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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场上的勇士 生产上的尖兵
全国复员、转业军人为祖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本报讯 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全国烈军属和复员、退伍、转业、残废军人同全国人民一起，发挥冲天干劲，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涌现出大批的模范人物。根据北京、上海、河北、河南等十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统计，这些地区共有烈军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和革命残废军人五百二十六万四千多人，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中，成为先进生产者和模范人物的就有四百零一万三千三百零七人，占总人数的78％左右。
“车间田野当战场，镰刀斧头当刀枪”，这是战斗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数百万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行动口号。在广大农村里的复员、退伍军人，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各项农村工作中，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生产中始终担负着最艰巨的任务。他们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巩固人民公社和开展农村各项工作的骨干力量。湖南省农村的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二名复员军人当中，担任乡、社干部和党、团书记的就有七万一千七百十三人。陕西省雒南县复员军人张银祥，是人民公社的副主任，他为了发展山区的副业生产，增加社员的收入，带头养母猪，用自繁自养的方法，大力开展养猪工作。按照不同季节，发动群众，在山野里找到猪的饲料一百三十多种。打破了没有粮食不能喂猪的陈规。公社化后，这个社建起三处养猪场，连同社员个人喂养的猪在内，平均每户养猪达十七头，全年出卖子猪一千五百九十六头，肥猪四百五十头，共收入一万九千四百二十六元，占副业总收入60％，大大增加了公社和社员个人的收入。河南省偃师县复员军人马建章，是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也是出色的人民公社会计。回乡后，领导上分配他担任会计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掌握了全面的会计业务，并创造了“流动办公法”，很受社员欢迎。同时，在乡党委的支持下，他举办了一个会计训练班，培养了会计和记工员三十八名。复员军人战仲春，是吉林省洮安县红光公社的副主任，他一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别人，特别注意发挥全社复员军人的积极作用，因此，这个社的复员军人没有一个不安心农业生产，并且有80％以上的人当了先进生产者和模范。正由于全社的复员军人都能处处带头，这个社的各项工作都能提前和超额完成，被评为县的模范社。
在去年全民大办工业的运动中，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始终站在这一运动的最前列。为了确保钢铁元帅升帐，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四川省古蔺县在大炼钢铁中缺乏燃料，当即由三百五十名复员军人组织起焦煤生产突击队，在高达一千三百公尺的高山的积雪上扎了营，在无房居住、无开采设备，又缺乏开采技术的情况下，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终于在这座山上建起了“八一焦煤厂”，开凿了七个煤井。在边建设边生产的过程中，每日产量由平均十四吨提高到六十五吨，解决了这个县大炼钢铁中的燃料问题。山西省的二十多万复员军人、烈军属和残废军人，自集资金两千多万元，办起了钢铁、水泥、化肥等工厂四万五千多个。由李兴发和其他二十二名复员军人集资兴办的浙江长星耐火器材厂，便是话剧“烈火红心”所表扬的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办厂的过程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战胜了重重困难，现在这个厂的职工已经有七百多人，生产设备和操作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试制和生产出来的两千多种产品中，有些还是我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的。
