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姜椿芳
毛泽东同志指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在五四以后，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解释这一转变过程说：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而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在共产主义思想对当时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日益取得胜利的基础上，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便由这个最进步的政党担当起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正如工人阶级的产生一样，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中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领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这一过程，是相当复杂和曲折的，所费的时间也是相当长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光辉预言
1848年，当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党宣言”的形式问世的时候，在中国，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前夜。那时先进的中国人，正开始寻找革命真理。但这时期，正如马克思所描写的，中国人还处在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所造成的昏瞆状态中，中国人民与世隔绝，几乎完全不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无从得悉“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不了解最先进的革命学说。因此，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成立后的十年间），虽然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的情况，注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并预言太平天国可能由于内哄而毁灭等等，但这些思想没有能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甚至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严词谴责英美强盗国家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和屠杀，勇敢地为中国人民说话，中国人也一无所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中国革命有极高的估价，他们说，“不要多少年以后，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亲眼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因此，资本主义之征服中国，同时也将给予欧美资本主义之崩溃以一个推动”。他们预言说：“我们欧洲反动派，在最近的将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跑到这个最保守的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
这些材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他们对中国革命前途寄予极大希望，他们为中国仗义执言，他们是中国人民最亲切的朋友。但是无论是这些直接论述中国的材料，或他们所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当时都没有能够传到中国。
列宁的伟大贡献——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结起来了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大约过了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广泛传播；再过二十年，俄国成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过了二十年，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直到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它问世七十年之后的事情。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完全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压迫人的民族自己也不能取得自由的指示，在民族问题上，只注意欧洲的先进国家，把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撇弃在世界革命运动之外。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首先是经过列宁的介绍。列宁的伟大贡献，是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结起来，在理论上论证了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而把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远在1900年，当中国人民由于义和团起义而遭受所谓八国联军的进攻时，列宁就在“中国的战争”一文里严厉地斥责了那些在中国掠夺财富和杀人放火的欧洲强盗，发出了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1907年列宁斥责了第二国际斯图嘉特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决议；1907年到191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指出亚洲各国革命的巨大发展，已使欧洲无产阶级得到新的友军。在1914—1916年间，列宁愤怒地斥责了第二国际各党在“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口号下的公开叛变，全面地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指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成为一句空话，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就不能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
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个发展和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才有了在落后国家传播的可能，同殖民地附属国家革命结合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条件：探求正确的革命道路、工人阶级的形成、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可能传入中国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可能接受这一革命理论的时候。
首先是中国人民那时正在寻找革命真理。毛泽东同志描绘中国人艰苦探求革命真理的情形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中国人民长期探求，屡试屡败，对于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无信心，孙中山曾提出民生主义来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彷徨中的中国人民，那时正渴求寻得一条最正确的革命道路。
其次，在鸦片战争后，近代化的工业在中国逐渐发展，到1919年左右，已相当发达，因而形成了一支为数达二百万左右的工人阶级的强大队伍，它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从1915年开始的反对封建愚昧思想、渴求科学民主思想的新文化运动，经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
就这样，在1917—1919年间，正当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最正确的指导世界革命的完整科学，像一股洪流在欧美各国激荡和奔腾着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环境急迫要求正确革命道路的时候，在中国思想界已经发生去旧迎新的大变化和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和壮大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炮声传入了中国，于是两相合拍，水到渠成，开始广泛传播开来。“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形势、观察国家命运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到中国就发挥了它战无不胜的作用。中国的面目，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日益深广的传播而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化。
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形势，观察国家的命运，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真正的思想革命运动，伟大的五四运动就是它的最高表现。
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走上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很自然地和研究社会主义，学习苏俄的思想联系起来。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向中国传统的旧礼教旧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五四运动使这新文化运动推进到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更高阶段，这种彻底反封建的思想，也很自然地和钻研社会主义、探求新社会制度、树立新人生观的思想结合起来。于是，五四运动就成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
五四运动的这一性质的形成是和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导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五四运动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又反过来为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
在五四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崭新时期，由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正在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也迅速地提高了，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工人阶级斗争规模的巨大和斗争性的坚决，促使斗争迅速取得胜利。工人阶级的出现政治舞台，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力量，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迫切要求先进理论的指导，这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强固的阶级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伟大功绩，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但怎样把这普遍真理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也就是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那就是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巨大工作了。
