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见鬼·装鬼·治鬼
谢帆
鬼，历来是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出现的。鬼的传说，在中国似乎很早，孔老夫子的言行录里，就已经有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名句。等到所谓轮回之说盛行的时候，鬼的名堂就更多起来了。有什么人死为鬼，打进十八层地狱之说，有什么鬼托生为人（转世）之说，有什么鬼捉活人之说。弄得鬼气冲天，疑神疑鬼。
当然，事实的真象，不是鬼在捉弄人，而是人在捉弄人，统治者利用鬼来恐吓人民，以达到他们世世代代剥削和统治人民的目的。真正十八层地狱的制造者，并不是莫须有的十殿阎罗，而是剥削阶级——人类的豺狼。由于鬼是统治阶级为了这样的需要造出来的，也就被他们夸张得十分狰狞凶恶。什么头如麦斗，青脸獠牙之类。但是，不管这鬼的世界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很久以来，在人们的心目里就有了一个鬼的地位——人怕见鬼，确乎是一个事实。于是，也就有了“化”厉鬼以吓人的勾当。因而，愈是怕见鬼的人，愈是“活见鬼”而遭殃。
有关鬼的故事，明清以来的笔记小说，是描写了很多的。写得最好的要算“聊斋志异”，它的伟大的文学价值我们不去谈它。从它的题材内容来说，它确乎都是写的鬼狐故事，它在民间有个俗称叫做“鬼狐传”，其中虽然有不少因果报应、崇于鬼狐的传说，但也有不少是出了鬼的洋相的。不仅有“捉鬼”、“囊鬼”、“咬鬼”、“谕鬼”、“讼鬼”、“役鬼”的奇闻，还有“治鬼”的“经验介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青凤”里的一段治鬼的插曲吧。
据说太原耿氏的第宅常有怪异，而耿氏的从子去病狂放不羁，不怕怪异，并且排闼直入，扰乱了那生怪异的狐巢，那个老狐狸化为厉鬼想把他吓走，耿去病却完全不怕这一手。这个插曲写得很有意思，我不妨把它引出来：耿去病“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研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退。”
这事实自然是莫须有的。但是，想吓人的厉鬼结果反被人羞跑了，岂不很妙吗？这里很有一点值得人们深思的哲理。鬼也者，是人们（至少是部分怕鬼的人）对于“邪恶”事物的幻化的夸大，实际上“鬼”本身，就表现了外强中干，它无法制服富有青春活力的“阳间”，只好躲在阴山背后，在“月黑杀人夜”用“画皮”的形式跑出来吓唬人，对于“善”实在并不具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否则，万物就不会再生，社会就不会向前发展，进步势力就不能取得胜利了。
中国古来就有这样的成语：“邪不侵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如果每一个怕鬼的人，都能像耿去病那样，“染指研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把鬼的那种空洞无物的躯壳暴露出来，鬼物自然就会敛迹了。这个小小的故事启示了人们：鬼是并不可怕的，而且怕也没有用，重要的在于怎样去“治鬼”。
扩而言之，世界上很多事情大都是如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本来都是像鬼这样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尤其是当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像毛主席所说的，它们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了，也就是说快要变成鬼了，但是，它们还想挣扎着维持它们的存在，只好愈加装得凶恶得不得了。好让活人吓得不敢出头，而由它们再霸占这块地方，苟延残喘下去。其实这张画皮是很容易暴露的。只要人们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帝国主义的凶相，就马上改观了。近几年来在国际事务中帝国主义的这种洋相是举不胜举的。在非洲，在中东，在美洲，许多不怕鬼的国家和民族都站立起来了。起初，帝国主义的鬼相装得未始不凶，像英法进攻埃及，美英进驻黎巴嫩和约旦，威胁伊拉克革命，结果却在中东人民的坚决斗争和苏联以及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决支援的局面下，不得不偃旗息鼓，不得不滚回他们的老家去。
不管是什么样的鬼，凡是死亡了的或是接近死亡的事物，总是敌不过新生的壮健的事物的。对于鬼魅，生人不必怕，怕也没有用。地球上既然还有一部分世界被鬼魅统治着，它总忘不了把它的猪嘴拱向别人的花园。人们不能防止它们的出现。对付它们的办法不是避而不见，而是要学会“治鬼”，把它装成凶相的画皮给它扒下来，跟它作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正是见“鬼”不怪，其“鬼”自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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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英
