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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 大力增产节约
给外国干涉者以坚决的回击
全国各地青年以实际行动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新华社4日讯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福建前线、呼和浩特等地青年热烈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在“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今天到处都有纪念活动。许多厂矿、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举行了纪念大会，不少单位邀请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与青年们见面。有八十三个青年先进集体和一百二十五个优秀青年在各单位的纪念会上受到表扬奖励。许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在今天进行了学术讨论。各界青年四百多人，晚上，高举火炬，在天安门前举行了接力赛跑。全市许多单位举行了营火晚会和联欢会。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今晚在他们刚修建好的“五四”运动场上举行了六千多人的大团日，营火和火炬熊熊地燃烧着，歌声嘹亮。几十个优秀青年在这个充满革命精神的夜晚，庄严地宣誓入团。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今晚举办了“五四”以来优秀作品朗诵会。大学生的合唱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唱了“保卫黄河”等革命歌曲。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今天都举行了纪念“五四”四十周年的图片、图书展览。
上海各界人士和青年三万人3日下午举行盛大集会和游园会，热烈庆祝“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虹口体育场举行。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石西民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勉励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精神，百倍地珍惜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把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自觉地承担起来，永远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前列。
石西民在报告中严厉指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西藏问题上对我国进行的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他说，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妄图把西藏从我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是一定要遭到彻底失败的。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浩波等在会上的讲话中都斥责了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在西藏问题上的卑劣阴谋，并且认为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的讲话严重地歪曲了西藏叛乱事件的真相，是上海人民和青年所决不能容忍的。
共青团上海市委在大会上宣布给予一百三十八位全市各条战线上的先进青年和五十七个先进青年小组为红旗青年突击手或红旗青年突击队的称号，表扬了七十八位优秀青年和两个先进集体，并代表共青团中央授给他们“五四”纪念章。
全市各区的青年工人用接力棒分十四路向大会送来了一千八百六十五项生产捷报，这时鼓乐齐鸣，全场起立，向创造这些优异成绩的工人欢呼致敬。
在紧靠大会会场的虹口公园里同时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游园会，一万名各界青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广州市各界青年五千多人，今天上午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纪念大会。大会号召各界青年继承和发扬
“五四”运动以来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坚持不懈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大会同时热烈庆祝平定西藏叛乱的伟大胜利，严正地警告印度干涉者：任何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活动，都是我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它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共青团广州市委和各区都举行大会，表扬了去年大跃进以来各个战线上的优秀青年和青年先进单位。受到表扬和奖励的青年，表示要戒骄戒躁，继续鼓足干劲，创造更大的成绩。
重庆市四千多名青年代表今天下午也举行了纪念大会。最近在全市青年红旗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十六个青年红旗集体、四十名青年红旗手，在会上受到了表扬，他们以顽强的革命干劲投入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作出了出色的成绩。例如技术革新能手、重庆建设机床厂青年钳工秦光金，从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共实现了四百七十多项技术革新。他每革新一项技术，都要遇到十多次到几十次的失败，但是从来不灰心，他常常勉励自己：“多失败一次，也就与成功更接近一步”。今年，他还到别的车间、别的工厂帮助同行实现了六十多项技术革新。经常行驶在川黔公路上的陈万堂青年行车小组，克服车辆少、山路险的重重困难，运送大批生铁、钢材支援重点工程。今年2月间，川黔公路因大雪纷飞而泥泞路滑，但是这个小组冒着风雪，每辆汽车都带着拖斗，越过娄山关，把大批锰砂、生铁从贵州运到重庆。在纪念大会上，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文艺界和部队代表都讲了话。他们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把青春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们还一致谴责了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支持西藏叛乱分子、企图分裂我国统一的可耻行为。
