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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嚷仍未休止
所谓“印度西藏友好协会”举行集会诬蔑攻击我国
德里人民同盟通过决议硬说印度面临我国渗入威胁
“印度快报”透露讨论西藏问题的全印大会正在准备
新华社新德里4日电 据“印度快报”今天刊登的一条发自穆索里的消息说，所谓的“印度西藏友好协会”3日在穆索里开会，在会上有一位被称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慕克吉公然叫嚣说，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中国必须给予西藏独立。
慕克吉胡说什么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连续不断地、独有地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过去一直向尼泊尔纳贡，从而接受了尼泊尔对于这个喇嘛国土的宗主权。
慕克吉甚至还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歪曲地比拟为过去英国同印度之间殖民国同殖民地的关系。他说，既然过去对于印度拥有宗主权和主权并且把印度当作不过是一个附属国的英国人都能离开印度，那末没有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进步的和讲求辩证法的中国人竟要使用所谓帝国主义干涉和扩张主义者阴谋这种共产党的措词来絮絮不休地谈他们的宗主权。
从这样一个荒谬的、不伦不类的前提出发，慕克吉接着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使用武力或压力来占有别一个国家。西藏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因此，中国必须给予西藏独立，让西藏人自己为自己的进步而努力，而不强迫本来信奉宗教的人民去过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生活。
慕克吉还把西藏问题说成是对人类良心的挑战，并且希望中国倾听世界舆论和停止向友好的印度进行冷战。
据“政治家报”说，这个所谓的“印度西藏友好协会”还“批评中国对印度使用冷战语言以掩饰它在西藏的罪行”。
今天的“印度快报”还报道，德里人民同盟第七次年会5月2日晚上在这里举行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公开要求“给予达赖喇嘛一切便利和自由来指导和指挥西藏人对中国帝国主义的战斗”。
决议还要求印度政府立刻采取措施来加强印度北部边境的防务，据说是“因为那里暴露在中国的渗入活动和不友好活动的面前”。
据“印度快报”登载的近东远东通讯社（总社设在伦敦而以孟买为活动中心）的一条消息说，印度的所有政党，除共产党以外，现在正在进行准备，要在5月28日在加尔各答召开一个讨论西藏问题的全印大会。这个大会将由人民社会党的首领纳拉扬主持。
消息说：“还有人建议召开所有亚洲国家会议使人们注意促使达赖喇嘛逃到印度来的西藏事件。加尔各答会议可能在这方面作出决定。”
还有消息说，美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所谓“美国帮助西藏难民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弗莱彻现在正在印度进行活动，据说他是在“设法估计美国将给予西藏人的援助的性质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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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五大报使用如此宣传手法
大量刊载诽谤滥调极力少登我国言论
新华社5日讯 新德里消息：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首都的五家英文大报一方面用了大量的篇幅登载了歪曲这个事件的真相的消息以及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另一方面却用很小的篇幅和不重要的地位、通常是转引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来报道中国方面有关西藏叛乱事件的言论。
这五家报纸是“印度时报”、“印度快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斯坦旗报”和“政治家报”。
从3月21日至4月28日，这五家报纸每家都刊登了二、三百条关于西藏事件的消息，但其中关于中国方面的言论的消息，每家只刊登了三十条左右。这些消息来源大都是路透社从北京或香港或者美联社从东京发出的，对中国方面的言论都作了很多删节或者歪曲。
“印度斯坦时报”4月15日在最末一版登载了周恩来总理4月14日在招待班禅额尔德尼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标题只占一栏地位；班禅额尔德尼的答词只占一英寸半长的地位。
“印度斯坦时报”在19日发表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只用了七百多个字，这条消息所占的地位和它在同一页上刊登的达赖喇嘛的姐妹的照片一样大。其余四家报纸也只是刊载了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简单消息。20日只有两家报纸刊载了这个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一部分。其余三家根本没有刊载。而这些报纸却用通栏标题刊登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在刊登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时，“印度时报”在第七栏底下，使用了一栏宽的细体字标题：“周反复弹奏‘劫持’的调子”。
这五家报纸都用极其有限的篇幅刊载了班禅额尔德尼4月2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而且同路透社和美联社所报道的其他代表的发言混在一起。
只有“印度斯坦时报”登载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中的一封的照片。“印度斯坦旗报”和“印度快报”在里页发表了这些信，加上了表示怀疑这些信的真实性的标题。
