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良种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
1958年，我国良种的栽培面积扩大了五亿七千万亩，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良种推广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在增产上起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良种增产
优良品种由于茎秆粗壮，耐肥喜水，不易倒伏，对于某些病虫害和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强（很多品种在多肥多水的条件下很容易倒伏或发生病虫害），可以充分利用提高栽培水平的有利条件，得到增产。稻麦等作物的优良品种，分蘖整齐适中，穗大，粒多，粒大；棉花优良品种果枝多，铃多铃大；大豆优良品种结荚多，每荚粒多、粒大，增产很显著。
1958年11月全国水稻会议搜集到的以早中稻为主的五十九个水稻高额丰产的事例中，籼稻中种南特号水稻良种的是十一处，种南特16号的三处，种胜利籼的五处，种中农4号的二处，种华南15号的三处，粳稻中种有芒早粳和银坊的各四处，种黄壳早二十日的三处，种农林16号、“10509”和老来青的各二处，其余种的如红脚早、雷火粘、新竹8号、澄秋5号、长粒籼、灌县黑谷子、元子2号和青森5号等也都是国家几年来推广的品种。以上栽培优良品种的共计四十九处，占五十九个高产事例中的83％。以湖北省孝感县为例。1957年推广南特号、红脚早、青森5号等良种面积占早稻面积54.8％，平均亩产七百零九斤。比本地早籼稻亩产五百零四斤增产40.6％。1958年在跃进的新形势下，良种面积发展到早稻面积的93％，平均每亩产一千九百二十斤，比本地早籼稻亩产一千零十一斤增产90％。全县三百三十块早稻丰产田，80％种的是南特号、南特16号、有芒早粳、青森5号和早粳16号。
河南省是我国小麦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一个省。1958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由1957年的一百一十斤跃进到二百三十二斤。河南省大面积小麦丰收的原因之一，是根据全省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分别推广了适于各该地区的优良品种。在南部的信阳、南阳专区，大部分种植了南大2419和白玉皮等良种，在开封、商丘专区等种植碧蚂1号和徐州438等，在洛阳专区除种碧蚂1号和4号外，在发生过吸浆虫地区还种植了西农6028和南大2419等抗吸浆虫的品种，在豫北地区则大部分种植碧蚂1号、碧蚂4号、平原50和蚰子麦。河南省农业展览会展出的亩产二千斤以上的三十四个事例中，全部种的是优良品种。孟县1958年小麦平均亩产六百零三斤，是河南省小麦亩产量最高的一县，全部种的是碧蚂1号、4号、平原50和白玉皮等小麦良种。推广岱字棉15号良种，结合改进栽培技术对于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改进棉纤维质量，起了显著作用。湖北省1954年未推广岱字棉时，全省平均每亩产皮棉二十七斤左右。1955年开始推广岱字棉，占棉田面积20％，每亩平均产量提高为三十二斤。1956年种到一半面积，每亩产量平均四十四斤。1957年全面普及，单位面积产量五十二斤。1958年大跃进后，全省棉花每亩平均产量超出一百斤。
在其他作物中，优良品种也都表现了突出的增产作用。玉米品种间杂交种，1958年扩大种植到四百二十多万亩，比1957年翻了六番，产量比当地品种增加30％—50％。如甘薯中的胜利百号、华北117、华东51—93、南瑞苕，到处得到丰产。马铃薯的高额丰产地种的大多是五台白、里外黄、292—20等品种。浙江省萧山县1958年黄麻大面积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了长果种黄麻。该县宇宙红人民公社高额丰产地种的就是长果种中的一种——青皮荚麻，其他如地154、新选1号、白莲芝等良种都在各地得到丰产。
各种农作物高额丰产的事例，大大地打破了许多人对品种生产能力的保守观点。有些人认为一般小麦农家品种亩产至多不过五百斤，一般推广的品种至多也不过七八百斤。一般水稻品种不容易超过千斤关。但，1958年许多高产试验田就是采用的这些老品种，而每亩都有产到几千斤的。小麦中如江苏句容的火烧头，水稻中如贵州赤水的西坝早、江苏兴化的南洋籼、广东新会的大粒谷每亩产量都有达到几千斤的，而这些都是一般的农家种。至于推广的优良品种，增产潜力更大。全国农业展览会中展出的贵州安顺落水冲农场培育的三穗金大2905小麦王，穗长6寸，每穗有二十五个小穗，每小穗结实五一八粒，最基部的小穗也结实三一四粒，全穗结麦粒一百六十—一百六十六。这些事例说明进一步做好栽培工作，改善作物的生长条件，我国目前的农作物品种，还可大大发挥增产潜力，特别是一些丰产型的优良品种。
选育良种
尽管现有品种的增产潜力还可大大发挥，但随着“八字宪法”的贯彻，现有品种还远不能适应生产上的需要。首先，我国有些地方和有些作物（特别是栽培面积较小的作物）还没有适应于现在耕作需要的良种。在目前提高施肥水平，扩大灌溉面积的情况下，一些容易引起倒伏，发生病害的品种，已不能充分利用提高耕作水平后的有利条件。为了发挥这些地区和这些作物的生产能力，必须迅速选育它们的优良品种。其次，即使已经有过去的一些优良品种，但随着现在生产水平的提高，要求有产量更高或质量更好的良种。以浙江省黄岩县的路桥一社为例，随着土壤肥力的逐年提高，主要的栽培品种亦随着不断的进行更换。1952年以当地种早白为主，占种植面积的97.42％，1953年起早籼503逐年占上风，1955年种到水稻面积的85.06％。但1956年以后更丰产的南特号又逐渐占上风，1957年南特号占水稻总面积的57.05％。1957年以来，该社又逐步用比南特号更适于现在生产水平的陆财号和有芒早粳。为了适于今后高度耕作水平的条件，我国今后需要更丰产的优良品种。