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
——序《蔡文姬》——
郭沫若
“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
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没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了。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了在里面的。
法国作家福楼拜，是有名的小说《波娃丽夫人》的作者，他曾经说“波娃丽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我也可以照样说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
但我和福楼拜却又不同。福楼拜说波娃丽夫人就是他，那是说那部小说是照着他的想像写出的。所以他又曾经这样说过：“《波娃丽夫人》没有一点是真的。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其中没有一点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没有一点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
《蔡文姬》却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
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蔡文姬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写作中是尽可能着重了历史的真实性，除掉我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体会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没有丝毫意识，企图把蔡文姬的时代和现代联系起来。那样就是反历史主义，违背历史真实性了。
当然，人体和猿体总有相似的地方。马克思也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猿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因此在《蔡文姬》剧本与现代之间，读者或观众可能发生某些联想，是在所难免的。我在时代性的区别上是尽可能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我也希望读者或观众也尽可能采取客观的态度。再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正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
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对于曹操应该有一种公平的看法。因此，我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这是我在《蔡文姬》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的基础。尽管在目前对于曹操的看法还有分歧，但我相信那些分歧是会逐渐接近或者消灭的。
从旧有的正统观念来看曹操，那是已经过时了。那样的分歧是不足道的。今天的主要分歧是从新的观点来的，便是对于曹操打过黄巾的看法问题。关于这一层，明白地说，凡是多少有一些新的历史观点的人，谁也没有说过曹操打了黄巾是应该。不同的只是对于打了黄巾之后曹操的一些设施，应当作如何评价。
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曹操和黄巾
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或者评判历史人物，总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我们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曹操，也不能把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黄巾农民义军。例如，有人说黄巾义军的政治纲领是“耕者有其田”，俨然在一千七八百年前，还在封建制度上行阶段的农民，就在进行土地革命了。那是把历史课题提早了一千年。那样的说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统治中，历代农民起义有它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封建制度的上行阶段，农民起义如陈涉吴广、赤眉铜马、黄巾、李密、黄巢以及其他，都不曾提出过土地问题。简切地说，他们都是“取而代之”主义者，是学统治者的办法来打统治者的，即是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受着历史条件的规约，不能超脱出封建时代的意识。到了封建制度的下行阶段，自北宋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北宋初年的李顺、王小波，明末的李自成，清代的太平天国，就提出了“均财富”、“均田”、“均产”等号召，而且有的还一时见诸实施。这在事实上是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然而由于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舞台，这些号召结果只是空头支票，即是一时兑现也没有可能维持长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也只是停止在号召的阶段而已。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有它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应该明确地掌握，然后才能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给予正确的评价。要这样从全面发展上有分析地来看问题，才能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然是会走到它的反面的。
