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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细更巧地运用农业“八字宪法”
刘定安委员就在山西沁县视察所见谈农业“八字宪法”如何进一步具体化、地方化、群众化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它各项报告。同时，我也完全同意各位委员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匪帮背叛祖国罪行的严正申讨，和对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卑鄙阴谋的正义责斥。我同样感到十分愤怒！现在，我就农业“八字宪法”发表一点意见。
“八字宪法”是毛主席总结了农民群众增产措施的经验而提出的。一九五八年的实践证明：哪里认真贯彻执行这个“宪法”，哪里的农业生产增长幅度就比较大，哪里贯彻执行这个“宪法”比较差，哪里的增产比例就小，或者没有增产。因此，认真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是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增产措施方面的一条根本经验。
“八字宪法”的每一个字都能增产，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独特作用。但是，八字的措施，又是互相关连、互相依靠的，如果孤立地运用，它的增产作用就不大，而且也会限制了其他措施的运用。比如大家知道的，粪大、水勤，能够增产，但是，不深耕，粪和水就吃不进去；粪大水足了，而没有相适应的优良品种和一系列的技术管理相配合，也不能充分发挥水、肥的作用，达到高度增产效果。同时，水大了，粪不足，庄稼就会黄瘦，粪大了，水不足，庄稼又会干枯。另一方面“八字宪法”每个字的本身又必须恰当地运用，如山西省沁县襄垣镇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水利化以后，该社大黄庄生产队由于缺乏经验，用水不当，玉米产量平均只有二百六十多斤，而有经验的西王桥生产队，由于掌握了适时适量的灌溉技术，玉米平均产量达到九百四十斤，他们的经验是“三指土不干，不用浇水灌，小苗干、大苗灌，秀穗开花水不断”。因此对“八字宪法”理解得愈深，联系得愈好，运用的愈巧，增产效果也就愈大。
这次我到山西沁县视察，感到他们对“八字宪法”的贯彻执行做得比较全面细致。沁县去年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八字宪法”获得了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六十六；但是，他们自己检查，在全面的具体的执行“八字宪法”上还存在着浮浅、粗糙、科学技术与老农经验和当地情况没有很好结合的缺点，致使各种增产因素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年该县计划每亩粮食产量要达到一千斤，总产量要达到八点四七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半还多，要完成这个宏伟的指标，就需要使“八字宪法”更全面地贯彻，使“八字宪法”具体化、地方化、群众化，让宪法八个字，字字多出粮食。
根据这个精神，在党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请进来”（把老农、生产队长、科学技术干部请来座谈）的方式，系统地总结了一九五八年执行农业增产“八字宪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分析了当地自然条件，耕作条件，根据一手抓土，一手抓洋，科学原理和老农经验相结合的原则，把“八字宪法”再具体化，地方化，制定了“沁县农作物一年栽培早知道”，分别将水、肥、土、种、密、保、工、管这八个字在各项作物生育过程中如何具体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分别订定各项须知表）；并根据农业增产“宪法”八个字每字的特点和作物生长的需要，将每个字进一步具体化，订出了“小八字”。如：水字方面，根据应给庄稼多少水？什么时候浇，浇多少？如何浇等，订出：用（水）、通（渠、沟）、平（地）、养（将冷水储蓄）、好（用好）、时（适时）、量（适量）七个字。肥字方面，根据庄稼甚时想吃甚时有，想吃多少有多少，想吃什么有什么，订出：开（开辟肥源）、造（造肥）、管（保肥）、送（送肥）、因（因地、因时）、分（分层分次施）、混（混合施）、集（集中施）、量（足量）、质（质好）十个字。
其他土、种、密、保、工、管几字也都分别订出有六字的、七字的，也有三字或四字的。总之，把每个字都订出了更具体的措施。他们把这叫做“八字套八字，字字找措施，一环扣一环，环环挖潜力”。
“沁具农作物一年栽培早知道”编成后，对指导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内容丰富，虽然在编订中尽量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方式，仍然觉得有些繁多，而
“八字宪法”是要各个生产单位和实际操作的群众来执行，就需要使群众容易接受，人人能懂、个个会用，才能真正发挥其效果。因此，又在“沁县农作物一年栽培早知道”的基础上再群众化，按照“历书”的方式，制订了“沁县一九五九年亩产千斤农事皇历”，围绕全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令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明确地规定了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具体安排是：一月种上阵，二月肥挂帅，三月土为纲，四月密当先，五月保苗成，六月收为重，七月管掌印，八月肥升帐，九月闹收种，十月土为纲，十一月水肥上阵，十二月工改先行。
