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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让敌人为西藏农奴制哭丧吧！
许德珩代表的发言主席、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关于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感到十分兴奋。我表示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任何造谣诬蔑，也不能抹杀六亿人民创造的伟大成绩
周总理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一九五八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全面的跃进”，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胜利。它鲜明地表示出，我国人民已经走上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并且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今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能够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出了更为巨大的任务。这是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继续跃进的计划。它完全符合我国人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要求，也体现了去年大跃进以来全国人民移山填海的英雄气概，因而必然能够进一步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千方百计超额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而奋斗。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同时召开，集全国各方面两千多代表人物于一堂，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团结更加扩大和巩固，也表示全国人民争取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决心。我们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跃进的大会。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就发表了他的科学的预见，他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十年前的这一历史性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光辉的现实。无论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怎样造谣诬蔑，也不能抹杀我们六亿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成绩。今年我们一定要以较去年更加辉煌的成就使敌人更加发抖。
旧知识分子要加强自我改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一切力量
为了实现今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掀起更大的社会主义文化高潮，我们知识分子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周总理在报告中说：
“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文教战线的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周总理在这里肯定了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工作的成绩，并且指出：“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旧知识分子，都应当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九三学社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文教科学战线上工作的、还处于自我改造过程中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一定要深刻体会周总理指示的精神，继续坚决贯彻党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把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自我改造密切结合起来，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
从九三学社的社员情况看来，一年多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去年的工农业大跃进，特别是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深刻的教育革命，向科学进军的群众性运动等等，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一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国际和国内形势，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等等，都获得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许多人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劳动的缺点，而且在业务实践和劳动实践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转变。有些先进的社员已经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多数人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没有彻底地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没有和资产阶级思想实行彻底地决裂。周总理指示我们，旧知识分子应当继续努力，在今后的长期工作实践中逐步实现自我改造。这个指示给我们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也给我以巨大的鼓舞。我们要进一步“上实践之马，下群众之海”，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实践中更深入地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更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更密切地联系群众。我们一定要把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自我改造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事实证明，在工作实践中进行自我改造，使自我改造的效果通过工作实践表现出来，既符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要求，也符合旧知识分子逐步完成自我改造的愿望。我们决心尽最大的努力，遵照党对我们的英明指示，继续前进。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作所为，一定要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
