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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务虚与务实
王澈
“不务实”，这是一句常常用来批评书呆子、空想家和清谈家的话。一个人应当务实，这一点似乎早已成为常识的观念。所以去年毛主席提出要我们“务虚”时，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名词很新鲜，并且开始思索到务实和务虚的关系问题。
提到“务虚”，可能有人最初会想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是“不实”？既务虚又务实，这怎么能统一？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虚”字可以有“空”或“无”的意思，也可以有“不真实”的意思，这只要看“虚”字经常同什么字联结起来造词就知道了：“虚空”“虚无”“虚幻”“虚假”“虚妄”……。所以，一提到“虚”，总好像是不怎么可靠的东西。相反，“实”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可信的，靠得住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真实”“实在”“实有”。
“实”是有形有影的具体的事物，“虚”是无形无影的抽象的事物。是不是世界上只有有形有影的事物存在呢？思想本身就是“虚”的东西，可是每个人都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思想是存在的。当然，思想也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神和鬼之类的观念是虚假的，它们并不是现实事物的如实反映，而是人们头脑中的幻觉。可是很多哲学上科学上的范畴或概念，例如“共性”“绝对”“可能性”“规律”“价值”“抽象劳动”等等，这些东西同样是眼看不见，手抓不着的东西，可是它们并不是假的。用这些范畴或者概念构成的理论也是这样。科学的概念、原理、规律、理论是无形无影的抽象的东西，但也是千真万确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们是无形无影的东西而怀疑它们的真理性，怀疑它们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把“务虚”的“虚”了解成“假”，这是极少数文化不高的同志的一种误会，更多的误解是把一切理论都看成是空洞的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照有些人的看法，似乎不学习的同志总比爱学习的同志更务实，读小册子的同志总比“啃大部头”的同志更务实。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地看看虚与实的关系。
“虚”和“实”是对立的统一。“实”就是实际情况，现实生活和实践，“虚”就是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就是反映这种本质和规律的思想、理论。本质和规律是支配现象的，思想认识是指导实践的。所以，虚和实不能分为两橛。我们的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讲的“务实”。但是要能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改造主观世界，这就是“务虚”。无产阶级的政党把千千万万人民的实践组织起来，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指南，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领导人民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党提倡务虚，就是提倡谈思想、谈理论、谈政治。政治是统帅，思想是灵魂，所以我们说应当“以虚率实”。
虚在实中，虚应该不离实。我们说“实事求是”，“事”是“实”的是无疑了，“是”是什么呢？毛主席解释过，就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那么“是”就是“虚”的了。但只要是“是”而不是“非”，那就是虚而不假。是不是“空”一些呢？这也要看怎么说。如果是教条主义地对待理论，把理论变成脱离实际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当然会空。这种空洞的理论是一点实际用处也没有的。但如果理论是从实际中来而又回到实际中去的，那它就会有丰富充实的内容，虽虚而不空。
所以，“务虚”这个名词固然很新鲜，而它所含的意思却是党一直强调的。一篇“实践论”，讲的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务实和务虚的关系。
务虚是为了更好的务实。务虚务得好不好，就看务虚的实效如何。1958年吸取了1957年生产发展比较缓慢的经验教训，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干部和群众都大大务虚了一番，结果是收到了奇效，马列主义果然出粮食，出钢铁。可见，“虚”能够大大影响“实”，“虚”能够转化为“实”。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由此可见务虚的重要性。
务实而不务虚，其结果必然是务实也务不好，务不彻底。经验主义者、事务主义都是重务实轻务虚的人，但是他们常常看不到事物的本质，找不到工作的方向，因而工作也难于开展，得不到很大成效。过去有不少农民，平日很讲实际，不是亲身经验过的都不肯相信，但是一到生病的时候，却是求神拜佛，占卦算命，完全相信那些玄虚的东西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正是由于他们务虚不够，不了解科学的道理。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要提倡读书。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并不是读书太多，而是务实不够，读书也不多。这是读书的目的和方法问题，不是要不要读书的问题。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抱着这种观念，好像读书是件危险的事情，要读书，最好也是看点小册子，不能“啃大部头书”。甚至还有人认为，理论既然从实际中产生，那么有了实际就不必再学理论了，实际经验就是最丰富最高明的理论，这种人是重实轻虚，以实代虚。个人的实践经验是属于“实”的范畴，至于我们讲的“虚”，指的是理性认识。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不是很简单的。毛主席曾经把这个过程概括成四句话，叫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我个人的体会，“去粗取精”就是对事实材料作初步的选择，去掉那些不相干不重要的东西，留下有用处有价值的东西；“去伪存真”就是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考察，鉴别哪些是不可靠不真实的，哪些是可靠的，真实的；“由此及彼”就是找出各种材料和问题的各方面的联系——起初是外部联系，进而是内部联系；这样，我们就从事情的外部表现深入到内部的本质，这就是“由表及里”了。这样得来的认识，才叫理性认识。所以，理论虽从实际来，但实际本身决不能代替理论。
光务实而不务虚，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十分重视实际，而其实是对实际没有认真对待。个人的实践经验，个人接触到的环境，总是比较狭隘的、片面的。我们不能只重视个人工作的“小实际”，而忽视了社会的“大实际”，不了解大局就不了解小局。理论本身虽不是实践，但它是从亿万人民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从这一点看，我们也可以说“虚中有实”。这样的理论，能帮助我们正确地深刻地了解当前的周围的现实，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务实。