有些品种虽然穗大但千粒重小，如中农34号每穗多结实一百几十粒，但千粒重只有二十四点五克左右。有些品种千粒重虽大，但每穗所结的粒数不多，如著名的老来青千粒重虽有三十—三十二克，但一般每穗不到一百粒（最大的也只有二百多粒）。据目前的了解，每亩能出稻穗五十—一百万穗，每穗结实二百粒以上，千粒重在三十三—三十四克左右（每斤一万五千粒）的品种就很少。为了更充分发挥良好的耕作条件的作用，并克服单纯从增加播种量和每亩穗数（有一定限度）方面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进一步培育产量高、质量好、抗逆性强的品种。第三，我国目前有些地方由于采用良种单一化，遇到特殊的自然灾害，往往影响生产。陕西省接受了关中地区以往主要推广碧蚂1号小麦品种单一化的教训，1958年长安县主要采用了西农6028，西北站2号，泾渭26号，红大头和碧蚂1号等五个品种为一个组合，搭配种植。这样做有四大好处：一、可以根据土质和水利条件适当利用土地；二、可以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三、可以调剂劳力，保证颗粒还家；四、不会因严重灾害而特殊影响产量。为了实现良种组合，合理搭配，也需要更多的优良品种。
优良品种的主要来源是我国原有的农家品种。我国劳动农民一贯重视选育良种的工作，因此我国的农家品种特别丰富。广东省1958年在农家品种中已经挑选出一百二十一个每穗在二百粒以上的水稻大穗丰产品种。我国现在的推广品种中，70％就是由农家品种中选拔出来的。大跃进以来各地的高产田出现了大量优良品种。如河南省的山西白、德国红、紫秆糙等小麦品种，江苏省的矮箕野稻、吊煞鸡、芦秆白等水稻品种即是。牛毛黄和四上裕两个水稻品种更为突出。它们原是江苏的农家品种，由于它需要重肥，在以往反动统治下，农村贫苦，施肥量少，收成很不好。农民说“种了牛毛黄，人要饿断肠”，称它为“坑稻”。这两个品种经过江西、湖南等地农业科学研究机关的试验，由于施肥水平的提高，增产效果甚至超过著名的优良品种。现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都在准备推广。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有基本的改变，对于以往品种的生产能力需要从新鉴定。只要打破迷信外地种和名牌种的思想，认真搜集研究当地品种，各地都可以找到适于当地种植的良种。这种品种在当地栽培已久，适应当地环境，推广时不容易出毛病。
农业科学研究机关负有选育和鉴定优良品种的重责，以往也选出了不少优良品种。进一步反对保守，破除育种常规和标准化的迷信思想，走群众路线，面向生产，还能加快育种工作速度。辽宁省熊岳农业科学研究所贯彻了边整理、边研究、边利用推广的方针，用小区观察与大区产量测定，所内试验与区域鉴定，试验和品种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两年来从农家种中鉴定了“铁路稻”水稻良种，很受群众欢迎，目前在生产上已经形成一个不推自广的局面。
选育新品种最有效的办法是发动群众大家动手。1958年各地人民公社有成千上万的社员在进行选种育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已获得显著成绩的农民选种家就有二百多人。小麦中如山东的扁穗小麦和大粒半芒、安徽的全椒一号；水稻中如江苏的老来青，黄壳早二十日，浙江的乌嘴糯，河北的水原三百粒；大豆中如黑龙江的荆山璞，河南的大面豆；山东的伏花生等等都是当代农民选种家选育出来的。河南偃师、浙江黄岩、黑龙江讷河发动“人人选种、人人献种”运动。不少人民公社要求社员在稻麦成熟时，选出若干个特别好的穗，把它们的种子分别种植，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工作开花结果，一定可以产生很多新的优良品种。不少农民选种家采用了杂交育种法。有的还采用了比较高级的无性杂交和远缘杂交育种成功。河南省长垣县五星一社已用胚接法育成五星一号小麦新品种。广西蒋少芳用矮子粘稻种作母本，曲穗高粱作父本，育成植株较矮，穗大粒密的玉师一号，植株高大的玉师二号和多胚性的玉师三号。广东周汉华用水稻和高粱杂交，培育成了六个高额丰产的新品种。它们都有茎干粗壮，根系发达，抗病害和抗倒伏力强，穗长，粒多，粒重的特点。最好的是幸福粘的后代，穗长九寸多，每穗三百多粒，抽穗时受到八级台风袭击仍不倒伏，还不易感染稻热病。这类事例为我们培育新品种指出了一条新的途径。同时指出：群众中可以产生很多优秀的育种家。根据我国地面广大，环境复杂，需要优良品种多的特点，也只有依靠群众，广泛展开选种育种工作，才能适应客观要求。
扩大良种利用范围
一个品种在一定的环境下生成，有一定的适应性。移植到环境、条件相差较远较大的地区，产量就不一定好。但以往不少人由于深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束缚，对于品种的适应性看得很狭隘、机械。有所谓岱字棉不能北过黄河，北粳南移要减产等等说法，大大限制了良种的利用范围。这些陈腐的思想和清规戒律，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都被一一冲破了。
大跃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水平，创造了适于优良品种栽培的条件，优良品种的利用范围扩大了。青森五号水稻良种，1956年由吉林调到湖北湖南栽种时，由于群众没有普遍掌握它的特性，部分田地因而减产。近年由于逐步掌握了北粳南移后植株矮小、早熟但需肥量仍不变的特性，采用早种、多肥、密植的措施，收成很好。黑龙江的石狩白毛现已成为长江流域一个极早熟的双季早稻良种。吉林的元子二号，辽宁的宁丰、卫国，都是可以适于长江流域栽种的优良稻种，卫国甚至还可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作双季早稻栽培。岱字棉15号在山东临清、河南新乡、河北邯郸、山西运城等地区已基本普及，一般比原来推广的斯字棉二比、五爱、大斯等品种增产10％以上。
