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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使者
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和第一副主席赫尔曼·马特恩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应邀到达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国人民热烈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使者们，并且向正在为祖国和平统一而斗争的全体德国人民致以崇高的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同岁的兄弟，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密的成员。我们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结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十年来，这种兄弟友谊一天天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格罗提渥总理1955年12月和今年1月两度访问我国和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兄弟友谊。中德两国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互助合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我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和供应我国的工业设备与技术援助，大大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我们深深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支持和援助！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速度迅速发展。1958年的工业产量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半以上，比1957年增长10.9％。在农业方面，1958年谷物获得普遍丰收，在若干农产品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方面已超过了西德。农业合作化运动也迅速发展。目前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比1957年增长42％，如果加上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社会主义成分的农业已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耕地面积的46％。去年7月间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到1961年底要在所有主要生活资料和消费品的每人平均消费量方面超过西德”的任务。今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建设的规模将更加宏伟，工业生产将比去年增加11.1％，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辉煌胜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大鼓舞了全体德国人民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英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哨，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西德军国主义势力，为争取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粗暴地破坏波茨坦协定，一贯坚持分裂德国和重新武装西德的侵略和战争政策，长期拒绝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提出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各项合理建议。西方国家阻挠德国问题合理解决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严正谴责。最近，西方国家在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为了摆脱他们十分狼狈的处境，被迫同意于今年5月11日在日内瓦召开有关国家的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包括对德和约和柏林问题。中国人民一贯坚决地支持德国人民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刚刚结束的华沙条约参加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会议，研究了与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东西方外长会议有关的问题。在会议的公报中，与会各国外长特别强调了缔结对德和约和消除西柏林占领制度的迫切性，和东西方外长会议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必要性。但是会议认为，不应该把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同德国统一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纠缠起来。那些企图这样做的人的目的，只是在于故意刁难，给会议制造障碍。中国人民完全拥护华沙会议所重申的各项主张，并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全体德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相信，不管帝国主义和西德反动派施展什么样的阴谋来阻挠德国问题的和平与合理解决，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最后是一定要实现的。
今年十月，我们两国人民都将庆祝我们两个国家诞生的十周年。十年来，国际形势起了重大的变化。今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团结壮大，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的斗争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帝国主义阵营则更加走向四分五裂。在东风进一步压倒西风的今天，让我们两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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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国外长会议公报表示
全力促使东西方会谈有助于和平事业
要求西方不要采取任何导致欧洲局势尖锐化的行动
新华社华沙29日电 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国外长会议28日下午闭幕。
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公报。
新华社华沙29日电 今天早晨在这里发表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会议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会议公报
1959年4月27至28日在华沙召开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什图拉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卡·卢卡诺夫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彼得·亚诺什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洛·博尔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亚·腊帕茨基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布纳丘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瓦·戴维
