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要分析，不要绝对化
杨耳
两种片面性
在“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他又说，“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这种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结论的现象，在最近学术争论中也可以见到。例如，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有的人对于自己所赞赏的人物，只见其推动历史的作用，而不见他们身上的缺点，把他们说成完美无缺；另外也有的人只见他们的缺点而不见其推动历史的作用，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又如，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人把一些难免的缺点夸大，说成漆黑一团；另外有的人只看到成绩而不愿意看到缺点，惟恐承认缺点就会否定掉成绩。这种不加分析的态度，在学术讨论中，不能说服人，在实际工作中，使工作受到损失，所以有改进之必要。
在思想方法中具有这种绝对化毛病的人，常常在克服某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又走到相反的极端去，即在反对“左”倾的错误的时候走到右倾错误方面去，或者，反过来，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又走到“左”倾错误方面去。例如，有的人忽视经济发展规律，认为只要加强政治教育，就可以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废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可是，当他们发现这种错误的时候，又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的原则，忽略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这就是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例子。
辩证法是和绝对主义不相容的。尊重辩证法就要提倡分析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我们应该在被否定的东西里面，把积极的东西保存下来，还应该在被肯定的东西里，揭露其内在矛盾，以便增强我们的预见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否定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法救了出来，恩格斯在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时候，预见到国家的衰亡。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是随着内外条件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所以，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正确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反映它们的联系、变化和发展。把事物看作没有矛盾、没有发展，或互不联系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谈谈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
辩证法认为事物自身中包含着矛盾，可是，承认事物自身包含着矛盾的人，并不都是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的。承认事物的矛盾性但对矛盾双方的关系了解得不正确，就会在实际上违反辩证法。例如，有的人看到坏事会变为好事，好事也会变为坏事，就认为好事和坏事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也有的人认为好事就是绝对地好，坏事就是绝对地坏，不承认什么“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就它们的性质说，前者是相对主义的，后者是绝对主义的。
关于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之后说：“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之中有着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我们把列宁在这一段话里所揭露的主观主义和诡辩思想，叫做相对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主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思想，或“无是无非”的思想。具有这种思想的人，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所以是没有原则立场的。例如，他们认为，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说，就应该尽量积累资金，从提高人民生活的要求说，就应该不顾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尽量压低积累的水平，究竟应该怎么办，这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他们说，从羊看来，狼吃羊是不对的，可是，从狼看来，狼吃羊是正确的。他们不是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用这种简单的比喻来散布相对主义的谬论，否定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正义斗争，帮助资产阶级。这种相对主义，往往把“反对教条主义”加以夸大，把“从具体情况出发”的正确命题夸大为绝对的东西，结果就走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否定。所以，相对主义就是哲学上的修正主义。
相对主义只承认相对真理，而否认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这种相对主义冒充辩证法，并且把辩证法歪曲为相对主义。其实，辩证法和相对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认识总要受着生产力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这种受了限制的认识，仍然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
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正相反，它认为绝对就是绝对的，绝对和相对的差别也是绝对的。所以，它认为正确的东西不管处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总是正确的；而错误的东西，也不管处在什么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总是错误的。它不懂得正确和错误之间，有在一定条件下向对方转化的可能性。所以，思想方法绝对化的人，在反对向客观困难低头的错误思想的时候，甚至根本否认估计客观条件、特别是不利条件的重要性。思想方法绝对化的人，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他们机械地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他们甚至不承认办事应该有步骤，否认事物总是波浪式地前进，而是认为任何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直线前进，都应该“毕其功于一役”，并且认为只有如此才是快，否则就是慢。总之，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就是凡事不做具体分析，简单化，没有全面观点，不给自己留余地，因而常常给革命带来损失。
绝对主义否认人的认识运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只承认绝对真理而否认相对真理。具有绝对主义思想的人，看不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性，而是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这样，他们或者只能把已经达到的认识，当作再也不能前进的最后真理，从而做出绝对肯定的结论；或者只能把受到生产力和科学发展限制的认识，当做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成分的废物，从而作出绝对否定的结论。这两种作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一切认识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也必将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绝对主义只能堵塞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
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片面性是不同的，可是就其都是夸大事物矛盾的某一个侧面来说，相对主义也是一种绝对主义。它们会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例如，某些人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的转化，就是和他们思想中的绝对主义分不开的。
夸大正确的东西就会走向错误
人们在犯片面性错误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其为错误，就是因为片面性的认识，也常有其合乎实际的一面，不过人们把这一面加以夸大，并且把事情的另一面忽略了。很多犯片面性错误的人，并不一定自觉地赞同绝对主义，在很多的情况下，只是由于他们把正确的东西夸大了，把事情说得太过火了，结果反而使正确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错误）了。这种把真理加以夸大的作法，从“主观动机”说，也许是出于好意，即想把事情弄得“好些更好些”，但是“物极必反”，结果反而把事情弄坏了。列宁说：“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因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
