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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要善于学习
王威宣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这几句话现在看来，仍有意义。“择其善者而从之”，是从正面学习；“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从反面学习。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对于善于学习的人来说，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师”，并不是很神秘的。“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懂得多一点、深一点的人而已。谁比我们多懂一点，就应该向他学习，认他为“师”。这样，才能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但是，他是不是什么都懂得呢？不是的。两小儿辩日之远近，他老人家便弄得茫茫然，无以对答。他的农业知识也很差，“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什么都懂的“万能人”。但是，他又怎么成了当时的教育家呢？孔子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这就说明：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说明人民群众是智慧的海洋。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总是有限的，而广大群众的智慧则是无穷的。广大群众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不断的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只有不断从广大群众中汲取智慧的人，才能更快地丰富自己的知识。
知识分子从书本中学习了一些间接的知识，只要这些间接知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科学的抽象”，那就是正确的有用的知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仅仅从书本中学习，那又是十分不够的，还应该向工农群众学习，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学习，把书本知识拿到实践中去考验。大跃进以来，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认识自己所学的书本知识的不足，纷纷下乡、下厂接触工农群众，从劳动群众中学习了许多真知灼见。例如，北京农业大学有些教师下放农村之后，解决了几十年来书本上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古今中外有许多事情都说明：如果只从书本中学习，是很不全面的。汉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当时郡国，采寻遗文逸事。这样，才能使他“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明朝药物学家李时珍走遍半个中国，从渔夫、狩猎手、樵夫、农民、脚夫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学习并了解了各种药物的特性。这样才把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本草纲目”编写成功。高尔基浪游整个俄罗斯，从厨师、水手、脚夫和苦力学习了活的课本，认识了生活的最里层。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从法院的口供中开始研究俄罗斯民间的语言，从此以后，才开始掌握语言的技巧。从这些例子中说明：一个渔夫或樵夫对药物学的知识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不如一个行医多年的名医的，但是，许许多多渔夫或樵夫所掌握的药物的特性却又远远超过了一个名医。一个人的口供微不足道，但是许多口供却成了艺术语言的丰富矿藏。所以，要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是最善于从人民群众中学习的典范人物。马克思在从事“资本论”的著作时，就参考了一千多种书籍。“资本论”还引证了许多无名作家的话。有些无名作家，有许多人认为是不值得一提的，然而马克思却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七十七页）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页文章，他把整个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细心研究过了。从这些无人问津的书籍中掌握了极其丰富的实际资料。列宁向一切有经验、有学识的人学习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他说过：“明知我自己懂得的太少，那我就定要使自己懂得的更多。”（“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八百零四页，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同志“甘心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思想是我们每个人都熟知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百一十页）他在进行农村调查时，向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请教。认为他们是他的“可敬爱的先生”，并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还诚挚地表示：“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同上，八百一十一至八百一十二页）毛泽东同志这一些话，对于我们向一切有经验、有真才实学的人学习，这是多么宝贵的指示。作为一个伟大领袖的“志愿”就是“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是多么值得学习。这与某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强不知以为知”的幼稚可笑的态度相比，不是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吗？
但是，在今天，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认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真谛。还有人认为有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便沾沾自喜、飘飘若仙，就不甘向别人学习了，便不甘做群众的小学生了。这种思想大体上出于两种原因：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狂妄自大的病根所引起的；一种是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所引起的。前者，我们可以不必多谈，因为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总是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而群众是“群氓”，是“愚昧无知”的，和这种人去谈论向群众学习，要他们认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真谛，未免白费唇舌。但是，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有一部分人认为有了成绩，就可以不再虚心学习，那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想法。特别是在青年中间，如果滋长着这种思想，那就更容易使人们走入妄自尊大的迷宫。
也许有人提出：对于某些唯心主义学者，我们怎么能够向他们学习呢？当然，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自己，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弱不禁风的娇嫩花草，而是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搏斗中茁壮起来的参天松柏。所以，要更深刻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必要了解唯心主义的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膏药。就是说，也要学习。不能“知彼知己”，哪能“百战百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是与谬误争辩中得到无穷的战斗力的。
只要我们甘于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向一切有经验、有学识的人们学习，“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一百五十六页）真正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就能使我们更快地继承人类文化的遗产，更好地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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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的创造性愈是昂扬
党的领导作用愈要加强
编者按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理论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今年第四期的中文版，已于4月1日出版。下面便是其中三篇文章的摘要，请读者注意。
区别一个政党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对现实是不是采取革命的态度。无论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采取怎样的形式，经济的也好，政治的也好，和平的也好，非和平的也好，领导这一斗争的共产党的活动的基础，都是要同一切剥削现象誓不两立，都是要积极干预生活，改造生活。党永远奋勇向前，党决不冷眼旁观，而是积极行动，党决不宽容社会制度的种种弊病，而要消灭这些弊病。
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同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根本区别。改良主义虽然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意味着同现实妥协和迁就现实，意味着滚到剥削阶级所赞同的立场上去。
巩固新的生产关系并使之日臻完善，以便这种生产关系经常适应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并保证生产力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这就必然要使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过程虽然是渐进的（列宁说过，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之后，我们赞成改良，赞成进化），但是也要求党有更大的革命胆略和气魄。