梅耳
没有说上三句话，妹妹就把自己的女儿——阿英夸个不止。在妹妹口中，阿英已经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阿英就不像个女孩子，庄稼活都拿得上手，粗就粗，细就细，百把斤担子，轻轻松松担着就走，翻地又快又好，老一辈人也都夸阿英比小子还能干。阿英还是连指导员，全连二百多人，老的，小的，没一个不服阿英调派的。前几天连长安排不了活，还捎信要阿英回来。”说到这里，妹妹从衣柜里拿出几条崭新的毛巾来说：“这是阿英劳动得的奖品。这一二年来，我家里就没买过一条毛巾使用。……”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外甥女阿英并不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农村小姑娘。这还是十年前的事情：1949年我第一次回家的时候，阿英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梳着两条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当我走进妹妹家的时候，阿英一见我就躲进了卧室。妹妹把阿英叫出来，要她见见大舅舅。这时，阿英不得不走出来，轻轻地叫了一声“大舅舅”，脸像张红纸，连奔带跳的跑到门外去了，连吃饭也不敢回家。当时，妹妹怕我见怪，就笑着说：“阿英这小姑娘就是怕见生人。”以后，我虽然接连去了妹妹家几次，可是始终没有见到阿英。
妹妹好像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滔滔不绝地说着阿英的事情：“阿英，在这一段（带）是人人喜欢的姑娘，说实话，在这里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姑娘。经常有人来说媒，不，介绍对象。现在不行说媒，可是有些老年人看到了阿英不管自己儿子愿意不愿意，就托媒人来说媒。说实话，阿英年纪也不小了，该结婚了。可是阿英怎么回答呢？哥哥你猜猜？”妹妹说着就停了下来，两只眼睛直在我的身上扫来扫去。这还不好回答，现在哪个年青人不自找对象，还要什么人介绍。我正要答复的时候，妹妹抢着先说了：“你虽然走过不少大的地方，现在又在北京工作，但是一定猜不到”。我正想说“这还难回答”，妹妹又说下去了：“阿英说，年纪还轻轻的，正是多做点工作的时候。有了男人就像在身上多拴了一根线，做什么，到哪里，都会被这根线牵着，不自由。”妹妹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想：妹妹一定不满意阿英的这样说法，哪个父母不希望早点抱外孙呢？可是妹妹说出来的，却不完全是我所想的那些。她说：“阿英的话很实在，像我，有了男人，又有了孩子，做什么，到哪里，都不自由。阿英早上起来，梳梳辫子，就到连部去工作了，开会开到半夜回来，往床上一躺，什么事也没有。可是我呢？上回大家都报名上杨林水利工地去劳动，就是我有几个孩子走不了。”妹妹说到这里，朝着坐在墙角的妹夫白了一眼。妹夫只是嘻嘻笑了一笑。
十年前的阿英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开始淡薄起来，由另一个新的形象来替代了。阿英不仅是一个粗粗细细都拿得上手，可以同男人一比高低的强劳动力，而且还是一个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的年青战士。据妹妹谈，在杨林水利工程刚开始的时候，气候还十分寒冷，对下水里去掏土的工作，好多人都下不了决心。阿英就第一个赤着脚跳下河掏土。轮到阿英休假的时候，队里忽然有人病倒，阿英不休假，替人担了一天土。因此，阿英除了过春节回了一天家，一直在工地上劳动。
正因为阿英有这样大的变化，第二天，妹妹来邀我到杨林水利工地看阿英的时候，我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坐八时的汽车回到工作地区，吃了点心，就跟着妹妹往工地去。
从我的家到工地，不过三里地，可是为了找阿英，却足足走了三十里地。
杨林水利工程规模不小，原来只有丈把宽的小河，现在修成了十丈多宽的大河，而且可以通达长江。将来从这里坐上轮船可以到南京和北京。沿河修起了一条公路。工程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但是工地上的人还是不少。在这么多的人中要寻找阿英是不容易的。妹妹一路问人看到阿英没有。我也按照着我所知道的，也就是妹妹说给我听的形象去寻找阿英。不多一会，迎面走来了一个身体坚实的姑娘，担着一担土，轻快地从我身边走过去。我问妹妹这是阿英吧？妹妹摇头说：“远没有阿英坚实，阿英的个子又高又大，比你还高出一个头。这姑娘又矮又小。”走了一段路，看到一个又高又大的姑娘，担着土，唱着劳动号子，正从很深的河床一步一步走上来。这一定是外甥女无疑了！妹妹笑一笑说：“这个姑娘和阿英差不多，可就是担着土没有阿英轻快，劳动号子也没有阿英唱得好听。”又朝前走了一段路，妹妹的步子加快起来，追上了一个姑娘。我想这可把阿英寻到了；可是，等我跑过去一听，说：原来这还不是阿英。这个姑娘告诉妹妹“阿英今天没有出工。”这时妹妹为自己的女儿耽心起来了，自言自语地说：
“阿英一定病了，没病，为什么不出工？”接着嘟嘟哝哝埋怨起来：