各报在4月21日只登载了路透社发出的关于新华社政治记者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文章的简单摘要。“印度斯坦旗报”在第五版用一栏地位登载了这篇评论的摘要，只有一百九十个字。“印度快报”和“政治家报”到第二天才发表了这篇评论的摘要。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所有的发言通常都被用一两句话带过，而所引“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文章和社论的话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决意拒绝它同印度和印度人民的友谊。它们对这类消息每天用这样的标题：“印度对西藏的同情触怒北京”、“北京的代表们再度攻击印度”、“中国报纸在加紧反对印度的激烈言论”、“北京更多的攻击：不许任何愚蠢的猪进入我们的花园”、“中国报纸不明说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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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政府任命官员
安排流入印度的西藏“难民”
新华社5日讯 新德里消息：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印度政府已经任命外交部官员南达负责安排从西藏流入印度的所谓“难民”。南达已经于5月1日动身前往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
据5月1日美联社发自新德里的消息，南达当前的任务是“调查难民问题的规模，了解需要多少住房，大概还要决定是否准许和何时准许记者会见难民。”
这条消息说，印度“政府正在那里（阿萨姆邦）加班工作以完成为难民们修建的一个大营地的工作。”
据印度官方人士宣布，迄5月1日为止，这些“难民”的人数已达到七千人。这些人士说，在这以后几天内可能还有一些人进入印度。
印度报业托辣斯5月2日自提斯浦尔报道，“（印度）当局正在米萨马里（阿萨姆邦提斯浦尔东北）为难民建立营地。”报道说，“邦警察局还在米萨马里建立了无线电台。”
5月2日的“印度快报”说，由人民社会党主席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担任主席的所谓“中央救济西藏人委员会”正在负责“处理”给“难民”的“援助”。印度红十字会通过它在阿萨姆的机构也为“难民”提供了“援助”。“印度时报”5月5日说，国大党总书记苏契塔·克里帕拉尼夫人已于5月4日晚上前往提斯浦尔去“视察那里为西藏难民所作的安排”。她还将组织阿萨姆邦的“救济委员会”。
5月3日“印度斯坦旗报”报道，“不久前成立的帮助在印度的西藏难民的人民社会党民族委员会星期六（5月2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议，讨论了救济和援助工作的问题。”印度红十字会的代表和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出席了这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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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泊尔大会党发表荒谬声明
妄想插手干涉我国内政
新华社新德里4日电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3日就已被中国政府平息的西藏叛乱问题发表一项声明，妄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
这项声明对于解决西藏问题提出各种主张。声明说，“首先，应当创造条件，以便使西藏能够实行1951年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所给予的自治权。其次，如果对西藏是否真正享有自治的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西藏人必须有权自己决定这个问题”。
声明认为：“如果这也不可能的话，中国应当同意让几个万隆国家进行调解，以便解决在西藏的内部自治问题上的分歧。”
尼泊尔大会党工作委员会深恐自己对他国内政问题提出各种主张会受到指责，因此极力寻找插手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据”。它在声明中说，“有人认为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它不应当是其他亚洲国家从道义上给予考虑的问题，这种主张只会削弱反帝国主义的声音”。这项声明认为，西藏过去有时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有时则受中国人的统治。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觉醒时代，这种历史背景就不足以决定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声明接着说，这种情况使得重新确定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亚洲的大国“有责任”来“帮助”建立这种关系。
声明不分皂白地说，“如果中国因袭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者的传统的话，那么，不但民族自由，而且世界和平与福利以及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它们的道德基础都将遭到损害。当然，如果中国企图根据帝国主义过去所用的旧标准来建立并维护它对西藏的主权，那么这就将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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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财阀政客集会讨论印度局势
尼克松鼓吹美国应大力“援助”印度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华盛顿消息：由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的“国际经济发展委员会”4日举行会议，讨论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美印两国的三百多个大公司、私人团体和政府机构的代表。
