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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东人民欢庆新生
新华社记者 格来
在山峦重叠、林木苍翠的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正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季节。居住在亚东的藏族人民，在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了叛匪以后，个个欢天喜地，扬眉吐气，浸沉在喜庆自己新生的欢乐里。在各个村子里，歌声、号子声此起彼伏，姑娘们和小伙子们翩翩起舞，通宵达旦。年老的藏族老大爷和大娘们穿上了新衣服，洗净了手，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挂在毛主席的像上。藏族儿童们，在喜马拉雅山上采摘了各种鲜花敬献在毛主席的像前。在叛匪骚扰这个地区时，很多妇女不敢出门，现在她们唱着山歌在嫩绿的田野里锄草。
4月25日下午，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区噶岭岗、白木岗、岗谷、珠聚等十几个山村的居民，在武斌岗村举行了一千多人的狂欢晚会，欢庆西藏人民获得新生。
这天晚上，不分男女老幼，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带着在节日喝的青稞酒，手提着汽灯，打着火把，从数十里路以外赶来参加联欢。晚会会场布置在一个大庄院的花幄篷底下，藏民们在毛主席像的周围镶上了金边，鲜红的五星红旗，挂在毛主席像的两边。屋檐上挂起了表示隆重喜庆的吉祥彩幡，会场上贴满了用藏文写的大幅标语：“欢庆西藏人民的永远新生！”“伟大祖国的统一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各族人民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晚会在藏民们雷动般的掌声中开始了，武斌岗村的代表洛缀首先讲话。他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座大雪山——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被掀掉了，祸国殃民的叛匪被肃清了，我们永远新生了。”他这段充满感情的讲话，引起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时到会的青年们用藏语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社会主义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
在这天的欢庆晚会上，中共亚东委员会书记赵瑞亭也应邀出席，并在会上讲了话，祝贺西藏人民获得了新生。他说：西藏人民获得新生，不仅是藏族人民的胜利，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胜利，是中央和毛主席伟大的民族政策的辉煌胜利。他并祝贺大家迈开大步，向着幸福、美满的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
他讲完话以后，优美的喜马拉雅山区的民间舞蹈开始了，穿着美丽衣服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载歌载舞，唱起了他们最近新编的歌子：
乌云迷漫的地方需要太阳，
惨遭叛匪蹂躏的藏民需要共产党。
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水还深。
我们欢庆新生，永远忘不了共产党。……
欢乐的歌声刚落，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锁南丹曾，从人群里走出来讲话。他说：我老汉的头发都白了，从来也没有这样兴奋过。这是因为：今天的西藏是人民自己的西藏了，再不是那一小撮反动派随意杀生的西藏了。他接着说，前些日子，叛匪在阿康、斗隆等地大肆抢掠，抢走了大批牛羊和酥油，很多人家被劫一空。叛匪还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现在这些叛匪已经被我们强大的平叛大军肃清了，黑暗和乌云被太阳赶走了，光明在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晚会上还演出了许多表达藏民欢乐的节目。很多村庄的代表也讲了话，说出了他们喜悦的心情。
现在，喜马拉雅山区的青稞已经长得一尺高了，广大的藏民们，在一片欢腾声中，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种试验田，试种稻子，修水渠、栽苹果树的生产运动。很多村庄的藏民同时积极组织畜力和抽出得力的人员全面支援平叛大军，肃清残余的叛匪。
夜深了，当我们走下喜马拉雅山时，武斌岗村里欢腾的歌舞声，仍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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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所谓“宗教感情”可以休矣
各地宗教界人士严斥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
新华社2日讯 全国各地的宗教界人士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他们指出，西藏叛乱分子披着宗教外衣进行背叛祖国的勾当，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所谓“宗教感情”的幌子下干涉我国内政，全国所有爱国教徒决不容许他们的阴谋得逞。
西藏著名宗教家结巴堪苏·坚白慈里说：帝国主义造谣说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破坏宗教”，这只有魔鬼才会相信。每个有良心的喇嘛都可以证明人民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是保护寺庙，尊重宗教的。中央人民政府每年给广大喇嘛发放布施，派医生到寺庙免费为喇嘛治病，穷苦喇嘛还得到了救济。中央人民政府还拨款帮助我们整修了一些破旧寺院。人民解放军和汉族工作人员并不信教，但当他们走进寺院时，连纸烟都不吸，非常尊重我们佛教教规。试问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些事实能说是“破坏宗教”吗？坚白慈里还说：“有一小撮披着袈裟进行叛乱的豺狼们，这次夹着尾巴逃跑了。也许这就是‘破坏宗教’的根据吧！可是你问问99％的喇嘛，他们一个个却拍掌称快。释迦佛一再告诫我们，要多行善事，不许杀生，叛乱分子却身披袈裟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叫做喇嘛，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是喇嘛教的败类。按照佛规，他们应该受到惩罚。”