反过来，务虚而不务实，务虚也一定务不好，当然更谈不上收实效。从去年毛主席提出务虚以后，许多机关重视理论学习，重视研究问题了，由于务虚，提高了工作，这是可喜的事情。可是也有些干部，成天谈思想，工作做得少，也不大深入实际，结果变成清谈了。这恐怕是值得注意的。离开实际情况、材料、经验，务虚也无从务起；情况和经验虽有而不足，务虚务到一定程度也会感到务不下去，茫无结果。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偏向：一是做了很多工作，情况和经验堆集了一大堆，可是很少加以分析、研究、总结，以致不能提高；一是情况经验并不多，只凭道听途说，片言只字，或浮光掠影的一点东西，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就哇啦哇啦，大发议论，结果当然会流于浮夸和空疏，有时争论来争论去，由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材料，争也争不出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就实论虚”。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做到虚实并举。当然，这里也有分工，搞理论工作的人务虚的时间总要多一点，搞实际工作的人务实的时间也要多一点。但是，搞理论工作的人也要务实，不能一年四季坐在书房里，不能脱离现实的需要和实际材料而抽象地进行研究；搞实际工作的人也要务虚，不能不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习政策和理论，来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务虚不务实，会成为空头政治家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务实不务虚，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或盲目的事务主义者。虚实结合，就实论虚，以虚率实，这才是正确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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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学术论文摘要
编者按：学术译丛第五期最近已经出版，下面是其中三篇论文的摘要。
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为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要一再攻击党性原则、叫嚣科学客观性同阶级性和党性不能并存呢？这不仅是因为公开宣布科学理论的党性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所不能接受的，这主要是因为党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伟大改造力量的泉源。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按它在社会上的地位来说，不得不解决历史上成熟了的任务，即改造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它是希望客观地、科学地反映现实而不是歪曲现实的。这就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党的利益要求对现实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本身把党性和科学性结合在一起。列宁写道：“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顶峰）和革命性结合起来……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科学性和党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实质，以及历史行程怎样提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有人说，思想体系和科学的确是有区别的。因为没有资产阶级物理学和无产阶级物理学的区别，而思想体系则是具有阶级性的。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对立的。这是对的，这种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考虑到的。共产党既反对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时忽视国外科学的成就，也反对把认真研究现代科学一切成就的口号理解为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但是修正主义者形而上学地夸大科学和思想体系的区别，因而得出极端错误的结论。
物质生产活动——社会生活的基础——需要积累关于现实的知识。在一定阶段具有科学理论形式的认识，符合这种需要，便向前发展。科学就是关于周围世界的客观知识的体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不管哪个阶级占统治地位，社会总需要客观知识。因此，即使科学研究的方针是由剥削阶级的私利所决定，已经积累的科学知识还是有客观的认识价值的。
在各个历史时期积累起来的客观知识始终是社会的财产，社会永远也不拒绝这些成就，虽然反动阶级有时也企图推翻直接违反他们的利益和世界观的客观正确原理。没有必要重新发现已经发现的各种定律，例如牛顿定律，门得列也夫的元素周期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依靠过去的成就，发展和加深这些成就，人类的认识就能向前发展，为实践的需要服务。严格的继承性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知识由相对真理进入绝对真理的必要条件。
自然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所以自然科学要受思想体系的影响，并在思想体系的斗争中被利用。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然不是思想体系的观念。但是谁不知道这种理论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斗争中被利用呢！因此在科学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科学顺利发展的必要因素。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本身需要方法论的指导，需要运用概念的本领，而这种本领，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借助于哲学的研究才能得到发展。需要方法论的指导，这为一定的世界观渗透到科学中开辟了道路。一定阶级的思想体系对科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哲学来实现的，因为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向的最一般的理论表现。哲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还在于：它是阶级的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阶级的世界观，同时也是认识世界的形式。因此不能从愿意或者不愿意的角度来估计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任务是在于确定哪一种哲学在现在这个时期能够为科学的发展保证有利的前提。
