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一个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好方法
共同讨论 共同决定 共同执行 共同负责
王匡
今年春天，在广东农村中出现一个新的口号——“四共同”：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这是广东的农村工作干部在春耕生产中提出来的，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具体方法。由于采取这个方法，今年早造的播种和插秧计划，比去年提早了十天至十五天完成，而且，插秧的密度比去年增加了一倍，群众的生产情绪高涨，干部中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革命风气。
走群众路线的一种具体创造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我们不仅在革命斗争时期靠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且在建设时期也靠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在今后将继续取得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英明倡导者。他经常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了群众路线这一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同时也给我们指出了各种走群众路线的具体方法。早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革命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军队是鱼，群众是水，鱼没有水是不能活的。因此，他亲手制订了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告诉我们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遇事同群众商量，所有这些指示，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贯彻始终地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群众路线的结果。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党成了执政的党，为了防止可能由于骄傲自满而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更是谆谆告诫我们，必须在一切工作中采取群众路线。近几年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地向我们提出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人民群众中，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进行工作时要“多谋善断”。多少年来，我们全体党员和干部都是忠实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我们提出了“三同”的口号，与贫雇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现在提出的“四共同”，就是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走群众路线的一种具体创造。
“四共同”的口号所以提得好，所以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创造，乃是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是在革命的实践中找到的走群众路线的很好的形式。实行“四共同”，有很多好处。它可以集中和发扬群众的智慧；它可以加强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发挥群众的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可以防止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多谋善断的有效方法
个人或少数人考虑问题，决定问题，总是不如多数人那样全面、周到和正确。“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进行工作能够和群众共同商量，共同决定，就是向群众中成千成万的“诸葛亮”请教，这样就可以补领导之不足，使我们的主观认识更加合乎客观实际，从而使得各项方针、政策、指标、计划和措施，更加切实可行。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做事要多谋善断。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讨论会、谈心会，细心倾听群众（包括下级）的各种各样的意见，与群众共同讨论，这就是“多谋”。在讨论过程中，吸取群众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正确的意见，和群众共同作出决定，这就是“善断”。“善断”和“多谋”，是不可分的。要决定得好，一定要讨论得好。而要讨论得好，就必须相信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事实上，群众中有很多具体的经验，有许多实际的知识，是我们许多干部所没有的。在今年的春耕生产中，由于广大干部能够做到与群众共同讨论，因而群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例如那里的田该用什么样的种子，那一块地该插多密，什么样的土质该施什么样的肥料等等。目前在田间管理工作中，群众也继续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与群众共同讨论，只是靠干部，不管如何绞尽脑汁，有些意见也是想不出来的。难怪许多社员都满意地说：“干部这样虚心和我们共同讨论，今年一定又是大丰收”。当然，群众的意见，未必每一项都是正确的；而且，在讨论中，往往会存在着不同的以至完全相反的意见。假如群众中出现了错误的意见，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是给干部作为全面考虑问题的参考，即当你碰到这样的反对意见时，应该怎么办？这样，对问题的考虑就会更周密，更成熟；其二是给干部作为动员、说服群众的依据。如要使群众自觉地执行各项工作任务，就必须先要使群众明白这些工作为什么要做，以及如何去做；既然事前了解了群众中有那些反对意见，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做好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从而使群众自觉地投入各项工作中去。真理是不怕讨论的，并且愈辩则愈明。这种既有赞成意见，又有反对意见，经过争辩、分析、研究，使之趋于统一（对立面的统一，而不是调和），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就是所谓正反合的辩证的过程。所以，害怕跟群众商量，不敢或不愿与群众共同讨论，共同决定，是没有道理的。
加强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
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且只有通过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才能够做好。因此，高度地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精神，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最根本的特点。如何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如何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也就成为工作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做好还是做坏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四共同”正是加强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动员群众自觉地为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而斗争的好方法。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些工作中，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的话，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还把革命工作只当作是党的事情、政府的事情、干部的事情，而不认为是自己切身的事情。因此，对于各种工作，他们往往抱着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态度。