其他各地的佛教界人士也列举许多事实，驳斥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我国的造谣诬蔑。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文殊院方丈宽霖说：造谣的人如果是佛教徒，他首先就犯了佛诫中的“无根谤”。共产党和解放军一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为帮助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和尚从日本军队手里抢救一部“大藏经”，牺牲了八个战士，许多佛教徒至今还感佩不忘。解放后，人民政府在保护宗教信仰方面更做了许多功德无量的事。房山唐代石刻经书是从没有印行过的，去年人民政府协助中国佛教协会把这部宝贵经卷印了出来。这些事不仅中国宗教界人士身受其惠，许多外国正直的宗教界人士也称道不置。宽霖说，解放后，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宗教界人士曾到文殊院参观，都认为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得到保护的。宽霖最后警告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中国人民决不容许你们假借宗教名义来干涉我国内政。呼和浩特市乌素图召喇嘛林庆说，我们这个召庙，解放前原来少窗无门、破烂不堪。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拨款帮助我们修缮一新，我们喇嘛也受到政府的照顾。这些事实，都证明外国干涉者的造谣是一文不值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协会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分会会长傣族大长老伍古腊说，1956年我从北京开完中国佛教协会召集的会议回云南，路上只我单身一人，汉话又讲不好，但是人民政府非常关怀我，从北京打电话给沿途有关部门照应我。在金城江要转车买汽车票，我正在焦急的时候，几位解放军战士见了赶忙主动招呼我，热情地给我买票和安排宿处。他警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你们凭空造谣诬蔑，只能激起我们的愤怒，除此而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正在长沙市参加修编湖南省志工作的长沙佛教协会会长明真法师痛斥外国干涉者污蔑“共产党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无耻谰言。他说：“太阳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只有在新中国，才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让他们这一小撮反动派去喃喃地念咒语吧，总有一天，这些咒语会变成他们自己的挽歌。”在重庆市宗教界人士的座谈会上，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释太空说：我曾在西藏地区生活十七年，并到过山南地区，亲眼看到富饶的山南地区人民在上层反动分子统治下，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人民解放军迅速剿平山南地区叛匪，使那里的人民得到了新生，这本是值得人们高兴的一件事。可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为此悲哀，其居心何在，真是不打自招。
各地佛教界人士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都极为愤怒。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林镇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把我国西藏说成是一个国家，真是荒谬绝伦。我要问问这些野心家们，如果说因为西藏人民是藏族就成了另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全中国有四十多个民族，还能成了四十多个国家？印度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如果别人把你们国家内的少数民族也称为国家，你们会同意吗？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曾在西藏研究佛学达六年之久的昭觉寺方丈慈青说，西藏历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西藏独立”，是英帝国主义企图侵略西藏而耍出来的花招。现在印度扩张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又在叫嚷“西藏独立”，企图分裂中国。在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面前，这种阴谋诡计完全是枉费心机。武汉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韩大载在政协武汉市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污辱我国领袖像的挑衅行为，我们全体佛教教徒决不能容忍。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玉佛寺主持苇舫法师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企图破坏我国的统一，这种阴谋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六十三岁的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释戒成在银川市宗教界人士座谈会上说，看了报上刊登的西藏叛乱分子奸淫、烧杀、抢劫、割腹、挖心等罪行的照片，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发指。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打着
