，每人每月至少收入二十几元。根据五十三户的调查材料，在建社以前，按家庭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月收入九元六角二分；建社以后，平均每人收入增加了二元零五分，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大多数人的收入增加了，购买力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地提高了。这当然是大好事情。正是在这种好事情当中，即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矛盾，即某些消费品暂时供不应求的矛盾。这种矛盾，目前正在努力克服之中。党和毛主席对于某些消费品的供应是殷殷关切的。为了克服这个矛盾，按照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在工业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九。尽管如此，但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正如周总理所说的：“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这一种物资或者那一种物资暂时供不应求的现象，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即存在着社会化的生产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经常是生产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周期地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因为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是有效的需求暂时超过供给，从而推动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这正是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因此，把某些消费品暂时供不应求的现象“归罪”于人民公社，甚至由此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人民公社中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原则与政治挂帅的关系问题。政治和经济是统一不可分的。在人民公社中，如果单纯地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而忽视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那当然是不对的。忽视或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势必要发展平均主义，而发展平均主义就不能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从而不能激发一些人的劳动积极性，这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列宁曾经说过：不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来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就不可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引导千百万人走向共产主义。所以在人民公社中，现在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目前，离开这些原则，单独强调政治思想教育，那就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结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在人民公社中强调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就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甚至否认了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那就会从另一个极端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其结果将使人们鼠目寸光，只是斤斤计较个人的利益，甚至会引起某些追求私利的自发势力的滋长，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更是有害的。所以在人民公社中，现在必须把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正确地结合起来，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肯定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按劳分配的原则和我们知识分子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当特别警惕不要因为贯彻这一原则而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放松了自我改造。
以上我们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谈了两点对于人民公社的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是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呢，还是采取消极冷淡的态度呢，这里面主要是立场问题，但也有认识问题，而由于认识不清或认识错误，也会影响到立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高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端正我们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示我们旧知识分子：要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而为了改造，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接近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并且要根据自愿的原则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对于我们旧知识分子来说，人民公社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我们应当遵照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常常到这所伟大的学校里去参观、访问、学习，并尽可能地参加一些劳动。我们要争取在这所学校的考试中，获得优良成绩，以加速自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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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郭宗汾委员谈山西体育运动情况主席、各位委员：
我对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种报告，完全同意，并表示衷心地拥护。
