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活动的新阴谋
吴耀宗代表的发言
从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和各位代表的发言里，我们深深感觉到解放十年来，尤其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各方面的成就使人欢欣鼓舞，而我们面前继续跃进的计划更是宏伟瑰丽。从整个国际形势来看，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帝国主义阵营日薄西山，东风压倒西风，已经成了定局。这一切不但使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迈步前进，它也使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为我们的成就，感到高兴。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面对着他们灭亡的历史命运，却正愈加疯狂、愈加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可以被他们利用的东西来进行垂死的挣扎。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把美帝国主义今天利用基督教来反对新中国，破坏世界和平的一些新阴谋，在这里揭露出来。
在我国解放前一百五十年中，美英等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都是为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服务的。杜勒斯在谈到美国对外扩张侵略时，曾经坦率地供认：
“如果我们要用宗教去适当补满我国物质方面的努力的不足，我们就必须认识，在国外活动的传教士们的极大贡献，并去支持他们。”杜勒斯的所谓“物质方面努力”就是指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美国基督教牧师黎金斯在所著
“对外传教的伟大成就”一书中，更承认：“传教士时常向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官员供给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得到的情报。”在中国，美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利用基督教向我国人民灌输亲美、崇美和奴化反动的思想，这一事实使我国人民中间曾经流传这样一句痛心的话：“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
解放后，中国基督徒觉醒了，我们坚决割断了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实现了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我们也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这就给了帝国主义“传教”事业一个沉重的打击，引起了帝国主义基督教“差会”内部极大的混乱与惊慌。对我们所揭发的大量事实，帝国主义者既不敢承认，又无法否认。西方基督教差会只有把这件事看作“悲剧”，看作他们空前的失败。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解放和中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不甘心的，因此，他们就开动脑筋，再接再厉，利用基督教来进行新的阴谋活动。
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面对着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日益强大的新中国，美国一般人民，包括美国一般基督徒，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杜勒斯和他的战争边缘政策，对美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灾难。许多美国人民看到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跃前进的事实，就要求美国承认中国，断绝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地位。美帝国主义看到它的对华政策遭到国内外人民的普遍不满，就利用美国教会内一些甘心作帝国主义工具的人，来对新中国进行造谣诬蔑。最近，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从台湾搜罗了几个自称为从中国大陆逃跑出来的“牧师”，让他们在美国各地进行宣传，反对承认新中国。他们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美国信徒反对承认中国委员会”，自称有一百万会员，其实，它不过是美国一些大资本家勾结了一小撮教会上层人物所组成的反动小集团。
由于冷战政策的不得人心，由于美国人民要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死硬派反对承认中国的主张，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于是美帝国主义就又利用美国教会来玩弄另一个手法。去年十一月，美国基督教协进会召开了一个讨论所谓“世界秩序”的克利夫兰会议，这个会议有美国三十几个基督教派的五百多个代表参加。会议的宣言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
这个会议的真正企图是什么呢？只要看这个会议是由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格罗斯担任主席，美国前空军部长芬莱脱在会上演讲，杜勒斯亲临致开幕词，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政治背景了。他们所提出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是：“承认并不意味着赞同”；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就能更及时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可能扩大中国和苏联的分歧，在中苏间引起裂缝”；“可以使亚洲某些国家消除对美国的怀疑”；“可以和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建立关系”等等。这些就是他们所以要承认新中国的理由。这还能算什么基督徒的集会！它只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一次策略会议而已。