“保护宗教”的幌子，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残害人民的豺狼。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支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和这些人狼狈为奸，妄图破坏我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我们绝不容许。
各地伊斯兰教界人士也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主任马振东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公然干涉我国内政，这种行为使我非常愤怒。中国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也决不容许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我希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把头脑放冷静一点。成都市伊斯兰教教长、七十七岁的阿訇杨培之说：我主教已有四十多年，受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很多气，他们随便占用教堂，拿走清真寺的东西。解放后，人民政府真正做到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无耻谰言，只能暴露他们妄想分裂我国统一和永远奴役西藏人民的罪恶目的。重庆市伊斯兰教人士28日举行了座谈会。到会的人一致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并通过了抗议书，强烈抗议孟买警察当局纵容暴徒侮辱我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挑衅行为。
许多地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界人士也纷纷举行座谈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8日举行了座谈会。到会的人一致指出，在新中国我们享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西藏叛乱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干着奸淫掳掠、挖人心、剥人皮等与宗教教义绝对相反的罪行，简直是禽兽。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我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完全是造谣诬蔑。上海天主教人士张士琅、汤履道、陆薇读、陈辅民等人并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梵蒂冈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假借宗教名义干涉我国内政的卑鄙手段。广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熊真沛在座谈会上谴责外国干涉者的罪行，并向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中印人民的友谊。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兰州金天观监院韩壬泉说：我国伟大领袖决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侮辱我国领袖，这是与六亿中国人民为敌。（附图片）
重庆市佛教界人士连日来纷纷举行集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进行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活动。
新华社记者 刘诗临摄
上海市佛教界人士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活动。图为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玉佛寺主持苇舫法师（左）和了愿法师在抗议书上签名。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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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反动政权的印鉴、军队和法鞭
新华社记者 宗子度
原西藏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利用印鉴、军队和法鞭残酷地杀害藏族人民，藏族人民把这三种东西比作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
西藏反动政权长期压迫残害藏族人民的印鉴、军队和法鞭究竟是些什么玩意？它又是怎样的在残害着西藏人民？
先谈谈西藏反动政权的印鉴。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各宗溪的旧政权机构都有许多大小印鉴。这些都是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和高级僧侣用来保持其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它掌握着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西藏流行的谚语说：“官印大如斗，人民血汗流。”可以想见劳动人民对反动政权的印鉴是如何的痛恨！