全国数十万革命残废军人，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鼓舞下，也以顽强的战斗意志，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省、市教养院休养的残废军人，大部分都参加了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生产活动、文艺宣传活动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并且纷纷组织课余演出队或歌舞团，深入到农村、部队、工厂、矿山和机关、学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过去他们曾在革命战争中冲锋陷阵，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现在，他们又把他们亲自创造的真人真事编写成各种文艺作品，用共产主义思想，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们，鼓舞他们的革命干劲。四川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从1958年5月以来，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长春、济南、南京、上海、瑞金、广州、武汉等二十个城市，巡回演出了三百多场，观众达一百多万人。同时，向广大群众作报告八十六次，听众约二十五万人。许多人看过他们的演出或听到他们的报告，都深受感动，认为是受到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并且表示决心，要向这些最坚强的人学习，以更大的干劲建设祖国。复员回乡的残废军人，虽然他们享受国家的抚恤和群众的照顾，可是他们仍然怀有一颗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雄心。全国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同志，他是二等残废军人，还乡后一直发扬了艰苦顽强、吃苦耐劳的作风，深为群众所爱戴。在农村他曾多次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今年4月16日，他参加河南省在滑县召开的一个现场会，正好他经过的地方有一个水库突然决口，有三丈宽，他奋不顾身，连衣服都没有脱，立即跳下去抢救。当时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和附近的学校学生和群众在他的影响下，也纷纷跳下水去，经两小时的紧张劳动，终于堵住决口，避免了水患。有劳动能力的烈、军属，在工农业生产中，有许多人不仅成为生产上的能手；而且还被选为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河南省嵩县烈属党秀荣，是和店营支部书记，她领导的和店营生产队在生产上获得了很大成绩，是全县生产最突出的一个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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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荣的人
党的优秀的宣传员
自去年大跃进以来，在四川璧山县城北人民公社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失去了双臂的青年人，在公共食堂、地头、田间和路旁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这位青年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伤的革命残废军人黄川仁同志。
1953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黄川仁同志不幸失去了双臂，腿部腹部也受了重伤，那时他才二十岁。截去双臂以后，他一度感到悲观。他想：“昨天我还是个健壮活泼的小伙子，今天残废了，不能再工作了，还给人民增加负担，这多痛苦啊！”但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在医院护士同志们的帮助下，他看了“三勇士”、“无脚飞将军”、“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连环画，这些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使他坚强起来，从新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经过勤学苦练，终于练成了用嘴写字。他向党写了一首诗，要求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亲爱的党，
我是你亲手培养下的一名战士，
你是我的母亲，
我虽然失去了双臂，
但我有颗火热的心，
要为祖国继续放光，
献出我全部身心。”