重要的是及时发现已经成熟的发展要求，善于比许许多多地方的、部门的和个人的利益站得更高，因为这些局部的利益可能同整个社会的利益发生某种矛盾。必须经常反对停滞不前、安于现状和自高自大的作风，坚决粉碎那些抱残守缺的人的反抗。在全国范围内为了千百万人的利益而展开的一切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改革，都具有革命改造的性质。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国民教育的所有环节的改组，以及不久以前实施的其他改革，都带有这种性质。
任何理论都不能预知生活和活的实践所能提供的一切细节。列宁非常尊重书本上已有的经验，但是如果一个问题在革命运动中出现了新的，实际的提法来代替旧的书本上的提法时，列宁总是表示欢迎。马克思主义奠基者们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但是他们从不试图详尽无遗地预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切形式和方法。
现在，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未来的目标了，共产主义的蓝图在苏联今天的实践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了，而前面还有多么巨大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规模空前扩大，单是这一点就意味着对它进行领导的作用，即共产党的作用要日益增强。
只有在全体人民自觉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才有可能。因此，随着共产主义建设而来的是扩大民主，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全体公民参加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工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组织就逐渐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而社会团体的职权的扩大是这一过程的表现之一。
行政作用在领导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所占的地位越少，社会团体的作用越加强，民主越广泛，人民的首创精神越高，就越有必要尽可能更合理地把千百万人的这种积极性拧在一起，指导它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而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才能起这种指导作用。
劳动人民的一切群众性组织是按年龄、按生产、按部门或按其他原则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而党不是由任何部门的、地方的或工会的利益联系起来的。党是一切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它永远并且完全根据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办事。党是劳动人民革命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坚如磐石，有高度原则性，意志和行动完全统一，因而它是战无不胜的。正因为如此，只有党才能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切群众性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核心，才能把这些组织和团体的工作引向一致的目标。
五十多年以前列宁曾写道：群众的自发的热情愈高，运动的范围愈扩大，对于党在理论、政治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会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虽然列宁写这段话时的条件同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条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列宁所阐述的自发性和自觉性之间，群众运动的扩大和领导作用日益增强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有它的指导意义并且不断为现实所证实。
（摘自“指导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力量”一文，作者是耶·布加耶夫、勃·列伊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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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多党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外，还有四个政党也参加了政府，这就是：德国民主农民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德国自由民主党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虽然几乎都是战后时期产生的，但是决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都是从国家政党的传统形式中产生的。
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对待非无产者阶层的态度对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农政权的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列宁说道，对于中等阶层“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的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作到，从而也才能使中等阶层和他们的代表人物相信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也符合于这些阶层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像恩格斯当时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小商品生产者的目前利益，而且也代表他们的长远利益。
由此可见，由反法西斯民主制度发展成人民民主制度是有深刻的内在规律性的。
我国的多党制反映了互相之间存在着实际矛盾的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这种矛盾并不带有对抗性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而得到解决。在各个政党和群众团体组成的反法西斯民主联盟中包含着一个决定联盟中各个政党实行合作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各阶级和各阶层居民有共同的利益，他们都希望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成果。
既然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绝大多数的居民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多党制和一党制的问题已经不是政权的性质问题，而是政权的表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民族条件和国内外条件来决定的。
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革命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掌握领导权的条件下实行多党制并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恰恰相反，在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多党制符合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的要求。多党制是吸收中等阶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方法，采取这种方法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中等阶层的当前和未来的根本利益一致。
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特别要求工人阶级政党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彻底的原则性和坚定性的政党。为了保证党在与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合作的时候不致产生走向机会主义的危险，防止党的政策被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歪曲，就必须辩证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联盟的学说。
多党制的存在，反映着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联盟的发展。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最初被吸引来参加解决一般民主主义问题，然后再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摘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多党制”一文，作者是赫尔曼·马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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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等阶层不可能成为独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攻击时的一个最流行的说法，就是硬说马克思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只归结为两个敌对阶级，硬说马克思预言中等阶层必然要迅速地归于消灭。
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但是它把中间阶层的存在看做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并指出在这些阶层内部经常地发生着两重性的过程：一方面，资产阶级下层被推向无产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极少数的无产阶级上层被吸向资产阶级队伍。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否认，这样的“社会变动”能够在任何程度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阶级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几段话描述了必然促使“中等阶层”日趋衰落的无产化过程，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对于中间阶层的顽强生命力从来没有发生过怀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这种情况一方面加重着工人阶级的负担，另方面则加强上层阶级的力量和它们的生活地位。