列宁又说，党应该领导群众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前进，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他说，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会造成错误，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
列宁的这些话，是应当十分重视的。例如，有人对于农作物的合理密植能够增产这件事，夸大为“越密越好”，结果反而引向减产，把好事变为坏事。又如，有人把抓住重点、照顾一般这一正确的工作方法，夸大为做事只应该“单打一”，结果造成只要重点不要一般的局面，这样，重点也因为没有其它条件的配合而陷于失败。
不犯片面性的毛病，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列宁在论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说，人的认识是螺旋形前进的，这个曲线上任何一个片断，都会被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这就会把人引向泥坑中去。由此可见，人们犯片面性毛病的认识论的根源，是经常存在着的，（人们思想犯片面性毛病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这里且不去讨论。）所以，克服片面性，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何况，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大跃进带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中，有大量的新事物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
为了克服片面性，既需要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加强锻炼，还需要加强学习革命的辩证法，培养分析的习惯。为了这个目的，联系新的历史实践，认真阅读毛泽东同志以及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法的著作，边读边想，是一定会得到益处的。
?见“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九页。
?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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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
为唐新修本草颁行一千三百周年而作
朱颜 冉小峰
公元七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医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今年是这部药典颁行的一千三百周年。
外国最早的一部药典是欧洲纽伦堡政府于公元1542年颁布的，要比我国唐代新修本草的颁行晚八百八十三年；至于英美各国开始颁行药典的年代，更要晚得多。因此，我国唐代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药典。
药典是国家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法典之一。它保证药物生产的质量，使其符合于临床应用的要求，并且在学术上有指导教学、应用和研究的作用。因此，药典常常可以反映国家当时的医药科学水平。我国远在一千三百年前出现这样一部药典，这是中国药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世界药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唐新修本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即远在公元四世纪以前，我国就已有了比较完备的药学著作，即陶弘景在从更早年代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增订起来的“名医别录”。但是，这部著作到了唐代，渐渐不能适应药物品种日益增多和医学分科日趋细致的要求，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如“异蘩缕于鸡肠，合田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等等（见证类本草引唐新修本草孔志约序）。因此，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苏恭（即苏敬）主张纠正陶弘景著作中的谬误，澄清当时用药的紊乱，创议修订本草。经表请当时朝廷批准后，他就和李绩等二十余人，一起详加考订，进行编纂。可见，唐新修本草的编纂是一个集中许多医药学家力量和广大群众智慧的有组织的集体创作。
唐新修本草在编写原则上和在资料收集上，就是非常严肃谨慎的。书中尽量保存了引用文献内容的特点，本经的引文用红色的字，别录的引文用黑色的字，新加药物则注以“新附”字样。通过古来本草医方文献的研究整理，在编辑过程中，还广泛地向全国各地征求药物标本，进行实物对证，对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未有记载的加以补充，对内容有问题的加以纠正，考证异同，决定去取，综合群众经验做出结论，并叙述和描绘药品的形态、性状，做到药品名实相符，内容丰富翔实。
唐新修本草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广泛总结了当时的医药成就，又有足够的实物标本对证，因此，它是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的。
唐新修本草全书共五十四卷，收载药物八百四十四种，比“名医别录”增加了一百十四种。在四世纪时，陶弘景曾把药物分为七大类；到了唐代，药物种类大有增加，尤其是动物药增加更多。因此，唐新修本草把过去的七大类增为九大类，即玉石部、草部、木部、兽禽部、虫鱼部、果部、菜部、米谷部、有名无用部等。这种按药物自然来源的分类，成为后世的药物学分类法则之一。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著本草纲目（1596年），收载药品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分为十六部六十类，也是按照这个分类法则而加以发展的。
我国唐代医药学已有很大发展，在药物治疗方面也日臻完备，临床用药非常丰富，从唐新修本草所收载的药物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例如，除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所收载的强壮药人参、发汗平喘药麻黄、泻下药大黄、芒硝、利尿药茯苓、车前子、杀虫药槟榔、雷丸等七百三十种以外，还增加了泻下药蓖麻子、杀虫药鹤虱、辛凉药薄荷、提神利尿药茶叶等一百十四种新品种。这就不但反映了唐代临床用药的盛况，而且还说明了祖国医药学是不断发展、越来越丰富的。
唐新修本草所收载的药品中，有一部分是运用物理、化学方法制造的成品。如蜜陀僧是一氧化铅，?砂是氯化铵，书中对这些药品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临床用途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又如砂糖就是蔗糖的粗制品，书中说明它系由甘蔗榨汁煎制而成。由此也可见当时制糖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
此外，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医疗用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牙科用的银膏——用白锡、银薄及水银合成，凝硬如银，用以补缀牙齿缺落。这说明我国唐代已经创用汞合金充填牙齿，而欧美各国到了十九世纪初叶才有人开始应用，要比我国晚一千一百多年。
唐新修本草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药学传统，反映了当时医药学的成就，而且还吸收了一些外来的药物。例如，安息香、龙脑香（冰片）、麒麟竭（血竭）、呵黎勒、胡椒等，在当时都来自外国，经过此后多年的沿用，早就成为中药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我国历代人民善于吸收外来科学成果的优良传统。
唐新修本草的纂成和颁行，除了标志着我国当时医药学的巨大进步外，还对国际医药科学起了良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亚洲各国的影响更为深刻。据日本古史“延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十日”。由此看来，当时和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医师曾以唐新修本草为必修课本，而且要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可见其影响之大。
唐新修本草的内容，因后世本草及方书转引而保留下来，而其原书则早已亡佚，现存的尚有日本传抄的卷子本残卷，曾经我国傅云龙氏影印。在解放前敦煌石室中曾发现了唐本草残本，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但不知妥为保藏，且和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盗卖，竟使这一稀世国宝遭到丧失，现闻辗转收藏于英国皇家博物院和法国巴黎图书馆等处。
祖国医药学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唐新修本草所记载的是这个“伟大的宝库”中的一部分。
