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论“五四”运动
黎澍
一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必然要发生的一次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这个时期的整个思想运动的主要标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成为半独立国家。中国在灭亡的恐怖下开始采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帝国主义在中国发了财，但是也替它自己造成了反对自己的革命势力。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掠夺的过程，中国人民破产的过程，也正是中国革命分子成长和觉醒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以后最初几十年间，我们还只能看见中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朴素的反抗。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我们就逐渐看到以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造中国的资产阶级运动了。戊戌变法是这个运动的自上而下的尝试，辛亥革命是这个运动的革命的爆发。但是作为中国革命的敌人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辛亥革命当时没有明确地为多数人所认识。革命的锋芒不是直接指向这两个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指向它们的工具——清朝政府。随着清朝政府的倾复而产生的共和国不是建立在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的基础上。共和国总统袁世凯的称帝和复古的活动很快就使得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感觉到他们并没有从革命得到真正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以对德宣战为名进占山东全境的侵略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对于民族危机的严重的警惕。可是袁世凯却继续与日本勾结，企图依靠它的支持来登上皇帝的宝座。外国侵略和国内政治危机的继续发展，迫使人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中国民族的前途。于是一个新的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出现了。
在五四运动以前，“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开始了一个反对孔子学说的猛烈的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因为它要求在中国输入和普及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个运动是袁世凯称帝和号召尊孔复古在思想界引起的直接的反响。“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经历根本性的变化，袁世凯称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在当时一般人里面，清朝的制度和习惯依然是办事的准则。政府官员满脑子君主时代旧思想，根本不懂得共和制度是什么。国会议员主张尊孔，要求规定孔教为国教。有许多革命党人丧失了革命的意志，被反动派同化了。有许多人自命为“新人物”，他们的思想实际上是陈腐的。在群众中，落后思想继续大量存在着。迷信没有破除。有不少人还相信满洲皇帝有“再坐龙廷”之日。这种现象的显著存在，说明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中和在政治领域中一样，是不彻底的。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继续。它的作用在于唤起人们的民主主义意识的觉醒，成为封建制度的自觉的反对者和共和制度的自觉的拥护者。辛亥革命前缺少这样一个彻底的思想运动，是中国民族资本薄弱和不发达的反映。辛亥革命以后出现这个运动，是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发展的反映。中国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是与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所以这个运动虽然以反对封建主义而兴起，它的发展必然同时会要把革命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又必然会要使领导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寄托于与伟大的工人国家苏联的联系，并使自己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些发展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可避免的。
二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第一期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首先提出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需要“改弦更张”，认为中国旧有文化和社会制度落后于欧洲几近千年，已经一文不值，甚至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陈独秀号召青年从孔子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陈独秀认为中国要摆脱愚昧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建立有现代技术的农业和独立的现代工业，用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攻击孔子学说，把它当作妨碍中国人民觉醒的最大敌人。在
“1916年”一文中，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这个思想又引伸为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和西方输入的新文化是不相容的，“新青年”的作者们要求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以便能够实现“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的理想。这样，为了使新文化能够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就更加须要反对旧文化。著名的四川学者吴虞响应这个斗争，连续写了好几篇论文来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实质，对于维护封建制度和道德观点的孔子学说作了尖锐的攻击。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导师鲁迅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发出了“礼教吃人”的惊呼，他控诉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仅仅是“吃与被吃”的关系。鲁迅的许多精美的杂文深深地击中了旧社会的弊害，他到处鞭挞着各种落后现象，热情地呼唤着新生力量的成长。
“新青年”杂志对于封建主义的狂风暴雨的攻击使得整个思想界为之激动起来。它使得甚至根本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在一个时间里面卷进革命的风浪中来。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人。胡适在辛亥革命以前是通俗杂志的投稿者，当时正在美国留学。“新青年”影响了他，他提出了改革中国旧文学体裁的建议，反对模仿古人，主张改用白话。胡适建议的改革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必然要达到的发展。旧文学体裁是和它所反映的封建思想的内容分不开的。它已经在长时期停滞中僵化了，尽管其中还有不少可以吸收的东西，但是从整个来说，它已经没有生命力，既不足以表现现代生活，更不足以表达科学思想，在斗争深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同封建思想一起受到攻击。胡适的建议显然是从“新青年”杂志关于统一语言和文字和创造统一民族语言的讨论引伸出来的，所以一经提出，就立即得到“新青年”的作者们的支持，并且进一步号召文学革命，要求建立国民的写实主义的社会文学或平民文学，从根本上抛弃流行的形式主义的旧文学。这个新的号召引起了思想界的更加广泛的震动，把斗争迅速引向高潮。从十八世纪以来成为正统文学的桐城派古文被称为“谬种”。著名语言学教授钱玄同发表了极端偏激的思想，反对读中国书籍，主张根本废除汉字。钱玄同认为中国的古典著作不外两种，一种是宣传孔子学说的，一种是宣传老子和庄子学说的，对于现代中国人，都已经是有害无益的了。钱玄同说，未来世界必然趋向于采用统一的语言，例如世界语。他主张在世界语通行以前，“从中学起，除国文及本国史地外，其余科目，悉读西文原书”。类似这样的极端偏激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反映，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整个运动是合理的，它的猛烈的发展使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个曾经享有绝对权威的反动思想体系开始整个地崩溃下来了。人们因此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想的必要性。
“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们承认，所有他们从各方面对封建主义的攻击都是以巩固共和制度为目的的。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顽强的事实向人们证明着共和制度的破产，使人们不能不怀疑它的巩固究竟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甚至陈独秀本人，尽管他以共和制度保卫者自任，也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共和国政权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阀和政客所垄断，这不能不使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到不满。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许多作者的言论显著地反映了这种情绪。陈独秀往往用极端鄙薄的语调谈到“政党政治”，认为它是不适用于中国的制度，他要求有美国和法国革命时代的“国民运动”来改造中国。但是所谓“国民运动”所要达到的是什么呢？当时陈独秀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回答还是共和制度。于是陈独秀只好杜撰出一个“真正共和”的理论，说：“今日无论何国政治，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盖共和无止境，非一行共和政体，即共和政治完全告成者。”这样一种永远不会完全告成的共和制度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谁都看得到，这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永不中断的纷争。但是正因为共和制度不能令人满意，就为接受社会主义理想造成了条件。