在规定各个季节中心工作的同时，还明确了应抓的每个字的中心环节和结合的其他措施，抓住每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各项措施的全面贯彻。例如：在二月肥挂帅的中心下，提出：“积极运肥是中心，修置农具要抓紧，调换、翻晒备优种，大搞药械灭病虫，全面备耕齐奔腾”。同时也提出了各个季节应完成各项工作的质量、标准、时间，具体措施和注意事项。
为了全面彻底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使已制订的农业“皇历”及时修正补充，他们又采取“派出去”的工作方法，县委书记分字挂帅，包干负责；从县到管理区建立“八字宪法”专业机构，组织干部、技术员、老农、群众共二千五百七十六人的专业队伍，从事“八字”技术的研究，指导工作，边研究，边实验，边指导，边推广；字字召开现场会，字字试验搞重点，县委项项有重点，公社、管理区个个有典型，搞出样子，现场教学，训练干部，全面推广。
这个农事“皇历”制订推广后，大大地提高了“八字宪法”的威信，发挥了“八字宪法”的效力，具体体现了“八字宪法”的科学性，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实现今年亩产千斤的信心。帮助基层干部改进了工作方法，明确了各季、各月、各节令的中心任务和全面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及早安排、有条不紊。同时，也为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打开了科学之门。因而受到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一致赞扬：“八字宪法是个宝，农事皇历订得好，样样措施细又巧，亩产千斤还嫌少。”
目前沁县正在分季、分段大力宣传贯彻这个具体化的“八字宪法”，我相信也预祝他们会盛开鲜花获得硕果。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八字宪法”措施指出：“……适应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不同的作物，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应当千篇一律；各种措施又是互相关连互相依靠的，不能够满足于仅仅采取某一种或某几种措施。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使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确定各种适当的增产技术措施，认真执行。”我觉得这个指示十分重要，所以将沁县的经验特作简要介绍，希望其他地区作为参考，也能把农业增产“八字宪法”具体化、地方化、群众化，使“八字宪法”踏踏实实扎下根，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保证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任务的胜利和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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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利化的中国和中国化的水利
谢家泽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李维汉副主席的报告。我现在想就水利化的中国和中国化的水利的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我国正在高速度地向水利化迈进，中国化的水利科学也在孕育成长。我国水利化的任务是彻底消灭水旱灾害和充分地综合利用水利资源。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和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开展了规模壮阔、声势浩大的全民兴修水利的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一年内完成土石方工程量五百八十亿公方，扩大灌溉面积四亿八千万亩，初步治理洼涝面积二亿一千万亩，初步控制水土流失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在水利建设上，这样大的规模和这样高的速度都是空前的。依靠历年特别是去年所修的工程，加上群众在抗旱防汛中的英勇斗争，大大减轻了去年的旱涝灾害，战胜了黄河和汉江的特大洪水，从而保证了去年农业的大丰收。
我国全民兴修水利的运动大大发展了前人治水治山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宝贵的新经验，丰富了水利科学技术的宝库。
党及时地提出了：“以蓄水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群众自办为主”，“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工程互相结合的地上水、地下水互相为用的完整的水利工程系统”，“充分地综合利用水利资源”等一系列的水利建设方针。这些方针正确地指导着我国水利化的迅速前进，并形成了我国水利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些方针解决了“蓄水”和“泄水”的矛盾，“用水”和“防水”的矛盾，从而能把“死水”变
“活水”，“害水”变“利水”。贯彻了这些方针，在平原洼地就出现了涝可蓄、旱可用的“河网化”和“洼地改造”；在山区和丘陵区就出现了“引水上山上塬、长藤结瓜、盘山开渠、节节拦河、库渠相连、闲时蓄水、忙时灌田、引蓄结合的自流灌溉系统”；在水土流失区就出现了“坡地梯田化、沟壑川台水库化、荒山荒坡绿化”。
在群众性的水利运动中，水利技术在群众中真正扎下了根，并且开了花结了果。群众不仅找到了对山区、平原和洼地的治理经验，也找到了修建小、中、大型工程的多、快、好、省的方法。例如水中倒土和大爆破、定向爆破等苏联先进的筑坝经验，现在已变成广大群众所掌握的技术；草木围埝和各种干砌卵石工程，这是我国群众的历史经验，现在已发展成为先进的技术。这正说明了贯彻土洋结合方针的正确性。