正当我国继续一九五八年伟大的成就而向前跃进的时候，西藏一小撮叛国分子，公开进行叛乱，破坏祖国统一，叫嚷什么“西藏独立”，这种可耻的行径，一定逃不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最后直到死亡的规律”。我对周总理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完全拥护，并对迅速平息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现在担任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我愿就在体育工作上的体会，向大会谈一谈，不妥当的地方，请大会予以指正。山西的体育运动在反动统治时期，水平是非常低下的，根本谈不到为人民健康着想，有时培养几个运动员也是完全为了点缀门面，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没有机会去参加体育运动的。所以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底子是微不足道的。解放以后，毛主席首先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接着党中央又把增强人民体质，增进人民健康的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作出正式的决议。这样体育运动事业才有了明确的目标，作为全党全民的事业去发展，体育运动才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然而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前，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不是很顺利的。那时山西的体育工作者中间也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有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有荒谬的右派言论，尤其是一九五六年的体育工作作的稍为快了一些，当时就有一股反“冒进”的歪风。劳动卫国制度本是一种良好制度，但在当时却没有认真去推行。对农民的体育运动更不敢放手去开展，顾虑重重，信心不足。对机关、厂矿的工间操，也若有若无，形成自流状态。有的甚至借口工作忙，生产任务重，把体育运动的时间完全挤掉，负责体育工作的人们对党在体育工作上的政策、方针也体会的不够，没有把体育运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坚决执行，使体育运动的开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体育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一九五八年在整风、反右胜利的基础上，右派言论被粉碎了，右倾思想被克服了，体育工作首先做到了政治挂帅，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体育运动才重新出现了空前有利的新局面。二月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以后，三月初即由省和太原市联合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体育跃进大会，省、市党委亲自出席主持，很快地影响了全省各专、市，晋南专区首先出现了稷山、万荣等四个县普及了体育运动，接着晋东南专区出现了全区十五个市、县，普及了体育运动的成绩，不过这时的普及标准还不是很高的，那时的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不能很好的体现体育运动普及的内容，直到人民公社普及化以后，体育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形式。结合全民皆兵的要求，体育运动成为主要内容之一，在农村中普遍的得到开展。截至一九五八年年底，山西全省一千五百多万人口中已有八百多万人参加了有组织的体育锻炼，实际上青壮年中基本上已普及了体育运动。学校体育运动过去算是有办法的，但由于保守思想作祟，对政府在高中毕业生要普遍通过劳动卫国制度的要求则认为有困难，不敢执行，直到大跃进以后，在校学生已基本上能按年龄标准通过劳卫制，厂矿、机关也都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体育锻炼。人民的体质已显著的增强，表现在生产上的是绝大多数的生产先进分子也同样是体育运动积极分子。体育运动不但不会影响生产，而且成为促进生产的有力因素。如稷山县的海鸥女子锻炼队、柯察金锻炼队，她们和他们每年所得的劳动日数要多于一般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四十，并且一遇有较艰巨的任务总是交体育锻炼队去完成。又如在全国职工体育运动评比大会上获得红旗奖的山西的新纬纺织厂和太行仪表厂，他们在体育上有优异成绩，在生产和大闹钢铁上也有出色的成绩。现在山西有这样一种风气，生产到那里，体育工作就要跟到那里，越是中心任务紧张的地方，体育为生产服务的活动就越积极，体育已渐渐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了。正如周总理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增强人民体质为目的的体育运动，一九五八年有了很大的成绩，今后必须继续开展。”我们这些成绩离工农业大跃进的需要，还是远远不能适应的，应该按照报告中的指示去继续开展体育运动，以巩固一九五八年已得到的成绩。
体育水平提高了
至于提高体育水平方面，山西以前也曾试以体工队或竞技训练队的组织形式来培养优秀运动员，但其结果并不能尽如理想，因为没有广大群众的体育运动作基础，技术的提高是很困难的。去年“七一”以前，山西没有一个健将级运动员，为了向“七一”献礼，也仅仅培养了一个举重的健将级运动员，但在群众体育广泛地开展起来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举重以外如摔跤、田径、体操、乒乓球等都有了健将级运动员，一九五八年年底，健将级运动员已有三十四名，每次运动会上，不论由省举办，或者是由专、市举办，都有成千、成百的新运动员出现。单按等级运动员的数目来讲，已超过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一百三十多倍，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因此我感到周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才能更广泛的普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才能使我国体育达到最高的水平。
一九五九年全国大跃进的规模仍是十分宏伟的，山西省的生产指标也是很高的，在没有实现生产机械化、电气化以前，体力劳动在生产中还占主要地位，广大的劳动人民需要以强大的体力从事劳动，体育运动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的方针，今后应该更好地贯彻到生产战线和人民群众中去。我的政治水平很低，业务水平也不够，只有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地提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结合岗位工作，认真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和劳动锻炼，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自我教育，为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贡献最大的力量。最后祝大会成功，各位委员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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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做一个红色宣传员