关于台湾，这个会议主张把它“中立化”，“由联合国托管”。他们还说“承认北京并不等于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更有人公开主张“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大会，但都不参加安全理事会。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从这里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脖子已经套上绞索的美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是旋转乾坤的能手，妄想再一次利用基督教来摆布中国人民的命运，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美帝国主义在事实面前闭着眼睛，不承认我国，这对我国并不是一个损失。我们的国家不但存在着，并且飞跃地发展着；我们的人民在建设自己的祖国；我们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作我们的朋友。这些都用不着靠美国的承认。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搞阴谋活动的手法虽多，这都瞒不过我们雪亮的眼睛；倒是美国一些基督教领袖，由此再一次暴露了他们作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真相。
对新中国的造谣诬蔑
穷途末路的美帝国主义又妄图利用基督教来诋毁我国广大农民在党领导下所建立的人民公社。美帝国主义知道，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和苏联的人造卫星一样，必然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的优越性，加深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和不满。因此，它就迫不及待地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来诽谤我国的人民公社运动。美国一些基督教刊物把我国这一使五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大大地提高一步的伟大运动描绘成一个凄惨无比的害人措施。他们诬蔑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劳动”，但是，奴隶制是束缚生产力的；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奴隶的劳动能够带来像我国一九五八年那样的生产大跃进？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传教士到西藏进行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我国解放后，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在西藏立不住脚，就大量结集在靠近我国西藏边境的地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英等国的间谍跑到靠近我国西藏边境地区，其中有些人是以“神学家”的身份出现的。这次西藏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但美国的基督教世界服务会和英国基督教协进会竟号召信徒“救济”这一批杀人不眨眼的叛乱分子。
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我国的内政，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完全符合我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也为绝大多数西藏人民所拥护。新中国一贯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一贯尊重西藏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平定西藏叛乱，清除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正是保障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帝国主义者却把他们所策划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叛乱，说成是为了宗教信仰，这种伪善和恶毒的手法，我们中国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帝国主义的阴谋家们决不是他们所自称的宗教“卫道者”；他们是宗教的真正敌人。
自从中国基督教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以后，帝国主义便制造了大批谣言，说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说中国信徒受迫害，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企图借此诬蔑新中国，继续在中国信徒中灌输反苏反共的思想毒素。但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都落空了。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和新中国基督徒拥护共产党领导，与广大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事实，通过到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士的报道，堵塞了造谣者的口，驳斥了他们的无耻谰言。
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基督教的半殖民地面貌，中国教会在一九五八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由于大跃进形势的鼓舞，又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讨论，向来分门别户、互相倾轧的各教派的教会，都进行了调整关系、整理组织的工作，克服了历来纷争混乱的现象。这一改革对教会是一件大好事，也符合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
但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海外布道部所出版的“中国公报”，却对我们这一改革又进行了卑鄙无耻的谩骂，说这是对中国教会的“沉重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为什么要叫嚣谩骂呢？原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为了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要分裂中国的人民，也利用形形色色的教派来分裂中国的教会，因为分裂的中国教会更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控制，更容易成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中国基督徒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就彻底地摧毁了帝国主义还残存在中国教会的基础。既是这样，他们怎能不叫嚣呢？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诬蔑谩骂，恰恰证明了我们所作的是正确的。
破坏民族独立运动