噶厦有三颗印鉴，主要的一颗刻着“色细德吉”几个古老的藏文，译意为“在世间和出世间都迪福”。噶厦这个反动政权，凭借暴力和宗教幌子长时期来对西藏人民进行了极为反动的黑暗统治。光是噶厦使用“色细德吉”这颗印鉴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只要拿着官府的印件，西藏人民就感到有如“泰山压顶”一般。拿着“马牌”（支差役的牌子）的人就可以支取“乌拉”（差役）；拿着宗政府命令的人就可以摊派税款。西藏人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据说有两百多种。劳动人民形容他们被压迫被奴役的痛苦生活是“肩头当马蹬，碗底漂清水！”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图谋叛乱前夕，他们就是使用了这些反动政权的印鉴向各地区，各寺庙下达了叛国命令，悍然征兵屯粮，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千百年来一直流行着“阿鲁嚷昧”（旧制不衰）的说法。这些反动、顽固的家伙们事事强调要按照旧规矩，妄想永远保持其对西藏广大劳动人民血腥的封建统治。可是他们打算错了，在拉萨平叛中，“色细德吉”和其他许多罪恶的印鉴都已落入人民手中，等待着送进历史博物馆。
过去，几乎每天早上，在拉萨城里都要出现一行军乐队敲打着破旧的乐器、后面跟着一些人、撑着低垂的“雪山狮子旗”，蹒蹒跚跚走过大街，这就是藏军。提起藏军，全西藏人民没有不切齿痛恨的，他们为虎作伥，鱼肉人民的罪行已经无法数清。
藏军是帝国主义一手培养起来的班子，藏军的高级和中级军官差不多全部是由外国人在西藏境内开办的“仲扎马噶”（贵族教练队）和“军事训练团”训练出来的，一部分军官还曾在大吉岭英国人办的军事学校“深造”过。藏军的训练和武器全是一套外国式。藏军用外国语喊口令，乐队奏演的是外国国歌和国民党时期流行的什么“桃花江”、“何日君再来”等黄色歌曲。
这支藏军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下，从来不抗御外侮，不保护本民族的利益，而是效忠于豢养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他们残害西藏人民，扼杀西藏爱国进步力量，阻挡西藏社会前进。如他们曾经谋杀热振活佛，攻打色拉寺爱国僧众，1950年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此次又参加拉萨的武装叛乱等。
藏军的军纪败坏、生活堕落情况，也是很少比伦的。他们随意支派
“乌拉”，强占民房，整天酗酒打闹，嫖赌玩乐，一切吃喝用度，完全由当地人民供给，稍不如意，还经常打骂人。藏军还靠着恶势力，随意把马鞭挂在他看中了的藏族妇女的家门前，这户人家的家长就得把自己的女儿或媳妇连同马鞭一起送到藏军的住处去。不然，藏军就会再派人送来一粒子弹，意思是说再不把女人送去，就要用这子弹打死家长。
正是因为藏军这样反动腐败，所以当解放军平定叛乱，消灭叛乱的匪徒后，西藏人民都欢呼是去掉了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
谈到西藏反动政权的法鞭，不能不令人想起这个封建堡垒里的各种可怖的刑具。这些刑具有各种脚镣、手铐、长枷、站笼、剜眼、剜心的利钩利刃等。一顶重四十三斤半的石头帽子是剜眼的刑具之一；把石帽子戴在人头上，再用一块乌黑的鹅卵石在石帽子上一敲，眼珠就被压得凸出来，再用锋利的勾子一剜，眼珠就被剜掉了。混在刑具堆里的还有干枯的人手、人皮、杂乱的骨胳和头发，看到这些刑具的人莫不触目惊心，无比愤怒！除这些刑具以外，还有所谓法鞭，仅拉萨城里找到的法鞭就堆了一大堆。这些法鞭是用牛皮做成的，有的是四股牛皮拧在一起，皮鞭上还血迹斑斑，有的已经磨光了，也不知打过多少人！原拉萨市政府
（郎子辖）专门养了一批用皮鞭打人的打手，打手组成的单位名叫“郭吉巴”，这些打手不但经过训练，而且还是世袭的职业。
打人的皮鞭，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府衙门、大贵族家里常常是一排一排地挂着，平民、普通喇嘛、佣人和农奴们只要做了一点在贵族老爷们看来是不对的事情，就要挨一顿鞭子。我在西藏的几年间就曾遇见过不少藏人呻吟在皮鞭下。
在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黑暗统治下，群魔乱舞，法鞭高举，人被当成牲畜一样，没有正义，更谈不上真理。许多善良忠实的人们被法鞭和监狱夺去了生命，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样如毒蛇猛兽一样惨无人道的旧制度和反动政权为什么不应该摧毁呢？那些口口声声说“同情”西藏人民的人，为什么要庇护这样的政权和反动统治者？他们当真是“基于感情和人道原因”吗？只要稍微尊重一点事实的人，就知道这种谎言是如何的无耻。现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平定了西藏的叛乱，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迈开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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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事实并不是像尼赫鲁所说的那样
——读者研究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后的来信
什么是悲剧？
读了印度总理尼赫鲁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以后，不能不感到非常气愤。
尼赫鲁过去一再表示要坚持五项原则，在这次讲话中也说“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但是在全篇讲话中，什么地方表明了这几句话的实际内容呢？
尼赫鲁说什么“西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悲剧”。的确，千百年来，在西藏仍然保存着世界上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的农奴制度，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悲剧。最近，西藏叛乱分子发动了公开的叛乱，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参加这次叛乱的康巴叛乱分子，更是一群野兽，他们随意残杀人民，挖眼睛、割鼻子、抽脚筋、砍手、断脚、割腹、剜心、剥皮、活埋，把妇女的头发一根根拔掉，把人剁成肉酱、烧红铁丝穿人头……这种极端残酷、野蛮的行为，也真正是世界上少有的悲剧。西藏人民对这群叛乱分子是深恶痛绝的，他们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他们称解放军是“菩萨兵”，称毛主席是“佛”。