侯宝林委员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李维汉副主席的各项报告。听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成就，对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心里头更清楚了；对今年，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心里头更明白了。越清楚，越明白，干劲就越大。我想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想法。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头条消息的标题说总理的报告是：“总结大跃进的史诗，鼓舞再跃进的号角”，我从心里头爱这两句话。曲艺号称文艺尖兵，我们曲艺界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给我们的光荣称号。继续跃进，再跃进的号角已经响入云霄，我们要立刻扳鞍上马，快马加鞭，高举红旗，积极宣传，宣传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任务，热烈地歌颂各个战线上的模范英雄，起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尖兵作用。
曲艺就是说说唱唱，唱快板，说评书，唱大鼓，说相声。唱什么？说什么？唱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劳动人民的爱护与支持下，曲艺界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和我们国家的宏伟现实生活一对照，一比，我们这点成绩实实在在还差得很。我们能够不能够把工作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理想呢？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走党指出的道路
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又亲眼看见了或是亲身参加了生产大跃进，曲艺界对亲爱的党，和党的伟大领导作用，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要想把路走正走好，就要听党的话，走党指出的道路，一步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否则就一定会走弯路走斜路甚至走上走不通的死路。拿曲艺界来说，十年来有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个真理。一个曲艺班社也好，一个曲艺演员也好，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只要真诚地听党的话，就能做得好工作，做出成绩；哪一阵，哪件工作里忘了党的指示和教导，就大小得出毛病；如果老是不愿意听党的话，自以为是，就一定得出错误，造成损失。我们曲艺界在整风运动以后普遍地认识到这个真理，不是口头上说，真是从思想感情上，从心里头有了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真心诚意地听党的话，这是我们今后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理想的主要根据。
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后，随着文化革命的高潮，业余曲艺活动空前活跃，工农兵当中的曲艺爱好者越来越多了。优秀的业余曲艺作者和演员的不断涌现，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可是有的专业演员就不这样想。他们老是担心业余爱好者里尽出好样的，新生力量越来越壮大，专业的就要吃不开了，这真是可笑之极。经过去年下放劳动锻炼，经过到东北厂矿的巡回演出，和劳动人民在感情上有了联系，和他们中间的曲艺爱好者有了更密切的交往，我才对社会主义的新曲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群众越爱好曲艺，曲艺的宣传力量越大，专业演员拜群众为师的条件越好，做辅导工作的机会越多。专业曲艺演员才会进步得越快。这对宣传社会主义建设、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对提高曲艺艺术的水平，都有说不尽的好处。工农兵对曲艺的广泛爱好，要求严格，是我们今后做好工作的又一个根据。
文艺界对曲艺的支持
还有一个好情况，文艺界的同志们对曲艺比以前关心得多了，给了不少支持。前些年，文学家艺术家们也很爱曲艺，爱听，却不大爱动手写。近来情况有变化，从刊物来看，从文艺评论工作来看，都可以看到这个变化。我们曲艺界的同行都诚恳地要求文学家艺术家多管曲艺的事，不仅爱听，而且爱写。如果每位作家都给我们写评书、相声，每位诗人都给我们写唱词，快板，那我们说今后一定能够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党在曲艺工作中的领导确立了，加强了，巩固了。工农兵中的曲艺爱好者大量增多了。文艺界的同志对曲艺关心和支持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万事俱备，且看干劲如何。大跃进以来，曲艺界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蓬蓬勃勃的“边宣传、边劳动、边创作、边辅导、边学习”的五边运动。我们这个队伍的干劲是大的，我想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比干劲，鼓足干劲，是要看工作的。一个曲艺演员的干劲如何，就要看他是不是真正起到宣传社会主义的尖兵作用，说社会主义，唱社会主义，要说得好，唱得好，就要时刻不忘念念不忘社会主义。一句话，你得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够发出社会主义的声音。你的艺术才能够真正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干劲才是真正的干劲。
感谢党的培养
我能够有这样一点认识，也要感谢党对自己十年如一日的培养和耐心的教育。解放以后，自己背了好几个大包袱，名演员有听众的包袱，艺术水平高的包袱，甚至自以为进步的包袱，越背越沉。一九五六年全国职工业余曲艺会演以后，开始发现有问题了。自己的艺术要跟不上大流。越来问题越严重，越觉得自己名实不符。苦闷了两年多，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有了很多消极想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把我推上了可怕的道路。感谢党，在整风运动中给了我治好思想毛病的机会。参加了反击曲艺界右派分子的斗争以后，我到沧县自来屯劳动锻炼。刚到那里，就参加了社会主义大辩论会，在斗争中我可以说第一次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贫农对地、富、反、坏分子的坚决斗争，使我恍然大悟，知道了自己长时期在艺术上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原来是个政治思想问题，立场问题。一个演员不能彻底改造思想，就不能真正理解劳动人民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光是口头上说我理解了行不行？不行！文学艺术做不得假，说相声也不例外。以前自己写过反映农民生活的相声，写不好，改不好，连自己也说不好。我这才找到了病根儿。