会上就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包括和约问题和柏林问题的德国问题的东西方国家会谈交换了意见。
会议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对为了巩固和平和保证各国人民安全的利益而解决业已成熟了的各项问题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会议指出，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为结束“冷战”和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而作出的努力，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前景有了显著的改善。
会议参加者满意地指出，经过同西方国家的协商，现在达成了关于召开外长会议和最高级会议的协议。各国人民期望，这两个会议就业已成熟了的国际问题所作出的决议，能够根本改善各国之间关系方面的气氛，并且保证国际局势发展中这样必需的转变，这种转变将为各国人民和平和安宁的生活创造条件。
会议的参加者表示确信，日内瓦外长会议就目前两个最尖锐、最重要的问题——缔结对德和约问题和结束西柏林占领制度问题通过一致同意的决议，将会使欧洲的和平事业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
敌视和平事业的势力利用没有签订对德和约这个情况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公然提出复仇主义的要求，并且把西德变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主要的原子和火箭基地。保留西柏林占领制度的残余，这就在那里造成了一个经常引起紧张和冲突的源泉。继续拖延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及柏林问题的解决，只会导致欧洲的战争威胁的加剧。
外长会议参加国一致同意并支持苏联关于缔结对德和约和结束西柏林占领制度的建议。
苏联的对德和约草案对欧洲各国人民安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保证了德国人民主权的完全恢复，保证为德国和平民主的发展建立必要的条件。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将是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沿着重新统一德国的道路前进的重要的一步。和约将使两个德意志国家都承担同样的义务，并且给予它们同样的权利，这样就会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接近奠定良好的基础。
缔结对德和约也会结束西柏林的占领制度。
参加会议的国家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解决柏林问题的可行的办法就是赋予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这个自由城市的安全、它与外界的畅通无阻的联系将由各大国并在联合国的参加下来加以保证。会议参加国的出发点是，只要所有的有关国家有这个愿望，就建立有效的保证的问题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这种保证足以保障西柏林自由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而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干涉它的事务。
会议的参加者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努力解决柏林问题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准备充分尊重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地位并且参加保障它的安全的决心表示欢迎。
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最近以来，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某些其他成员国正在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成员国的领土上建立美国火箭和原子基地。不能不引起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正在加紧采取措施，用核武器和火箭武器装备西德军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在这方面走上了多么危险的道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也反对所有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裁军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反对关于在中欧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问题的波兰建议。在西欧国家的领土上设置西德国防军的军事基地及军火库是对这些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目前有一种企图，打算使即将召开的东西方代表日内瓦会议面临既成事实。
会议的参加国一致谴责旨在使局势复杂化和继续推行破了产的“实力地位”政策的政策。采取了这些行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对整个和平事业特别是在为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谈创造有利局面方面起着很坏的作用。不言而喻，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些行动及这种政策承担严重的责任。
外交部长们认为，把讨论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同像统一德国这样的一些问题联在一起的企图，不会促进日内瓦会议的顺利进行。目前，当在德国的领土上同时存在着两个独立的德意志国家时，德国的重新统一乃是德国的内部问题了，这个问题只能由德国人自己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相互接近和协商的办法而不要任何外来的干涉来求得解决。
同样不能使缔结对德和约以及解决柏林问题服从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单独地来解决就已经够复杂的了，那些想把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人，很明显是故意刁难，使对德和约和西柏林问题，以及欧洲安全的各项问题无法通过一致同意的决议。
会议参加者相信，要想顺利地准备对德和约，必须有遭受到希特勒德国侵略的国家的代表积极参加这一工作。会议参加者认为，应当保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全面地参加日内瓦外长会议和最高级会议，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德国的邻国，它们是希特勒侵略的最早的受害者，并以它们的武装力量对粉碎共同的敌人作出了重大贡献。
外长会议的参加国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有权在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桌上占据应有的席位。