据委员会主席约翰斯顿说，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在亚洲的事件正在表明印度的民主对亚洲的自由的未来有着关键意义的时候，使大家集中注意印度的发展问题。”有消息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内许多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一直在鼓吹对印度加强了解和进行拉拢活动。委员会这次会议讨论的题目就包括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所谓“竞争”、印度的政治局势、美国工业在印度的“机会”以及印度的五年计划的目的和结果等等。这是委员会第一次单独讨论一个国家的问题的会议。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前纽约州州长哈里曼在会议上鼓吹美国大力“援助”印度，以进行所谓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
据美联社的一条消息说，尼克松4日在这个会议上表示，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印度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的事态发展可能比就要到来的同共产党人在柏林问题上的谈判更加重要”。这条消息说，尼克松说，“整个世界正在注视共产党中国和印度在亚洲进行的谋求进步的斗争”。他说，共产党中国“正在不要自由的情况下谋取进步”，而印度是“在致力于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消息说，尼克松认为：“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内要回答的问题是，印度能够在保持自由的情况下获得这种进步呢，还是必须以牺牲民主的方法作为代价来获得它的进步”。据说尼克松强调“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亚洲和非洲新成立的国家有极大的重要性，对拉丁美洲也是这样。”
尼克松鼓吹美国加紧援助印度，他说，在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中政府的基金和私人资本“都是必要的”，但是应以私人资本为主。
美国前纽约州长、大资本家哈里曼4日晚也在这个会议上说：“虽然印度坚持说它奉行一种不参加集团的政策，事实上，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并且就基本的民主原则来说决不是中立的，我们的国家（指美国）就是基于这些原则的”。他说：“我强烈的感到，我们应该与欧洲的工业国家以及日本合作，设法（为印度）找到足够的财源。这件事可以在特定的基础上进行，或者通过联合国。”
哈里曼不久前刚到过印度，他还向美国资本家们解释说，由于印度政府说它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有些美国人看来很不妥。他说，“对我来说，我认为他们用这个字眼是一件好事情。在亚洲人民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字眼，在那里资本主义几乎等于殖民主义，或者说几乎是殖民主义的同义语。印度人从共产党手里把这个字拿了过来……”。
另据报道，美国参议员肯尼迪2日晚在北加利福尼亚世界事务委员会讲话时说，西方国家必须以每年十亿美元的投资来支持印度同中国进行“竞赛”，要不然，印度“作为共产党中国的抗衡者的作用便将失去，共产主义将赢得它最巨大的不流血的胜利”，“整个自由世界将遭受一次严重的挫败”。肯尼迪要求稳定发展贷款基金会，并建议西方国家建立一个国际联合使团来帮助印度实现从1961年开始的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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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驻美大使高谈“美印合作”
要求美国给予印度“长期贷款”
据新华社讯 华盛顿消息：印度大使查格拉在由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的“国际经济发展委员会”4日举行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要求美国和印度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他断言，印度现在是决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战场，“如果民主在印度失败了，整个亚洲和非洲的自由将受到损害”。不过他承认，“民主”“自由”这些名词在西方已走向它的反面，他说，“我在所谓自由世界中看到了最糟的反动主义，独裁政权和反对自由的势力。”
查格拉要求美国给予印度以“长期贷款”，并要求美国私人资本在印度投资。他对美国的政界和企业界人士说，“在这个决定性的斗争中，在经济上同印度合作，那么你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将会比你给印度数以百计的轰炸机和核火箭并且同印度签订最密切的军事条约时更为有效。”但是他同时要求他的“美国朋友们不要把他们的经济援助计划看作是他们共同安全计划的一部分。”而把“援助”当作“对付贫穷的运动”。因为“如果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把美国的援助看作是由于美国自己的利益而提供，或者更无礼地把它看作是美元帝国主义的扩张，那就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和不公正的印象。”
查格拉还表示他不同意所谓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是今天世界上面对的最重大问题。他说：“在我看来还有严重得多的危机……那就是世界分裂成发达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分裂成富裕的国家和濒临饥饿边缘的国家。”他说，“使我感到害怕的不是集权或专制思想的侵入，而是日益增长的贫穷的威胁。”
印度驻美国大使馆负责经济事务的专员布·克·尼赫鲁4日在这个会议上要求美国像以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那样来“援助”印度。布·克·尼赫鲁说，“这样一个外来援助的计划的绝对数字可能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印度对美国的）利害关系是这样巨大，在我看来，这种牺牲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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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议白种暴徒强奸黑人女学生
美黑人大学生罢课
据新华社讯 纽约消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农业与矿业学院的二千八百名黑人学生4日举行罢课，抗议上星期四个白种暴徒轮奸了该学院一个十九岁黑种女学生的暴行。