正像伟大的列宁，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运用于俄国的特殊环境，曾首先深入地研究俄国的经济、政治和历史一样，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也是很早就注意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条件。在五四以前，当年轻的毛泽东同志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非常注意联系实际的问题、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了。1916年，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的时间到湘中、湘西各农村去了解社会经济文化和农民生活状况；1917和1918年在长沙办夜校，接触城市工人；和蔡和森同志等组织新民学会，研究新思想，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组织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18年9月，到北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更积极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五四运动开始后，在湖南领导各阶层人民的爱国运动；1919年在他所主办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论述革命斗争的文章，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里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杰出地发挥了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深入群众，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人民大联合，共同进行斗争，这便是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方向，也是中国革命终于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了一个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在这方面，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同志都做了杰出的工作。五四后的新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共达四百多种，在介绍新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陆续译出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也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了。报纸杂志上除登载介绍社会主义和苏俄情况的文章外，也常常有经典著作的连载。除了文字宣传外，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走到工人农民中间去进行口头宣传，和工农群众生活在一起，向他们了解生活情况。
1920年5月以后，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各地陆续成立起来。这些小组一面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开始做组织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当时刘少奇同志就是在上海积极做工人工作的。北京、上海等地还专门办了“劳动界”、“劳动声”、“劳动音”等刊物，对工人进行宣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研究学习到迅速地组织起来，进而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把革命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
同时，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向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击破了胡适等提倡实用主义和张东荪等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分子从右的方面来的进攻，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从左的方面来的进攻。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
完整的共产主义科学在世界上出现后，经过了七十年才传到中国，但是，它一传到中国，“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不到三十年的功夫，它就在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预言，完全在中国应验了。纪念那起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巨大作用的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们要再一次地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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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五四运动前后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的介绍
二十世纪初，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也曾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并且也曾在他们出版的刊物上偶尔谈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1906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并节译“共产党宣言”的几段。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曾节译了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12年上海“新世界”杂志也曾分期连载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译文不仅过于简略，而且还有不少的误解。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很多知识分子中甚至还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
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欢呼和向往十月革命的同时，很快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1919年），各种进步刊物开始陆续译载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的进步刊物“每周评论”第十六号（1919年4月6日），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译文。这篇译文摘译了“宣言”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即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大纲领等特别重要的几段。同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也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
在五四运动爆发那一个月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五号，便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同志在这一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除一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外，并节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三书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主要片断。
晨报的“马克思研究”专栏
北京的“晨报”副刊也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晨报”1919年5月1日编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从1919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起，“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5月9日——6月1日连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这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最早的中译文。6月2日——11月11日连载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作品——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全译（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5月5日——8日刊载了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这篇文章中，译载了马克思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此外，“晨报”副刊曾在1919年8月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在这一年曾两次刊载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五四运动前后发表的这些译著，无疑地帮助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是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1920年4月问世的。这一本书印出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即在同年9月又出了第二版。这可以说明当时中国进步人士渴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此书后来又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等处翻印多次。
1920年5月，北京、武汉、长沙、济南、杭州各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从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更广泛、更深入了。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有十几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译成了中文。伟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著作，也是在这时开始流传中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其他著作的翻译
从1920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译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
“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初版序言”，载1920年10月“国民”月刊第二卷第三号）；
“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三编的一部分，载1920年12月“建设”杂志三卷一号）；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载1921年1月“东方杂志”十八卷一号）。
此外，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即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三章）。
在1921年7月以前发表的列宁著作有：
“民族自决”（即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的一部分，载1920年11月1日“新青年”月刊八卷三号）。
“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一部分，载“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一号）；
“旧制更新”（即“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载1920年“曙光”杂志第一卷六号）；“列宁对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即“伟大的创举”中的部分译文，载1920年“少年世界”一卷七期）；
“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载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八卷四号和1920年“曙光”杂志二卷一号）；
“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之演说”（即“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1920年“曙光”杂志二卷一号）；
“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的一部分（载1921年5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四号）等。
此外，“共产党”月刊第三号发表了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原题为“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第一号还登载了“列宁的历史”、“为列宁”、“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等材料。共产国际和其他各国共产党成立的有关文章，在这个刊物占了很大篇幅，其中有很多地方引述了列宁的话。这一时期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列宁著作及有关列宁生平事业的材料，对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青年丛书”的出版
在这时期，“新青年社”还出版了八本“新青年丛书”，其中主要是解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例如：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恽代英译）、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等。
这些在五四运动前后陆续发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有关材料，武装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决心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的宣传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