会议参加者表示希望，所有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都将为这一会议的成功作出努力。至于他们这方面，他们声明，他们的政府将竭尽全力来保证这次会谈的成功。他们号召各大国和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不采取任何足以导致欧洲局势尖锐化和使已出现的通过东西方之间的谈判来解决争端的前景恶化的行动。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政府将始终不渝地继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它们确信，在这一斗争中它们将得到反对新战争威胁的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它们相信，目前有条件来制止战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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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约翰尼斯·狄克曼简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生于1893年。他曾在柏林、歧孙和戈丁根市的大学读书，1918年加入德意志人民党，后来他担任了这个党的总书记。从1929年到1933年，他是萨克森议会的议员。
狄克曼是一个忠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他反对法西斯主义。因此为希特勒政权所不容，后来他就转到萨克森煤矿工作。
希特勒政权被击败以后，狄克曼是最早致力于建设新的民主德国的人物之一。他最初在萨克森从事经济工作，他在德累斯顿建立了第一个州营经济企业——萨克森煤矿局。
狄克曼是1945年创立的德国自由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后来并担任了这个党的副主席。在1946年，他以自由民主党候选人身份参加议会竞选，并且当选为萨克森议会议员。
早在1948年，狄克曼就是萨克森州政府的委员。他担任司法部长，并且担任萨克森州副总理职务。
1949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狄克曼被选为临时人民议院的主席。自那时以来他一直以卓越的才能和高超的经验担任着这项职务。
狄克曼深信，只有一切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团结一致，才能完成建设更美好社会的艰巨任务，他也深信，由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和团结一致，以及它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所担负的任务，他们应当取得领导地位，因此他积极参加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民主党派集团的工作。
狄克曼是德苏友好协会发起人之一。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国际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全力支持和平共处及各国的合作。
由于狄克曼博士的功绩，他数度获得崇高的奖章，他获得金质国家勋章以及其他勋章和奖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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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赫尔曼·马特恩简历
赫尔曼·马特恩于1893年6月17日生于马格德堡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里。读完小学之后，他就到皮革厂去学硝皮工作，他进入雇工生活的同时就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在十四岁时加入了“工人青年团”，以后成为皮革工人联合会的工会工作者，1911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领导人采取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叛工人阶级的态度而分裂了，马特恩和许多青年同志一起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他曾经被迫在军队里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家乡。
1919年，马特恩同志参加了年青的德国共产党。1926年到28年他担任了德国共产党马格德堡区委员会的工会书记，以后，担任马格德堡—安哈特区委员会的政治书记。1931至1933年，担任党在东普鲁士的政治书记。他曾被选为普鲁士议员。在所有这些年代中，马特恩同志证明是台尔曼同志的一位忠实战友，是党的一批主要负责人员之一，这批负责人员在台尔曼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把列宁主义带给了德国工人阶级，并把共产党发展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政党。
1933年7月，马特恩同志被希特勒秘密警察逮捕，并控以所谓“叛国罪”。1934年9月，他越狱逃出，不久他按照党的决定，移居国外，并继续按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
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中，马特恩同志在苏联担任反法西斯学校教员。他对许多德国战俘进行教育，使他们了解了真理。
1945年5月1日，马特恩同志回到了德国，按照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德累斯顿建立了党组织。1945年6月起，他一直担任党的萨克森区组织的领导职务，并积极争取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以后，他担任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大柏林市区组织的主席。1948年11月，他被选为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他担负这个重要职位一直到现在。1950年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他一直被选为人民议院议员和副主席。1954年11月起，被选为第一副主席。
由于他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卓越贡献，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的奖赏——卡尔·马克思勋章。他还获得金质勋章和其他的奖章。当他六十五岁寿辰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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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的讲话
新华社29日讯 据印度新闻处报道：印度总理尼赫鲁27日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我曾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讲过几次话。上一次讲话是在4月3日发表的，那时我通知人民院说，达赖喇嘛带着一大批随从，已经进入印度联邦的领土。我愿提供关于这方面的最新的情况，并且向人民院报告一下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新事实。
几天以前，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到达穆索里，在那里，政府为他们的居留作了安排。那以后，我曾有机会访问穆索里，并且同达赖喇嘛作了一次长谈。
最近几天，我们接到的报告说，有相当多的、为数几千名西藏人最近越界进入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地区，此外约有几百人进入了不丹领土。他们要求避难，我们同意了。他们当中带武器的人被解除了武装。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人数。在能够按照他们的愿望、同时考虑这种情况下的需要，使他们散去以前，现在正在一个营地作出暂时安排来安顿他们。我们不能让这些难民无依无靠。除了牵涉到人道考虑之外，也还有法律秩序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感谢阿萨姆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给予的协助和合作。