这个学院的黑人学生4日晚上举行了抗议集会。学生们决定本星期除罢课外，还要举行一系列抗议示威，以便引起公众注意这个案件，从而“使正义得以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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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简讯
国际简讯
西德外交官中纳粹分子比比皆是
柏林讯：德国统一委员会2日发给德国和外国记者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表明，前纳粹分子在西德外交部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材料指出，在大约七十个西德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中，有五十一个是由前纳粹外交官领导的。有五十多个外交官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有过违反人道的罪行。
西德外交机关中80％的高级官员是前希特勒外交官。
美国在波多黎各进行原子弹袭击演习
圣胡安讯：据波多黎各“公正报”4月30日报道，美国最近在这个岛国举行了一次所谓“原子弹袭击的演习”，“波多黎各人民对这次演习采取了极其冷淡的态度”。
在这以前，波多黎各的和平人士曾经举行过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在波多黎各建立原子基地，并且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波多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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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宣传机器
竭力煽动对中国的攻击
新华社4日讯 伦敦消息：英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最近大肆诬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会议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对印度干涉者的严正谴责，并且百般为印度干涉者撑腰捧场。
英国新闻处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没有成功的手法”的文章，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对印度干涉者干涉中国内政的谴责说成是“共产党决定以展开攻击印度的宣传运动来掩盖它在西藏的侵略行动”。“中国人对西藏的侵略行动是太露骨、太明显了，对印度的指责是太荒诞了。亚洲舆论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结论。”文章还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外国干涉者的义正词严的谴责说成是“威胁”，是“进一步采取了敌视印度人的态度”，是对印度的“攻击”。它对尼赫鲁说中国使用了所谓“冷战的语言”这一点大加赞赏，并且进行挑拨说，中国对印度的“攻击是否表明中国外交政策已经要永远强硬、永远残暴下去？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了解下一步亚洲将发生什么情况的线索。这是人们急切等待和彻底研究的一个线索”。
同一天，“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把中国人民对印度干涉者的反击说成是“恣意辱骂”。这家刊物热烈为尼赫鲁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喝采，说尼赫鲁“以庄严和坚定的态度逐一驳斥了中国的指责”。
“时与潮”杂志在2日也宣传说，中国对印度干涉者的反击使尼赫鲁“又吃惊又非常恼火”。它挑拨说：“印度现在不仅得面对北京的政治经济压力，而且还需要面对军事压力。”
“观察家报”3日发表了两篇恶毒攻击中国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可怕的邻国”，它诽谤中国“决心要破坏它同印度的亲善关系”，并且硬说是中国发动了对印度的“冷战进攻”。
这家刊物的另一篇文章接着攻击班禅喇嘛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胡说，它写道：“至于班禅喇嘛说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引起了印度一些报纸的仇视和咒骂’，这就使人想到甚至这位半圣人都偶尔可能胡说。班禅喇嘛恐怕并不是印度报刊的经常读者。如果是的话，他几乎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报纸上关于西藏所写的最强硬的话与经常对巴基斯坦的攻击比较起来，真像祈祷一样的温和。”
这篇文章还大大赞扬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行动，它说：“必须说，他的行为从技术上说来是再好也没有的。在国内政治上尼赫鲁先生并不是经常顺利的。然而在西藏危机问题上，从一开始他就以一种轻松的自信来控制它，有时这种自信近乎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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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月四日在印度联邦院中
尼赫鲁再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
新华社5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5月4日在联邦院（印度议会上议院）就西藏局势进行辩论以后发表了讲话。