思想体系和社会科学具有更深刻的有机联系，这是因为在这里，反映的对象是社会，而社会发展的规律又直接影响人们的利益，影响各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对抗性阶级的社会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社会科学。
修正主义者力图使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分离开来，硬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把违反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要求符合事实，而是要求符合世界观原则。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现实的。第一，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因此把符合事实同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原理对立起来是荒谬的。科学“摆脱”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结果，就是科学服从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第二，理论符合事实是任何科学的基本的和公认的要求。问题在于，在社会科学中怎样使理论符合事实。只有社会历史实践才是检验结论是否符合事实的客观标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在现时条件下，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就是这样的标准。只有科学地分析有关所要研究的现象的全部事实，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学术译丛第五期：弗·凯列、莫·科瓦里仲：“思想体系和科学”）
把义务看成生活的需要
凡是在人与人有一定的关系的地方，在有共同的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就有义务产生。义务可以从同志、友谊、家庭等等关系中产生，也可以从自己对国家、阶级、党、一定的社会运动等等的关系中产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承认建立在友谊、同志、家庭等等关系上的义务非常重要，同时又认为这些义务不能同更广义的社会义务相抵触，而要为它所决定。我们党从来认为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高于这个或者那个个别集体和个别地方的利益；建设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高于目前利益和暂时利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重视一切忠实履行社会义务的态度，但是特别重视这样一种对待义务的态度，就是把负担义务变成一种出自内心的信仰，变成一种习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自己的社会义务和其他义务，就不会把义务看成一种只是外部的东西，而是看成自己的本质的表现，看成生活的需要。
把义务看成本性的需要，看成对人民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历史正义性的深刻信念，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义务的内容。社会义务（公民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等等义务）成了人的内在需要，也就成了道德义务。
一个人的社会义务观念越强，一个人履行社会义务的必要性越是变成本性的需要、习惯，那么，义务同个人愿望、爱好、癖性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源也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爱好都不会妨碍一个人坚决执行自己的义务，不管这种义务的要求是怎样严格，不管它同个人的愿望是怎样背道而驰。这绝不是说，义务同人的爱好、人的愿望等等不能够有共同之处。恰恰相反，完成义务的殷切愿望是顺利完成义务的最重要的前提。（“学术译丛”第五期阿·施士金：“共产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几个问题”）
（摘译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9年第2期）
所有制和分配制度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全民所有制是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它同社会主义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全民所有制将是建立在新质的更高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建立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上，同时也不会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和它并存；全民所有制将占绝对统治地位。全民所有制的较高发展程度也表现在人民群众更广泛地直接参加生产管理，表现在他们有更高度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有时人们往往强调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差别就是非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差别。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必须估计这一点：如果将来还需要有国家，如果国家还会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者出现，那么，即使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全民所有制也完全可能以国家所有制形式保留下来。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性质将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它的大部分国内职能将属于社会组织的性质。
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是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数量还不足以按需要进行分配。按劳分配是这种条件下唯一实际而公平的原则。它能保证人们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他们的生产成果，能够刺激生产的增长，生产的完善以及工作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却会破坏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工作的物质刺激。