黄川仁从荣军教养院回到家乡后，看到祖国建设飞跃地发展，心中非常激动，就积极参加了宣传鼓动工作。社员劳动时，他在田间编快板、鼓动诗、顺口溜等，鼓励大家积极生产。他还深入生产队、组，收集好人好事的材料，写成鼓动牌插在田间或用广播筒广播。他不能拿起广播筒，叫别人把广播筒拴在矮树枝上广播；需要流动宣传时，就把广播筒拴在衣袖上，要广播时弯腰用嘴把广播筒含起来，放在树叉上托着广播。有时叫人把报纸夹好，吊在树枝上，给社员读报宣传党的政策。
为了提高宣传效果，他又学会了用嘴画画。在宣传牌上，一边画画，一边写字，有时用十几块牌子拼起来，画上一组连环画。他现在已画了墙画十一幅，漫画三十张，鼓动牌二百多块，写鼓动诗、快板诗和各种标语五百多件，还编相声一个，收集民歌四百六十多首。今年计划要写一千首诗，画一百张画，写两个剧本。 （樊炳义）（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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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红军余光华
余光华同志在三十四岁那一年，离别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孩子，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途程。整整二十年，余光华在革命队伍里一直作炊事员的工作。为了保证战友们吃好吃饱，余光华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1950年，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安置他休养。余光华心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还能够劳动的时候，绝不能让国家白白养活我。“我是农民出身，请允许我回家生产。”就在这年冬天，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离别二十年的故乡。
“在外边跑了二十年还会种田？”许多群众对余光华回乡是否能够生产劳动表示怀疑。老余同志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他严格要求着自己，每天天不亮就下田生产，回来再煮饭、喂猪，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情。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竭力回忆长征途中的万千情景鼓舞自己。这几年来，他每天清晨到野外拣一趟野粪回来，东方才泛起鱼肚白。他再招呼社员起床，一同出工。中午大家休息了，他还要到山上割牛草，干点零活。社员们说：“老余回家后，天都亮早了！”
1955年12月间一个雪夜，社委会为了在旧历年前完成兴修水库的任务，决定冒雪夜战。余光华同志迎着风雪，第一个脱下棉袄，卷起裤脚走向工地。“老余这么大年纪都出了工，我们还不该去？”社员们纷纷参加了夜战。余光华日日夜夜与群众战斗在一起，许多社员劝他，“现在这么多人，少一个人也不要紧。”老余同志总是说：“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嘛！”第二年，水库灌溉的一千亩田获得了大丰收。群众感激地说：“多亏老余同志！”
余光华同志是社里的保管员；社员们称赞他是社里的一把锁。他当保管员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前年秋天，社里的谷子和花生，白天挑到坪上晒，晚上要收回去。晒场离房子很远，每天挑进挑出需要好多人工。余光华和社主任商量，“把谷子放在坪上，夜晚我去看守。”由于他的坚持，社主任答应了。晚风吹过，冷倒是小问题，最伤脑筋的是睡意不时袭来。老余暗暗给自己下命令，不时揉揉眼皮，振作振作精神，实在疲倦时，就起来走动走动。夜深了，他怕露水把谷子打湿，就把棚子上的稻草拉下来盖在谷堆上，自己在谷堆边坐到天光，这样一连看守了二十多天。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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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烈属、军属和残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休息时，钱瑛部长和代表们在一起畅谈。左起：戎冠秀、邓芳芝、钱瑛、胡文秀。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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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八个铁人，十八颗红心
本报记者 佟希文 李健羽