中药是中医用以和疾病作斗争的重要武器，因此中医中药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中医学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发展，中药学术也随着不断地提高。唐新修本草颁行以后，一千三百年以来，祖国医药学已经大有进展。在药学方面，单单本草著作就已浩如烟海。今举其较著者，在宋代有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在明代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清代有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尤其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集我国明代以前药学的大成。总之，这些著作都说明中医中药在前人基础上逐步发展光大，越来越好。直到现在，中医中药在人民保健事业上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向重视自己祖国文化遗产。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更明确地制定了中医政策。1950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地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医药卫生工作方针之一。1954年党中央更明确指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的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并采取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以期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它的学理和实践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总结，以逐步提高它的学术水平，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建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中西医药人员的团结合作，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节节胜利，中药工作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出版了大量中医中药的书籍和期刊，收集和汇编了中医中药验方、单方和秘方，加强了对中药的管理，发展了中药的生产，对中药的品种和资源进行了调查和鉴定，保证了中医处方用药的质量和临床疗效，并且进行了关于中医中药的各项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事实证明了祖国医药学遗产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们今天纪念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典颁行一千三百周年，更体会到党的中医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我们要坚决按照党所指示的方向，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鼓足干劲，努力发掘这份宝贵遗产，使它对人民健康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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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大跃进不能忽视节约
自大跃进以来，有些同志发生了错觉，认为大跃进了，就没有什么必要提倡节约了。他们把节约和生产大跃进对立起来，怕提倡节约会影响群众的建设热情，使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减色。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见到一些铺张浪费现象也不加反对，抱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态度。有的同志提出所谓增产就是节约的论点，实际上就是不要节约。因此，在一些生产单位和经济部门中就出现了不注意节约、不注意计算成本和不考虑经济效果的现象。
我们国家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积累大量的建设资金。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来源，是依靠于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积累。为了保证建设资金的不断增加，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生产，另一方面要实行严格的节约。在我们国家里，有着实现增产节约的巨大可能性。节约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说的是一个什么临时性的措施，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营原则。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实行节约的巨大可能性，大大地提倡和厉行节约，以保证生产的迅速发展。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虽然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而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虽然大跃进使工农业产品有了高速度的增长，但是，还没有根本地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状况。由于底子薄、人口多，产品的增长尽管加快，还是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我们在大跃进中，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论办什么事都要从我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出发，从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出发，处处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不能认为大跃进就可以大手大脚，把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看成是小里小气。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讲过：“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国民经济的大跃进，一般是指速度说的。因为速度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提高的主要标志。但是速度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增加生产，也取决于厉行节约。增产与节约是大跃进的两条腿，是缺一不可的。当然生产速度的增长是通过产量的增长来表现的，也即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生产手段来实现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是一种节约，因为它节省了创造财富的劳动时间。扩大生产手段，就要进行基本建设，也需要厉行节约，以积累建设资金。所以，节约和跃进是紧密联系着的，是保证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严格的节约，实现生产的高速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摘自河北“东风”第九期胡开明：“跃进与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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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大家都来讲究工作方法
各行、各业、各项工作上的工作方法很多，但是，它们都不能离开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群众路线，也就是按照大多数群众意见办事。一是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也就是按照客观可能性办事。我们提倡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反对命令主义，粗暴、压服的工作方法。因为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一切工作都必须发动群众自觉地进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无往而不胜。做工作如果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包办代替，不启发群众的觉悟，命令行事，那是没有不碰钉子的。大至一个地区的革命与建设，没有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就不能取得胜利；小至一地推广水稻密植措施，如果不采取鸣放、辩论、说服、教育、示范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就难以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不会积极实行。我们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工作方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因为，做工作就是解决客观事物发展中的具体矛盾，不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方法，是不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解决具体问题要对症下药，如果不作诊断，百样症候，一张药方，一定要出事故。毛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说：“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当然是我们所不取的。
学习正确的工作方法的关键在于认真地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意见，认真地研究自己和别地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事实证明，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并不是办不到的，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不就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步学会了政治挂帅、用两条腿走路、种试验田、开现场会等等著名的工作方法吗？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愈来愈发展，工作内容愈来愈复杂了，工作也应当愈做愈细致，我们在工作中也更加需要讲究工作方法。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的。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我们更应该进一步研究工作方法，总结先进的工作方法，推广先进的工作方法，学习先进的工作方法。
（摘自浙江“求是”第五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