在劳动锻炼期间，农民弟兄的冲天干劲儿，忘我的劳动热情，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在自来屯呆了才几个月，我看到了集体力量和群众智慧的伟大。修水闸，引黄河的水冲洗碱地种稻田；安装发电设备，发了电；建立小型工厂，造出了化肥，造出了水泥。我这时就想，在伟大的事业当中，一个人是多么渺小。我认识到自己所以认不清、摆不好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思想不进步，以致艺术提不高的障碍物，是骄傲自满的个人主义臭包袱。
我带着劳动锻炼中的思想收获回到工作岗位，幸运地参加了整风运动的第四阶段。组织上和同志们亲切地细致地帮助自己，我也有个趁热打铁的决心。甩掉了大大小小的包袱，心情舒畅了，和党靠近了，和同志们团结了。认识到又红又专的道路，红透专深的道路，是唯一的康庄大道。只有下定决心走这条道路，才能做到真心听党的话，和六亿人民同欢乐共甘苦，自然而然心情舒畅了，才谈得上鼓足干劲。
人要高兴了话就多。我们曲艺界绝大多数同志早就把干劲鼓得足足的了。也许有的同志和我一样，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愿意我们互相勉励，努力做一个红色的宣传员。在今年，继续跃进再跃进的一年里，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更多更快更好地做工作！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党中央继续调动文教战线一切积极因素，向前推进文化革命事业的号召，用实际行动来拥护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最后，我想就西藏问题表达一下我们曲艺界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以上各位代表关于西藏问题的发言。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是任何还醒着的人所不能否认的，除非他一定要颠倒黑白，自欺欺人。但是反动派的任何阴谋都是枉费心机的。平定西藏的叛乱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人的任何干涉我国内政的尝试，都将碰得鼻青脸肿。在这里，我要大喊一声：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们，你们醒醒吧！西藏已经揭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西藏人民也将像祖国各兄弟民族的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我们曲艺界要为西藏的新生而大声歌唱：歌唱她向着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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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教育了我
刘瑶章委员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李维汉副主席的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因为这两个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工作的实际情况，深刻地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并明确地指示了今后工作的方向。
我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犯了严重错误的人。通过了十个月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最近参加河南视察组的视察和现在初步阅读了李副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我受到了特别深刻的感动。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离开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离开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各级干部的辛勤努力，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不可能设想的。因此，我必须加紧地根本改造自己，才能勉强跟得上客观上飞跃发展的形势，才能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
由于我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立场的根深蒂固，我从解放以后一系列的反动言行是极端严重的。伟大的反右斗争严肃地彻底地批判了我的反动言行，使我在悬崖危谷濒于毁灭的当儿幸而得到了挽救。反右斗争以后，党和人民不但对我特别宽大地处理，而且让我有机会参加内心里殷切希望、但是却没有勇气要求的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我真是喜出望外；在学习中，党的耐心教育和多方关怀，同学们的严正督促和热诚帮助，处处体现了“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使我开始对于自己的罪恶言行获得初步的认识。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中保留我为委员，这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在稍微平静以后，我不知怎的仿佛增长了一股勇气。这股勇气帮助我冲破了出去视察的思想顾虑，终于参加了河南视察组。
我参加河南视察组，虽然短短的二十天，只到了三几个市县，但是我亲切体会到，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从省到县和社的干部，从工人农民到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从旧熟识的朋友到根本陌生的老大娘和小孩子，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我（其实歧视也是应该的），而且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温暖和照顾。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我更清楚地看到，河南和全国各地一样，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到农业，从文化教育卫生到集体福利，“我们的事业，各方面都在欣欣向荣，都在快步前进”。这对我又是多么深刻的教育！