初夏的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辽西丘陵上的煤城阜新，整日都笼罩在浓重的云雾里。矿井地面上一片沉寂。原来，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新丘矿八一掘进队与李宝书掘进队的一场高产竞赛已经揭晓；这场激战没有开始以前，人们曾有过热烈的争论。尽管八一掘进队是公认的“虎队”，但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李宝书队势在必胜，谁也没有想到八一掘进队竟以日进十五点六公尺、超过原订指标一倍的纪录，赛过著名的李宝书队！
我们在八一掘进队的坑口，碰上了这个队的“李逵”王维昌。他头上戴着柳条编的防护帽，一盏闪着亮光的矿灯搭在肩头，正准备下井换班了。忽然，一个与王维昌同样打扮的人，匆匆忙忙地走出矿井挡住了王维昌的去路。这人浑身全是泥水，瘦削的脸上满布煤屑，神态紧张却又异常沉着，与王维昌一比较，显得是那样的文静。经王维昌一介绍，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八一掘进队的政治指导员徐福安。他要王维昌留下来，与另外两个小组长张学海、王永德在一起开个碰头会，解决作业中的车皮问题。于是我们也参加了这个“阵地会议”，并且想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情况。
这十八个经过战火洗炼的人，都是在1956年前后从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复员转业的。当他们带着斑斑战伤和金光闪闪的战斗奖章，来到阜新煤矿时，简直如同一个无知的孩子站在深邃奥秘的大海边一样，对什么都是生疏的、新鲜的。但当他们了解到煤炭是祖国工业建设的粮食的时候，他们就从心眼里爱上了这个在旧社会被人们称作“煤黑子”的职业，并且坚决地要求担当煤炭生产的尖兵掘进工。
1957年，伟大的“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矿井里忽然出现了巷井掘进大大落后于采煤需要的严重局面。在解放战争中曾在东北塔山阻击战中负过伤的出色侦查员徐福安特别为这件事着急。就在这时，张学海、王永德等复员军人来找他了。在部队里当过班长的王永德激动地说：“冲锋出发地集结着千军万马，可就是打不开缺口，这怎么办？”在部队里立过三大战功的老班长张学海接着说：“那里最困难，我们就应该到那里去。”足智多谋的徐福安想出主意来了：“要是大家有决心，我们组织一个掘进队行不行？”大家说：“行！”于是他们共同邀请了十几个复员军人，向党委提出了组织一个复员军人掘进队的要求。
他们的要求，马上得到党委的批准，八一掘进队诞生了。
建队后，第一次接受的任务是作采煤场子下横川。开始他们一炮就崩倒了五个棚子，紧接着又遇上了煤层折曲和砂岩。老班长张学海狠命地把着风钻，钎子头在岩石上干打，光出溜就是进不去，个个眼睛都急得冒出火来了，还是不出活。在这个情况下，有的人不免灰心，说：“咱们没有技术就散伙罢！省得给部队丢人！”被人家称为“黑旋风李逵”的王维昌急坏了，他把两眼瞪得溜圆，粗声粗气地说：“怎的，怕石头硬啦！人是活的，石头是死的，在战场我们消灭了成千上万个有腿能跑的敌人，还能让一块死石头吓住！”徐福安向王维昌摆摆手，接着说：“同志们应该想想在朝鲜打山洞。那时候我们是用大锤打，手把钎子，像用手掏一样，就是这样千百座山都被我们掏通了，现在用机械作业还能向它低头吗？共产党员、人民战士就要有这样的硬骨头！”恰巧，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党给他们派来了老工人，在老工人勤恳地指导下，他们虚心地学习，终于创造了“水洗风钻”的方法，胜利地攻开了向大自然进攻的第一个技术关。
这以后，他们开门红、班班红、日日红，几乎是月月领先。1958年提前四十天完成了一千四百公尺的掘进计划，今年又创造了月进二百一十五点八公尺的全省煤矿最高掘进纪录，并且成了全省复员军人的一面光辉的红旗。
在巷道的尽头，煤屑刷刷地落下来，岩粉飞扬着，每个人的脸都被煤粉糊满了。换班的小组下井了，准确一点说，下去快一个小时了，还不见井里的那个小组上来，这真使人纳闷。可是党总支张书记却笑着对我们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一定是又搞交叉作业了。”
“交叉作业？”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张书记接着说：“八一队和李宝书队在不久前那场激烈的竞赛中，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交叉作业搞得好。这一天，他们三个班，你追我赶，个个争先，但是在竞赛中，他们并没有忘掉互相创造条件和互相支援。有经验有窍门一班一班往下交，有困难有危险谁遇到谁包干，该换班的时候不走连续干，我帮你两小时，你帮我三小时，有的人像王维昌、张学海、王永德、徐福安等人竟一连干了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忘了。”我们问：“那恐怕太累了吧？”他感慨地说：“他们就是有股子猛劲，要不然人家也不会叫他们十八勇士了。他们好像从来不知道劳累似的，作为一个党总支书记，为了叫他们休息，我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软的硬的他们都不吃，简直对他们没办法。”说到这里，张书记摊开了两手，紧接着又收拢回来说：“你们已经认识王维昌了，竞赛那天我命令他休息一会，你猜他说什么——‘让我休息，比得场病还难受！’这就是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