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挑起的武装叛乱，是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严重罪行。在西藏人民的热烈支持下，政府已经迅速平息了这一叛乱。我完全拥护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英明措施。随着叛乱的平定和西藏的逐步进行民主改革，我们的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更加巩固了。不论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假借什么名义，玩弄什么花枪，也不能破坏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不能阻止西藏的进步。自从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来，帝国主义者大肆叫嚣，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荒谬言论。他们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鼓吹西藏独立。这种说法不只是颠倒黑白，挑拨我国各族人民感情，简直是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所谓西藏“独立”只是英帝国主义妄图霸占西藏的一种阴谋，那种“独立”不过是殖民地的别名。印度刚刚从英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下脱离出来，现在这些人竟然重弹英帝国主义的老调，究竟是何居心？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如果说藏族和汉族不同就要独立，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要分裂了。我想问一问：说这样话的人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国家的情况？公开发表这种干涉我国内政的话，他们心目中是否还有中印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友好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帝国主义者最近利用西藏叛乱大肆叫嚣，一方面是妄图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是企图破坏中印友好。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发表这些对我国极不友好的言论，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的愤怒，我们不能不问，他们究竟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他们自以为继承帝国主义的衣钵，其实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印度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曾经深受帝国主义统治的苦难，深恨帝国主义的破坏民族团结的恶毒手段，我们相信，印度少数扩张主义者这些荒谬的言行，是绝对不能代表印度广大人民的意见，只不过暴露他们自己的真面目。他们不仅要受到印度人民的反对，而且也一定要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
帝国主义者和投靠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对于我国去年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建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平息西藏反动集团叛乱等等，都连续不断发出恶毒的诬蔑和叫嚣。这只是表现出他们对我们的“一天天好起来”的仇视和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诬蔑和叫嚣丝毫不能改变铁一般的事实，更阻碍不了历史的进展。让敌人去为农奴制度哭丧、去作垂死的挣扎吧，这都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的。不论美帝国主义怎样的张牙舞爪，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绝对不能容忍制造
“两个中国”的阴谋。任凭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怎样造谣挑拨，我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将更加巩固，更加发展。我们今年一定要百倍努力，以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来迎接我们光辉灿烂的国庆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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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奉告印度扩张主义老爷们赶早缩回你那肮脏的手！
荣毅仁代表的发言中还说，事实证明，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地跟着党走，没有差。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在政协所作的报告。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上海解放，匆匆快要十年了。十年前的此时，正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势如破竹，兵临上海的时候。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吏，天天向我们厂里要棉纱、棉布，要面粉，准备捞逃命的本钱；反动军队在我家门口架起了机关枪，敲诈勒索。我年老的父亲住在无锡，音信阻隔，不知是否安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真是怨尽恨绝。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的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想要远离祖国，做个海外寓公，总算还有点志气，不愿意到外国做白华受人欺侮、任人摆布，还是硬着头皮留在上海，碰碰运气。直到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进城，不取老百姓一针一线，六月三日军管会在中国银行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宣布了工商政策，心神才为之一定（不是大定）。在这十年中间，祖国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工农业生产成倍地增长，到处都展开了规模巨大的基本建设，正是一派兴旺气象。时到今日，我仍是被选为二届人大代表，还当了三届政协委员，在这里和同志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在上海还给我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岗位；一家团聚，生活安定，有时三朋四友，小叙畅谈，处身在生产发展、国家兴旺、“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境地，回想当年那种杞人忧天的神情，自己亦不觉为之失笑。
当然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生活的美满幸福并不是垂手可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使我们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我们所以有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团结了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社会制度的变革，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才有可能过着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生活。十年来的现实生活更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