在水利水电建设事业中，水文方面大搞仪器测具革新，群众水文和全面服务；设计方面简化了设计程序，编制和采用了定型设计，运用了活版设计方法；施工方面开展了以工具改革为中心的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工效，降低了造价。在水利科学研究方面由于贯彻了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发的方针，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采取了专业研究与群众性的技术革命相结合的方法，在总结水利化的经验，研究水利化地区的水情变化规律、高额丰产的灌水技术，利用当地材料筑坝、快速施工，节省材料和利用水力多发电等方面获得不少为水利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并有重大科学意义的成果。由于上述各方面的技术革新和水利技术在群众中真正扎下了根，大量的中型工程可用群众自己的力量修成；岗南（河北），黄壁庄（河北），密云（北京市）等大型土坝工程，过去经验要三、四年才能完成，现在可以争取在一年内完成；新丰江（广东），盐锅峡（甘肃），青铜峡（宁夏）等大型水电站（混凝土坝），施工一年多，即可开始发电；新安江（浙江），三门峡（河南）等大型混凝土坝，也可提前两年建成。所有水利水电工程的造价，都比过去降低一半或一半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收获，同时这些成绩的取得也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如上所述，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大跃进，提供了很多创造性的成功经验，指出了治水、治山的新道路和新方法，但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例如大规模水利化地区的水情变化规律问题和大、中、小工程的联合运用管理问题；在“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下和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中今后需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如何更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的水，如何统一调度全国水量等问题；如何更好更快地解决水利水电跃进中的设备关、器材关和劳力关；如何能够更好更多地利用水力、潮力等等。
由此可见，我们水利工作者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及时地研究解决水利水电事业跃进中所提出的新问题，并要系统地总结我国水利化的丰富的经验，提高到理论，这就既有利于我国水利水电事业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也有利于我国水利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易的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把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就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上述这个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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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号角声中再跃进
严独鹤、周瘦鹃委员的发言
我们衷心拥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感到极度的欢欣鼓舞。
人民日报指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总结大跃进的史诗，鼓舞再跃进的号角”，我们很同意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在会议中所读到的文件，都是美丽的诗篇；所听到的报告，都是响亮的号角。我们两人论年龄都已进入老年了。但越是老年人，在大跃进的新时代里，就越会回忆起过去长期沉浸在黑暗环境中的那种悲哀和痛苦，而从今昔对比中感到目前所身受的幸福。至于眼看到层出不穷的许多新人新事，更使我们受着深刻的教育，引起无比的兴奋。我们常是这样想：大跃进的速度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么，我们老年人能从旧时代里解放出来，进入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就决不会再有“夕阳西下”的颓废心情，而只充满着“旭日东升”的乐观意境了。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以至最近这一段时期里，曾参加过工厂检查工作，也曾视察过农村。虽然检查和视察中所到的地方并不多，所费的时间也并不长，又由于本身对工农业方面的知识，甚感缺乏，不敢说有什么真切的了解，但仅就我们所获得的一些感性认识来讲，已深感到工农业在大跃进中真是时时刻刻都在那里创造着惊人的奇迹，日日夜夜都在那里起着绝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工人和农民在生产跃进中分秒必争的忘我劳动，也看到了他们在大闹技术革命中，土洋并举而具有突出性的显著成绩。以上所说，都是根据事实来讲的，只因实际的例子太多了，限于时间，不能列举。这里，想概括地说一下：我们所到的工厂，都是过去条件较差，基础也较为薄弱而以手工操作为重点的中、小型工厂，可是，经过去年跃进形势的推动，已都能在多快好省中向自动化进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我们所到的农村，过去当然也只是一穷二白的农村，可是，在农村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广大农村已都改变了面貌，呈现了一片新气象，不仅耕种、施肥和田间管理等方法，已不断地改善，而且在农具改进中，也已普遍地走向机械化。因此，农业生产上的丰收，就使人难于想象。由于农具改进已走向机械化，农村中就出现了许多白手起家的工厂，又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巩固的基础。总起来说，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就得到大跃进的泉源，从而掀起了大跃进的洪流。