帝国主义者总是说我们不可能根本解决六亿多人的粮食问题。特别河南在解放以前是个连年灾荒的省份。可是，解放以来，它的粮食产量一直是逐年上升。例如偃师县的东寺庄，解放前的粮食平均亩产量最高不过二百多斤，解放后，一九五二年还只四百五十三斤，农业合作化后的一九五六年上升到六百七十五斤，人民公社化后的一九五八年已经达到了一千三百斤。每个人的平均吃粮，解放前最多不过二百到二百二十斤，一九五八年除去卖给国家五十九万斤以外，每个社员还可分配五百斤。而且社员们人人都有了存款。今年大面积的小麦丰产区，一块接一块，黑绿黑绿地一眼看不到边。现在可以说丰收在望。至于“吃饭不要钱”，不只是河南，全国各地的农村人民公社都已经实行了，那里还找得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压根儿就不相信。可是事实上就连工业基础几乎等于零的河南，眼看着轻重工业基地都一一建立起来了。我们看到的几个大型机械制造厂，无一不是提前完成基本建设，提前投入生产，独立设计新的品种，而且定下了今年产量翻五番的任务。它们的产品不但解决了国内的生产设备，还有一部分供应国外。它们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一方面帮助地方和公社建立许多小厂，一方面这些小厂转过来为大厂服务。公社工业化的方向，目前表现得更清楚。几个月里，郑州市一个街道公社办起了一百五十五个工厂；一个郊区公社办起了三百三十一个工厂，从食品加工到农械修造，从自给性生产到商品性生产，应有尽有。洛阳市的公社，在日用品比较紧张时，自己设法生产，居然解决了城市需要的百分之六十。像这样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帝国主义者能不在事实面前服输吗？
帝国主义者向来对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农民的描绘，不是愚蠢，就是肮脏。可是像我们看到的贫瘠山区的登封县，去年就已经基本上扫清了青壮年文盲，普及了中小学教育了，而且接着掀起了全民学哲学、全民写诗歌的高潮，同时还出现了不少农业科学技术的“土专家”，在改革工具、治山治水和预报天气各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洛阳市的敬事街小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农子弟，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竟办起了“六一工厂”，大造收音机，畅销各地，为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放出异彩。至于基本上消灭四害的县市，全省已经有二十九个，登封县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县通过了全民体格检查和治疗，基本上消灭了甲状腺肿、梅毒、黑热病和蛔虫等十二种为害严重的病症。可见农民对于生产劳动的劲头越来越大并不是偶然的。
在帝国主义者颠复阴谋不可能得逞的时候，一心盼望我们社会治安有问题，人和人闹不团结。可是它没有料到，像河南过去那样的盗匪横行的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随着人民公社化和政社合一，不但管制分子由公社监督劳动，更便于专政，而且社会上民事刑事案件，甚至吵架拌嘴的纠纷也大大减少，一般群众则由于思想觉悟的提高，人和人的关系也起了深刻的变化。家庭成员间民主团结，左邻右舍倍加和睦，工厂机关学校团体间通力协作并和附近居民打成一片，公社真正成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有了公社这样“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六亿多人，在党的领导下，以共同利益共同理想为基础，团结一致不是很自然的吗？
在我们公社化以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造谣诬蔑特别注意家庭和劳动两个问题。在家庭问题上，我们只是打破了一个封建残余的家长制和解放了几千万的妇女劳动力。在郑州和洛阳的人民公社中，我们看到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们，不只是口袋里有了钱，经济上独立了，而且文化和技术水平也随着提高，特别是夫妇间有了共同的语言，感情更浓厚，团结更亲密，妇女间相互比享穿比亭受的坏风气已经被比劳动比进步所代替了。入了托儿所的小孩，学得更活泼，更有礼貌，更富于集体的友爱。登封县大冶公社的康福乐园，从妇女怀孕起，直到生产、哺乳、托儿一整套的福利设施，可以说体贴的无微不至。公共食堂，有些公社把它分成三灶七厅，也是体现了大集体小自由的精神。事情很清楚，我们并没有拆散什么家庭，我们只是把穷愁苦闷的家庭改造成为愉快美满的家庭罢了。无论旧社会或者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会有这样的家庭吗？然而偏偏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所诅咒的正是这样的家庭！报上登载，美国工人，有的迫于失业和饥饿而全家自杀；蒋匪帮在把多少青年妇女囚禁在“美军乐园”军妓院中的同时，却搞什么“幸福家庭运动”，真令人哭笑不得！在劳动问题上，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我们早已解决了。但是由于工农业各方面的大跃进，劳动力仍然感到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当家作主，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劳动人民，他们的热情沸腾、干劲冲天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郑州市郊区的一个公社，社员们提出了“刮风不收兵、下雨不停工”的挑战口号。登封县去冬上山搞水利，达到了二十万人，春节都不肯下山，这是强迫命令所能做到的吗？而且我们在这个县文村的一个小水库工地上，亲眼看到，一个老大娘豪迈地飞跑着挑土；两个新娘子欢笑着竞赛，交响乐似地歌唱声音从多远就听得见，这是在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哭丧着脸的劳动所能比拟的吗？但是，我们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并不是靠着无限制地增加劳动强度。除去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外，我们主要还是靠着改进劳动组织及革新生产工具和技术。我们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求适当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总是拿人当人来关怀，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拿人当牛马来看待，毫无相同之处。
还有两件事情，由于它们的鲜明对照，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对于为害几千年的黄河，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专家们，向来认为是不治之症，可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正以超过设计的速度在迅速进展，估计可以提前约两年半完成。这是征服黄河的空前胜利！蒋介石匪帮在一九三八年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泛滥了三个省的六十四个县，淹死了八十九万人，可是我们去年以一百天的工夫，在花园口附近完成了灌溉十八个县市的土地并供给郑州市工业用水的东风渠工程，使得同一花园口前后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涵义。一些像龙门、少林寺、白马寺等等名胜古迹，过去有的在军阀混战时被烧毁，有的在国内外敌人互相勾结下被盗窃破坏，现在我们都加以保护和修葺了，文物资料也在整理研究中，可是蒋匪帮目前还要把被偷运到台湾的五千多箱珍贵的历史文物送往美国去“特别展览”。