东汉末年的义军领袖们，很多人一起兵就称帝称王，并没有提出过“均产”、“均田”之类的政治纲领，像北宋以后的历次农民起义那样。他们的起义目的，看来只是要保证当时可能有的物质生活，要如曹操《对酒》一诗所歌咏的那样，“对酒歌、太平时，王者贤且明”，即是要以新的真命天子来代替旧的假命天子，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正宜作这样解释。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
人是可以转变的。曹操尽管打过黄巾义军，不能否认他也受到农民起义的影响，逼着他不能不走上比较为人民所喜悦的道路。曹操在《述志令》中叙述过他的主观愿望，说他曾经想做一个隐居的学者，后来又想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而结果却为时势所迫，做到锄豪强、抑兼并，身为宰相，贵极人臣，成就了统一中国北部的霸业。这就表明客观条件逼着他在不断改变。他又曾经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而他到后来毕竟还是称了王，而让他的儿子曹丕称了帝。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
我是肯定曹操的功绩的。他使汉末崩溃了的社会逐步安定了下来，使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流离失所的人民得到安居乐业。他虽然打过黄巾，而黄巾农民确是拥护他。由黄巾义军收编成的青州兵，开始时的作战力也并不强，有时纪律性也并不高，然而后来不同了，不能否认是经过了组织化。青州兵在曹操率领下转战了二十七八年，打了不少次的硬战，但等曹操一死（建安25年），他们以为天下会大乱，却击鼓整队离去，经过慰抚，大约是回魏归了队。这一史实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曹操生前对青州兵的宽厚和青州兵对曹操个人的悦服吗？总之，曹操对当时的人民是有过贡献的，对民族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有过贡献的。除在郡国广泛开立屯田之外，在他的统治下还兴修了好些水利，不仅有利于当时，而且有利于后代。在文学方面的贡献，就是痛恨曹操的人也无法否定。人民是最公正的。凡是有功于人民的人，人民是会纪念他的。谯县旧有魏武帝庙，就在北宋，也还受着民间和王室的崇敬。这些，在讨论中，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就不准备再多说了。
其实曹操的为人，他的才、学、识，他的生活态度，作为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来看，已经就够特出一头地了。例如，他曾经和工人一道打刀，在当时是被人讥笑过的，在今天也有人认为无足重轻，据说和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一样，是一种形式。我看不能那样看问题。曹操和工人一道打刀，是为想起兵打董卓，他当时还是一个在逃的将校，怎么能够和亲耕籍田相比呢？如果是一种仪式，那别人也就不会讥诮他了。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
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歌颂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虽然肯定了曹操的功绩，但并没有否定曹操的罪过。我不仅说过打过黄巾义军是曹操生活中最不光采的一页，不仅说过他的缺点很不少，还在剧本里面通过他判处董祀死罪的情节，来把曹操由于偏信几乎错杀了好人形象化了。剧中的情节虽然是出于我的想像，但曹操由于性急，有时误杀过好人，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过分美化曹操，和曹操同时代的人倒有过这个倾向。例如，他的儿子曹植的《七启》，那最后一启就在歌颂他的父亲。我不妨把那节文字摘录一些在下边，以供读者参考。
“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惠泽播于黎苗，威灵振乎无外。超隆平于殷周，踵羲皇而齐泰。显朝维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又如《魏德论》中称颂曹操的几句是这样：
“武皇之兴也，以道陵残，义气风发。神戈退指则妖氛顺制，灵旗一举则朝阳播越。”
还有《武帝诔》，说曹操“九德光备，万国作师”；“怒过雷霆，喜逾春日。”又说“群杰扇动，我王服之；喁喁黎庶，我王育之”；还说他死了都还“下君百灵”。
这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简直把曹操说得来天上有、地下无。特别是“同量乾坤，等曜日月”，“民望如草，我泽如春”等句，是值得欣赏的辞藻，但也似乎特别夸大。但是，我们根据这些，却可以看出建安时代的人对于曹操的一种看法。曹植是曹操的儿子，他要歌颂父亲，当然不足为奇。但如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的张鲁，是被曹操打败了的人，他也竟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这不表明着：曹操在当时的确是颇得人心的吗？
《蔡文姬》的写作和修改
蔡文姬回国后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除掉《后汉书》的本传中说她凭记忆记录出了她父亲蔡邕的作品四百余篇之外，别无资料可考。四百余篇的内容倒底是些什么，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在剧本中，我说曹操要她帮助撰修《续汉书》，这虽然也是出于虚构，而在我却是有所依据的。
《后汉书》的撰述，除现传范晔的著作外，有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书》，二书均已失传。谢和薛都是吴人，与蔡文姬自然无关。晋人司马彪有
《续汉书》，虽也同样失传，但据古记所载，其《礼仪志》、《天文志》都采取了蔡邕的著作。蔡邕曾续撰
《前汉书》十志，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有《上汉书十志疏》，可以为证。这些著作，由于流离散失，可能是包含在蔡文姬所追录的四百余篇的遗文中的。因此，我在剧本中说蔡文姬“在《续汉书》的撰述上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