我们视察农村时，曾和老农民聚谈，在他们的谈话中，可以肯定人民公社的高度优越性，不仅发挥在生产方面，也显现在生活方面。他们都倾诉着过去备受地主的剥削和迫害，从而体味到目前自己当家作主的喜悦；都回想着以前所过的是常年吃不饱甚至于全家讨饭的惨苦生活，从而深感到如今吃饭不要钱、柴米不用忧的幸福；这些都是人民的语言，真诚的、强有力的人民语言，正足以击破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对人民公社的造谣诬蔑。
我们以前都搞过几十年新闻工作，因此，对新闻事业也想简括地述说一下自身的体验。我们所担任编辑工作的报馆，都是私人资本家创办的，那么，我们的工作，显然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且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处处被压在反动统治阶级之下的，所以，整个新闻界也就要受到反动统治势力的控制，又由于报馆设在上海“租界”中，还要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在这样重重控制之下，所谓“新闻自由”，就成为骗人的谎话，实际上是一切失去自由，在新闻记载中没有自由，在言论中也没有自由。新闻的刊载，每天先要受到检查，检查者倒是有充分的自由权的，可以将新闻稿任意删削，或竟是红笔一勾，全部取消。即使各版新闻都已排好，而且浇成铅版，急待上印了，检查者如果突然发现问题，也要勒令报馆在版面上凿去原文，宁可留下一片空白。对这些大大小小的空白面，当时新闻界有一句流行语，称之为“开天窗”。如今试翻阅一下旧报，还能看到字里行间“天窗”相接，这就是旧时代新闻史上一种特异的表记。“天窗”洞开，正表示着自由窒息。新闻报道既处处有窒碍，再提到言论，那更是根本谈不上畅所欲言了，有时执笔者对黑暗政治，实在忍不住气，要发泄一下，指责一下，也只能在文字上大兜圈子，写得异常曲折，十分隐讳。但不管是怎样曲折隐讳，那些军政界的“官老爷”或“租界”中的“洋大人”，如其感到报纸上刊出的评论，对他是有关痛痒的，就依然要向报馆和执笔人寻岔子、找麻烦。因此，解放前新闻记者的生活，简直是一种很郁闷、很痛苦的生活，笔尖上时时蘸着墨水，墨水中却又时时夹杂着泪水。我们就是在这样不自由的生活中熬过来的，因此，解放以后，我们的工作，虽然已不在新闻岗位上了，但看到全国整个的新闻事业，已成为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看到任何报纸，都真正能对读者起着宣传教育的作用，真正能增加读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文化生活上的养料，成为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精神粮食；就感到异常兴奋。当然，从异常兴奋中也更感到异常惭愧，因为回想起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新闻工作，只是蛰伏在恶劣的环境中，窒塞在不自由的空气中，没有斗争的勇气，没有反抗的力量，更没有能尽到新闻记者所应尽的责任。作为一个新闻界的过来人，所积累着的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而仅是面对着新时代，应当一桩桩深自检讨的资料。
我们过去在漫长的岁月中，除新闻工作而外，又从事于文艺写作。提到写作，也不免要汗流夹背。解放以前，文艺阵营中，前前后后曾涌现出不少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这是上乘；另外由于当时的出版事业，大多数掌握在私营出版商手里，因此，许多作者的命运，也就掌握在出版商手里，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甚至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要听出版商支配，特别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为了一意迎合低级趣味，就不免成为帮闲文学，流于黄色情调，这简直是下流。讲到我们本身的写作呢，可说是处于不上不下的中间状态。反对了黄色却也只带着灰色，不愿意帮闲却也只能供消闲，总之，是谈不到革命性与进步性。可是，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眼看到全国文艺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文艺方针的鼓舞之下，呈现出一个繁荣昌盛的境界，却使我们也自知奋勉，要从自惭甚至自卑的情绪中，振作起来。尤其是一九五八年文艺战线上的大跃进，出现了不少工农作家，使我们读到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诗歌和其它文学作品，都是生动有力而且丰富多彩。更不得不为之欢喜赞叹，感到我们即使从自己动笔头的本行上来说，也要到劳动群众中去，向劳动人民学习，发挥积极性，决不能再甘居中游，甚至故步自封了。