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在民族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进行阴谋活动，也是非常显著的。在这一件事上，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显得格外活跃。最近几年，他给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一笔巨款，指定专用来对全世界“社会急剧变革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所谓“社会急剧变革地区”就是指亚非和拉丁美洲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现在已经觉醒起来，进行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国家。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要在这些地区搜集情报资料，为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独立运动的阴谋服务。他们举行了许多会议，大讲什么“今天殖民主义已经不再存在”，“民族主义是亚非各国自身发展的包袱”等。在这些会议上，还有人厚颜无耻地说：“帝国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基督教应当教训人把祖国当作外国，把外国当作祖国”。这些荒谬绝伦、反动透顶的话，清楚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亚非和拉丁美洲的使命，不是宣扬基督教，而是散布毒素，模糊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反帝意识，消灭他们的爱国觉悟。
为了进行这些阴谋活动，洛克菲勒最近还拿出二百万美元给美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国际宣教协会来“充实”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督教神学院；同时要美国各教会的传教机构另外凑集二百万美元，使总数达到四百万美元。美帝国主义为什么忽然对神学院这样感到兴趣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吸取了“传教”事业在中国失败的经验。他们知道，美帝国主义传教士跑到外国去搞阴谋活动，容易被人识破，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企图通过神学院加紧训练一批亚、非、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督徒来作美帝国主义阴谋活动的工具，借以更牢固地控制这些国家的教会，使之成为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据点。
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日报曾刊载洛克菲勒致艾森豪威尔的一封密信，其中说，军事联盟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今后美国必须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来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这就证明洛克菲勒出钱搞“社会急剧变革地区”的调查研究，“充实亚非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神学院”，正是为了实现他的阴谋计划的具体措施，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国际宣教协会”便是执行这个阴谋计划的工具。
叫嚣战争反对和平
今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着全世界人民，开展了声势日益浩大的和平运动；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意志和力量，使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美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正在大大借重西方基督教会一些反动的领导人物，要他们在宗教家、神学家的外衣下，肆无忌惮地美化战争，丑化和平，进行杀气腾腾的战争叫嚣。美国一个红极一时的“布道家”毕利·格雷汉就是利用布道来进行战争宣传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提出一个“和平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1）要求美国有“更大的军事装备”，（2）“要有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间谍网在国内外活动”，（3）要有更强大的经济基础来进行冷战，必要时就进行热战，（4）要爱你的邻舍，（5）要转向上帝，得到救赎。这位“布道家”的“和平计划”便是扩军、备战、进行间谍活动。但他竟把这个赤裸裸的侵略计划同“爱邻舍”，“转向上帝”放在一起，这真使人啼笑皆非。
为了使核武器战争合法化，英国圣公会坎特布雷大主教费歇尔竟说：“据我所知，人类用氢弹把自己全部毁灭，这个前途完全可能是在上帝的旨意和安排之中。”西德一些所谓“神学家”更说：“为了保卫某些价值，使用原子弹不一定是不道德的，即使整个世界一同毁灭。”像这样骇人听闻的战争叫嚣，在今日西方基督教刊物上是屡见不鲜的。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也曾经发表过一些标榜和平的宣言，但我们如果仔细一读，就可以看出，这些“和平宣言”只是为了更巧妙地迷惑群众，掩饰阴谋。如该会关于核武器试验的声明，不但没有明确地要求禁止试验核武器，反而说核武器试验的危害性“比较小”“无从知道”等等。这不过是以和平的姿态来为核武器战争开脱罢了。
人们会以为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宗教团体，它自己也标榜着“超政治”走“第三条路线”。实际上，它丝毫也没有超政治，它的政治立场很明确。该会总干事托夫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帝国主义代理人。为了美化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政策，他最近还说：“今天美国在一切方面的活动都是以寻求安全为标志的，要从寻求安全这一愿望来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至于托夫脱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所暴露的丑恶面貌，我在这里就不提了。很显然，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是美帝国主义所一手控制利用的机构。它的经费百分之七十来自美国。它所附设的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更是杜勒斯一手扶植起来的，至今由杜勒斯的亲信美国人诺尔迪所掌握。因此，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其它方面的一些西方教会领导人热中为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阴谋服务，这是很自然的。