除了王维昌以外，别的人又怎样呢？张书记告诉我们：王永德爱护集体荣誉胜过爱家，激战那天，正赶上他老婆生孩子，可是他却一时也舍不得离开矿井；宫克发大腿被绞绳打破了，人家扯他上医院上点药，按他躺在家里休息一会，但他又到矿井来了，并向同志们说：“轻伤不下火线，这是老规矩了！”陈天礼，为了参加夺煤大战已经四次推迟婚期了……。新丘矿党委书记任克东称赞他们说：“你们真是十八个铁人，十八颗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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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草原上唱起了“东方红”
新华社记者 姜庆肇
来自西藏草原上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模范卫生员黄一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段人民解放军和藏胞共同消灭叛匪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西藏高原一座六千多公尺的雪山里。黄一德所在的解放军某部骑兵连为了追剿叛匪，星夜赶到雪山深处的一片草原上。这儿风雨交加，时有冰雹，空气特别稀薄。突然，在他们前面出现了闪亮的灯光，在闪光下可以隐约看到一群人影在浮动。“是敌人吗？”连长李法仔马上命令部队准备战斗。战士们纵马舞刀，飞驰过去，到近处一看，却是一千多名身着破衣烂衫的藏族牧民。牧民们见了解放军，一面热情地高呼着：“金珠玛米（解放军），亚木（好）！”“毛主席，亚木，巴格什查的（顶好）！”一面拥上前来欢迎。接着，他们纷纷哭诉起“魔鬼”——叛匪的滔天罪行：在前一天，叛匪洗劫了他们的牦牛场，绑走了五十多个青壮年，奸淫了妇女，烧毁了牛棚，抢走了他们的酥油、茶叶、青稞面和几百只牦牛。牧民痛恨地咬牙切齿，一致要求解放军为他们报仇雪恨！
连长李法仔和副指导员魏金山，当场代表全连指战员向牧民们表达了“全歼叛匪为藏胞除害”的决心，牧民们一听，都高兴起来，把部队领到牧场上，帮助战士们扎下了营房。
第二天一早，战士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劳累，一齐跑到牧场上，帮助牧民们搭牛棚，修建拴牛场，捡牛毛、背水和打酥油……。当战士们看到许多贫苦的牧民已经无粮断炊时，便自动地向上级请求，把自己背的大米，送给饥饿中的藏胞。
黄一德也背着红十字医药包，同翻译一起，昼夜穿行在牧场上，挨门逐户地走进帐篷，为牧民们治病。几天之中，就治好了一百七十多个藏胞的病。有一天，他走近一座破烂、黑暗的帐篷，听见里面一阵哭泣声。他和翻译立即走进去，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藏族老太太，守候在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身边痛哭，那孩子面色腊黄，浑身抽搐，发出微弱的呻吟声。黄一德马上给孩子诊断病情，原来这孩子的脚被火烧烂了，直往外流脓。再检查一下体温，已经高到四十度点三了，孩子的生命处在垂危中。老太太伏地拜求“神医生”千万要给她孙儿治好病，保全她家留下这个后代。因为孩子的父亲已经被叛匪绑走，母亲也被叛匪杀死了。
孩子的名字叫四郎嘉错。黄一德先用青霉素给孩子注射，后又在孩子脚上涂了药膏。黄一德还和孩子的老祖母一起，守候在孩子身边服侍，按时给打针、吃药、端屎端尿。第二天，孩子的体温便下降到三十七度，而且开始要水喝，要东西吃了。
十三天后，四郎嘉错完全恢复了健康，他从翻译那里学会了第一句汉语：“谢谢，解放军叔叔！”老祖母当即领着孙儿，携带酥油、奶渣和哈达，来到连部，感谢“救命的活菩萨！”连长婉言谢绝了老人家送来的礼物，他说：“老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为了藏族人民能过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还要帮助你们办更多的事情哩。”
就在这一天傍晚，四郎嘉错的祖母背着糌粑和奶渣，悄悄地向大雪山里走去。她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叮嘱孙儿说：“你放牛去吧。我要找回你的父亲，让他脱离苦难，回到家来，报答解放军的恩情。”祖母走后，四郎嘉错便清早起来，唱着“东方红”去放牛；晚上回家，他拴好牦牛，就跑到骑兵连的营地，找“解放军叔叔”再教他唱“社会主义好”。他还领来很多的藏族孩子们，要解放军叔叔教他们唱歌。
欢乐和自由的歌声，飘荡在牧场上。战士们日夜盼望着老祖母安全归来。在第四天上午，老祖母突然带领着她的儿子和另一个被叛匪裹胁去的青年牧民，出现在连部门口，向连长交上了两支步枪。连长当即代表人民解放军热烈欢迎他们。老祖母望着连部挂的毛主席像，流下了感激的眼泪。她的儿子也扑伏在地，一再向毛主席像拜谢，并坚决地向连长恳求：“我要和你们一起把魔鬼统统消灭光！”