对我们工商业者，党根据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始终贯彻着和平改造的方针，对我们采用着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帮助我们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对我们采取了赎买的办法，进行了工作上、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安排，使我们能够安心工作、安心改造。这样的对待，真正是仁至义尽。事实证明，由于党的始终不渝地贯彻了这个伟大正确的方针，使我们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也因此既能心定下来，又能求得进步。
可是尽管党的方针政策是肯定不移的，而我们在接受中间却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的时候，总是会产生怀疑，顾虑、动荡不安。我自己也是如此。例如五反运动是为了反对五毒行为、教育工商业者爱国守法，我当时却认为大概是共产党不要我们了；企业合营以后，提出了定息的办法，我想大概不会大的，多少有点算了，事实上政府宣布了定息五厘，七年不变，远超过了一般工商业者
“坐三观四”的希望（嘴里讲定息只要三厘，心里希望四厘），反右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明明是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辩清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想这次大概一些代表性人物要完蛋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心情，好似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明明跟萧恩去杀家了，还要问家具怎么办，船到江心又要问杀人是真的还是假的，老是对旧东西恋恋不舍，对新事物怀疑顾虑。事实是党的和平改造政策是始终不变的，最近李先念副总理针对了人民公社出现后的工商业者思想顾虑，又在民建、工商联两会中执委的联席会议上重申了定息不变、高薪不变、政治地位适当安排不变、学衔不变、和平改造政策不变的“五不变”的政策。而我们的所以如此不断反复，正是阶级本质的反映。多少年来习惯了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一下子能够抛弃得了的，必须要长期不断的努力进行自我改造。
但是在十年现实生活的教育中间，我也得出了一条经验，由于自己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就会不断的冒起头来，对党时信时疑，半信半疑，将信将疑；而我们的党是久经考验的党，领导着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十年来取得了无比宏伟的成就；事实证明，我们相信党的时候总是对的，怀疑党的时候总是错的。因此老老实实的跟着党走，没有差，有些问题没有懂，没有通，先跟着走，逐步的再弄懂、搞通，如果说这是有点迷信，我想对党对真理迷信是件好事，不是坏事。这样就会在我们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成为助力而不是阻力，成为积极的因素而不是消极的因素。当我们已经看到了去年的大跃进，又眼看到今年必将出现的更大跃进，再瞻望以后一年年的大跃进，把我们的国家从“一穷二白”的面貌改造成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上最繁荣幸福的社会之一，人人心花怒放，个个长命百岁，而我们都能为这样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真是利人利己的好事，将是多么的愉快！
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之下，接受改造已经十年，党始终对我深切的关怀，不倦的教育，寄予殷切的期望，在工作上、生活上、政治上作了很好的安排，优厚的照顾，虽然我也曾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不少错误，感到非常惭愧。可是，“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今后一定积极地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首先就是积极投入今年的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中去，学那萧桂英杀家时候的精神，大干一场。
十年来党对工商业者的改造，使我们愈来愈信任党，愈来愈靠拢党，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的正确伟大。现在西藏也将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我相信党一定会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同样贯彻和平改造的方针，这一定也会为西藏的上中层爱国进步人士像我们一样的欢迎和赞成的。
西藏的落后的农奴制度，使得大多数的西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实在是和社会发展的距离太远了，这样的制度继续保存下去，像火山一样，总有一天会爆发的。但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梦想永远保存这样落后的农奴制度来残酷的剥削、奴役人民，竟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这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所不能容忍和坚决反对的。我完全拥护政府对平息西藏叛乱事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彻底扫荡叛匪。
令人愤慨的是在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居然也出现了一些扩张主义分子，装扮得似“大慈大悲”的样子，大叫大嚷什么“西藏独立”，把叛乱说成是“西藏爱国情绪的流露”，公然反对我国平息叛乱，无耻地宣称印度应继承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垄断权利”，企图插手进来，“混水摸鱼”。更可恼的是印度的某些政府官员跟着叛乱分子，殷勤招待，随侍在侧之余，还要一再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甚至纵容暴徒污辱我们领袖的像片。这种荒谬行径，如果出自帝国主义者是不足为怪的，它们原来就是反对我们的，可是现在却是出现在同我们友好的印度。他们忘怀了早在印度为英帝国主义侵占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亦没有能够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忘怀了中印两国有着二千年和睦相处的历史，首倡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们忘怀了广大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是站在正义事业一边的；他们忘怀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是不容任何国家来干涉内政的。奉劝印度的扩张主义老爷们赶快缩回你那肮脏的手罢，好客的中国人民同时也是捉扒儿手的能手，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内政是不容任何人干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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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投帝国主义所好是误国自误
许崇清 刘思慕 朱光 林克明 雷洁琼
梁广 卢焕章代表的联合发言主席、各位代表：