从以上揭发的事实看来，今天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利用基督教来进行侵略的新阴谋，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中国基督徒决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来破坏新中国，破坏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破坏世界和平，玷污基督教教会。我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强自我改造，继续深入开展三自爱国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贡献我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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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是怎样改变运输紧张状况的
李延禄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富春、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
黑龙江省是一个以机械、煤炭、木材、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也是个商品粮生产基地，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各种工业产品大量增加了，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大丰收了。到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无论走到工厂、矿山、林区、农村和田野，到处都可以看见堆满了产品。但是由于运输力不足，这样多的东西运不出去，就造成“两头着急”的情况，“一头”是在工矿林区，急于把产品快点运走，好腾出场地继续生产；在农村土豆、蔬菜如不迅速运走就会冻坏；粮食不及早运走则无处存放，糟踏损失太多；另“一头”则是需要这些东西的部门，眼看有东西拿不到手，干着急没办法。于是互相抱怨，彼此不满，派人到处活动，一时情况颇为紧张。显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交通运输上，所以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狠抓交通运输工作，把大量物资运往各省、市，以支援生产建设。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努力，加上铁道部和中央其他有关部门，对我们的支援，目前已基本上改变了运输紧张的情况。现在我把黑龙江省组织交通运输工作大跃进的情况，向大会汇报如下：
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领导，发动群众，挖掘运输潜力
为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挖掘运输潜力，我们在省、地、市和运输量较大的县与企业部门建立了七十多个交通运输指挥部，并均由党委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统一领导。交通运输指挥部主要工作：（一）搞好物资排队，月初在运输品种上进行排队，并根据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和国家经委对月度运输安排，明确的规定铁路车来的多时，多运甚么？车来的少时，保证什么？同时根据各部门对货源的急需情况，调整旬间运输；（二）突击薄弱环节，组织全面配合，即在各地党委和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下，着重抓两个方面的协作配合：一是物资托运部门与运输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二是以铁路为主，组织铁路与公路运输部门之间的全面配合；（三）总结交流提高运输效率的先进经验；（四）督促检查和帮助有关部门解决有关运输工作中的困难。
我省在加强对运输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做得较好的是佳木斯市，其主要作法是：
第一、大抓思想，大抓协作配合。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解决了运输部门存在的
“独一处”、只顾运输方便、不管生产需要的思想和托运部门只顾供应上的需要，不关心运输困难等各种本位主义思想，树立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运输与托运部门党组织，也随时注意通过讲形势，摆任务，访问等形式，向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因而群众干劲十足。在春节运输最繁重的时候，全市装卸工人出勤率达百分之九十六，车站运转车间出了满勤。为节约运力、节省运费，铁路主动地在批发站专用线成立了货运分室，接受零担货物发送，节约了大批倒运费和运力。
第二、打开厂界，综合利用专用线。为解决车站到达货物的堵塞现象，减轻公路运输的负担，将全市企业各自使用的十六条专用线全部打开，划分六个区域，由三十九个企业共同使用。将原来三十二个企业每日平均到达的近四百多吨货物，直接分散到各该单位附近的专用线上去。这样不仅运的快，而且每天平均又节省五十至六十台马车和大量的装卸劳动力。
第三、统一使用劳力，统一运用工具。在市交通运输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以木材加工厂、造纸厂、铁路车站等为中心成立四个运输指挥所，负责调配劳力和组织装卸搬运等具体工作，各托运部门也有专人负责运输工作，实行上下左右对口和统一调配人力、物力。
第四、在为生产服务，节约运力的原则下，运输部门和生产部门建立了互相联系制度。运输部门通过深入摸点和各企业互相交底等办法，经常掌握企业的生产和需要情况，做到及时配送车，满足托运部门的急需。为便于公路运输，铁路甩车时，事前通知公路调度。公路对铁路装卸的物资，也能按运输的需要分先后主次作到及时集散。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第一季度他们完成装车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三，车辆停留时间不仅完成了计划，而且逐月缩短，一月份完成十二点五小时，二月份完成八小时，三月份完成六点五小时。我们正准备把佳木斯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总之，由于各级交通运输指挥部的建立，加强了对交通运输工作的领导，对于充分挖掘运输潜力，保证主要物资的运输，缓和运输紧张起了重要作用。
推广先进经验，大搞装卸技术革新