尼赫鲁在讲话中说，“不幸的是，在一些别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关于我们在我们的议会这里或议会以外的行事方式也许没有得到充分的了解；这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在这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在议会这里、的确还在议会以外和在报纸上——每个人都有权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些关于不许中伤或诽谤的限制是非常非常之宽的，他或她所说的话，事实上可能是谴责政府的，而它常常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对议员先生们在议会中或议会外或报纸上所发表的言论提出——已经提出异议。”他说，“这里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谈到在孟买有人侮辱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时，尼赫鲁说，“首先是要再次表示我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同时也是要说明，我们所了解的并且也是正确了解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事实——我们对这些事实应该比呆在北京的人了解得稍为清楚一些——然而，十分奇怪，在这件小事上，我们关于事实的说明没有为北京政府所完全接受，这是令人惊奇的。我们呆在这里，我们对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事实，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一些，不论其他人可能有什么样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件，政府同它显然没有任何关系。”
尼赫鲁接着谈到他4月27日在人民院（印度议会下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谈话，他说，“就重要事实而论，我在那篇声明中都谈到了，我的确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虽然在那篇声明发表以后，它没有被接受——我指的是事实，甚至事实也没有为中国当局和中国报界完全接受，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因为我愿意再次说，关于印度发生的事情，我设想，我们是可以比中国当局了解得更清楚的，中国当局大概只能通过他们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可能派有的情报人员获得情报。但是，我并不希望就这些次要的问题进行争论，因为我们面前的问题比西藏问题——整个西藏问题——要严重得多，要深刻得多，虽然西藏问题是重要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事件对西藏投下了阴影。这表明，它们的确比那更为深刻，因此我们的言行必须特别谨慎。现在我认为人们在这种场合讲什么话要有限制也要负责。”
他又说，“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目的何在。我希望，我们的目的不是单单谴责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府或者某句话。我很遗憾地说，最近在中国，这种谴责和提口号的做法是太多了，而且有的口号是十分异乎寻常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该太敏感，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被几句口号弄得坐立不安。我们绝不能被人从我们的主要道路上引开，因为这在将来是会引起很大的后果的。”
在答复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是否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尼赫鲁说，“有时候我怀疑，我们所使用的言词究竟是包含同样的意思呢，还是在我们心目中有着某种不同的含义，可是——我并不是说我比别人优越——就印度来说，我们真诚地努力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认为，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原则。站起来批评别的国家或者为别的国家辩护不是由我做的事情。”尼赫鲁接着说：“我希望向对面的议员先生保证，就政府来说——我不能够代表印度每个老百姓讲话——我们遵守这些原则，并且我们将努力遵守它们，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这样做。有些人肯定地——如（议员）古普塔所说的——利用西藏境内以及与西藏有关的这些事件的叫嚷说，印度现在将不得不考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不结盟政策。所有这一切表明对于我们在政策方面的思想方法有着奇怪的误解。不结盟——虽然这个字眼本身是一种消极的字眼——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打算与任何国家订立军事同盟，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一旦我们放弃了不结盟的主意，我们就马上失去我们所依靠的每一只锚，我们便将随波逐流。我们可以依靠某人或某个国家。但是这样我们便失去我们自己国家的自尊。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自尊，那就是失去了某种非常可贵的东西。因此，这种总是想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得到某种东西的想法是要不得的。这也许是与本题不很相干的事。在巴基斯坦有人常常说，我们制订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吧。我完全赞成解决我们同巴基斯坦的纠纷，过一种正常的友好的睦邻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但是，当人们说我们有一项共同的防御政策时，我就不明白了。对付谁呢？立即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共同的防御政策是对付谁的呢？’我们是否要成为巴格达条约或东南亚条约组织或某种组织的成员？我们不希望有一种共同的防御政策，这种政策几乎是某种军事联盟的另一个说法。我们一向奉行的整个政策是反对这种观念的。我们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希望我们将得到这种关系。但是，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卷入军事防御和进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还说，“我们对待中国人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的政策仍然和过去一样”。他说，“我们并不由于对中国发生的某些事情感到气愤而改变我们的政策。那样做将意味着，我们没有肯定的政策，因此世界上暂时发生的事情就使我们改变了。”