三
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一个著名的原理，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比对于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是扫除全国旧制度残余，即农奴制残余，而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最广阔、最自由和最迅速发展的革命。可是这个革命是对无产阶级十分有利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愈有保证”。五四运动的历史表明思想领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具有相同的意义，这个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也就愈接近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反过来，如果这个革命是不完全的，不坚决的，不彻底的，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就一定要妨碍或者延缓无产阶级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的崩溃，共和制度的破产，是对中国无产阶级非常有利的发展。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有了这个发展，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些在思想上彻底同封建主义决裂了的、对共和制度感到失望的、忠实的爱国者，因为这个人类历史的伟大事件的发生而获得了新的希望。他们愿意为实现一个宏伟的理想进行斗争，使自己的祖国得到真正的解放。
著名政论家李大钊就是这些忠实的爱国者中的一个。在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认为巩固共和制度是改造中国的最好的途径。他呼唤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青年人勇敢地同旧社会决裂，担负起改造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根据新的认识，立即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倾向于共产主义。在演说“庶民的胜利”和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歌颂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爆发的德国、匈牙利、意大利以及当时其他国家的革命，认为未来世界是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已经预告这个变化的到来将不是遥远的事情。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欢呼“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特别使中国人感到鼓舞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积极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旦政权为工人所掌握，消灭了剥削者，就自动放弃它在国外取得的一切特权，用实际行动表现了它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的一致。这个事实使中国人，甚至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只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真正的胜利。在十月革命以前，人们曾经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才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十月革命打破了这个陈腐的观念，使人们确信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一定是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也可能是在资本主义较少发达的国家。因此，落后国家的人民等待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待革命条件的成熟，那就是延长反动统治的寿命，使自己继续忍受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曾经长时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革命的力量，而广大的群众中的革命力量也还没有团结起来。十月革命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有许多人开始认识劳工是革命的真正力量。李大钊的论文反映了对于依靠群众运动展开革命斗争的企图。陈独秀指斥军人、官僚、政客为三害，并且说，为了消灭他们，群众“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劳工成为被尊敬的人。蔡元培喊“劳工神圣”。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写的文章甚至说要“加入劳动界”。有些报刊特别注意欧洲工人罢工的报道，给人们以革命暴风雨的预告。但是不能认为人们的认识在当时就是很明确的，并且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当时人们思想中的资产阶级影响还大量存在。一般人在大战结束以后，认为“公理”既然战胜了强权，中国作为参战国，当然也可以在讲“公理”的和平会议上得到公平的待遇，可以在那里据理力争，使外国侵略者在“正义”的压迫下自动退出中国。可是中国人从和平会议得到的是失望。和平会议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并且同意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在经历了这次大失望以后，人们从反面事实得到了教训，开始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所谓“公理”和“正义”的不可靠。多年来不断增长着的民主主义觉悟和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起来的革命精神很快扩展开来。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人才开始真正体会到，中国民族的解放一定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直接行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反对日本侵略和卖国贼的示威。学生遭到了压迫，但是他们得到了舆论的支持。运动在反对反动派压迫的斗争中不断地扩大。在6月3日北京大逮捕以后，出现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首先起来支援北京学生的是上海的学生和市民，学生宣布罢课，商人宣布罢市，工人继起宣布罢工。上海的风潮立即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北京出现了号召暴动的传单。运动的扩大，特别是工人罢工的严重威胁，不出一星期便迫使反动政府屈服在革命人民的面前，免除了卖国贼的政府职务，释放了被捕学生。为了敷衍舆论的责难，表示对反动措施负责，总统、总理和内阁的全体成员宣布辞职。在巴黎出席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也在爱国的留学生压迫下宣布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的群众，给他们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道路在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团结。先进的人们进一步领会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明确地认识到他们要输入的新文化，要从西方借取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正是因为这个运动深刻地表现了民族解放斗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一致性。中国人民要求自己的祖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上得到平等地位，并不需要反过来采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发展成为压迫民族，因此，走俄国的路，彻底消灭剥削者，建设社会主义，便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并且也是工人阶级和一切忠实爱国者的共同愿望。由于这个愿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五四运动以后，已不再是民主主义运动，而是马克思主义运动。有许多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报刊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为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开始有了可读的完备的译本。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名字，成为最受爱戴的名字。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怀抱着无穷的希望，思想的焕发，有如春天的花园。当然，这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幼稚的，还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在他们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往往还有着民主主义思想的显著的反映。然而这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的方面是他们表现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的兴趣，对于真理的热烈的追求，以及对于中国反动统治的深刻的憎恶。