我们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现在，让我们就西藏叛乱事件和外国反动派的干涉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这次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持他们的黑暗、残暴的农奴主反动统治，竟违背西藏人民的意志，不惜勾结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并劫持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这种背叛祖国、破坏统一、分裂民族团结，出卖西藏人民利益的滔天罪行、已受到了包括西藏爱国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所坚决反对和愤怒声讨。我国务院下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责成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从而为西藏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建设繁荣幸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铺平道路，这完全是我国的内政问题，绝对不容许外国势力干涉。
但是，西藏叛乱集团遭到可耻的失败之后，使人感到惊异和遗憾的是：在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竟也有一些报刊、以至一些政治家和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大喊大嚷，公然表示“同情”西藏叛乱集团，而对我国政府行使主权平息西藏叛乱的正义行为加以恶毒的攻击，污蔑我中央政府“破坏西藏自治”。最近，被劫持的达赖喇嘛到达印度的提斯浦尔之后，印度外交官员更公然在各国新闻记者中间散发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鼓吹西藏“独立”。这个声明，正如新华社政治记者所指出，显出“理屈词穷、谎话连篇，破绽百出”。这样拙劣的作品，谁是它的捉刀人？这样愚蠢可笑的把戏，谁是它的幕后导演？真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西方通讯社一则说这个声明是同印度外交部官员“长时间会谈以后拟订的”，再则说“印度政府赞同达赖的声明，是想间接地说出一些难于直接说的东西”，这些推测，正如“空穴来风”，不是没有因由的。经过新华社政治记者把这拙劣的文件驳斥之后，再来一个所谓“达赖的第二次声明”，只会愈描愈黑，欲盖弥彰。不管怎样，印度某些政治人物对于西藏叛乱集团的支持和鼓励，强加于达赖头上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散发，都是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这是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这也是所有珍视中印友谊的中国人民所不能默尔而息的。
首先，必须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国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西藏的主权是属于中国，这也已为一九五四年中印协定所确认；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印两国所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无意干预中国内政”的保证也一再见于尼赫鲁总理的声明，而为中国人民所欢迎。而现在，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不但否认西藏人是中国人，而且大肆鼓吹“西藏独立”、反对我国的叫嚣和活动也在印度境内公开进行，甚至受到支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就很难使人相信中印协定和五项原则在印度还有约束力。
其次，正如周总理的报告严正地指出，以及班禅、阿沛等西藏地方领导人的发言令人信服地证明，西藏叛乱集团只是一小撮的行同暴君和匪徒的农奴主，他们疯狂地发动武装叛乱，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目的是要葬送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要求民主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良好愿望，而永远保持比欧洲中世纪更加野蛮、更加残酷的农奴制度，陷一百一十多万西藏人民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印度自命“好心”的人的所谓“同情”却偏偏倾注于把西藏变成人间地狱的一小撮农奴主，而对于西藏绝大多数人民要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把西藏逐步建成人间乐园的正当要求却熟视无睹，这样的“同情”难道还不是可鄙可耻的吗？
再次，污蔑我国中央政府“破坏西藏自治”出自印度某些政治家之口，也是含血喷人，心劳日拙。无数事实证明，我中央政府不但忠诚地执行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并为西藏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而且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耐心等待，宽大为怀，做到仁至义尽。如果不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百般阻挠的话，像实施于内蒙古和新疆那样的民族区域自治早已会在西藏实现了。撕毁十七条协议，破坏西藏自治的正是劫持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先下手进犯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事实具在，班禅、阿沛等西藏代表的指证，言之凿凿，这难道还可以替西藏叛乱分子辩驳的吗？
人们知道，过去英帝国主义为了侵占西藏，曾经打起了“西藏独立”的旗号，而在印度独立以后，印度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竟忘记了印度人民几百年来在英国殖民主义者铁蹄下所受的灾难，反恬然以英国在西藏的帝国主义特权的“继承者”自居。在西藏叛乱集团失败以后，印度方面支持叛乱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一片叫嚷，无疑是反映了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野心。对于这样的粗暴的外国干涉，我们中国人民感到愤慨，是完全正当的，但我们初时还是以中印友谊为重，力自克制，只婉言规劝。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把我们这种持重的态度错认为软弱的表现，得意忘形，变本加厉，让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那样丑恶的把戏在提斯浦尔演出，所谓“西藏独立”那样的黑旗在印度境内打出来，妄图浑水摸鱼，捞它一把，并向我国施加“压力”，以破坏我国与亚非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这就做得的确太过份了。这种明目张胆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动，严重地违背了一九五四年中印协定的精神，也违背了中印两国共同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破坏了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的阵线，也破坏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的友谊。无论是为了中印两国的利益、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的利益，我们中国人民都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向印度的某些政治家们率直地忠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族人民已经坚强地站立起来了，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得比钢铁还坚固，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伟大祖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任何外国势力假借西藏叛乱事件，割裂我国领土、干涉我国内政的阴谋，都是白日作梦，枉费心机。