他表示希望：目前我们由于西藏事件而不得不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能渐渐消除。但是，他说，“我们所有这些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可以说是寄寓——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于潘查希拉或万隆（原则）的东西，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这不仅对西藏来说是一个悲剧，而且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他说，这些字眼像所有其他的字眼一样——万隆，潘查希拉，无论你用什么字眼都没有什么关系——已经开始失去它们的光泽，开始被人们毫无意义地滥用；事实上，就像甚至“和平”这样的字眼，照现在这样的用法，也差不多已经像霹雳或者小规模战争一样了。有时候，重要的是使用它的方式——是方式。我愈来愈认为，手段甚至比目的更重要。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比他做的事情更其重要。因此，我对最近这种事态发展和中国国内现在所说的那些话——对印度的指责——感到极为难过。他说，“我的确认为，这是一些一点经不起深究的指责，除了发表一些讲话之类的东西以外，我们关于西藏这件事情到底做了什么呢？”
他说，“我们接待了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后来我们又接待了数千难民。我们已经给予他们避难权；作为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除了我们自己以外，任何别人都不能对此加以判断，这是公认的事——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现在，是不是有人说，当达赖喇嘛要求给予避难权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当拒绝的？如果是印度以外的某人这样说，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对于四亿印度人民中的一小撮人的情况是不了解的；我怀疑是否甚至只有几千人会同意那种政策——我可以告诉他们这一点：如果我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避难权，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是会对我们的那种行动感到气愤的。几乎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也许有少数人不——赞同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是不这样做，那么无论从什么观点——政治观点、人道观点或随便你从什么观点——来看，那都会是不可能的事，完全错误的事。因此，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有人指责我们在噶伦堡采取默许态度；噶伦堡是这次西藏叛乱的指挥中心——我想这是他们使用的字眼。现在据说指挥中心已经移往穆索里——我知道，言语已经失去意义，因为我觉得非常难以对待这些指责”他说，“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领袖们所作的非常严重的指责。这些指责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提出的，这个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仅尊敬和尊重，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在文化和礼仪以及文明的文雅艺术方面是特别先进的。这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且不管别的一切，我一直尊敬中国人，而且我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文化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竟然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说出和做出这种事情，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我希望这种冲动将会过去。”
尼赫鲁在讲话中叙述他所知道的西藏叛乱事件的经过时强调指出，印度在拉萨的总领事不想干预西藏的局势。他说，“（对这位总领事）我们草拟了电报，这个电报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发出，电报说：‘不要牵涉在拉萨过去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里面’。这是在（3月）14日的事。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我在人民院发言时曾说过，在拉萨存在意志的冲突。这样说是否正确，我不知道。问题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战斗。真正的战斗是在几天以后爆发的。在3月20日开始了战斗。战斗是怎么开始的，我不知道。我们坐在领事馆内的总领事也不知道，人们也不能够期望他知道战斗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当时不知道。在17日晚上，达赖喇嘛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秘密地离开了拉萨。据他们说，在17日下午四点钟，两发炮弹或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夏宫的一个湖里。噢，这使得他们认为‘现在是最后的时刻，现在宫廷要遭到轰击，到处都要爆发战争’，于是他们就离开了拉萨。”
他又说，“据我所知——我并不肯定——即使在那时，他还没有离开西藏的充分打算。但是，那个打算一定是在后来拉萨遭到炮弹轰击的时候形成的。总之，在从11日到20日或21日这一周内，在这十天左右时间内，这就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对此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在（3月）10日或11日以前，除了我们自然知道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拉萨和西藏活动以外，我们对于局势毫无所知。然后，我们面临了达赖喇嘛可能到这里来的问题，我们决定，我们应当接待他。他来了。本院可能知道，我曾经拒绝过，可是人们一再向我询问：‘你打算对来自西藏的无论多少难民都开放门户吗？’我拒绝那样做，虽然我内心知道，我不能够认真拒绝给予陷于非常困难处境的人们以避难权，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不愿意说出这一点，从而招致人们从各地蜂涌跑到印度来。事情的经过和我们的所作所为的简单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被称为扩张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等等种种名目，我认为，这对我们究竟这是怎样的人不会有任何实际影响；然而，由于这些指责出之于我们认为是朋友的那些人之口，确实使我们难过。”