正如一切新生力量的出现必然要遭到反动势力的压抑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刚一开始形成便立即遭到了各式各样的非难。首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是胡适。胡适认为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说它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继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梁启超、张东荪和张君励。他们把自己伪装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说世界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容置疑的了，但是中国是落后国家，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要使中国具备这个条件，当务之急不是建立共产党，而是发展资本主义。接着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无政府党。无政府党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建立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社会，所以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反对建立一个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这些阶级敌人的非难。尽管他们在论争中还没有能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但是他们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立场，坚持了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榜样建立中国共产党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路线。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曾经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实行过某种程度的合作然而实际上是敌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完全决裂了。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壁垒，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但是他们有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们坚决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严格要求改造自己，直接到工人中去做工作，到农民中去做工作，力求使自己接近群众，成为工人阶级的战士。由于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数量很小，而另一方面，由于出身其他阶级的革命者的数量很大，五四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道路便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传统的共同道路。
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中进行的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曾经是非常热烈的。蔡和森同志由巴黎寄给毛泽东同志的两封信表现了在毛泽东同志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发展中国革命运动的宏伟的抱负，对于俄国共产党和列宁的忠诚的信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坚定的态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蔡和森同志期望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五四运动时期湖南群众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着最切实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最坚强的思想的和干部的条件。蔡和森同志的期望反映了毛泽东同志所从事的活动的重大历史意义。正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样的积极活动的基础上，在1921年7月1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整个这一时期
的思想运动的伟大的成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
然一新。这是中国的反动派和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所最不快意的发展，他
们因此也就往往在不同的程度上否认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胡适仅仅在
文学革命这一点上承认五四运动是有意义的。胡适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本
身可以说明他同当时整个斗争仅在主张白话一点上有关系，除此以外，他
的整个思想倾向都是与五四运动相反的。蒋介石著作的“中国之命运”同
样否定五四运动，因为它引进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共产
主义思想，前者引起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破坏，而后者推动中国走上
了新的解放斗争的道路。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子都否定五四运动，非常
有力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五四运动虽然最初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但是真正继承和发
扬五四运动传统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也是有缺点的，那时许多领导人物对于
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采取了形式主义观点，认为“所谓坏
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陈独秀对中国和西方文化就是采取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绝对坏，西方文化
绝对好，存其一必废其一。胡适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形式主义观点与陈
独秀相同，所以他在后来形成了他的“全盘西化论”。胡适对文学革命
的观点也是形式主义的。他极力要把文学革命的影响限制在文学形式改革的范围以内。到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决议以后，就认为文学革命的完成已经不成问题了。这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广泛地发展了革命运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但是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
在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近百年来长期争论的中西文化问题，即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问题。毛泽东同志驳斥了胡适派所谓“全盘西化论”，指出我们的文化应当是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与世界进步文化是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中国应当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但是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毛泽东同志总结反对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的经验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认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同样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文化必须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必须从他们吸取力量，才能真正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是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所证实的真理。当这个真理由毛泽东同志宣布出来的时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形式主义，在思想上进一步武装了中国工人阶级。
1959年3月
第7版()
专栏：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
彭明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中国人民寻找中国社会出路情况的很好的写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像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对内进行残暴统治，积极恢复帝制；对外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拍卖中国主权。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承继其衣钵，其卖国残民的手段和结果，和袁世凯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段祺瑞为了实现所谓武力统一，用各种名义积极向日本大借款，以此作为内战经费，日本则借此掌握了中国经济政治的支配权。