而且，以西藏叛乱的事件的处理而论，正义和道理完全在我们这一边，而不在西藏叛乱集团那一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附和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攻击和污蔑，不管怎样恶毒，也丝毫无损于我国的国际威望。作为印度人民的朋友，我们更不能不严肃地提醒印度的某些政治家们，不要记错时代，不要看错形势，如果听任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种露骨的干涉我国内政、投合帝国主义所好的行动继续下去，那就不仅会败坏印度这些年来倡导和平共处所赢得的国际声誉，而且会使印度离开中印友好、离开和平中立的正确道路，离开可以互相支持的可靠的国际朋友，徒然不利于印度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经济独立的事业，而有利于帝国主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可悲的后果难道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固然，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站在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截然不同的立场的，他们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力主维护和发展中印两国友好关系，这种友好的、严正的态度由最近印中友好协会的声明表达了出来。我们中国人民是懂得把印度广大人民和少数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的。但是，不容否认，在“同情”西藏叛乱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一片叫嚣声中，印度的某些政治家已经头脑发热，已经开始踏上“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道路。何况达赖喇嘛已向尼赫鲁总理证实他给谭冠三将军的几封信是一点不假，这就使得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印度方面对中国种种攻击的主要借口完全破产。立足点势同雪崩，悬崖更须勒马，不然的话，就难免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心所谓危，就不能不在这里再一次正告印度这些“聪明的政治家”：如果你们还认为中印协定值得信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值得维护，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线值得保持，中印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值得珍惜，你们就得放清醒一些，从干涉中国内政、投合帝国主义所好的误国自误的道路，回到恪守五项原则、巩固中印友好关系的正确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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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教事业的彻底革命
刘思慕 苏步青 陈望道 陈建功 吴若安 金仲华 赵超构
舒新城 廖世承代表谈在上海视察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全面总结了我国去年跃进的巨大成就，展示着今年继续跃进的壮丽前景，给我们以极大鼓舞。我们衷心地、热烈地拥护周总理的报告。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黑暗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竟然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武装叛乱。这种叛国行为不但破坏统一，破坏民族团结，而且严重地违背了西藏一百二十万人民的利益，全国各族人民绝对不能容忍。我政府已经下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军区部队在西藏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之下，已经基本上平息叛乱，控制了西藏的局势，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的出现铺平道路。这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们为这胜利热烈欢呼！人所共认，西藏事件纯粹是我国的内政问题，绝对不容许外国干涉。但是，事件发生以后，除了敌视中国人民、唯恐天下不乱的帝国主义者借此兴风作浪，对我国大肆污蔑之外，在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竟也有人大叫大嚷，对西藏叛乱集团表示同情和鼓励，对我国进行诽谤，其口吻与帝国主义一模一样。日前印度外交官员更散发了破绽百出、荒谬绝伦的所谓
“达赖声明”，打出了所谓“西藏独立”的旗号。这就不但严重地违反了中印两国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破坏了中印友好关系，而且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印度的反动派和扩张主义分子是否要重燃他们的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遗产的野心，是否要以此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但是，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已经像巨人般站立起来，帝国主义者任意割裂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印度人民的朋友，我们要正告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你们的头脑不要再发热了吧。你们干涉中国内政的粗暴而拙劣的做法，无损于我国的威望，而只会败坏印度这些年来在国际事务中所赢得的声誉，使印度落入帝国主义的圈套，而自己也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对于印度本身，对于你们自己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在这里，我们还想就文教战线上的大跃进的一些事例，谈一谈我们的体会。
大家看到：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所有文化教育事业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面貌。不仅是数量上成倍地发展，质量上也大大的提高。正如周总理报告中所说：“我们按照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原则，贯彻执行了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展开了教育事业的巨大的深刻的革命。”这一年来，教育革命的具体表现是破除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克服了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现象；在教学上，生产劳动已经列入教学计划；师生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正在健康地发展；各级学校修订了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改编了教材，改进了教学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所有中等以上学校都在努力实现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原则，使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业余教育也有很大发展。