尼赫鲁说，“现在我想只向你们谈几个事实。北京报纸上又出现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它们现在追述了1950年的事情，那就是追述了我们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时候发出的一些备忘录。这是一些非常客气的备忘录。对这些备忘录的回答不是很客气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提到这些备忘录，说我们当时写给他们的东西是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后写成的，说我们虽然自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我们充当了英国政府的走卒或工具。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合事实的。根本不存在我们同英国政府磋商的事情。我们对西藏的看法是与英国政府不同的。”
谈到班禅额尔德尼4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时，尼赫鲁说，“当我读到一位曾是我们的贵宾的人士所发表的一篇如此缺乏气度和尊严的讲话时，我感到相当难过。我并不知道他所说的一些小事，不知道他的人员在某个地方没有得到适当的住处。我无法回答说在阿兰迦巴或某个这样的地方是否发生过某种困难，因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随从人员是如此之多——有数百人。要作我们所希望作的那么多的准备并不那么容易。”
他说，“现在，就我们而论，我们既没有从噶伦堡，也没有从穆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进行干涉。我们运用了我们给予避难权的毫无疑问的权利。我已经说过，达赖喇嘛是完全自由的人，可以在印度随便到哪里去，或者回到西藏去。”他还说，“达赖喇嘛在这里并没有被劫持，他并不是在任何劫持下进入印度的，而只是受到环境的劫持，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形势所迫。我在和他会面和谈话后，肯定可以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情况说，他耽在印度，甚至耽在穆索里，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我愿意恭恭敬敬地说，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是完全不了解事实，是不了解情况而随便讲话的。”
他说，“此外，议员先生们也许在报纸的标题——因为标题用了一些奇特的说法——中看到我曾经说过，如果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我会感到高兴。我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曾向我提出问题，我就说，‘如果他体面地回去，我自然会感到高兴’。但是这完全不是说我要把达赖喇嘛推出去，或者是使他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完全要由他来决定怎样做，什么时候做。当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向他提出的唯一的意见是：你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和十分令人烦恼的经历。作为一个比你年纪大得多的人，我是否可以建议你休息几天，安安静静地考虑一下发生的事情，然后作你愿意作的事情。”
尼赫鲁在讲话中再一次谈到他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他说，“我并不确切知道西藏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正如我在我以前的声明中所说的，根据中国的说法，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规模非常大的事情。如果既看看西藏过去的历史，也看看周围的环境，那么人们就很可以设想，除了所谓代表既得利益的人——是会有这些人的——以外，事实上，有很多西藏人——我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多数还是少数，但是无疑是很多的人——既然采取了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步骤，这的确意味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步骤。无论如何，事情是发生了，人们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
尼赫鲁说，关于“难民”，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现在有接近六千五百名左右的“难民”正在经过“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有一千五百人正在穿过不丹，有七百人已经到达锡金——共约有九千人。不丹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接受经过他们的领土的西藏“难民”，我们已经同意这样做。这样，我们有着大约九千名
“难民”，我们已经负起为他们作某种安排的责任。少数难民进入印度时带有武器。他们一进入印度便被解除了武装。他说，这些“难民”中一部分暂时收容在阿萨姆邦米萨马里的营场里，还有一部分将由西孟加拉邦修建营场来收容。他说，外交部已经指定专门的官员去处理难民的问题。
他说，“我们不会让他们像囚徒一样长久呆在营场里。事实上，我们给边境官员的指示就是要他们告诉难民们：我们并不负责无限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他说，“自然，当这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在印度流浪。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除了在山区较冷的气候条件下以外，是不容易在任何地方长住下去的——我们根本不能把他们送到印度其他地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