现在这幕悲剧已经接近闭幕。与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的愿望相反，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叛乱的平息，促进了我们祖国的统一，促进了西藏人民的新生。毫无疑问，在粉碎了这些套在西藏人民身上的重重枷锁以后，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在西藏高原上建设起人间的天堂。西藏民族一定会同国内各兄弟民族一样，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和生活幸福的民族。
以上这些是完全有根据的事实真相。除非闭着眼睛说话的人才不顾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把坏事说成好事，好事说成坏事，原是帝国主义的逻辑。但是奇怪的是像尼赫鲁总理也颠倒黑白说起这种话来，不能不使人十分惊异和气愤。
铁道部国际联运局 王馨源
事实胜于雄辩
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不仅歪曲了西藏少数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的起码的事实，而且直接出面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辩护。
尼赫鲁总理说，印度对西藏根本不存在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说法是不适当的也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多么堂皇的话句啊！可是，印度人民社会党领袖梅达为什么要叫嚣“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和“把西藏完全看作是中国内政那是错误的”呢？印度社会党领导人纳拉扬为什么要公开宣称：“根据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旧协定，后者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前者对西藏享有发展那个国家的垄断权”并说印度是前者的继承人等等。至于印度的反动报刊，还露骨地提出过要干涉我国平叛措施，要使西藏脱离祖国大家庭而成为印度的一个缓冲国，请问尼赫鲁先生，这些言论又作如何解释呢？难道这不是已经充分的证明了印度的一小撮贪婪的扩张主义分子可耻的嘴脸了吗？
事实很明显。问题不在于中国方面由于被迫而进行必要的警告，问题是在于印度方面的的确确存在着一小撮的扩张主义分子。因此尼赫鲁总理所说的，“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说法是不适当的和没有根据的问题。只不过证明他自己是不敢正视事实罢了。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这种否认事实和歪曲事实的作法，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 樊德魁
奇怪的逻辑
尼赫鲁总理27日在印度人民院的讲话中，责备中国舆论界对干涉者的反击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
究竟是谁在“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呢？试问尼赫鲁先生，我们说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许外国干涉，难道这是无根据的吗？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印度和西藏是“母子关系”，西藏问题应由印度参加“解决”，难道这才是有根据的吗？的确，要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是需要“拿出很大的想像力，并且不顾明显的事实”。要把我国人民义正词严的驳斥说成是“毫无根据的指责”，而把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恶毒攻击说成是“对西藏人民的同情”，也只有那特有的“很大的想像力”和“不顾明显的事实”的人才能作到。
“冷战的语言”，我们从印度扩张主义的报纸上已经领教得够多了。他们叫嚣“西藏独立”，叫嚣“中国威胁印度的安全”，叫嚣“中国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印度扩张主义者从“冷战的语言”进而到“冷战的行动”，他们搞游行，画漫画，扔西红柿侮辱我们国家的领袖像等等。他们嫌冷战还不够，还要进行热战。印度人民同盟总书记就打算派“志愿军”到西藏参加什么“反对中国人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试问尼赫鲁先生，究竟是谁在使用“冷战的语言”，究竟是谁在进行“冷战”和“热战”？尼赫鲁先生口口声声说要保持中印友好关系，但对所有这些“冷战”和“热战”的语言都熟视无睹，反而“不顾事实的真相与礼节”，把我国人民的正义愤慨和爱国行为说成是“毫无根据的指责”，这是什么逻辑呢？
北京大学 罗 琴
是谁“不顾事实真相”？
印度总理尼赫鲁4月27日在印度人民院讲话中把我国人民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反击说成什么“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我们不禁要问，是谁“不顾事实真相”？是谁“不顾礼节”？是谁“使用了冷战的语言”。
我们还记得，当我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说什么这是“捏造”的。人民日报把信件摄成照片发表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仍不信这个“事实真相”。就是尼赫鲁本人也“不顾事实真相”“表示怀疑”。直到尼赫鲁同达赖会谈后才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达赖喇嘛本人写的。从这件事，我们要问，到底是谁“不顾事实真相”。
我们还记得，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报刊发表了多少诬蔑和谩骂我国的言论，甚至发表了一些侮辱我国人民爱戴的领袖毛主席的漫画，尤其严重的是在印度警察纵容下，在孟买发生了严重侮辱我国领袖的事件。与此相反，我国人民至今仍抑制着自己的无限愤慨的心情，坚持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我们要问，到底是谁“不顾礼节”？