这真是像毛主席所说，“它（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听见有人传诵一位工人写的诗：“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爱什么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没有共同的好恶，也没有共同的语言，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呢？无疑地，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所以我们的社会制度发挥了它的优越性，人民公社表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所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无限地施展出来。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高兴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硬要否定这个规律，硬要这个规律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实上既然办不到，它们只有拿诅咒别人来安慰自己。可是它们的诅咒更丝毫不能动摇我们的立场，只是对我们起了一定的反面教员作用。首先，由于它们的诅咒，证明我们确实是作对了，因而更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信心；其次，由于它们的诅咒越来越凶，证明我们的事业是越来越蒸蒸日上，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提高了；最后，它们这样从反面刺激我们，使我们一方面越发提高警惕，一方面加倍奋勉地向着同它们的愿望相反的方向迈进，而且速度越来越加快。
在我们这样不断的全面的大跃进当中，究竟有没有困难和缺点呢？在河南视察时，汇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从不隐饰当前的困难和缺点。但是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困难和缺点，通过这次视察，和我在反右斗争以前的几次视察比起来，我的认识是肯定地大不相同了。反右斗争以前，我几次出发视察，总是首先抱着寻找“缺点”的浓烈愿望，甚至预先设想要有那些“缺点”；视察时，便千方百计地寻找“缺点”或寻找可以附会预想的“缺点”的资料；找到了就据为独得之奇，并有意识地夸大了它，丑化了它，而且从不同任何人分析研究，便大肆宣扬，以使对方难堪为快。单就这一点来说，我的反动的政治立场不是已经昭然若揭吗？事物特别是新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和不平衡，也就是困难和缺点，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比，有利条件是主要的；成绩和缺点比，成绩是主要的；而困难和缺点只是个别的一时的现象。事实证明，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苦干苦钻，任何困难和缺点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克服了。我体察我前后视察在动机、态度和方法上的分歧，使我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也感觉到我的思想立场仿佛正在开始着初步的转变。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开头就提到“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我过去从未注意过；反右斗争以后，在学习中，有时思想上触及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深入。最近出去视察，从祖国大地的辽阔，六亿人民的旺盛，又回顾我亲身经历的六十多年来国内的政治变化，才觉察到：统一和团结是多么珍贵！毛主席指出“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是多么英明！总理在报告结尾，特别提出“我们的一切成就是我国全体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创造的”，是包含着多么崇高的自豪感！这个统一和团结的取得，当然首先是由于党的领导。有了党的领导，六亿多人才有可能从思想立场的一致达到行动的一致，才有可能根据统一的方针路线，为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目标而奋斗。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我在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要走向抵抗历史潮流，违背六亿多人民意愿的反动道路。要国家四分五裂，要六亿多人水深火热，要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卷土重来。这是多么危险的道路！想到这里，我对于我的反动言行的严重性，对于反右斗争的必要性，有了比过去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
在这次视察中，我接触过不少的劳动人民，并曾经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很粗浅地体会过他们的思想感情。我最后感觉到，从一个剥削阶级转变为一个劳动阶级，确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具体到我个人来说，在听党的话，热爱劳动，集体主义精神等等方面，我不是一般地不如劳动人民，而是远远地望尘莫及。因而在目前就不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语言，当然更谈不到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共同的贡献了。这对于我的加紧改造，将是很大的一个推动力量。
没有反右斗争，我的顽固头脑不可能稍稍清醒过来。没有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不可能在自我认识上逐渐有所提高。没有这次去河南的视察，不可能从许多生动的新鲜事物中，亲自体验到党的可爱，祖国的可爱，六亿人民的可爱，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可恨。对于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说，党的一系列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感激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英明。我承认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改造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但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感召和教育下，在人民群众的督促和帮助下，在国内外有利形势的鼓舞下，我相信并且保证，今后在学习中、在劳动中、在工作实践中，一定能够鼓足干劲，认真进行改造，以期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空前伟大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