江苏省和南京市各界青年三千多人在3日上午举行了纪念会。会上，一批青年先进人物和先进青年集体受到了共青团江苏省委的表扬。这些先进人物和集体中，有创造和革新九十件工具，在六十天中完成了一年工作量的江苏机器厂青年工人王南楼；连续八次创造全国掘进新纪录的徐州建井公司所属权台工区吴修伦大班；在4月19日就提前完成了1959年全年工作量的南京无线电厂的瓷件车间，这个车间里98％的工人都是青年。同日下午，四万多青年在风光秀丽的玄武湖举行了游湖联欢大会，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
福建省福州市各界青年和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的青年代表六千多人，3日晚上分别在福州工人文化宫、军人俱乐部等地举行了纪念会。
一个多月来，福建省各个战线上的青年为了迎接“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曾经掀起了劳动竞赛和学习热潮。福州汽车修理厂青年工人王金城，把磨床改为磨、铣两用机床，提高生产效率三十五倍；崇安县一万多农村青年，以插秧为中心展开高工效运动，武夷人民公社就出现了两千两百多个青年红旗突击手。
全省各地团的基层组织根据青年要求，采用讲演、上团课、出团刊、阅读“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等多种多样形式，向广大青年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
在福建前线部队中，无畏的青年炮手们在大炮旁举行纪念会、报告会，纷纷表示要学习英雄炮手胡德安和党的好女儿向秀丽的热爱祖国的思想品质。厦门前沿阵地上的炮兵还和支前模范“十姐妹”、“小八路”、“二十三勇士”等一起联欢。某军港年轻的水兵们在甲板上、码头上欢度节日。有一百名优秀团员受到前线海军领导机关的奖励。在前线的野战机场上，年轻的空军战士同驻地的青年举行了热情洋溢的联欢。曾击伤敌机一架荣立三等功的飞行员匡如密还为一千多名青年作了精彩的飞行表演。许多青年战士写信给驻西藏的兄弟部队，祝贺他们迅速平定叛乱的伟大胜利，并表示亲切的慰问。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各族青年二千多人，今天分别举行广播大会和报告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会上各族青年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对我国内政的无理干涉。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阎素、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高增贵等，分别在报告会和广播大会上讲话，号召各族青年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给外国干涉者的阴谋活动以坚决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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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叛匪的“卫教军”
——衣冠禽兽和披着袈裟的豺狼
新华社记者 于逢源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他们纠集的叛乱武装伪善地叫做“卫教军”。这一批匪徒打着“保卫宗教”、“保护民族利益”的幌子，干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破坏宗教等罪恶勾当，西藏人民一针见血地把这些匪徒叫做“衣冠禽兽和披着袈裟的豺狼”。
所谓“卫教军”在寺庙里捣毁佛像、焚烧经书、屠杀喇嘛、强奸尼姑，无恶不作。3月19日，叛匪们闹入大昭寺后，在大经殿里到处大小便，有的把佛像摔得粉碎，有的用枪捣击佛像，并抢走了三十多尊镀金佛像。当时，绕钦强巴、格桑旺杰两个喇嘛出来保护这些佛像，叛匪当场枪杀了绕钦强巴，打伤了格桑旺杰。信仰佛教的山南军管会副主任噶炯·次仁顿珠由于热爱祖国，全家遭到叛匪的洗劫，叛匪们抢走了他家里的财物，放火烧毁了他的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才旺那布，并把他珍藏的二百一十五部经书全部烧毁。叛匪们在抢劫铜龙牛场牧民的财物时，把牧主仁清旺杰帐篷里的一尊佛像甩出一丈多远，然后又追上去，用脚践踏。在那木林宗，叛匪们撕毁了经堂里所有的藏文经书，打烂了喇嘛念经用的法器，连佛像穿的衣服也被抢走。甘丹雅玉寺、慈仁穷寺、博道寺等许多寺庙的尼姑，遭到这些所谓“保卫宗教”的叛匪们的奸污。博道寺的一个尼姑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叛匪盘踞的仁结察寺附近时，遭到六个叛匪的轮奸。甘丹雅玉寺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幼年尼姑也被叛匪轮奸了。
叛匪们对一般群众更为毒辣。许多地区在叛匪们经过以后，几乎十室九空。在铜龙牛场，叛匪们把十一户牧民的帐篷全部包围起来，抢光了所有值钱的衣服和家具，并把不能驮走和破旧的东西放火烧掉。邛多江地区一个老人塔木司门的糌粑被叛匪抢走后，竟活活饿死在山里。叛匪们在围困泽当时，还疯狂地破坏了泽当人民靠它拦蓄饮水的拦河坝，狠毒地想断绝当地人民的水源。在乃东宗、泽当一带，有些村庄从十二、三岁的幼女到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全被叛匪奸污。在当许一带，叛匪们还把大部分青年妇女劫走。这些叛匪屠杀群众时的野蛮和残酷是骇人听闻的。逃窜在颇章一带的叛匪捉住正在山坡上放羊的九岁男孩桑尔一尼后，剖开了这个孩子的肚子，把心挖出来吃掉了，然后又把他的尸体切成碎块，挂在树上。曾到北京参观过的藏族官员洛桑多登，以“亲汉”的罪名被叛匪用刀子一片一片地割死以后，残骨还被砍成碎块丢到水沟里。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为不肯参加叛乱，叛匪们便把他和他的妻子抓起来，吊打过后，又把东达八扎的一个耳朵割掉，叛匪们杀死东达八扎后，又把他的年青的妻子抢到安觉寺强奸了。泽当居民登增锡饶，仅仅因为卖给了人民解放军一部分烧柴，叛匪们便抢光了他家里的全部财物，又把他捉去，用缠着铁刺的木棒把他打得半死，最后又开枪打死了他。