“这个孩子就是不听话，两个月了，就是春节休息了一天，怎么不累病呢！”正在这时候，碰见了营长。问了营长，才知道阿英并没有病，是在营部开会。妹妹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看了我一眼，大概见我没有什么表示，又说起阿英来了。
说着说着，不觉来到了营部。可是一问营部的工作人员，会议已经结束，阿英担了担子，上工地去了。这时，妹妹很为难，再找吧，已经走了不少路，花了不少时间；不找吧，舅舅见不了外甥，外甥也见不了舅舅。最后，妹妹无可奈何地说：“回去吧！”我同意这个意见，阿英虽然没有找到，但我从阿英母亲的口中，从在工地劳动其他妇女身上，已经看到了我的那个英雄式的外甥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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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影片“可尊敬的妓女”
白景晟
根据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的舞台剧改编的影片“可尊敬的妓女”，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充满着强烈的抗议的声音。它表达了正直人们正义的激愤；有力地揭露了那些美国大人先生们，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所进行的罪恶活动，谴责了那些隐藏在“文明”假面具后面的二十世纪的野蛮行为。
一个黑人，无缘无故地被杀了。凶手是克拉克议员的外甥泰弟，一个白人。初看，“杀人有罪”的法律并没有失效，凶手被拘禁起来。然而这些议员、警察、暗探，却在利用这个法律，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明明是泰弟玩弄、污辱一个白人妓女丽茜，丽茜不能忍耐这种玩弄和纠缠，跑到黑人车厢去躲避，一个黑人无辜被泰弟杀死了。但他们却硬要丽茜说成是黑人想污辱她，泰弟为了维护这个白人妇女，才把黑人杀死的。总之把这个杀人的凶手，说成是一个抑强扶弱的英雄，来开脱凶手的罪行，来维护所谓“国家的尊严”。
作者所选择的这个事件，是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的。影片一方面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生命的毫无保障，同时更进一步揭示出这种种族歧视的实质，不过是阶级压迫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影片中的克拉克议员和他的儿子弗莱特，就是这种“美国精神”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在左右着美国人民的命运。影片通过了这一老一少、一父一子，向我们揭开了这些政客们的卑劣行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
我们看到，那位衣冠楚楚的青年绅士弗莱特，一方面在虚伪地维持着自己少爷的尊严，一方面却以“尊贵”的嫖客身份在丽茜那里做暗探活动，威胁丽茜做假证，丽茜虽然是个被人贱视的妓女，但她的心是正直的，她不愿违背事实和良心，不受利诱和威胁。在弗莱特和丽茜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尽管是妓女，然而她的心是纯正的、洁白的；一个虽然是衣冠楚楚的议员少爷，但他的心是卑鄙和肮脏的。
丽茜是那些被污辱与被迫害的下层妇女中间的一个，影片成功地塑造了这个人物。生活已经使她习惯于恭顺地承受人们对她的污辱，然而生活也磨练得她泼辣和充满敌意。对于龌龊的社会、龌龊的人和事，她的语调总是带着挑衅的意味。影片成功地把她的这种矛盾的气质揉合了起来。从而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的善良的本性。
威胁、利诱、甚至拷打都没有使丽茜屈服，只有在克拉克议员那些什么“国家尊严”“白发老母”的美妙的言词下，丽茜被一时迷惑了。这种处理极为深刻。它说明了丽茜愿意人们像人一样尊敬她，她怜惜那个
“将失去儿子的母亲”，而在这里议员克拉克恰恰是抓住了丽茜的这种心理，来达到了他的卑鄙的目的。
影片中的克拉克议员确实是一个狡猾老练的政客。影片开始，我们便看到他为黑人孩子举行的慈善招待会，他抚摸着孩子们的额头，态度显得慈祥、和蔼，不啻是这些孤儿们的再生父母，然而事实揭穿了他的虚伪，这不过是他为自己的竞选所做的一桩政治买卖。
他把丽茜像“上宾”一样招待到家中，口口声声叫着“丽茜，我的孩子！”甚至他也对丽茜的不做假证也表示首肯，说什么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外甥。多么正直、多么公道！然而假话掩盖不了真面目，影片中克拉克议员在华盛顿的像前的那一套言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企图是什么，“美国民主”的实质是什么。请听他说：
“丽茜……你要在两个人之间挑选一个，其中一个要被消灭。……你想保护那一个黑人吗？他是偶然存在的、懒惰成性！终日游手好闲，活着有什么价值？如果消灭了，与社会毫无影响；相反另一个是泰弟！他是杀了一个黑人，不过即使如此，他是个纯粹的美国人，又是军人，他有个工厂养活着两千工人，他消灭了，两千个工人就要失业，他是人材！这样的人应当活在世上，而让他活下去的责任便在你！现在你挑选吧！”