谈到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时，应该注意到，社会产品的一定份额（而且是日益增长的份额）现在已经不是按照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而是免费供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部分社会产品将会增加，这是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这个原理往往被误解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资产阶级分配原则。然而马克思和列宁所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分配，因为资产阶级的分配完全决定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它的特征是存在着人剥削人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阶级的不平等，以及分配物质资料方面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不存在着资产阶级所有制，也不存在着剥削，所有的人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平等的实质正在于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不同的人还使用同一的权利尺度——同工同酬。因此就会产生社会主义阶段不可避免的分配产品时所得份额的不平等现象。
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工作者的熟练程度将日益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日益消除。在劳动报酬方面，各个工作者之间的差别将会缩小，但这不是由于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而是由于工作者文化技术水平提高以后工资的增长，因此低薪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将会提高。由于家庭人数和需要赡养的人数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也将会通过增加公共基金的办法逐渐加以消除。从而产品分配方面的共产主义特征就会愈来愈增长。
（“学术译丛”第五期，格·科兹洛夫：“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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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应该口语化
浦薇
有的人，平常说话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听起来很自然；有时候，还说句把俏皮话，也很有风趣；可是，一到写起文章来，腔调就变了，句子拉得老长，词儿用得生硬，看起来既不清楚，又不明白，更谈不到风趣。看这种文章真是一种灾难。其实，写文章和讲话的目的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应该是越表达得清楚、明白越好。文章应该写得明白如话，决不应该写得比听讲话还难懂。要说文章和平常谈话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文章比平常谈话更准确些，更周到些，更简炼些，更有条理些。打个比方，平常的谈话好像是个毛坯，写成文章就是对这个毛坯加工。但是第一，不能丢掉这个毛坯，第二，加工的结果不能失去原形。
有人又会说：“口语不登大雅之堂，严肃的文章里不能用，文件里更不能用”。这种说法真有点不够严肃。请看看，去年10月6日我们国防部的“告台湾同胞书”。还有10月25日的“再告台湾同胞书”，那里面就有很多口语。像什么“美国老爷”“爱管闲事”，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这些话，不都是我们口头上常说的吗？为什么那样重要的文告里用这些话不感到丝毫不严肃，别的文章倒不能用呢？
有些人写的文章，不是力求口语化，简直是力求难懂，文章中的好多话，并不是作者自己的话，有的像京戏的道白，有的像翻译得不好的电影的台词。使人看了忍不住要发笑，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不严肃呢！本来是活人，却不用活的语言，本来是现代人，却不用现代的话！偏偏要“半文半白”“半古半今”，这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可是有人却习以为常，不以为怪。
“口语化是不是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呢？”这要看你到底怎样看。人民群众天天都在说话，他们并不都是思想简单的。拿词汇来说，口语化并不是不要科学名词，而是要口语和科学名词相结合。新的话，新名词，群众里面多得很。“人民公社”、“工具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革命”、“大跃进”、“两条腿走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数不尽的新话，已经在群众里面生了根，不能用绅士的眼光去看群众的语言，以为他们讲话都是粗俗、简单的。最好的话，一针见血的话，常常正是出在群众当中。
现在有一些人不会讲群众的话，故意用高深来遮丑。不妨举个例子。例如有人说：“三轮车工人同志，你如果能在一刻钟的条件下把我送到火车站那个目的地，那么，我将付给你多于现在应付的代价的两倍的代价”。这几句话，说得倒很合乎逻辑上的“假言判断”，也很精确周密，就是洋得很，三轮车工人听起来，会把他当作多少有点神经病。照平常讲话，就是说：“同志，踏快点，一刻钟赶到车站，我加倍给钱”。这样难道会说不清意思吗？为什么一定要故作高深呢？当然，这个例子是我编出来的，并不是真的有人那样说话。不过，写文章就不同了，就真的有人是那样的写法了。你说他不对吧，他并不服气，脸红了！脖子也粗了，回答说：“不这样就不精确呀！”其实，口语化并不反对新的话，也不反对新的句法，就是有一点：不能离开群众，不能离开中国人民的语言习惯。
“文言是不是一点不能用呢？”这要看你用的文言是不是还活在群众的语言当中。“岂有此理”这是文言，群众现在还时常用。“欺人太甚”“水落石出”，也是文言，群众也不丢掉它。可是，你不要不看对象去搬许多老古董，也不要把念起来顺口的话照古文那样写得只可以看、不可以念。例如你不要把“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写成“在什么什么时”，把“但是”写成“但”，把“并且”、“而且”写成“并”“而”，这样就不是口语化了。口语化总归要念起来顺口，和平时讲话差不多。
要作到文章口语化，这就逼着我们非做好两件事情不可。第一，一定要把问题弄通，如果自己对问题都不大懂，没有真正的体会，就很难写出像平时说话那样的文章。第二，一定要熟悉群众，熟悉他们的思路，熟悉他们议论问题的方式方法，熟悉他们的口吻，熟悉他们常用的词汇，这才能很自然地按照群众的语言习惯来写文章，一步一步地改掉“学生腔”。所以要做到文章口语化，不能单在文字技术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要写的东西，要讲的道理，融会贯通，才能够深入浅出，写出通俗明白的口语化的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