当人民解放军追剿泽当地区的叛匪时，这些灭绝人性的匪徒竟抓来了二十多名妇女和儿童，把她们赶到自己的阵地前沿作为人墙，迫使人民解放军不能开枪，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含着义愤的眼泪，绕到这伙匪徒的背后和屋顶上，才把这些匪徒消灭了。山南军管会副主任噶炯·次仁顿珠在向记者谈起这件事时，他双手抱着头、痛哭流涕地说：“愿天下作父母的都来谴责这些衣冠禽兽和披着袈裟的豺狼吧！”
这就是西藏叛乱分子在“保卫宗教”、“保护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印度反动派和干涉者们所“同情”的，正是这些禽兽和豺狼。 （新华社拉萨4日电）（附图片）
被西藏叛匪烧毁的拉萨市居民马明志（回族）的房屋
新华社记者 张赫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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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百年古刹—广济寺钟鼓齐鸣香烟缭绕
班禅大师举行传经仪式
传经前接见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名誉会长
新华社4日讯 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应中国佛教协会邀请，今天上午到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广济寺举行了传经仪式。
广济寺里钟鼓齐鸣，香烟缭绕，当班禅大师乘车到达天王殿前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副会长赵朴初、周叔迦、巨赞、能海、阿旺嘉错等人持香隆重迎接，喜饶嘉错代表迎接人向班禅大师献哈达。三百多喇嘛、僧尼、居士列队合掌欢迎。
接着，班禅大师到舍利阁朝拜了佛牙，向佛牙洒了象征吉祥的甘露和青稞。
金碧辉煌的大雄殿里佛灯明亮，挂满佛幡，班禅大师朝拜了释迦牟尼佛像以后，走上传经的佛座，这时喜饶嘉错等人向班禅大师进行隆重朝拜，向他献了“曼礼”和哈达。
今天班禅大师在大雄殿讲了“道之三要”、“功德基础”、“佛教昌隆愿文”三部藏经。传经结束时，班禅大师向听经的人们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进行祈祷。在我们统一和富强的祖国大家庭里，我们充分地享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
这时，大殿里听经的人们念起了吉祥经，中国佛教协会向班禅大师献了释迦牟尼像、宝塔和一部大藏经。听经的人们排队到佛座前接受了班禅大师的摸顶和赐给的“金刚结”（一种红色绸带）。
正在我国进行访问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名誉会长马拉拉塞克拉博士，今天到大雄殿列席听经。
传经仪式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在多宝殿里参观了苏联、缅甸、尼泊尔、锡兰、越南等国送给中国佛教协会的佛像等礼品。
下午，中国佛教协会举行宴会招待班禅大师。应邀参加宴会的，有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杨静仁、谢鹤筹，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常务委员詹东·计晋美等。
新华社4日讯 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今天在北京广济寺传经以前，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名誉会长马拉拉塞克拉博士。
马拉拉塞克拉说，他在中国访问了很多地方，他看到中国政府对佛教给予了很多帮助。看到了中国佛教昌盛的情况。他说，我深信，在班禅佛领导下的西藏佛教，是能帮助社会进步的。
班禅大师告诉马拉拉塞克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已经平定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他说，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寺庙得到了保护，许多破旧的寺庙得到了修复。西藏上层叛乱分子假借着“保护宗教”的幌子发动叛乱，其实正是这些人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破坏了宗教，他们竟然把寺庙当作叛乱的阵地。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和副会长赵朴初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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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联召开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
讨论贯彻文艺方针问题
新华社4日讯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5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邀请了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参加。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茅盾、周扬、钱俊瑞、夏衍、柯仲平、老舍、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阳翰笙、蔡楚生、吕骥、巴金、许广平、吴作人、邵荃麟、曹禺、郑伯奇、李劼人、周信芳、熊佛西、贺绿汀、刘开渠、叶浅予、蔡若虹、赵树理、陶纯、吴晓邦、方令孺、李霁野、徐嘉瑞、石少华、袁雪芬、张瑞芳、陈书舫、红线女、侯宝林等二百余人。大家在会上广泛交谈了关于发展文学艺术创作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并讨论决定于今年12月召开第三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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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招待来京观礼的各少数民族参观团
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宴会
新华社4日讯 民族事务委员会今晚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参加首都“五一”节观礼的五个少数民族参观团。这些参观团来自宁夏、云南、贵州等地，包括二十多个民族，共有二百多人。
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萨空了、杨静仁、谢鹤筹参加了宴会。