接着，这位诚实、勇敢的藏族牧民，便经常出现在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的前头，充当了向导。他勇敢机警地带领着骑兵连，翻山越岭，攀崖走壁，追歼着雪山里的叛匪。在这同时，他还在牧民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叛匪的种种暴行，鼓励乡亲们去把被叛匪绑走的子弟找回来。只十多天，这个草原牧场上，便有四十多个青壮年牧民从匪穴中逃跑回来了，他们向骑兵连缴了武器，并且报告了匪情。
当骑兵连奉命向这座雪山里的最后一股残匪围攻的前夕，牧民们又自动组织起一支牦牛运输队，为骑兵连担任运输。四郎嘉错的父亲便是这个运输队中的一个负责人，他牵着自己的全部牦牛。在日日夜夜的追剿叛匪的进军中，他们一直跟随部队前进，及时地把弹药、粮食送上去，保证部队很快地剿灭了残匪，活捉叛匪五百多名。
战斗胜利结束了。骑兵连和牧民运输队又一起回到牧场。为了报答藏胞的热情支援和救济贫苦牧民，骑兵连奉命把缴获叛匪的两千多斤粮食，全部分给了牧民们。这是个充满无限欢乐和友谊的节日。雪山牧场上沸腾了！藏胞和战士们一道跳起了“踢踏舞”，唱起了“东方红”，欢庆藏族人民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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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广西少数民族干部成倍增长
据新华社南宁18日电 广西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壮大。现在，全自治区少数民族干部总数已达四万七千零六十一人，比1954年几乎增长了一倍。全自治区已有一万三千二百四十五名少数民族干部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二百五十四人参加了共青团。担任领导职务的县级以上的民族干部，已增加到一千一百六十四人。
这批民族干部绝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共各级党委对培养民族干部极其重视，除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多帮助他们外，还专门设立各种院、校和训练班，分次抽调民族干部轮流学习，或组织他们参观访问，从各方面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仅广西民族学院从1952年开办到现在，即训练了僮、瑶、苗、侗、回、仫佬、毛难等族学员三千一百七十九人。
自治区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中大都能以身作则，积极带动本民族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安瑶族自治县二百四十多名区级干部，在去年工农业大跃进中，有98％的人受到表扬。大苗山苗族自治县山鹰公社苗族副社长贾老芳为了彻底改变高寒山区的落后面貌，积极组织群众开荒、造林，千方百计地领导社员发展生产，使当地群众普遍增加了收入。中共大苗山县委曾作出决定，号召各族干部认真学习贾老芳一贯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品质，结果全县出现了具有这种优良品质的干部九百八十六名，大大推动了各项工作。
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和学习中，经常得到汉族干部亲切关怀。许多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像亲兄弟一般地团结互助。中共龙胜各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处现任苗族书记艮剑，在解放前夕是桂北革命游击队的一名普通战士，解放后，在这个县以前的三任汉族书记的帮助下，学会了钻研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日长月久，这位农民出身的苗族游击队员，逐渐成长起来，终于担任了领导全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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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航空模型运动队在上海作飞行表演
罗田径队在沈阳进行友谊比赛
据新华社上海19日电 匈牙利航空模型运动队六位运动员，今天在上海为两万多观众作了一场精彩的航空模型飞行表演。
运动员们一共表演了各式模型飞机竞速、特技和空战等七个项目。全匈特技冠军埃格尔瓦利和奥尔多格操纵的模型飞机做了许多优美的特技姿态，一忽儿贴近地面地倒飞，一忽儿在空中连续翻筋斗，埃格尔瓦利还表演了两种世界上的最新项目：翻三角筋斗和“四叶玫瑰”。经操纵的飞机模型一般都能翻圆形筋斗，可是翻三角筋斗需作直角操纵，“四叶玫瑰”是控制飞机模型在操纵者头顶上空围绕飞行作四瓣圆叶状，这些高超纯熟的操纵技术一再受到了观众们热烈的鼓掌称赞。