这当然只能怪我们没有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遇事同群众商量的指示，没有与群众共同讨论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同志虽然在进行工作时也征询了群众的意见，但是他们没有很好地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特别是没有做到和群众共同决定，依据群众的正确意见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群众正确的意见和合理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和执行，自然就会觉得意见提了与不提差不多，他们的主人翁的积极主动精神自然就要受到损伤。很明显，这样地进行工作，无论在态度上或者方法上，都是不够妥当的。因此，光是有共同讨论是不够的，还要有共同决定，光是有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共同执行是不够的，还要有共同负责的精神。与群众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的工作方法之所以值得重视和提倡，就是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基本原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正确运用。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执行，就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广大群众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事业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事业。
克服和防止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实行“四共同”，还可以有效地克服和防止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因为它真正体现了党的遇事同群众商量，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而要切实地执行“四共同”，干部就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真正做到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也就杜绝了产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根源。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遗物，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相对立的，它严重地违反党所主张的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革命工作都必须由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的根本原则。实行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共同执行，共同负责，就可以使干部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不是漠视群众的意见，而是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不仅是在与群众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共同作出决定，以保证决定的尽可能正确，而且能在共同执行中，一方面使群众从亲身经验中进一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另一方面也可以同群众一道，根据执行的情况和新产生的问题得出经验教训，及时修正原来决定中的某些不够正确的部分；不是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而是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带动他们进行斗争。所以，“四共同”一经形成为制度，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干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发生和滋长，并且可以依靠群众的监督，迫使某些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的干部，不得不认真地走群众路线；同时“四共同”本身，也具体地为干部指明了应当如何走群众路线。
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
对于实行“四共同”，也有人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这样做，不是放弃领导吗？”我们说，实行“四共同”，不仅不会放弃领导，相反可以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四共同”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我们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不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的。因此，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否则就不叫领导，或者只能叫做错误的领导。既然“四共同”可以使得我们做到多谋善断，防止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可以发挥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完满地实现党的主张，也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怎么能说是放弃领导呢？如果我们提出的主张，根本不为群众所接受，这并不是由于“四共同”使得我们无法进行领导，而是说明我们的想法不符合群众的利益，不正确，那就要加以修正，这正可以使我们尽可能做到不犯或少犯错误，保证领导的正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
“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害怕实行“四共同”会放弃领导的人，大概是把所谓领导同单纯的对群众发号施令等同起来，而不懂得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对的。当然，实行“四共同”，并非干部就可以不动脑筋，可以不事先考虑和研究问题，提出方案，而听任群众愿意怎样讨论就怎样讨论，愿意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要是这样，就是放任自流，尾巴主义。我们所说的“四共同”，是在党的积极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干部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问题，更细心地启发群众，帮助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斗争，而不是提倡自发性。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反对群众运动自发论的。
也有人说：“工作这样忙，任务这么急，哪来这么多时间实行‘四共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认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提供借口。既然我们承认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必须由群众自己动手才能做好，而不是少数干部所能包办得了的，那末，我们也就应当承认，不管工作多忙，任务多急，也只有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共同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并且共同付诸执行，共同担负责任，才能把工作做得多、快、好、省。事实证明，越是时间短、任务重，越是要走群众路线。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无穷智慧。只要发动群众，诚心诚意地实行“四共同”，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时间与任务之间的矛盾，自然迎刃而解。虽然从表面看来，强迫命令似乎也能收到效果，但其实效果很坏，它会使得我们脱离群众；试问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脱离群众更加危险的呢？