宴会上，各族代表频频为祖国各民族的大团结、为工农业各个战线上取得的伟大胜利、为西藏人民的新生、为各民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健康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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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并不是尼赫鲁所说的那样
——读者研究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后的来信
“互相尊重”的是什么？
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事件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尽管尼赫鲁总理用了不少词句谈论他对中印友好的“关怀”，但这掩盖不住对中国内政继续进行严重干涉的实质。
西藏叛乱发生以来，大量的事实和材料已使这次叛乱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西藏暴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叛乱事件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加以干涉，即使是对西藏“非常同情”，对“西藏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反映必然很深刻的”尼赫鲁总理也不能例外。可是尼赫鲁总理却又这样说：西藏暴乱是“西藏爱国情绪自然的流露”，并把西藏说成是一个“国家”。显然，怎么能把这些言论看成是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示？怎么能把这样公然干涉友好邻邦国内事务、背弃中印友好的举动说成是
“行为有度，彬彬有礼”？特别是当西藏叛乱已被基本平息，西藏问题已经基本结束的今天，尼赫鲁总理却还在说什么如果西藏叛乱事件“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的简单化了。”请问，尼赫鲁总理有什么根据作出这个“结论”？难道对于西藏问题的来龙去脉，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还不如一个外国的总理知道得清楚吗？
尼赫鲁总理在这次讲话中竟又再一次提到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支配印度政府政策的三个因素：“第一，维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第二，我们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我们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三个因素的实质是十分明显的。请问：中国人民镇压西藏叛乱，纯属内政，毫未影响“印度的安全和完整”，而尼赫鲁总理竟无的放矢的把“维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作为支配印度政府政策的第一个因素，这不是对中国人民明显的不友好吗？更有甚者，尼赫鲁总理竟把“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规定为支配政府政策的因素。尽人皆知，尼赫鲁总理是同情些什么，同情的实质是什么，看来尼赫鲁这一次说得比以前含糊多了，其实，只要和他过去几次讲话连系起来看，意思还是很明确的。例如，在4月9日对国大党议会党团谈印度政府政策的基础时他就把这一点具体化了。原来，“同情”指的就是要“保持西藏的自治”。尼赫鲁总理怎么竟把中国的领土西藏的自治问题变成了印度政府政策的基础了呢？看来真是拿出了“很大的想像力”。众所周知，我们一向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主张在西藏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只是由于少数西藏上层叛国分子的阻挠，西藏的自治才没有能够顺利地实现。西藏的自治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根本与外国无关。为什么尼赫鲁总理最近在谈话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表现了强烈的兴趣，甚至把它看成是印度政府政策的基础呢？
尼赫鲁总理说：中国人民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作的：“评论和指责的语调”使他“感到非常难过”，说什么“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请问，到底是谁在使用冷战的语言？难道能把中国人民为了反击外国干涉者的阴谋，捍卫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评论和指责说成是“冷战的语言”吗？尼赫鲁把中国人民的这种评论和指责说成是对互相尊重的损害，这无疑就是说，只有中国人民容忍这种干涉才算是“互相尊重”。只许中国人民“尊重”外国的干涉，而不许进行反干涉。不错，五项原则之中是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不谈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和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又从何谈起？是不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国西藏的干涉才是对中国最大的尊重呢？其实，尼赫鲁4月3日在新德里也曾说过，印度并不是始终符合这种原则的，有时候“我们就会忘掉这些原则。”作为五项原则创议者之一的尼赫鲁总理，怎么不仅会有时忘记这种原则，而且竟对五项原则作出这样荒诞的解释呢？这不能不使可敬的尼赫鲁总理过去所赢得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
尼赫鲁总理4月27日的讲话，不仅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真相作了歪曲，鼓励和支持了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西藏叛匪，也再一次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反华言行进行了辩护，这就不仅无助于中印关系的改善，相反，却得到帝国主义的喝采叫好。这种做法到底对谁有利？值得尼赫鲁总理深思。 国际关系学院 齐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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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没有干涉我国的内政吗？