我们两人又同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在加入民进会以后，感到会内对于我们的学习和改造，确乎起着一种“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去年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内部整风，我们都依照组织上的安排，参加了学习，交心和各项政治运动，从而在思想上有了一些进步，政治认识也得以逐步提高，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转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深感到有不少收获。同时更感到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于民主党派，对于民主党派中的各个成员，确乎是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另外，还有使我们深为感动的一种情况，是会内有不少老年同志，也都认真学习而且下工厂、下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做到坚持不懈，干劲十足。我们因此想到，就眼前事例来说，我们既然要学先进、赶先进，就格外要学习和赶上先进的老人，希望不致在先进队伍中落后，更自励着不要在老人行列中掉队。
我们要依照周总理和李维汉副主席的指示，不断学习，不断改造。从而在一九五九年更大跃进的任务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我们所可能尽到而且应当尽到的一份力量。在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使旧设备返老还童”。李副总理的话，指的是工矿企业中的设备，但我们听到这句话，却深为感动，并可借作比喻。我们认为旧设备既可“返老还童”，那么，像我们这样两个从旧时代里来的老年人，更应当扫除暮气，改造旧我，也做到“返老还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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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河自治州日新月异
赵熔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衷心拥护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以及李维汉副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全国各民族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正以豪迈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生气勃勃地前进着，各项事业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人民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现仅就视察云南红河自治州工作情况作如下汇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边疆，为多民族地区（十四种民族，四十个支系），气候条件良好，地形复杂（拔海八十公尺到二千六百公尺），物产丰富，除产大锡外，还产煤、铅、铜、铁及其它稀有金属四十来种。全州辖建水、石屏、弥勒、红河、绿春、河口、金平、元阳等八个县和个旧市，计一百八十八万余人（汉族约九十万人，彝族三十四万人，哈尼族二十八万余人，其它十一个民族共约三十六万余人），共有耕地三百五十多万亩。
在这次视察中，听了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介绍，参观访问了“锡都”个旧的部分厂矿及某些人民公社，情况表明，该州自解放以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完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建设工作，在民族工作、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基本上改变了已往极度贫困、落后的状态，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全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鼓足革命干劲，正信心百倍地为继续的跃进，完成或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民族工作方面
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宪法的规定，在保证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平等的原则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民族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已经顺利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各民族之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与协作，真诚的互助互爱、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团结一致，从而能够顺利地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各项建设任务。个旧市大屯火箭人民公社有两首诗：
一首：
好个大屯坝，苗家不敢下，
一怕吃人无厌的地主，
二怕统治阶级拆散我的家，
只好日日夜夜永辈躲在山凹凹。
又一首：
好个大屯坝，各个民族是一家，
男女老幼齐动手，欢乐同栽幸福花。
这两首诗对照地描述了旧社会和新社会的苗家生活，描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并展示了光明美好的前景。