“四共同”，作为具体的工作方法，它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新的创造，需要根据实践的经验继续加以充实和使之完善起来；但是，应当肯定，这一做法是对头的，目前它已成为我们领导生产建设运动中走群众路线的一种好的形式，很有加以提倡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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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杜华安
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的主张。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不信仰任何宗教；同时我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懂得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以至长期存在的原因，所以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们党采取了长期尊重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人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是有它的根源的。朴素的宗教观念在原始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产生了，而在阶级社会里形成了系统的宗教，并且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用大大地发展了宗教。宗教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使我们从宗教问题中看到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形：一方面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由于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不理解而产生的对上帝、对神佛的虔诚的信仰；一方面是剥削者、压迫者利用宗教麻醉人民并利用宗教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种情形，在青海看得非常明显。我省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宗教中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一贯积极进行着反改造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并以宗教活动为手段，极力的残酷的压迫、剥削与侮辱群众。宗教中的反动分子利用宗教活动，处处对抗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到去年，这些人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杀害革命干部，特别是残害本民族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对群众的压迫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寺院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一类是群众的一般信仰问题；一类是反动分子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宗教工作上，遇到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于敌我矛盾，我们必须坚决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坚决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和肃清反革命，是绝不能混同的两件事。
什么叫宗教信仰自由呢？这就是：信教或者不信教是自由的；信仰这种教或者那种教，是自由的；现在信教，将来不信教，或者现在不信教，将来又信教，也是自由的。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信仰与不信仰完全由自己决定，别人不得干涉。对宗教信仰自由应该有这样的全面的认识。
第一，共产党人认为宗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宗教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规律。因此，人们只有当他们有力量摆脱剥削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的时候，才可能摆脱自身精神上的被奴役的状态；当人们自己有力量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摆脱支配人们的超自然的特殊力量，即上帝、神佛、真主等。现在事实上还有人信教，党和人民政府，不是用行政命令、急躁简单的办法去干涉、限制，而主要地是依靠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斗争的实践，自然地使群众逐步认识宗教的实质。
第二，我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一个人的个人信仰问题，是思想问题。信仰是可以自由的。我们说宗教是唯心的，是反科学的，是指宗教的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作用而说的，而这是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我们说宗教在阶级斗争中起着反人民的作用，是指宗教被剥削阶级控制和利用而说的。但是，我们从来就严格区别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和反动阶级利用宗教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的界限的。宗教作为思想问题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改变，思想、信仰问题，不是用行政命令和干涉禁止的办法能够解决的。因此，如何对待宗教问题，是关系如何对待群众的思想问题的。
第三，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民族问题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喇嘛教在历史上一方面起过阻碍回、藏等民族劳动人民的觉悟，阻碍这些民族的进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还起过团结这些民族人民反对外来压迫的纽带作用，同时，一些宗教习惯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变成了民族的习惯。但是宗教的纽带作用，在今天已失去其社会基础了，而宗教习惯和民族习惯在某些方面不分的情况，今天依然存在。由于这些情况，对于宗教问题仍然要慎重处理。同时，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都在竭力利用宗教问题挑拨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另外，有人把宗教和民族等同起来，认为宗教就是民族，这是不对的。宗教和民族虽然有关系，但是，却是两回事。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民族却是一个人们的共同体；一个宗教可以有几个民族信仰，一个民族中也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宗教是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而民族的形成却是近代的事。因此，把宗教和民族等同起来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
根据对宗教的这种认识，共产党人就采取了长期保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主张宗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必须废除，因为这些东西是妨害人民彻底解放和民族发展的最严重的障碍，它同宗教信仰是两回事。并且要求宗教徒必须爱国守法，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违背国家宪法和反革命的活动，破坏各族人民的利益。而且在社会上还要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这些东西和主张宗教信仰自由是不矛盾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出不同的观点来让人民自由选择，才是全面的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