剧本的初稿是二月初旬在广州写出的。二月三日动笔，九日写完，费了七天工夫。但其后在上海，在济南，在北京，都修改过多少次。特别在最近，为了适应演出上的方便，还作了相当大的压缩。我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同志们和广州、上海、济南的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帮助。我感谢各地的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感谢王戎笙同志，他的《谈〈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实性》一文对于剧本是比较详细的注释，我征得了他的同意，收入了本书。我相信这对于读者是会有所帮助的。
我感谢文物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明人的《胡笳十八拍画卷》单独出版，由于知道我写了剧本，中途改变了计划，愿把画卷和剧本一道印出，并还把宋人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作为封面。这真使我的剧本增光不少了。
有关蔡文姬的史料，为了读者的方便，我尽可能地收集了起来作为附录。骚体的一首《悲愤诗》，在我看来是假托的，但也假托于魏晋文人，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
同被收录的几篇文章中，如《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替曹操翻案》，都和在报刊上发表时略有删改。特别是《替曹操翻案》中有一处我把史事弄混淆了。那就是把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庐江一带的农民因怕迁徙而集体渡江东逃一事，和《魏志·袁涣传》“新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一事等同了起来，那确是错误。新开屯田是在建安初年，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好几位朋友在讨论中都指责到这一点，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个错误，我在文章中已经把它改正了，这是应该声明的。
因此，这部《蔡文姬》应该说是一部集体创作。当然，其中一定还有不少不妥当的地方，那当得由我个人负责。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朋友们予以严厉的批评。
1959年5月1日
第7版()
专栏：
水文科学——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耳目
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研究所副所长 叶永毅
水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缺少水人们无法生活和生产；太多了又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灾害。怎样控制水，使它保持一个恰好数量，是人们自古以来就抱有的愿望。
要想控制水，先要了解水
为了利用和控制水，我们先要了解水。例如降雨量有多少公厘，河里有多少流量即每秒钟流过多少公方的水，洪水的水位会涨几公尺高，水里所含的泥沙和矿物盐分有多少，等等。除了了解天上水（雨、雪、露、雹）和地面水（江、河、湖、沼）以外，还要了解地下水和冰川水。
了解各种水体的不同性格，利用它们的变化规律，来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服务，便是水文科学的研究内容。
在作战的时候，我们要派出哨兵去侦察和监视敌人。在同水作斗争的时候，各种类型的水文测站，便是我们侦察和监视水情的哨兵。建国以来，在党的关怀下，水文工作有着飞跃的发展。到1958年底，由国家投资设在各地的雨量站有五千二百五十七个，设在大小河流和湖泊上的，还有一千二百三十三个水位站和二千七百四十六个流量站。在这些站上，有着将近二万个水文工作者。他们经年累月冒着风霜雨露，天天观测当地的雨量、蒸发量和河里的水位。不管在天寒地冻的严冬还是波涛汹涌的汛期，他们都要到河里测量河流的水深、流速、流量和含沙量。
把这些测量的结果记载下来，便成为“水文记录”。各年的“水文记录”，要加以系统的整理，然后刊印成“水文年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各天的水位、流量、含沙量、雨量和蒸发量等数值。经过了若干年，又把历年的资料加以统计，印成“水文统计”，使人们很快的便可查出各条河流的历年平均水量、最大水量和最小水量。对暴雨、洪水、泥沙等其他项目，也是如此。有了这些记录、年鉴和统计，就好比有了一个人的历史档案似的，对于河流的性格，我们便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全面的分析了。
当我们在河流上修建一座水库时，便需要算出在建筑物使用年限内，所可能碰到的最大洪水，从而确定水库的大小，以避免发生危险。修建铁路和公路的桥涵，也需要这种设计资料。对于水电站或灌溉工程，除了洪水之外，我们还要估计到可能的枯水情况，以免在那时不能保证供水或供电。在多沙河流上修建水库时，要计算水库的泥沙淤积量；在设计工厂的给水工程时，要估计各个时期的水质；如此等等，都离不开水文计算。
为了进行这些水文计算，我们先要统计过去各年观测的资料，并应用数学的方法，推算在未来岁月中所可能发生的各种频率的数值。例如对像官厅水库这样重要的工程，要采用较罕见的千年一遇的洪水进行设计；而对于小型工程，则可采用较低的百年一遇或五十年一遇的洪水，作为设计标准。
由于我国大多数河流，观测的年限都不太长，为了使计算成果较为可靠，需要进行实地调查，以了解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况。例如，在设计三门峡水库时，就从陕县黄河沿岸的居民中，了解到“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太阳渡、万锦滩均为陕县附近黄河沿岸地名）的传说。并由老年人指出了他们所听说的当年洪水痕迹，并从而测算出公元1843年的洪水流量。中国的丰富史籍，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用处。例如对道光二十三年的洪水，“再续行水金鉴”一书中便记载着当年河臣的奏折，“……据陕州呈报，十四日辰时至十五日寅刻，复涨水一丈三尺三寸，前水尚未见消而后水踵至。计一日十时之间，涨水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历考成案未有涨水如此猛骤”。清故宫档案中，还有不少记载各地雨情水情的材料。这些材料，现在正在清理中。