下面是两个农民的具体的生动的反映：
彝族老农李长久说：“解放前长期欠高利贷二十多万元，衣服褴褛、被褥无着，终年粮食缺少，经常不敢下山来；解放后翻了身，一家七口，现都有了两套新衣、一个大钟、一辆自行车，银行还存了四百多元”。苗族妇女李宝英说：“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了几百倍，解放前没钱作鞋穿，还说苗家不兴穿鞋，过去反动派说我们‘桃子开花，苗子搬家’，这说明春天到了，好的地方要让给他们。现在有了毛主席，苗家永世不搬了。过去苗家在山上砍柴卖，以维持生活，现在有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人民公社，生活是一天天好起来了，现在不仅兴穿鞋，而且也有钱买自己心爱的鞋，我们作了新衣，盖了新房，制了家具，还在银行里存了钱。”
在元阳地区，近年发现还有过着原始生活的“苦聪”族人民，穿着树叶衣服，耕种极为简陋。这个民族约有三千多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下，已有部分下山定居，并已学会耕作和过着新的生活。这个民族将在祖国大家庭里，在党的领导下，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生动的事实，具体地反映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反映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及党的民族政策的爱戴和拥护，反映了他们真正是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
工业生产方面
一九五七年全州计有锡矿、电业、机械、纺织、煤炭、食品、化学等工业厂矿三百五十个（未包括云锡数字下同），一九五八年增加到一千七百六十四个，职工人数也有二万三千五百零七人增加到十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七人。工业产值，由一九五七年的五千七百二十万元增长到二亿二千九百四十五万元。云锡所属十七个厂矿（职工三万九千四百人），大锡生产在一九五八年超额百分之十一点七七完成国家计划，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工业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一。蒙自联社的工业产值也由一九五七年的四百一十七万元增长到七百七十三万元，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三。基本建设方面，也有很大的跃进，如云南锡业公司超额百分之十五点七七完成了一九五八年国家批准的跃进计划。一九五八年还组织了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了大炼钢、铁、铜的运动，计炼出钢铁二万余吨。为了继续跃进，一九五九年计划大锡生产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二；钢、钢材及铅、钨、燃料等也有相应的发展。
农业生产方面
一九五八年全州人民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群众力量，战胜了该州四十余年来从未有过的持续九个多月的大旱灾和洪、虫等自然灾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这假若在旧社会是不可能想像的。
在粮食方面，种下大小春粮食作物三百九十二万余亩（有部分面积是复种的），产粮十六亿六千九百一十万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从建水县情况来看，一九五七年国家供应该县三百万斤粮食，一九五八年除达到自给外，还外调六百万斤支援工业建设。但从全州情况来看，边疆地区增长较多，内地增长较少，个别地区还有减产的情况。在经济作物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以甘蔗为例，一九五八年种了八万亩，比一九五七年扩大种植面积一倍，每亩产量八千多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倍。
一九五九年计划采取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土壤，多施肥料，精选种子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计划生产粮食三十亿斤；根据三月二十五日的统计，全州已种下早稻九千三百四十四亩，包谷、洋芋等早熟作物五十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亩。计划种甘蔗十万亩，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增种棉花八万亩。烤烟、花生等也都有所增长。
水利建设，一九五八年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据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统计，全州修建了大中小型各种水利工程一万九千六百六十件，挖塘八千零八个，打井一万三千一百八十眼，出劳动工日七百三十八万个，完成土石方一千三百一十八点四二万立公方，完成水方一亿八千九百四十三点九八万立公方，新增水量九千七百九十五点八八万立公方，比去年同时期增加水量百分之一百六十五点九。有许多工程是巨大的、令人兴奋的，如建水县战胜了重重困难，修建了一条长达一百三十公里的跃进大渠（尚未完工），可灌溉该县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耕种面积。个旧市蒙自联社打开了无数悬岩绝壁，穿过三十四个隧道（长达三千七百六十九公尺），修通了该县从来未有的长达八十多公里的一条工农大渠，已基本完工，受益面积在二十万亩左右，全部完工后，不仅可基本上解决这个地方的用水，而且可以支援工矿用水，同时还可建立三个小型的发电站（计二千二百瓩）。