（摘自青海“红与专”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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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莫斯科大学
讨论“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的范畴
根据不久前出版的莫斯科大学学报所载阿·施培诺夫的报道，莫斯科大学苏共党史教研室和现代史教研室，在一次联合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讨论了在争论中的关于
“小资产阶级”和“中等阶层”的范畴问题。帕特里凯夫和查斯天凯尔在会上分别作了专题报告，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和对方意见异议。会上有十六人发表了意见。
帕特里凯夫在他的报告中，批评了查斯天凯尔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所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劳动农民、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另一些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占特别地位，也不代表任何经济生活样式的人，如各级官吏、知识分子、食利者等等。这些人没有共同的阶级利益。有的接近资产阶级，有的接近小资产阶级，有的接近无产阶级。在生活状况方面，他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动摇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他们反映的是他们所服务的阶级的利益。他认为查斯天凯尔的错误，首先是在把中小资本家——企业主、商人、食利者等也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他说，这样必然会抹煞阶级的界线，掩盖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并因而扩大工人阶级同劳动群众、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界线，把城、乡小资本家（在农村是富农）也包括到这一联盟当中来。
帕特里凯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等阶层，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劳动群众。他说，查斯天凯尔把企业主、商人、食利者也包括在中等阶层内是不对的。因为这会混淆不同种类的社会阶层和抹煞阶级界线。
查斯天凯尔在他的报告中则认为，帕特里凯夫把小资产阶级规定为不使用雇佣劳动力而自有生产工具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人民，是不科学的。因为在小资产阶级的组成中不断形成那些自己不停止劳动而同时也剥削雇佣劳动的小经营者，即靠剥削可以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小企业主、小商人。他说，帕特里凯夫的错误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实质的定义中排除了小资产阶级也剥削雇佣劳动这一点。因而，便把小企业主和小商人都列入资产阶级的范畴。其实，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家的，只是他自己也劳动这一点。
查斯天凯尔认为，“中等阶层”是在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总合。“中等阶层”的概念和
“中等阶级”的概念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等阶层是一个在组成上极复杂的各社会集团和阶层的集合体。其中也有必须坚决对其进行斗争的反动分子，以及效忠于统治阶级的分子——富农阶级。
讨论中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帕特里凯夫的意见，而批评了查斯天凯尔的意见，认为他把中、小资本家以及食利者划入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就会模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界线。尤其他把富农、反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警察、军人、宪兵及其他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层划在中等阶层内是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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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学者批判现代弗洛伊德谬说
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不久前在莫斯科召开了有精神病学家、生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参加的，关于同现代弗洛伊德学说进行思想斗争的科学会议。
弗洛伊德学说，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医学中得到广泛传播的一种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只是被用来说明神经病的原因和实质的，后来扩展到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于是，它就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麻痹群众的手段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这个学说在西欧已经遭到进步学者的批判，但不够彻底，所以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这个学说中有合理的成分，企图把它的基本论点和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原则调和起来。
医学博士弗·巴森在会上作了现代弗洛伊德学说的批判的报告，他着重批评了外国学者的这种企图。他举例说明了弗洛伊德学说和巴甫洛夫生理学原则的根本对立。例如，巴森博士指出，关于欲望冲突问题，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病和梦不仅是由于欲望受到压制而产生，而且是象征地反映了这一欲望的内容。由于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弗洛伊德犯了三重错误：一、他放弃了把神经病作为违反神经过程正常关系的结果来研究的方法；二、他把象征学说当成说明神经病和梦的基础，而走上唯心主义的道路；三、他把神经病和精神病病因的研究导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精神分析法的错误道路。关于最近有些弗洛伊德的信徒企图利用神经生理学的最新成就来论证弗洛伊德学说关于“无意识”作用的错误观点，巴森指出，这些企图也是枉然的，因为这些新成就和弗洛伊德的说法有原则的不同。
在讨论中，有的学者指出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是主观主义的，他的哲学观点系抄袭于贝尔纳，还有人批判了他的“自我”、
“超自我”、“检阅”理论和臭名远扬的“恋母情结”说等。
苏联医学科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邦达连柯教授着重于社会方面批判了弗洛伊德学说。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还利用弗洛伊德学说来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例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最流行的，所谓心理学派，就是企图根据心理学来考察社会生活的各种基本问题（法律、政治、阶级斗争、战斗、革命等）。他们否认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他们把社会学缩小为心理学，并利用反科学的弗洛伊德学说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他们否认社会发展中的客观经济规律，否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鼓吹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社会历史中的偶然性，宣布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的意识。他们不把人看做社会的人，而看做生物学的人，认为一切的生命活动都是受天赋的本能和无意识的冲动的支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