推广先进经验，大搞装卸技术革命，挖掘运输潜力。去年四季度以来我省各地区，各单位虽注意了加速车辆周转，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技术革新，但在装卸工作这一环节上基本上还是靠体力劳动。这在各方面均大量需要劳力的情况下，很难持久，新取得的效果也很难巩固。为此，我们在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中，紧紧地抓住了改革装卸工具和装卸设备这一环节，督促各地认真地推行了先进经验。如今年二月发现庆安县桃山采石场以土办法，用土台、石头和少量木材修建的滑坡式装车高站台，提高了效率二十多倍的经验后，我们立即召开了装卸工作现场会议，普遍加以推广。截至三月末，全省已修筑成二百二十二座各种类型的高站台和六十四座低货位。鹤岗矿务局兴山和大陆矿从高站台投入使用后，仅七天的统计，兴山装车总时间缩短了二点二十分，大陆矿缩短了三点三十分。四号井过去每天生产二千二百吨煤，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感到很难处理。现在建起贮煤仓之后，日生产三千吨以上，反而感到没有问题了。同时还加速了小炭车的周转，原预计要增添二百辆小炭车，现在不仅不增还抽出五十辆。
绥阳林业局八里坪贮木场等地，创造了不用增加任何设备，利用场存木材和贮木场自然坡的条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土办法搭起高站台装车的经验，效果显著：
1、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保证装卸作业安全。从实行高站台装车以来，根本就消灭了死亡与重伤事故。
2、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过去他们的装卸车工人曾达四百五十余人，但一年仅能承担二十万立米的装卸任务。去年开始使用高站台装车后，仅用一百五十二名工人就完成了二十六万立米的任务，今年全部使用高站台装车后，任务虽然增加近一倍，不再增加工人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3、压缩了装车时间，提高了铁路车辆运用率。现在每装一车原木不仅比过去多装八立米，而且还压缩装车时间二小时。
4、节省了跳板、木马、大绳，各种杠子等材料。降低了成本费用。由于用高站台实现了连路装车，节省了归楞工资。
因为这一经验具有效率高，省劳力，就地取材，构造简单，不用多少投资，容易组织修建等特点，受到普遍欢迎。据各林业部门推行规划统计，四月末全省可建起六百零八个车位的高站台。这样，再加机械化装车有四百多个车位，省内装运原木就可以基本上消灭“磨骨头”（用体力抬木头）和“哈腰挂”，并大大的提高装车效率。
改进铁路调度指挥工作，切实贯彻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
在铁路车辆不足需要的情况下，改进调度指挥工作，从车辆调配上切实的贯彻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牡丹江铁路局在这方面摸到了一些初步经验：
牡丹江铁路局货运工作中的基本特点：一是主要物资多，全局总运量中煤占百分之五十五，木材占百分之二十，货源比较集中；二是到达货物少，出局货物多，而且处于边远省尽端局的位置，每天装车的车辆来源主要是靠邻局排空车供应。前者有利于组织企业间的大协作，因为主要物资多，各方面都注意帮助，后者则由于自己掌握不了空车来源，而又主要物资多，调整轻重关系上机动性小，给车辆调配上造成了许多困难。牡铁党组织针对上述情况，从去年四季度以来，认真的加强了对调度指挥人员的政策思想教育，不断的发动群众想办法，逐渐在贯彻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以煤保钢的运输原则上摸到了一点有效的措施：
（一）坚持每月制订月度综合运输方案的制度，并在制订过程中除吸收有关现场单位参加外，还派人下去组织研究，征求意见。因而使调度人员和有关现场单位与物资托运部门，月初就对当月运输工作心中有数，作好准备。
（二）建立专人负责和领导、调度、现场三结合的日间计划编制办法，经过车务、货源、机务等科室共同审查定稿后，先下达给各主要现场单位酝酿，然后召开有关各主要现场参加的电话会议，讨论确定次日运输计划，使计划定的较为切合实际，并使有关现场心中有数，有利于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
这种群众路线的日间计划编制方法，对既保证煤炭运输，又不浪费车皮，并尽可能的照顾一般物资的运输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因为以专人负责编制计划的办法代替了过去跟班走的区段调度值班员订计划的办法，有效的克服了班与班之间，区段与区段之间的本位主义。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使鸡西矿务局的煤炭发运情况逐月好转。一月份每日平均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二月份每日平均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三月份每日平均完成计划百分之九十九点五，接近完成计划。
虽然我们一九五八年运输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还要加倍努力，继续鼓足干劲，为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的跃进而奋斗。
最后，对西藏问题再说几句。西藏的卖国贼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之下，发动了叛乱，出卖民族利益，投靠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统一，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来，成为外国的殖民地。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他们这种分裂与破坏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行为，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企图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实现扩张野心的可耻阴谋，永远不能得逞。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平定西藏叛乱是中国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干涉西藏事务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阴谋和挑衅行为，都注定是失败的。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巩固各民族的团结，维护祖国的统一，彻底平息叛乱，肃清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在西藏的一切残余势力，使西藏人民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迅速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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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灭“九害” 实现“九无”
罗文才代表谈叙永县广木管理区除害灭病情况