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下，中国已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另一方面，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下，战祸连年，民不聊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曾经进行了许多斗争，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但是，这些斗争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十四年之久，打击了国内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但是，这个革命最后还是在内外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维新运动，反映了不愿亡国的上层知识分子的
“变法图强”的要求，在当时有着它的进步作用。但是，“变法”仅仅实行了一百零三天，结果也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经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有着很大的功绩。但是，不久这个革命就为封建军阀的首领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虽然仍在坚持不懈地继续革命，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农民革命失败了，改良主义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成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还没有找到答案，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处在彷徨的歧途中。
必须指出，在十月革命前夕，新的阶级力量已经形成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经济状况的变化，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长起来并且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也必须指出，促使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但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夕仍处在自发的状态中，他们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如辛亥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就是这样。1916年11月间，天津法租界工人为反对法帝国主义侵占老西开的政治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战斗力量，但是那次斗争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领导和影响，工人阶级仍然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当时在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工人群众的组织，仍然是带有封建色彩或者是资产阶级性质的。1912年一度出现、1916年再度复活的“中华工党”，公开揭示自己的宗旨是：“为全国工界联络感情，并与资本家相提携，以增进工人之福利。”（上海
“民国日报”，1917年2月20日）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青年”曾一再号召向法兰西革命学习。“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思想做了有力的冲击，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但是他们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却做得很少。这个杂志在创刊号上竟然公开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文化斗争不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也就不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由此可见，在十月革命前夕，中国革命是处在资产阶级的领导和影响下，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如大家所知，时代已经呈现了不可更移的历史规律：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旧的道路走不通，新的应该是什么？大家还茫然无知。因此，把十月革命前夕的中国社会，描述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是不过分的。但是，也正是在这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占有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邻国中，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有着伟大的无可估量的世界意义。就是这个革命，把中国革命由“山穷水尽”的地步，带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十月革命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国。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即以“突如其来的俄国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革命的消息。十月革命的消息虽然很快就传到中国来了，但是中
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理解却经过了一个过程：
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少数人认识到多数人认识，从片面的认识到全面的认识。下面三种对十月革命的不同看法，大致反映了这一过程。
第一，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去看十月革命。当时的消息大都来自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帝国主义者则对十月革命进行诬蔑。当时的中国统治阶级是和帝国主义的看法一致的，他们以敌对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最初的日子里，中国的民主阶级也曾受到这种统治阶级看法的影响。如当时的“民国日报”也称布尔什维克为“极端派”，对于判断不清之俄国政局则直书之为“一塌糊涂之乱状”（“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1日）。
第二，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即使从外国通讯社的错综纷乱的消息中，也不能不透露出俄国革命的正义性质。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便对俄国革命抱有了同情的看法，这篇社论说：“吾人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社论进一步说：“俄国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权；曰民权。惟争人权也，故非达农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争民权也，故非革除专横之王家及贵族而建设民主政治不可。吾国之革命要求亦然也……曰建设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之民主国家，使国内之各民族各阶级举为平等，而个人之法律上人格皆为尊重。换言之，求人权及民权之伸张也，求平等自由精神之实现也，求吾国之永久和平也。”这种言论对十月革命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这种言论显然是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观点来看十月革命的；它对十月革命的深刻本质，还未能有所认识。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里，虽然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极其友好的态度，但是他还未能从十月革命中找出中国革命正确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他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及其进行的斗争，仍然没有摆脱处于歧途中的困境。
第三，事物是进一步发展的，到了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就比较能够从纷乱的现象中看出十月革命的深刻本质了。这篇文章针对当时的混乱看法指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918年11月，李大钊又同时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他在北京天安门前庆祝欧战胜利的群众纪念会上的演说）、“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他以满腔的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说：“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又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同上）他还号召中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1919年1月，他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如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每周评论”第三号）上述这种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到1919年“五四”前夕，在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就传播开来了。这一点，从当时进步报刊的反映中，从中国革命先进分子的回忆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当时，“劳工神圣”成为风行一时的口号，研究劳工问题和社会改造问题的各种团体也纷纷出现。这些团体接受的思想流派虽然极其复杂，但是那时各团体的分化尚不明显，倾向十月革命是一致的。