就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来说，我们不能不采取充分的措施，这是为了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使得他们免于受到大批印度和外国记者的骚扰。这些记者们由于渴望取得关于这件世界大事的第一手材料，很可能会使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麻烦，并且几乎会使他们应接不暇。我们急切希望给予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保护，同时我们也同意让这些新闻记者有适当的机会见到他。我接到了通讯社和报纸的将近七十五个代表从提斯浦尔发出的申请，要求我给他们这种机会。因此事先派了一名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到提斯浦尔去，去应付聚集在这个阿萨姆邦小城的报界代表和摄影记者们。这位官员作了必要的行政上的安排，来尽可能地满足新闻记者们要会见达赖喇嘛和替他摄影的愿望。达赖喇嘛在进入印度之后不久，就表示希望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到通知，这个声明将在提斯浦尔发表。我们的官员为向报纸记者们分发声明译文作了安排。
鉴于所提出的某些不负责任的指责，我愿意说清楚，达赖喇嘛对于这项声明以及其后他在穆索里发表的较简短的声明完全负责。我们的官员同这两个声明的草拟或者准备没有关系。
我无需对人民院说，达赖喇嘛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进入印度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建议他来印度。我们自然曾考虑到他谋求在印度避难的可能性，当这样的请求提出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带着大批人进入我国偏僻的一隅，这在运输、组织和安全方面造成了特别的问题。我们派了一名官员在邦迪拉迎接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人，并且护送他们到穆索里。其所以选择这位官员，是因为他曾任驻拉萨总领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所熟悉的。选择穆索里作为达赖喇嘛的居留地是在了解了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愿望和在他同意之后才最后确定的。我们方面并不想对他施加任何不恰当的限制，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不能不作某种安排来防止任何不幸。应该记住，在西藏发生的最后发展到达赖喇嘛离开拉萨进入印度的那种种事件，在印度人民中间和世界报界中引起了极大的关切。在他到达穆索里以后，就采取了措施来防止达赖喇嘛受到要想见他的群众和新闻记者的麻烦。除此之外，对他的行动没有任何限制。曾经告诉他，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可以在穆索里随意走动。应当记住，达赖喇嘛最近不仅经过了一次艰苦危险的长途跋涉，而且遭遇了一场令人哀伤的经历，甚至硬心肠的人也不能不感到震动的。而他不过刚刚二十四岁。
这就是某些十分明显的事实，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隐藏着可能有深远后果的严重发展。西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着悲剧，人们冲动了起来，发出了种种指责，并且使用了只会使局势更糟、使我们同我们北方邻国的关系恶化的语言。我确信，人民院会同意我的看法：在考虑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节制和运用智慧，使用温和确切的语言。在现在的冷战时代中，有一种使用放纵的语言和常常提出毫无道理的、狂暴的指责的倾向。我们幸而一直置身于冷战之外，我希望在这一次，就像在任何其他时候一样，我们将不使用冷战的语言。问题太严重了，不能以随便的或者激动的态度来处理。因此，我愿呼吁报刊和公众说话时要有节制。我感到很遗憾，我们这方面偶尔也有失去节制的时候。我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几天以前，有人对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表现了严重的不礼貌。这是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在孟买干的事。我们不能让自己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之下被推上错误的道路。
向中国的领袖、报纸和人民发出任何类似的呼吁的事，不能由我来做。我所能说的只是，对于中国的负责人士对印度所作的评论和指责的语调，我感到非常难过。他们不顾事实真相和礼节，使用了冷战的语言。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以行为有度和彬彬有礼著称的伟大国家，就尤其令人难过。对印度所作的指责如此荒诞，我觉得很难对待这些指责。有一种指责说我们劫持达赖喇嘛。中国当局肯定应当知道我们在这个国家中是如何行事的，我们的法律和宪法是什么样的。即令我们有这样的意向，我们也无法违背达赖喇嘛的意志而对他实行某种拘留。而且根本不存在我们想这样做的问题。我们这样做，不能得到什么，而只会得到困难问题的负担。不管怎样，这个问题是能够容易地澄清的。达赖喇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西藏或者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由于班禅喇嘛特别发表了某些奇怪的言论，我已经声明，我们欢迎他到印度来亲自会见达赖喇嘛。如果他愿意这样做，他将受到一切礼遇。我还说过，中国大使或中国政府的任何其他使者可以为此目的前来印度会见达赖喇嘛。任何人要和平地到印度来都不会遇到障碍。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将给予他一位客人应受的礼遇。
还提出了另一个甚至更奇怪的关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说法，据说，“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是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扩张的传统的继承者。英国的政策是对西藏实行扩张的政策，而且他们在本世纪早期曾以武力来执行这种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残酷的冒险，它给西藏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由于这种冒险的结果，当时印度的英国政府在西藏建立了某些治外法权。当印度独立时，我们继承了这些权利中的一些。由于我们是完全反对在另一个国家拥有任何这些治外法权的，我们不想保持这些权利。但是人民院知道得很清楚，在独立和分治后的早期，我们非常忙，而且我们必须应付我们自己国内的非常困难的局面。我们没有去注意西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由于不能够找出适当的人员来担任我们驻拉萨的代表，有一段时期我们让原有的英国代表继续在拉萨留任。后来印度人代替了他的位置。在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以后不久，这些治外法权的问题就提出了，我们毫不犹豫地同意放弃这些权利。不管西藏可能出现什么事态发展，我们本来总是要放弃这些权利的。我们从西藏的某些地方撤出了我们的部队，移交了印度的邮电设施和休息所。我们规定了潘查希拉五项原则，把我们同西藏地区的关系放在新的基础之上。我们非常关切的是维护印度和西藏之间在香客往来和贸易方面的传统联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后来有关西藏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我们的政策，足以证明印度在西藏没有政治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野心。的确，甚至从最狭窄的实际观点来看，任何其他的政策都会是错误的和无用的。自从那时以来，我们一直不仅竭力遵守我们缔结的协议，而且竭力谋求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