这些水渠的修建，对一九五八年连续九个多月未下一滴雨的大旱灾和几十年没有过的大洪灾起到了抗旱、防洪和保证丰收的决定作用。今年全州不下雨也可保证除原有水田外三十万亩左右的耕地栽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有八十万亩小春作物还可得到一至五次的灌溉，有力地保证了小春作物的成长，为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大跃进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一九五九年计划抽调六十二万八千九百一十五个劳动力，修建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二件大小水利工程，待完工后，可增灌九十万零二千二百九十五亩耕地，基本上可改变这些地区历年因干旱、虫、洪等自然灾害而影响生产的情况，使农作物获得更大的丰收。
副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九年也要高速度的发展，全州计划养猪一百五十万头（现有六十万头），争取每人一头，其它鸡、鸭及蔬菜等生产也要大力发展，达到自养、自种、自食并支援工矿区，这样不仅改变过去依靠外地调拨的情况，更从政治上、经济上对巩固工农联盟有很大的作用。
文教卫生事业方面
解放前，这个地区被称为不文明的和烟瘴地区。哈尼族有句古话：“蚂蚁不过河，鹧鸪不上树，哈尼族不读书，有花无盆栽”，这说明少数民族是好学的，但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解放几年来，他们在文化方面也来了一个翻身，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据了解一九五一年全州仅有中、（一个师范）小学校一千零八所，学生七万零五百二十四人，且少数民族子弟和各族的工农子弟的学生为极少数。截至一九五八年公办学校已在全州翻了一番，增加到二千零一十七所，学生增长三倍多，为二十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人。一九五八年还举办了滇南工农大学（内含师专）、工业技术学校、农校、卫校等四个学校，计学生一千六百九十三人。大跃进以来，又办了三十七个民办中学，入学人数达一千八百五十八名。在中、小学校学生中，工农子弟占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左右；少数民族子弟学生人数也有很大增加，如金平县在解放时少数民族子弟学生仅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三，去年已增至百分之七十一，元阳县的少数民族子弟学生，亦由解放前的百分之九，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一。各民族教师至一九五八年全州也增长到三千六百三十八人。
这些学校的建立，不仅在兄弟民族地区普及了文化教育，并将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建设人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卫生保健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对防治疾病，减少死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全州计有州、县一级公办医院十六个，公社民办医院（所）二百二十四个，工矿企业公办医院九十九个。这些医院计有在职医务人员一千四百零九人，农村保健人员二千五百三十人；全州有中医一百七十一人，民间“草医”（当地对专治一种或数种疾病的医生的称呼）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保育员一万八千零一十八人，接生员一千二百零五人。
集体福利事业方面：大跃进以来和人民公社化实现以后，有了高速度的发展。据了解全州一九五八年办起了公共食堂六千八百五十个；托儿所、幼儿园六千三百三十个，入托
（园）十三万零八百三十五个儿童；敬老院一百七十二个，入院养老者二千一百四十四人。这不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并且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解放了广大妇女的劳动力，使她们摆脱了几千年来家务劳动的束缚，使所有有劳动力的人都积极地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劳动，做到了人尽其才，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了力量。如大屯火箭人民公社杨家寨生产管理区二千二百二十三户社员参加集体食堂后，只需一百八十三人做饭菜，节省了劳动力二千零四十个。原来经常有二百九十多个妇女在家领小孩，托儿化后，有四十八人就解决了，节省了二百四十多人。对那些无依无靠，无人抚养的老年人和残废者，公社化后，把他们送进了敬老院，这是党和政府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是他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梦想不到的。