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欢呼十月革命的同时，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幻想也破灭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直接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有切肤之痛的，但是他们对西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则认识不清。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不少人对美国抱有幻想，希图它能主持公道，给中国以支持。但是，巴黎和会的过程，把美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一一揭穿了，中国从和会中不仅未收回任何权益，反而使自己身上的枷锁更加沉重了。事实胜于雄辩，抱有幻想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从事实中逐步清醒了。
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给了中国民族解放以新希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面目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得已很明显。这样，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就逐步明确地认识到：中国革命非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可，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已是行不通了。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说五四运动，绝不是仅仅指5月4日这一天的运动而言的。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反帝运动，又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的前后包括着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严格的历史分期来说，它是从1919年5月运动的发生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这一段时期的五四运动的内容来看，它的最本质的东西，或者说它的最大的功绩，就在于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一结合也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才形成的。
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没有找到中国革命正确发展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从而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正确结论。
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开始时只是在极少数的先进分子中流传着。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一结论愈来愈为更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所了解，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就在中国形成了。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时候，“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此后，“新青年”便逐步成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除“新青年”外，当时在各地出现的数百种报刊中，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着讨论。五四运动形成为在中国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也就是它的最有意义和最有功绩的所在。再重复一句，这一思想运动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才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也是经过了严重的斗争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曾集中在这样三次论战上：（一）马克思主义者和胡适派关于问题和主义的斗争；（二）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系政客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三）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这三次斗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的，三次斗争集中地解决了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要不要主义？即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论争的结果是，必需要，解决问题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第二，要不要政党？即要不要工人阶级的政党？论争的结果是，必需要，中国完全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第三，要什么样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还是无政府主义的党？论争的结果是，必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必需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
经过上述各项斗争后，中国工人运动就和马克思主义逐步结合起来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极其伟大和极其深刻的，集中到一点来说，这就是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十月革命的光辉照耀和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以上是专就十月革命对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号召及其伟大意义而谈的。但是，国际主义的友谊关系，不仅是单方面的支援关系，而且是密切不可分割的相互支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在五四运动中也开始反映出来了。在这里只举一件中俄工人联合斗争的事实，即可看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是多么地密切。
1919年7月间，即在“六三”运动刚刚发生后不久，中东路全线也开始了总罢工，在这个铁路上工作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一致参加
了这一斗争。俄国工人号召中国工人说：“你们应当像我们一样，选举罢工委员会，在这次罢工的一切问题上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总之，忘掉我们是不同的民族，咱们完全团结无间，协力同心坚定不移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吧！”（苏联国立中央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馆档案，中文引见“伟大十月和东方各国人民”，三联书店1958年12月版，第58页）在中国工人斗争中流行的一张传单中说：“我们的国土几乎全部被日本人侵占。和会已经决定把整个山东省完全割让给日本。几百万的山东人将沦为日本人的奴隶。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能起而自卫免作日本人的奴隶，那末我们还有何面目见我们的兄弟们。”这张传单号召中国工人积极参加俄国工人的罢工，并在传单的结尾高呼
“中国工人和俄国工人的大联合万岁！反对日本侵略！”（同上书，第59页）
以上两个文件表明：这次中东路的罢工，从俄国工人的罢工说来，它是直接保卫十月革命的斗争，同时也是对中国五四运动的支援；从中国工人说来，它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十月革命的一种支援。这次罢工极有成效，它有力地支援了红军对白匪军的进攻。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始，中苏两国人民便结成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友谊关系。四十年来，中国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中国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都是和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从十月革命开始，中国革命就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不断发展，中国革命又逐步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值此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回顾已往，面对今天，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必须继续发扬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光辉传统，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帝国主义者及修正主义者的一切分裂阴谋和破坏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