扩大现有优良品种的栽种地区，可以解决在某些地区优良品种种类不足的问题。但为了使引进的优良品种能够适应本地条件，取得增产效果，在大面积种植以前一定要经过试验试种阶段，测定它们的适应性。这一方面可由国家有计划地择少数有代表性的做比较细致的区
域试验，也可由群众或同群众合作展开多点的
简单的品种对比试验。江苏省1958年建立了一千一百八十三个品种试验点，只用一年时间，从四千五百五十一个品种中，鉴定出可以推广的四百五十三个品种。广东新会县引进几百个粳稻品种，分散在各农业社进行简单的品种对比，半年中就确定了二十三个品质好、产量高适于该县栽培的粳稻品种。浙江黄岩的路桥一社，江苏宿迁的霸王社，河南偃师的岳滩社等等，也都已在社内展开了这一工作。经验证
明，普遍发动群众，在社里展开简单的品种对比工作，观察它们的好坏，同时摸索品种的特性，因地种植，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一切品种各得其所，是迅速发掘良种，解决良种合理布局和搭配，充分发挥良种生产潜力的多快好省的办法。
良种繁殖
很多地方由于只推广某些良种，没有重视做好繁殖工作，以致有些良种逐年混杂退化。如南特号水稻良种在安徽、江西、湖南等省已比较容易倒伏，谷粒渐渐稀疏，抽穗不很整齐，红米逐渐增多。品种退化是农业生产上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做好繁殖工作，可以保证和提高良种的优越性。浙江黄岩路桥一社一贯重视种子工作，连年选种并建立种子田。全社种子纯度高达97％—99％。1956、1957年就成为千斤社，除自己全部种植良种外，每年还繁殖大量良种供给兄弟社。湖南省新化县群众多用单本繁殖法进行水稻留种工作，用种量少，繁殖的倍数大，容易去杂去劣，进一步选出优异的品种。江西邓家埠农场采用单株选择，分系比较，混系繁殖的办法繁育南特号水稻良种和岱字棉，品种纯度水稻达99.8％，岱字棉亦在95％以上。经验证明，把选种和培育结合起来，做好良种繁殖工作，即使是极易退化的作物品种，也可以保证其优越性。
保证种子质量选用优良品种，须注意种子的质量，检验其是否均匀饱满，无病虫害，发芽力强。据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用金大2905、江东门等六个小麦品种的研究，大粒种子比小粒种子增产2.7％—27.3％。据浙江温州专署农场用南特号和503稻种的试验，除去杂谷、病谷、瘪谷、青谷、稗子的稻种比一般稻种增产4.1％—8.4％，千粒重也有所提高。
以往不少农业社由于没有十分注意种子的质量常常造成缺苗断垅或者禾苗瘦弱多病，使生产受到损失，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
1958年，辽宁、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农民进行了种子质量的检验工作。所用的方法是：（1）在庄稼成熟时，到田间检验品种的纯度，结合着拔除病株劣株。（2）在入库以前检验种子的水分和杂质。（3）播种前检验发芽能力。许多人民公社都自制了扦样器、分样板、天秤、恒温发芽箱等简单仪器解决了种子检验工具不足的问题。
人民公社
要全面做好种子工作
人民公社为全面开展种子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社耕地面积多，作物品种多，需要种子量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做好种子工作，易使种子数量不足，质量低劣，影响生产。针对这一情况，有些人民公社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组织机构，全面开展了种子工作。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1958年夏收前，山西省长治市大闹种子革命，留种十万亩，选种四千万斤，基本达到“种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好有多好”。并且在各社成立了种子工作的组织。人民公社化后，更进一步发展到下列规模：公社成立良种繁育试验场（下设种子研究室，品种试验场，良种繁殖场），场内建立良种示范繁殖区，生产大队各设良种专业生产组，进一步繁殖本大队所需的种子。公社建立种子检验室，各农场建立检验组，生产大队设检验员。公社设立保管股，场队设立保管员，分别建立种子库。基本上实现了种子工作管理制度化。
人民公社建立系统的种子工作组织，自繁自选自留自用良种，可以使农业生产达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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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排队——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我们在基本建设项目的安排上要排队，在工农业产品产量的生产安排上要排队，在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的分配与使用上也要排队。但是究竟为什么要排队，排队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怎样去排队，怎样才能排好队等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透彻的了解的。
大家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着和发展着，而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
斗争的结果。但是在事物的多种矛盾中，并非都是“半斤八两”，均等地并存着，其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即是在主要矛盾中，也并不是都一样，而其中一定还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这些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事物的主要过程。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