解放前：蚊蝇虱蚤无其数，臭气熏人实难当，连年疾病成灾难，死人成百真可伤。
现在：蚊蝇绝了迹，面貌大不同，环境美如画，千家万紫红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报告。
我于今年三月视察了四川省叙永县水尾公社广木管理区（原广木乡），现在我谈一谈广木区除九害讲卫生的情况：
叙永县是一个偏僻的山区，解放前由于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过着极其贫困悲惨的生活，卫生情况极坏，一年四季疾病不断流行，随时都在死人，一九四七年回归热流行，仅广木、分水、枧槽等乡全家死光的就有三四十户；害兽害鸟严重地威胁着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在一九五二年消灭了回归热、天花、霍乱等几种传染病，但四害未根除，人们在生产和健康上仍受着严重威胁。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全国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的新高潮，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雷厉风行的群众性的除“九害”讲卫生运动，仅六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鼠、雀、蚊、蝇、虱、蚤、蟑螂、害兽等九害，全县基本实现了“九无”；在群众中也改变了过去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树立了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的新风气。在这次运动中，广木区获得了全县第一个“九无”地区的光荣称号。
广木区位于叙永县的北面边境，是全县较高较冷的山区，纵横一百余里，拔海二千四百多公尺，山上还有未开发的森林，一年有两月以上积雪。全乡只有三百四十六户，一千五百人，真可算“地广人稀”。解放前山区人民受着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加上害兽害鸟对生产的危害和疾病的威胁，农民常过着“糠菜半年粮，疾病又饥荒，冬寒无衣被，十病九死亡”的苦日子。据老农民李再扬说：“从前这里有个连花塝，二百多石地的包谷全被野猪害鸟踏烂吃光，颗粒无收，六十多石田最多能收二十多石，贫农李焕堂佃种的十八石多田产，因受害兽害鸟的糟踏，没有收成，交不齐地主的租子，地主把他的“稳手”（租金）三石谷子全都扣光，逼得一家流落他乡。广木这个地方，每年播下去的包谷、洋芋几乎全被害兽害鸟吃光，补种率达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农民既遭害兽害鸟灾困，又受地主剥削，生活十分惨苦。
那时人民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讲卫生。这里有一个打足沟，过去肮脏龌龊不堪，屋前屋后到处都是垃圾，屎尿遍地，积污盈尺，杂草丛生，人走这里过都要掌着捧捧把露水打一打才能走过，不然露水落在足上就要长“粪泡”（皮疹），蚊蝇成群，走路时蚊子苍蝇在脸上直碰。这里疾病经常流行，每年要死不少人。如周万金家二十人，一月就死去十人，陈生扬、黄纸匠、穆少华等几户人全家死光。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山高气寒广木乡， 荆棘丛林遍山岗。
蚊蝇虱蚤无其数， 臭气熏人实难当。
连年疾病成灾难， 死人成百真可伤。
伪政府那管人民苦， 只知派款和派粮！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根除了土地私有制度，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改变了卫生条件，初步摆脱了疾病的痛苦，但九害没有根除，人们在生产和健康上还受着很大的威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全县开展除九害讲卫生的运动，广木乡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快、速、勇、猛的突击围剿办法，迅速掀起了一个除九害讲卫生运动的热潮。全乡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了运动，经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去年三月就基本消灭了九害，共计消灭了麻雀二十四万二千多只，老鼠一十二万九千余只，并消灭了大批蚊蝇、蟑螂、虱蚤、臭虫等，作到了家家户户清洁，人人讲卫生。过去龌龊不堪的打足沟现在完全改变了面貌。现在是：“一进打足沟，蚊蝇绝了踪，室内室外洁，面貌大不同，环境美如画，千家万紫红。”
由于除九害讲卫生运动的胜利，疾病的发生和死亡也大大地减少了。去年和今年没有发生传染病，鸟兽灾害也大大减少了。特别是去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卫生工作搞得更好，人们的生产劲头更大了。广木乡去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现在他们唱道：“病除害消忙生产，跃进花开朵朵香。人民公社真正好，社员增产喜洋洋。”
广木区卫生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党加强了领导，党支部认真研究了上级的指示，统一作了部署。领导亲自上阵，以实际行动带动群众，深入开展除害工作，几个乡干部每次下乡都把除害工具带上，检查生产同时也检查卫生，见到四害就消灭，见到那里脏就打扫，并帮助群众倒尿桶，搬尿筒，教育群众改变了过去床头放尿桶，臭气熏满屋的不良习惯。在大围剿中党团支部书记亲自背上干粮，带领突击队员到纵横一百多里的深沟高岭去追捕害兽害鸟，大大地鼓舞了群众除害斗志。
其次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作到不通就辩，不信就看。山区人民由于过去受压迫，没有文化科学知识，因而有许多人不相信九害能够除尽，有的还认为除九害要伤生害命，等等。针对这些思想，就算细账，挖苦根，实物展览，进行活人活事的教育，把被老鼠咬坏了的蚊帐、被盖、衣服、家具，从鼠洞里挖出来的粮食，麻雀肚内解剖出来的粮食等收集起来，组织了展览会，找曾经遭受过鼠雀疾病危害最深的人在会上诉苦。经过事实的教育启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了。
第三，是紧密结合生产，以生产为中心，坚持除九害，社员认真执行了县委提出的“大忙小搞，有空围剿，无空准备，一空就突击”的办法，使运动既有突击，又能经常化。社员上山生产同时也带上除害工具。如六十五岁的李再扬在山上搞生产，还带上一支鸟枪，去年一年中他利用生产空歇的时间就灭雀四千多只。还有两个小能手刘发奎和周厚令放牛时在玉米地安了四百三十多个榨板，去年到现在刘发奎用榨板灭雀五千八百多只，周厚令灭鼠雀七千多只。
第四，他们建立了经常的制度，定期检查评比。每家每户订立了除九害讲卫生公约，规定了室内室外，天天打扫，环境卫生三天一小扫，七天一大扫，厕所每天一把草（杀蛆的野生植物），便后一把灰（石灰或草木灰），蛆不灭尽不挑粪，社里半月一评比，全乡一月评比一次，干部下乡检查生产同时检查卫生，队社汇报生产，也同时汇报除九害讲卫生。由于有制度，有评比，有检查，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卫生工作坚持不懈，巩固了除九害的成绩。
第10版()
专栏：
宁夏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团结前进