据新华社沈阳18日电 罗马尼亚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巴拉斯，今天在沈阳再一次跳过了一公尺八十公分的高度，博得了一万三千多名中国观众的热烈赞扬。
罗马尼亚国家男、女田径队今天在沈阳同辽宁男、女田径队举行了友谊比赛，结果，男子队在十项比赛中，取得了九项第一名，辽宁男子田径队的佟作林以二十二秒三的成绩取得了二百公尺的第一名。罗马尼亚女子田径队在八项比赛中，赢得了六项第一名，辽宁女田径选手刘玉英和石宝珠分别以十一秒五和四十四公尺五十五公分的成绩，获得了八十公尺低栏和铁饼的第一名。
最引人注意的是女子跳高比赛。罗马尼亚功勋运动员巴拉斯在辽宁的女选手们跳过她们的最高高度后，才开始试跳。第一次试跳，巴拉斯就轻轻越过一公尺六十公分的横竿。当她第二次又跳过了一公尺七十公分以后，横竿一下子就升高了十公分，达到一公尺八十公分。巴拉斯又是一跃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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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山下的盛会
新华社记者 李德森 于竞祁
5月15日，康定西郊跑马山下对面的一片白杨林里，搭起了各色帐篷。大清早，一万多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汉族人民，扶老携幼来到这里尽情玩乐。在浓荫蔽天的山坡树林里，人们围坐野餐，弹琴饮酒。入夜，篝火熊熊，高亢的藏族民歌和长袖翩翩的弦子舞，此起彼伏。康定一年一度为期三天的转山会开始了。
转山会的由来，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相传从康定建城开始就有了转山会，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今年，跑马山下的金刚寺和南无寺两座喇嘛寺庙，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所有经堂佛殿都一齐开放，任人瞻仰朝拜。寺庙内松烟缭绕，经幡高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由于这里已经彻底完成了民主改革，去年又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今年的转山会特别热闹。在寺庙内的空场上和寺庙周围的树林里，各种戏剧、舞蹈、音乐表演吸引了众多的游人。由二十多个藏族工人、农民组成的康定业余歌舞队，演出了他们特地新排的歌舞节目“把幸福告诉毛主席”，五个藏族姑娘和五个青年男子，彩袖飘飘，蹈着节奏清晰的弦子节拍，轻盈起舞。他们边舞边唱道：“共产党，毛主席，高原藏民大救星，民主改革分田地，工厂农庄到处建立起，藏民乐无尽，要把幸福生活细细告诉你……”。好几千人挤在舞台周围，观看了这出精彩演出，因为这个节目道出了游人的心意。
在热闹的土舞丛中，我们碰见了康定城郊民改农业社副社长泽央，她告诉我们，今天全社放假一天，社员们都到这里游玩来了，为了玩个痛快，社的俱乐部编排了歌舞，社员们带来了奶饼、酥油、干肉、糖果等各式各样的食品供野宴用。泽央说：“如此欢乐地来这里耍一天，许多社员还是生平第一次。”她异常感慨地告诉我们，民改农业社五十多户社员中，过去就有四十多户少衣缺食，在封建主的残酷压榨下，一年的收入只够吃两三个月，其余的日子就全靠挖野菜和乞讨来过活。往年这一天，贫苦农民们对这里的热闹情景，只能站在山头上望望。民主改革以后，农民们分得了土地，建立了合作社，去年获得大丰收，一个牛工地（约二亩）的粮食产量由二百多斤增加到五百多斤，副业也搞起来了，社员的收入增加了几倍。
在一座镶花帐篷旁边，我们认识了一位藏族姑娘，她身穿棕色哔叽藏式长衫，红绸的“仙兹”衬衫，袖口高高挽起。她名叫降错，是康定县超美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长。她和几家亲戚朋友在草坪上搭起帐篷，欢度这次转山会。她刚刚看完歌舞回来，准备吃上一点过去只有封建主们才能吃到的“哲西玛克”（酥油米饭）。这位姑娘告诉我们，她们社里已经办了食堂，她全家五口人去年除了伙食外，还分得二百四十五元，全家都制了新衣，还存了一百元在银行里。降错的家庭在民主改革以前非常穷困，为了向封建主缴纳沉重的租税，她从小就上山打柴，并经常赶牦牛奔走他乡。她说：过去那有心思来逛转山会，今年要痛快耍一天。
理塘县珠木拉牧业社的社长却比，同几个发辫上系着银碗的牧区妇女在草地上围坐饮茶。她们刚从内地参观回来，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年社里的生产。我们向却比问起牧场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今年牛肥马壮，水草丰美，牧场上的人也正在欢度“耍坝子”的节日。
现在正是藏历4月。4月，藏语叫做
“萨噶道哇”，意思是万物丛生的月份。在这个月里，高原上的各种节日和民间娱乐活动特别多。今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已经完成民主改革，藏族农牧民得到了自由和幸福，各地的各种节日活动也都比往年更丰富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