影片在这里，对于美国的统治者的思想，做了赤裸裸的暴露：要保护那个杀人凶手，因为“他是个工厂主”，要“牺牲”那个无辜的黑人，因为他“一文不值！”这就是美国政客们的逻辑，而且这些话是打着
“华盛顿”“美国国家的利益”的旗号说出来的。就是这样，丽茜被镇慑住了。
然而谎话代替不了事实，在事实面前，丽茜意识到自己和黑人一样都是“可怜的人”，她勇敢地和黑人悉得尼一起去作证，她要把事实的真象全部揭发出来！……（附图片）
丽茜：“他没有罪！我可以证明他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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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纪见
郭影秋
沪宁车上东去车如飞，奔驰孰与齐！炉群焕异彩，河网满红旗，竹秀村容改，渠长桅影低。从来今胜昔，莫道浣纱溪。
农村春暮昨夜鹃啼急，秧针初泛黄，犁轻春雨足，风软菜花香。蚕事忙如许，梨云闹欲狂。人家深树里，处处起新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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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言兽语
祥夫
在春光明媚的动物园里，讲解员在给观众介绍八哥和鹦鹉。他让八哥唱“多数米多”，让鹦鹉说“您好”、“再见”，或者故意惹它们发怒，让它们骂“甚么东西”等等，使得观众感到非常惊奇有趣。
接着，讲解员又带观众去看红面猴。他说红面猴是一种“喜欢表扬，讨厌批评”的动物。他对红面猴说：“您是多么漂亮啊！”这时候红面猴便显出一副飘飘然的神气来。“你真丑，甚么样子！”红面猴大发脾气，把笼子摇得嘎拉嘎拉地响，引得观众大笑起来。
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马车夫驾着马车在奔走。
“驾、驾！”马儿拉着车子奔跑得更起劲了。“吁——！”马儿仿佛听到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突然地停了下来。
在我国传说中有公冶长、介葛卢懂鸟言兽语的故事。至于童话和神话中，鸟言兽语更是普遍。
究竟鸟兽有没有语言，或者至少，它们会不会听懂人的语言呢？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是因为人类的集体劳动而产生出来的。至于动物之间，它们所要传达的东西，如找对象、寻食物、警告敌人来了等等，是屈指可数的。而这些东西，不用精密、清晰的语言也可以传达出来。
八哥和鹦鹉，虽然它们的发声器官允许它们发出一些和人类语言差不多的声音，但是这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它们并不能真正了解人的意思，因此它们的话很少，很简单，而且经常要出错，例如它可能一见您的面就说“再见”，而当分别的时候，却问起“您好”来。
那红面猴，以及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骡、马等，也只是根据人的不同声调，得到简单的信号，因而引起不同的行动而已。“您是多么漂亮啊！”和“你真丑，甚么样子！”语气显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共同生活的一种鸟或兽之间，是不是可以说，有简单的声音信号呢？这倒是可以的。当然，这是应该加上引号的“语言”，它和人类的语言有本质的区别。
最近看到苏联杂志上有这么一篇文章，谈到鸟类“语言”的种类和人类的一样繁多。而根据语言学家统计，世界各民族语言总数达两千七百九十六种之多，还不包括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在内。
第二届世界声学家代表大会上，有人报告：法国乌鸦比美国乌鸦的“外文”程度好得多。当法国乌鸦听到美国乌鸦的“集合”叫声，就跟美国乌鸦一致行动；可是当美国乌鸦听到法国乌鸦痛苦地叫唤的时候，却漠不关心地啄理着自己的羽毛。而法国水鸥听到美国田鸥寻找食物或者惊惶的呼声，也只耸耸翅膀而已。
这就使鸟类学家断定，住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鸟，即使是同一种类，也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此外，也有些书谈到鱼类、甚至昆虫的“语言”，其实，所有其他动物的“语言”，都同上面所说的鸟言兽语一样，只是一些简单的声音信号而已。它和人类社会交流思想的语言，决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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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国画） 朱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