首先，中等阶层中包括小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这一类居民的存在，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保留着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交换形式的残余。就是说，这一类人可以说是“旧的”中等社会阶层，它们大都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并且保存到现在。
除了这些阶层外，还存在另一种后来才形成的中间阶层；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和寄生倾向加强所造成的。
现代资本主义不断产生着新的中等阶层：国家机关、国营和私营企业的职员、工程技术人员、智力劳动者等等。可是中等阶层人数的增加，并不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企图证明的那样，能够消灭或吞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过程仅仅证明，由于资本不断把广大劳动居民包括到自己的剥削范围里来，所以便加深着资产阶级与千百万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中间阶层的地位极不稳定，它们时时刻刻地在分化。它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例如小职员、下级工程技术人员，就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来说，是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本质差别的。
中等社会阶层形成的历史、它们的经济基础、以及它们在社会机体当中的职能，使得这些阶层的成份极其复杂。它们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都是站在两极即两个基本社会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也就是说，处在这两个基本阶级的中间状态。由于这些阶层成分复杂，所以给这些阶层下一个准确的总定义或把这些阶层说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的任何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关于“中等阶级”的论点，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所以说它在科学上是错误的，是因为这些阶层不管在整体或是在局部上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即真正科学的阶级定义。
在中等阶层的各个成员之间，既没有形成阶级意识所必需的重大的共同利益，也没有应当起独立历史作用的、一定的阶级政治组织的基础。
中等阶层的这种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实行真正是他们自己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在基本上是由两个对抗阶级组成的社会里，一切其他阶层都要同这两种基本力量发生接触，他们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不是加强这一种力量，就是加强那一种力量。“中间路线”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
“中等阶级”的论点在政治上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它会模糊无产阶级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阶层结成联盟的原则。它的危险还在于它掩盖了中等阶层各部分人中间所发生的分化。这种分化在客观上必然使中等阶层的很大一部分人接近于无产阶级。
对各种中等阶层的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的特点的分析证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分析也证明，由于这些阶层同统治阶级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于本身利益的认识，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这些社会阶层在自己的地位、责任、收入来源或这些收入的取得方式上，仍然依恋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方式。最后，在这些不同的阶层中反对大资产阶级的客观基础也各有区别。
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把中等阶层看成清一色的敌视无产阶级的反动的一帮，那是错误的和危险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些阶层可能起资产阶级的“辅助阶层”的作用。
经验证明，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或经济困难时期，中等阶层，或者至少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徘徊和动摇，会自然而然地投靠到力量较强的一方。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统一是使这些阶层，或者至少是使这些阶层的大多数人同资产阶级决裂、由资产阶级后备军变成无产阶级后备军的最首要的条件。
工人阶级如果不能保证取得这些阶层中一部分人的支持和保证他们另一部分人保持善意的中立，要指望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不可能的。列宁当年曾经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过，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分，又以宣传员的身分，又以鼓动员的身分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这一教诲直到现在保持着它的全部价值。
（摘自“论法国的中等阶层”一文，作者是费南·尼科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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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勇于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
对“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的一点看法
何炳然
戴逸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全书共三卷。第一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卷书里，作者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1840年以前的世界和中国；第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开始半殖民地化；第三，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由于这个时期社会上阶级矛盾还占主要地位，所以作者几乎用了五分之三以上的篇幅，着重地论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失败和它的历史意义。通过这些论述，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从来就是多么地英勇和坚决。太平天国革命以后，中国封建势力不得不借重外国的援助，外国侵略者开始日益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从此，中国人民就不能单纯地反封建，而必须同时反侵略，而且要把反侵略提到第一位了。
本书具有一些特点，最主要的是作者对于史学界一些存在争论的问题，都能勇于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其中有不少见解都是作者经过比较认真研究以后提出来的。例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关于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探讨，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关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到底曾否实行的阐释，关于太平天国打出广西以后应不应强调“反满不反孔”、少提天父一类邪教迷信的意见，以及关于清代厘金制度出现的说明，等等。这样做法是有助于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开展百家争鸣的，因而是值得提倡的。
但是，这些见解并不都是很成熟的，有的还需要作更充分的论证。例如，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作者起初认为当时的手工业工人是“无产阶级萌芽”，他们在革命中曾经起了推动作用（一六三页）；但是，作者后来又承认在太平天国后期曾经有成批的手工业工人起来反对革命（五一六页）。这样，后面的事实同作者强调手工业工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就显得有些矛盾。又如，关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学界一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作者是认为当时“已经在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发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场”的（三一页）。他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当时许多工业部门出现了手工工场和包买商人，并且许多手工工场都有很大规模和细密分工，等等；二是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说过：“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在历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但是，作者没有说明当时的手工工场同行会制度的关系如何，也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企业”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是否有其区别，因此在论证上就不够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