因此，竟然提出这些既不适当又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这是使我们感到深为遗憾和惊讶的事。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表达了这种深刻的遗憾情绪，特别是对最近在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届会议上的发言的深刻遗憾情绪。
我前些时候说过，我们的广泛政策是受三个因素支配的：第一，维护印度的安全和完整；第二，我们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我们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我们将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因为我们认为，这不仅在目前是正确的政策，在将来更其是正确的政策。如果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的伟大国家，这两个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是和睦的邻邦的国家竟然彼此产生了敌对情绪，这将是一个悲剧。我们这方面将奉行这个政策，但是我们希望中国也会这样做，我们希望不要说出什么话或者做出什么事来危及从更广泛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观点来看是如此重要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五项原则之中就有一项规定互相尊重。如果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使用冷战的语言，这种互相尊重就要受到严重的损害。
我以前已经说清楚，关于噶伦堡是西藏叛乱中心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有众多的西藏血统的人作为印度国民居住在我们印度。我们印度还有一些西藏移民。所有这些人都非常尊敬达赖喇嘛。在他们中，有些人对于西藏的事态发展感到极不愉快；有些人无疑是有反中国情绪的。我们已经向他们表明，不允许他们从印度进行任何颠覆性活动，我要说，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动是遵照了印度政府的指示的。显然我不能够说某人没有秘密地干某件事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想像或者说住在噶伦堡的一小批人组织了西藏的一次大规模骚乱，这似乎要拿出很大的想像力，并且不顾明显的事实。
康巴暴乱是三年多以前在中国本部靠近西藏的地区发生的。难道要噶伦堡对此负责吗？这次暴乱逐渐扩大，而且无疑在没有参加这次暴乱的众多的西藏人思想上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对他们的前途的恐惧和忧虑控制着他们的心灵，激昂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着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恐惧也许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种恐惧无疑是不能否认的。要适当地对待这种情绪，只能采取比战争温和的办法。
当周恩来总理两三年前到这里来的时候，承蒙他同我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西藏问题。我们进行了一次坦率和充分的会谈。他对我说，虽然西藏长时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里的人民不同于中国本部的人民，正如中国的其他自治地区的人民不同于中国本部的人民一样，尽管他们构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认为西藏是一个将享有自治权的自治地区。他还对我说，谁要是以为中国将把共产主义强加于西藏，那是荒谬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这种方式强加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的，他们不想这样做，尽管他们希望逐步地实行改革。他们打算甚至把这种改革也推迟相当的时候。
大约在那个时候，达赖喇嘛也在这里，我当时同他作了长谈。我告诉他周恩来总理的友好的态度和他关于尊重西藏自治的保证。我当时建议他真心诚意地接受这些保证，进行合作来保持这种自治，并在西藏实现某些改革。达赖喇嘛当时同意，他的国家虽然据他说在精神方面是先进的，但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是非常落后的，因而需要改革。
这些友好的意图和态度究竟实现到了什么程度，这不是由我们来说的事。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一方面，是一个活跃的、迅速前进的社会；而另一方面，是一个静止的、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看来很难有任何会合点。与此同时，某种形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藏。交通迅速地发展了，西藏长期的与世隔绝的状态部分地被冲破了。虽然，物质上的障碍逐步消除了，可是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却增加了。显然，冲破这些心理上和感情上的障碍的尝试或者没有作，或者作了没有成功。
如果说这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甚至根据得自中国方面的消息，西藏暴乱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人。毫无疑问，既得利益集团参加了暴乱，并且企图从中得利。试图用颇为陈旧的字眼、措辞和口号来解释情况，是很少有甚么帮助的。
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政府引起的。这种反应实质上也不是政治性的。这种反应主要是一种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不错，印度有些人的确企图把这种反应引导到不适当的方向而从中得利。但是，印度人民的反应却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这里的反应尚且如此，那么人们就不难设想西藏人自己的反应怎样了。也许亚洲的其他佛教国家也有这种反应。当这种实质上不是政治性的强烈情绪存在的时候，那是不能仅仅用政治方法来处理的，更不能用军事方法来处理了。我们一点也不想干涉西藏；我们非常希望保持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处境感到非常难过。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会采取明智的态度，不使用他们巨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根据他们自己就西藏地区的自治作出的保证通过友好合作来争取他们。首先，我们希望，目前的战斗和杀戮将会终止。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三天前我在穆索里同达赖喇嘛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向我谈到了他不得不应付的各种困难，他的人民对于那里的情况的日益增长的愤懑，谈到他如何设法约束他们，谈到他认为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的佛教正在受到威胁的想法。他说，在最后时刻来到以前，他还不想离开拉萨。只是在3月17日下午，据他说几发炮弹向他的宫殿打过来时，落在附近的池塘中时，他才突然决定离开拉萨。在当天的几个小时内，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离开了拉萨，开始了前往印度边境的危险的旅程。离开是这么匆忙，甚至不可能携带足够的衣服等杂物。当我和达赖喇嘛会谈时，他的随行人员一个也没有在场。连译员也是我们自己的。达赖喇嘛告诉我，先前发表的两个声明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存在任何人强迫他发表的问题。尽管他很年青，可是我很难想像他会被迫做他所不希望做的事情。我完全同情这个青年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担起重担和承担巨大的责任。在过去几个星期，他身心十分劳累。我劝他休息一个时期而不要作出任何仓卒的决定。他对于西藏的情况感到很不愉快，他特别切望战斗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