单就我们在上海视察当中看到的一些情况来说，同样生动地反映着文教事业的跃进气象。
上海全市的二十一个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共计四万五千零四十三人，有四万零五百一十五人参加了生产劳动，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共做了三百六十七万八千四百零五个劳动日；全年平均每个学生的劳动日为九十一个。工业产值达五百八十七万二千六百三十三元五角，农业总产值达五百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七十元。上海水产学院学生结合专业参加劳动，出海捕鱼共达一百零三万八千一百九十九斤，产值一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元。从去年十月开始，全市高等学校参加全民炼钢，三个月中共建立了炼钢炉一百四十五座，产钢一千一百八十七吨。通过劳动锻炼，广大师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初步养成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习惯，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在教学工作中，全市各高等学校除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法外，并且采取在党委领导下的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据十六所高等学校的统计，新编教学大纲八百余份，教材四百余份。复旦大学中文系二、三、四年级合编“中国文学史”（上卷）已于年初出版，显示着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的成长；新生一代的敢想敢说敢做的风格，博得各方的赞扬和勉励。各科教材或教学大纲的修编，都经过师生共同讨论，如“中国文学史”并由高教局组织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校中文系联合进行讨论。学术讨论，百家争鸣，成为风气；在讨论争鸣过程中，老年教师、青年教师都做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坚持真理。在师生民主平等的新关系中，一方面教师在党委领导下，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学生也在学习上发挥了创造性，提高了教学质量，推动学术讨论的健康发展。
在业余教育方面，去年八、九月间上海市委号召全党办学，全民办学，人人劳动，人人学习，在十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首先在全市青壮年中普及中等教育，以后再使有条件的和自愿学习的受到高等教育；市委并指出目前职工教育应以发展业余学校为主。在九、十两个月间，就办起了六千二百多所业余学校；在全市一百八十二万职工之中，有一百零九万人进了业余学校。办学方法，也有所创造，适应着生产需要和技术革新的要求，制订出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的一贯制教学计划。学制通常为八年，小学、初中共四年，高中、大专各二年；实行“车间办学”，初中以下的业余学校由车间办理，大专业余学校则由厂办或联厂办理，以“能者为师”的方法扩大师资的来源，请老年有经验的工人担任教课。现在共有业余教师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人，而专职教师不过七千八百七十一人。许多工厂的扫盲任务已完成，正在进行中等和大专教育以及科学扫盲；例如上海冶炼厂的二千八百名职工中，文盲只有六个人，目前正在扫化学盲。就我们视察的几个单位来看，业余学生的出席率均在百分之九十上下，工人们的好学之风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相信上海市委的“十年普及全市青壮年的中等教育”的号召一定可以如期实现。
我们还视察过上海北郊中学。这个学校和大陆金笔公司挂钩，高中学生都到这个厂里参加劳动；全校二十八个班，每个班请一位先进工人作副班主任，经常到校参加班会进行思想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
此外，在出版方面，上海各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由一九五七年的二千九百三十四种跃进到五千零三十七种；图书发行数由一九五七年的三亿二千五百万册，跃进到四亿九千一百万册。在质量上，由于上海市委上年发出了加强出版工作的通知，七月又进行检查，各出版社在党的领导下大力贯彻出版事业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出版物一般能配合形势，联系实际，密切为生产服务，扭转了厚古薄今和轻中重外的倾向，使得出版物的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正在开展中。目前，上海的商业工作人员基本上能运用普通话，所有路牌都加上了汉语拼音。
我们的所见不广，而且只限于上海一地，但就亲眼看到的这些事例来说，也可以证明我们的文教事业正在飞跃进展，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革命。
为什么去年上海的文教事业有这样的大跃进？我们以为有两句最流行的话，可以代为解释，那就是：
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
千难万难，依靠群众便不难！
当然，文教事业的大跃进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已有成就和继续提高质量，而其关键则在于大量地加速地培养文教干部，以适应“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发展。这是一个长时期存在而又是比较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更加努力更加细致地把它做好。
我们是文教工作者，多数还是老年的文教工作者。我们受到解放以来的党的教导和新社会的生活、特别是去年大跃进的鼓舞，我们同青年一辈同样的感到跃进的兴奋，感到青春的喜悦和大有可为的美好前景。从我们近几年来的工作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这一个真理，应当按照周总理报告中所指示的：“继续努力，在今后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实现自我改造”，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新旧社会的对比给我们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深深地感到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旧知识分子，在大跃进的伟大时代里，不仅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贡献他们的全部力量，发挥他们的才能，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在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安排下，完全有可能雄心勃勃地当仁不让地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做出前所未有的贡献来。我们衷心地感谢着：党，鼓舞着我们的干劲，党，使我们恢复了青春！我们“年老心不老”，我们愿意学习青年知识分子的长处，同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在不断跃进中接受锻炼，同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在社会主义的文教战线上拿起新的思想武器，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贡献全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