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而排队，就是要求我们对错综复杂的客观事物矛盾着的各个侧面，进行全面分析，抓出其中的主要矛盾，排在前头，首先加以解决；其他各种次要矛盾则排在后面，按顺序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排队——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的反映，也是人们利用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推动事物更快向前发展的一种科学方法。队排得好，可以加快事物的发展；队排得不好，就会延缓事物的发展。我们经济建设中的排队，也就是要在充分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促进国民经济更迅速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当然，要排队，总得有个排头，也得有个排尾，这样，有些暂时不迫切需要的建设事业可能被排在后面，暂时不予解决。但这有什么不好呢？应该承认，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因此就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来讲，真是越大越好，越快越好，人们这种要求加快建设速度的心情当然是好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财力、物力还不够充裕，又往往赶不上各方面的需要，这就产生了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决不能一拥而上。
排队这种方法，被我们很有成效地运用在各个方面。例如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五个并举以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等，那一个不是根据排队的结果，抓出其中主要矛盾而制订的呢？正是由于这些方针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因而执行这些方针的结果，就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所以说排队这种方法，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方法。
（摘自山东“新论语”第七期邵玉辉：“谈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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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用“对立面”作反面教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常常为一些问题而争论，这是因为有不同的、对立的意见，争一争，论一论，就把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开会，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也是为了先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摆出来，经过辩论，最后达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争论、辩论实质上就是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的斗争，就是对立面的斗争。
从我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一切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思想、观点都是我们的对立面（它们往往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都是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只有党的方针政策才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于违反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方针的对立的思想观点，我们一方面要估计到它们的存在，不必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又要分清它们的性质，分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然后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妥善的解决。对立面并不可怕，在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对立面的势力总是很小的：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但同成绩比较起来，总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工作有些缺点也主要是由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对头或者经验不足，出发点也还是好的。这些，广大劳动群众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用不着耽心发扬民主，大鸣大放，会模糊群众的认识，会否定我们的人所共见的伟大成绩。