生活改善，干劲更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了。如云锡这个厂矿，职工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在六十元以上，大屯火箭人民公社社员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一十五元，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少社员（职工）除生活用费外，还有节余，有的在银行存款四百元以上。他们反映说：“解放后，我们不仅翻了身，分得了土地，而且还建立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共产党和毛主席又领导我们修了这么多的水利，战胜了四十年来未有过的大旱灾和洪、虫等自然灾害，获得了丰收，要是在旧社会，我们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吃不到粮食，就是草根也找不到吃，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哩”。火箭公社彝族社员说：“解放前，我们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给地主干活，终日吃不饱穿不暖，最后搞得一家大小东逃西散。解放后，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不仅翻了身，有吃有穿，而且生活过得很好。现在生产越干越有劲，要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由于生活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火箭人民公社的社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劳动力都积极参加了生产，云锡机械厂的工人几个礼拜都不愿休息，恐他们过于疲劳，领导上再三动员，他们仍是不肯，却背着领导去工作。在水利工程上他们正以百倍信心，苦干、实干、巧干，以忘我的精神，夜以继日的不下火线。尤其是贯彻六级会议精神后，更加鼓足了干劲。有的提出说：“一定要听党的话，叫干那样就干那样，保证完成任务。”有的社员提出：自己一个人要种十二亩地，保证亩产六百斤。有的要自搞试验田，并且要向其他地区挑战，保证完成一九五九年的生产任务来回答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领导与关怀。火箭公社的社员还说：“工人老大哥帮助我们建水泵、修水沟，使我们生产有保障，我们要用多养猪，多种菜的实际行动去支援他们。他们的口号是：“多养、多种、少吃、大支援。”在座谈中，农民们俱说：“一个月不吃菜，三个月不吃肉，也要保证供应工人老大哥。”
总之，一九五八年该州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伟大的。不仅在经济、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在政治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各族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更加亲密团结了。党群关系、工农关系，更加密切了，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有这些又都是实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争取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的政治基础。
怎样继续前进
虽然在大跃进中红河自治州有了上述伟大的成绩，但在人民充分动员起来，劳动力很好地加以组织后，还有较大的潜力可挖，还有更复杂的自然灾害需要防治。特提出如下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继续大力兴修水利，完成一切可以修建的水库、沟渠、池塘工程，逐渐杜绝旱灾与洪灾，变洪灾为水利，变旱灾为丰收，并利用水利建设大小水电站。
2．加强改革工具运动，收获、播种、浇水、运输以及深翻土地等使用劳动力多、劳动力强度大的地方，都应继续发动群众改革工具，使农田耕作方法逐渐走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并使运输车子化，车子滚珠轴承化。
3．加强选矿和冶炼技术，改善设备，逐渐做到防止一切附带稀有金属矿的丢失。
4．为了发展自治州的矿区工业，应迅速把弥勒煤矿区的铁路修到开远，以便把“锡都”个旧的锡矿、石屏的铁矿和弥勒的煤矿连接起来，石屏、个旧的现有铁道，亦应加以改建，以加速运转速度，适应大量运输的需要。
5．加强工地的安全措施，保障工人的健康，尤其矿区的坑道、索道、爆破作业和车间的车床等须进一步的加强安全防护，洗选车间的用水须加以进一步的整理，光线须进一步加以增强。
6．继续消灭八害、讲求卫生、严格防治病患，云南地处边疆，气候温和，大自然的消毒灭菌力较差，因此病症不断发生，往往引起流行病长期蔓延，对人的生命安全和劳动力的调配协作威胁很大，这就更需要发动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以消灭病源、预防病患，大屯火箭人民公社需要蝇拍，经建议后即号召群众一个夜间赶制出三千多个，这种积极精神是可贵的。
7．红河自治州，不仅还有许多荒山可以造林，即在广阔的坝子里，漫长的公路两旁，很多的村镇周围，住宅前后，树木也不够多，应该发动群众，大量植树、造林。一九五八年及其以前的年代里，虽已栽树不少，但由于这个地区，去年因大旱成灾，树木的成活率极低。今年建水县所栽植林园果树二百五十万株外，每人平均还栽各种树木一百株的计划，是值得赞扬的。
8．各少数民族，经过整风运动的锻炼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实践，政治觉悟程度正在不断提高，现已充分认识到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的团结，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但是不要忘记帝国主义者和蒋匪帮、特务分子，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正在千方百计的进行破坏，来挑拨民族间的团结，因此在多民族的边疆，应不断加强民族工作，正确的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决打击坏分子的挑拨离间，作到各民族的真诚团结。
以上汇报的情况及我个人的看法，难免有片面的、错误的地方，请主席、各位委员批评指正。
祝大会成功！祝全体委员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