大跃进以来，水利建设突飞猛进，一个县就要修建成百个的水库。铁路和公路也修得又多又快，而每一千公里的线路，通常就有三千个涵洞。对着这些千千万万的水库和涵洞，我们怎能一一地进行详细的水文计算呢？水文计算手册的编制，便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困难。人们一查这些手册中的图表，便可知道任何一个地点在每平方公里面积上，每年平均产水多少万方。那里的暴雨、洪水、泥沙等等水文设计数据，也都一查便得。这样，我们便可以在二三分钟中算出一个涵洞的大小，半小时内可以决定一个水库的库容。这些手册，现在很多省和专、县都在着手编制。它已成为水利建设的一个有力工具。
水文预报是防汛抗旱的眼睛
当1954年长江大水和1956年松花江大水时，汉口和哈尔滨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全国都关心着这些城市和沿江广大乡村的安全。负责防汛的领导同志们，最迫切需要的是预见水情的变化：洪水是否继续上涨？还会涨多高？这时水文工作者们，便昼夜不息地收译从各地报汛站拍来的汛情电报。他们根据上游站当天的水位和流量，预报出明天、后天甚至大后天各个时刻沿河各地洪水位的高低。使领导同志能够及时决定采取必要措施，调拨人力器材，战胜凶猛的洪水。
为了增长预见期，还要从暴雨预报洪水。
去年各地共有二百九十条河流，总长为三万五千三百公里的河段进行了洪水预报。
对于还没有条件进行洪水预报工作的小河流，洪水情报和警报工作，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河北省的阜平县，过去沙河涨水，由于河宽水猛，年年都要冲走一些人和牲口。去年这里有了洪水警报制度，一听到上游涨水的消息，立即派人把住渡口，并赶牛羊下山，做到没有一人一畜伤亡。又如河南叶县保安公社，去年7月一次降雨二百五十公厘，水文站向党委汇报后，马上调动力量加强水库防汛。人员刚到，水已没到坝顶，幸亏及时抢救，没有出险。
黄河冬天的防凌，需要凌汛的预报；松花江的航行，也要预知开河和封冻的日期。灌溉水库的调度，水电站的运转，都要预知枯水的来量。
这些水文预报工作，都在我国的许多河流上进行着。几年来，水文预报对防汛抗旱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指挥机关的眼睛。
农业水文保证农业丰收
八字宪法中的“水”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免除洪涝灾害，二是保证适时适量的灌溉排水，保持有利的土壤水分。为了前者，需要进行水文计算来设计水库，进行洪水预报以便及早准备防洪。为了后者，需要观测土壤的水分（墒情），控制渠道的水量，掌握地下水位的变化，来进行合理的排灌。研究后面这些问题的学问，可以称为农业水文。
几年来群众自己在这方面，有了很多创造。例如，前面说过的河南省叶县，在1957年时就在各社设了查墒员，经常观测土壤水分，并据以指导灌溉；哪块地先浇，哪块地后浇。群众对此很满意。新疆省于1958年提出灌区管理科学化的口号，在许多渠道上安了量水堰，根据耕地面积和作物种类，掌握配水量。避免了过去配水不匀，有的受淹，有的受旱的毛病；也节省了水量。例如小磨沟灌区，1957年浇地四万九千亩，1958年浇了六万三千亩。又如河南省许昌县榆林社，农民观测员在汛期将地下水位升高、土壤含水量过大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乡党委当即决定挖沟排水，保证了烟叶丰收。
在利用城市污水，工业废水和灌区回归水进行灌溉时，要注意水的化学成分，以免浇死庄稼。对水稻的灌溉，需要掌握水的温度，以求丰产。
此外对深翻土地、横耕垅作等农业技术改良措施的保水保肥作用，各种水土保持措施的蓄水拦泥作用，各种灌溉制度的增产作用等，都可以通过试验，进行研究。
这些农业水文工作，目前虽然还只在不多的地区进行，相信随着农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推进，一定会普遍开展起来，成为农业丰产不可缺少的一项措施。
群众自办水文好处多
从上面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群众性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和管理运用，广大地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要以水文观测作为耳目。国家设立的水文测站网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和广大地区的需要比较究竟有限，不可能周到地为所有的地区服务。因此，用两条腿走路，即除国家投资举办水文站网作为骨干以外，由群众自办一些小型的简易的水文站网为当地服务，是多快好省和全面地满足各方面需要的好办法。中央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第二十二条里，便规定了“在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气象台站网和水文测站网，……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谭震林书记在1957年冬的沙颖河治理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出希望所有农业社都有一个简易的雨量设备，由专人负责记录雨量，并对水利工程进行观测工作。
去年有好些省份已办起群众水文站了。有许多县，还设了几十个雨量站，若干地下水位站和查墒点。这些群众自办的水文站点，在国家站网的技术帮助下，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地置备了一些简单的观测用具，并做到随测随用为当地当前的生产服务，因而很受各地党政领导的重视。
现在群众水文工作有的地区还没有很好开展起来，已开展的也需要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推行群众水文工作，首先要突破思想关，使领导和群众都认识到水文工作的作用。并破除“水文工作是技术员专家的事，庄稼汉干不了，赔钱耽误工”的迷信思想。其次，要过技术关。国家水文站网要起骨干作用，技术上门帮助群众。第三是服务关，要做到测而为用，随测随用，当时见效。这样，领导重视，群众满意，工作也就容易巩固了。
两千多年以前，勤劳勇敢的我国人民就曾在四川都江堰的宝瓶口（地名）上，刻石为尺，观测水位高低，用以控制分流情况。三、四百年前的明、清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就已有报汛制度。涨水的时候，用驿马飞报，也能跑在洪水的前面。我们相信在新中国，干劲冲天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着比千百年前高得多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知识，一定可以大办水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