有些同志在工作中怕树立对立面，害怕相反的意见，因此采取息事宁人或者简单压制的办法。他们不知道，错误的意见不管你的主观愿望如何，总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不让它发表出来，它们仍然存在着，就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从而妨碍工作的开展。他们也不知道，不采取民主辩论的方式，让错误的意见与正确的意见交锋，让正确的思想同错误的思想进行斗争，就难以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识别力，克服错误的思想影响。他们不知道，对立面其实就是对干部和群众的生动的反面教员。
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相反地，它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间，提高威信，扩大影响，日益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建设历史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摘自3月24日广西日报韦白：不要怕“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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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要实践就要有干劲
为什么我们共产主义者能具有大无畏的精神与英雄的气概呢？就是由于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百多年以前，在资本主义制度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就向全世界宣布，资本主义必然要消灭，共产主义必然要胜利；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还在将近三十年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全中国，革命力量很小的时候，就英明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地领导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革命事业具有无限的胜利的信心；我国广大军民，在解放前，用小米加步枪，敢于去消灭当时还很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用劣势的装备，敢于抵抗并且打败现代化装备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显然，上述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了一种最伟大的革命干劲。但是，这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由于完全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认识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对于事物作了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具有伟大的科学预见。因此，我们强调革命干劲，不能离开客观规律，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引出思想、意见，订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依此去做，才能更好的发挥冲天干劲，才能保证我们的行动获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又要懂得，真正的科学分析，又决不能离开冲天的革命干劲。我们知道，要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就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实践论）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亦即苦干、实干和巧干，才能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了解一般的情况，随着实践的继续和人们的高度概括与研究，才能逐步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最后作出对事物的科学判断和结论。这种分析与判断，是否完全符合于实际情况，又需要在人民群众实践的过程中，去进一步检验与证实。但是，任何成功的实践，不管生产活动也好，革命斗争也好，科学研究也好，首要条件是要有干劲，没有干劲就不会有任何有成效的实践。
革命干劲与科学分析完全是辩证的统一，而且革命干劲又是起主导作用的。因为归根结底，只有人们鼓足干劲，竭尽全力去做，才能洞察事物内部联系，认识到客观规律；而科学分析的目的，又是为了使革命干劲发挥得更大、更高，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
（摘自湖南“学习导报”第七期众志：“论革命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