马腾霭 雷启霖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愿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执行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任务。
现在，我们仅就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和建设社会主义情况作如下一些简单发言：
回民群众粉碎了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封建反动头子马震武的阴谋以后，自觉地站了起来，给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
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已经于一九五八年正式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又一次光辉胜利。她的成立，也大大鼓舞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人民，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亲密团结，从而更促进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在更加亲密团结的基础上，经过了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批判了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更显出新的气象。特别是回民群众都自觉地站起来了，彻底粉碎了披着伊斯兰教外衣的封建反动头子马震武的阴谋，打倒了他的一群狐群狗党，肃清了他的一套剥削和压迫群众的特权，批判了宗教内部的坏人坏事，从封建压迫剥削的束缚下，迈开阔步向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尤其是广大回民妇女的摆脱锅台，更壮大了劳动力的队伍，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更添加了巨大的新生力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不畏艰难困苦，甚至在冰天雪地的情况下，也精神百倍。成千成万在山上、在原野上，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竟炼了钢一万吨，铁三万吨，使向来不生产钢铁的宁夏也能生产钢铁啦；修建了和修建着十多个水库，每个水库的蓄水量从几百万方、几千万方到一亿多方，这将对改变山区干旱面貌起极大的作用。这些，在我们宁夏人来说，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也创造出辉煌的成就。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六，一九五八年发电量为一千零六十四万度，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七，粮食总产量是二十一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职工从一九五七年的五千多人已增加到四万三千多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将近九倍，在人口方面，从一百七十多万增加到二百多万。在教育方面，我区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学龄儿童入学率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九十点四，中学生由一九五七年的一万三千多人增加到三万六千多人，比一九五七年增百分之一百七十多，而农业、医学和师范三所高等学院的创办更为我区教育开了新纪元。在发展公社的时候，我区各族人民也由于觉悟的提高，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就完全公社化了。入公社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苦干实干，力争上游所表现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个新气象更为宁夏各族人民启示了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将更大大鼓舞着我们宁夏人民前进、前进再前进！
宁夏回族自治区各族人民为什么能够这么亲密团结，为什么能够这样鼓足干劲作出了辉煌的成绩呢？这完全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以及各兄弟省、市、区的大力支援所致的。没有这些，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我们宁夏各族人民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兄弟省、市、区。并将继续加强亲密团结，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人也不能使她脱离祖国
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亲密团结如兄如弟，以万马奔腾之势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幸福的新国家，这是多么使人高兴愉快的事。不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一小撮反动集团，不惜危害祖国统一和破坏民族团结，勾结帝国主义于三月十日发动了武装叛乱。我们认为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这种荒谬举动完全是违犯宪法和背叛祖国的罪行，凡属中国人民，莫不愤慨和严厉声讨！国务院已经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责成驻藏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这个叛乱。我中央人民政府这样的英明措施是非常适时而正确的，我们完全拥护！现在这个叛乱已基本平息了，但是最近印度的某些政治家又借着西藏叛乱事件兴风作浪，而其外交官员又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也不能使她脱离祖国。平息叛乱也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理由来妄加干涉。印度某些政治家这样作法是无异干涉我国内政，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印度和我国都是大国，有着友好关系，我们也应当珍重这些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绝不能听任扩张主义分子来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必须维护我国和印度的友谊，一定不让反动的扩张主义分子得逞。
以上发言，如有不妥，请大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