我读了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就我国西藏局势问题发表的讲话以后，感到其中很多话实在不能让人理解。
尼赫鲁先生说，“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应该这样，因为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西藏的事情是我们中国的内政。谁要干涉西藏谁就是干涉我国的内政！中印两国人民历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关系，又共同倡议了五项原则。印度根本就不应当干涉我国的内政。
然而，尼赫鲁总理并不是像自己所说的和我们所想像的那样。
谁都知道，当我人民解放军平息了西藏叛乱以后，西藏一百多万人民拍手称快，个个笑逐颜开，他们说是“拨开了乌云见青天”。从此西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西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啊！可是尼赫鲁先生，硬把这说成是“悲剧”。西藏那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用挖眼睛、削鼻子等等残害人民的野蛮手段，企图让西藏人民永远喘息在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请问尼赫鲁总理，这难道叫“喜剧”吗？
尼赫鲁总理还谈到什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代表西藏民族呢？还是西藏一百一十多万人民代表西藏民族？是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仇视人民、背叛祖国是民族情绪呢？还是西藏一百一十多万藏胞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民族情绪？要说西藏人民有着强烈的民族情绪，确是有，他们有的是中华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自豪。我西藏同胞，现在正在欢欣鼓舞，精神百倍，干劲十足地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富强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斗争。这是真正的民族情绪，尼赫鲁先生应当看到这一点。
尼赫鲁总理口口声声地说，不想干涉我国内政。可是，印度的外交人员却散发诽谤我国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印度的警察纵容暴徒侮辱我国的伟大的领袖像，印度一些政界人士和报刊发表了许多对我国内政的诽谤性和干涉性的言论。这一切，尼赫鲁都说成是“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总理先生请听，“西藏独立”，“西藏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印度不能再沉默了”，等等，这难道是“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
当我人民代表在人代大会上代表六亿五千万人民向印度干涉者发出庄严的警告，对印度那些干涉我国内政和诽谤我国的言行，进行了严正的反击时，尼赫鲁先生却又来说我们“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这就太不讲道理了。干涉人家的内政，不许人家说话；诽谤人家国家，不许人家反击。人家要是说话和反击就是不顾礼节。这是什么逻辑？请问尼赫鲁先生，是我们不顾事实的真相呢？还是总理先生和印度的一些干涉者们不顾事实的真相呢？是我们不顾礼节呢？还是印度的干涉者不顾礼节？是我们中国干涉了印度的内政呢？还是印度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我们反击干涉者是“冷战的语言”，印度的干涉者，叫嚷什么“印度不能沉默了”，煽动印度人民说什么“中国对印度发动战争”，等等，这又叫什么语言呢？
我希望尼赫鲁总理想想，总理先生这样做对谁有利？除去对帝国主义有利之外，对印度，对亚洲有什么好处？ 北京市一二八中 王振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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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不谈达赖的三封信？
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人民院发表关于西藏局势的讲话中说，达赖喇嘛去印度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但他却避而不谈他自己已经承认了的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的事实。问题很明显，尼赫鲁总理知道，如果述说那三封信，就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
武清县杨村机械厂 郭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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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节制”和“智慧”
仔细地阅读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语言”的发言，对我们来说是大有教益的。
我们从来没有在人代会上高谈过印度哪一个邦的问题，我们更没有“想入非非”地口口声声把印度任何一个邦称为“国家”，即使在尼赫鲁先生“有节制”的国家内充满了扩张主义分子的疯狂叫嚣，说什么召开圆桌会议，谈什么“西藏独立”，组织示威，成立这个那个委员会，中国人民还是以中印友谊为重，一再克制自己的愤慨，只对那些头脑发昏的干涉者们，才不得不剥下他们的画皮，暴之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正义的斥责。
尼赫鲁先生在充满着“智慧”的讲话中，有“节制”地避开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这真是深得兵法之奥妙，不然尼赫鲁先生在讲话中怎么能说“达赖喇嘛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进入印度的”，而西藏“国家”的“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诸如此类的话呢？