我们还记得，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印度的一些报刊，一直在叫嚷什么“西藏死亡了”，要求“西藏独立”，甚至要求在印度召开有中国、印度、西藏叛乱分子“三方面”参加的“圆桌会议”来讨论纯粹属于我国内政的“西藏问题”。对这些放肆的言论，印度领导人未采取友好的措施，相反说什么“我们已经把言论自由的尺度放得很宽。”我们要问，是谁“使用了冷战的语言”，是谁“放宽了”“使用冷战语言”的“尺度”。
北京航空学院 赵鹤书 王德礼
“遗憾”与“难过”
尼赫鲁先生4月27日在人民院就西藏问题所发表的讲话，是一篇对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讲话，是无礼指责中国政府的有害言论。
西藏叛乱前后，印度的一些反动报刊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大作文章，公开诬蔑我国，干涉我国内政，以致发展到孟买一小撮暴徒公开侮辱我们敬爱的毛主席的画像。对于这些破坏中印友好的言论和行动，尼赫鲁先生在讲话中，一方面表示“遗憾”，一方面又为其辩护，说什么
“这都不是政治性的”，而只是什么“民族感情”和“一时冲动”等等，同时，尼赫鲁又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硬说什么，“中国对印度所做的指责如此荒诞”，什么“中国的负责人士对印度所作的评论和指责的语言是冷战的语言”等毫无事实根据的话，并为此感到什么“难过”。其实，真正的“荒诞的指责”，正是尼赫鲁总理的讲话。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以“友谊为贵”，一直克制着自己，希望印度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希望保持中印友好关系，但是当印度某些报纸和某些人的行为已经超出最善于克制自己的中国人的克制范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反击那些扩张主义分子和野心家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指出事实的真相呢？难道这就是“荒诞的指责”吗？
尼赫鲁先生很善于不顾客观事实来对待问题，而这一次，他又居然想“倒打一耙”把印度的错误一古脑推到中国身上，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它是不容任何人随意改变和歪曲的。
尼赫鲁先生这篇不长的讲话中，他否认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不真实性，说什么他“愿说清楚，达赖对这项声明和后一个声明完全负责。”这就使人“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别人对某事的“完全负责”，而出于另一个人的口中呢？而这个人恰好是坚持自己与此事无关的那个人。此外，尼赫鲁还否认了“印度对西藏有见不得人的野心”，等等，总之，尼赫鲁的这篇讲话中与他几次的谈话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充满了矛盾和十分不客观。
北京读者 梁红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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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当心落入陷阱
尼赫鲁总理4月27日的讲话，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大大喝彩。英国的一家十分保守的“新闻纪事报”，推崇这个讲话是“崇高”的“范例”，并且使尼赫鲁“增强了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身份”。美国共和党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更是欢喜若狂地写道：“整个亚洲突然掀起了一股反对北平的愤怒的浪潮。如果说尼赫鲁在随着这一浪潮前进，不论是在多么细微的程度上，那都是一则大消息。”
人们假若还不健忘的话，就可以发现当4月24日尼赫鲁会见达赖喇嘛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前后，或者是4月2日他在印度人民院发表的虽然也充满了恶意和歪曲但还比较隐晦的谈话以后，英美很多报刊的论调却恰恰与此相反，它们批评、讽刺尼赫鲁的讲话是
“态度含糊”，是“懦弱”，是“最坏的姑息政策”。
时间过得很快，调子变得也很快。前踞而后恭，变化为什么这样显著呢？是尼赫鲁总理对达赖被劫持的事实有了进一步的澄清吗？是尼赫鲁总理对中印友好关系表示了进一步的关怀吗？或者是尼赫鲁总理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和平共处原则有了必要的谴责吗？如果不是这些方面的原因，那吗，帝国主义分子的喝彩，就值得深深警惕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敌人骂我们，正说明我们作了好事；敌人喜欢我们，正说明了我们作了坏事。不知道印度是否也有类似的语言。但是，尼赫鲁总理在他的“印度的发现”那本书里曾经写道：“我要离开英国越远越好”，他并且作了整段的解释，说这不是指的英国人民。尼赫鲁总理在这里的确说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离开敌人越远越好。可是，今天，英国帝国主义者，并且加上比英国更凶恶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都同我们的印度朋友表现得如此亲密，这又是为什么呢？无论是他们离尼赫鲁总理近了，或者是尼赫鲁总理离他们近了，看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事情，不是也值得深深警惕吗？
应该指出，帝国主义者其实早就撒下了钓饵。前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已经露了底。他曾经对尼赫鲁总理的“意识不到他的中立主义的愚蠢”表示过“奇怪”，纽约“每日镜报”，也曾露骨地说道：印度执行中立主义是自讨苦吃。好一副悲天悯人、大慈大悲的面孔啊！但是，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难听出魔鬼的心声。从“愚蠢”到“懦弱”再到“崇高”，这一连串的名词中间是有一根无形的红线的。这根红线的一端是反华反共，一端是放弃中立。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奉劝印度的朋友们：当心落入陷阱！
天津市 周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