尼赫鲁先生的讲话中，又避开了在印度有“支援西藏委员会”，在噶伦堡有“西藏幸福事业会”这种并不需要“拿出很大的想像力”的“明显的事实”，更不必说那些真正运用“冷战的语言”的恶意诽谤了。这些也都是白纸黑字有根有据，并不需要“拿出很大的想像力”的。当然尼赫鲁先生不便讲这些，不然又何以证明“印度在西藏没有政治的或不可告人的野心”，而只是关心“维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呢，并由此证明中国人民确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语言”提出了“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责”呢？
周新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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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让事实来说话吧
尼赫鲁总理在印度人民院的讲演中，一口咬定中国人民对印度某些政治家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的谴责，是“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既不适当又完全没有根据”。尼赫鲁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事实。的确，只要尊重事实，问题就容易澄清了。然而，到底是谁不尊重事实呢？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达赖喇嘛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是假？尼赫鲁先生怀疑过，惊讶过，最后又不得不承认确有其事。且不追究在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二十四天中尼赫鲁为什么不知道这些信件是真实的，是故意不闻不问，还是明明知道而不说出，一任印度的反动报刊诬蔑我们。既然事后承认信件是真实的，那么，达赖喇嘛在信中说他被“反对革命”的“反动分子”所“阻拦”，所“危害”，大有“生命难保”之势，也就是不容丝毫怀疑的了。事实的逻辑必然要得出达赖喇嘛被反动分子劫持的结论。既然被劫持，那末，两次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又怎么可能是他自己的话呢？承认这个事实，固然是一件“难堪的事实”，但毕竟是事实。可是尼赫鲁先生却从这一“事实”旁边滑了过去。一想，一猜，结果变成了达赖喇嘛“自愿”地到印度去了，所谓达赖声明也变成真是他自己发表的了。
“事实”是一个，结论却截然相反！我不愿说尼赫鲁先生“不顾明显的事实”，但至少可以说，原来“事实”在有些人的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或者说尼赫鲁先生的逻辑同事实的逻辑是不同的。
至于说到印度某些政治家疯狂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和野心，现在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梅达、纳拉扬等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策动把西藏问题提交什么联合国，“异口同声地宣布（叫嚣）西藏应当是独立的国家”；印度人民同盟总书记乌帕德亚亚公然要派“志愿军”到西藏参加什么“反对中国人的争取自由的战斗”，以及近月来印度许多反动报刊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威吓、要挟、叫骂，如此等等印度人的言论和行动，想必尼赫鲁先生比我们还清楚些。“白纸黑字，神力难移”啊！
可是，尼赫鲁先生在指责中国人民“不顾事实”的时候，却看不到印度国内的事实，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仍然硬说这些不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且把它们美化为“人道原因的同情”，“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和“本能的反应”。“明摆着的事实”已经充分暴露了干涉者的嘴脸。尼赫鲁先生为什么又不顾这样的事实呢？
再看一看他们同情的究竟是什么呢？只不过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的失败。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对西藏人民的落后的、反动的、残酷的、野蛮的统治，是大家都知道的血淋淋的残酷的事实。为什么你们对于那些罪恶“比天大、比星密、比河长、比海深”的西藏叛乱分子的失败要深表“人道原因的同情”，为什么你们对“藏族地区落后的、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的行将崩溃有着那样深厚的“感情”，而对于广大的受尽了灾难和痛苦的西藏人民却没有一点“人道的同情”和“亲密感情”呢？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南京 严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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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举办“五四”运动革命史展览会
新华社天津4日电 天津市举办的“五四”运动革命史展览会，今天开幕。展览会展出了“五四”时期的许多传单、宣传品、群众大会的决议，有关的文件、电报，当时天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文件和照片等。其中还有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同志当时在天津组织觉悟社的社员合摄的照片，1919年10月10日天津市爱国游行示威的照片，天津抵制日货时群众示威游行的照片，周恩来同志亲笔草拟的天津学生罢课宣言，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马骏等同志被反动政府逮捕后，周恩来同志写的由当时天津新民意报社铅印的“警厅拘留记”等。
展览会还介绍了四十年前“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概貌。这部分展品中，有北京及全国各地在1919年5月巴黎和会期间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电文、传单、来往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