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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公正舆论指出达赖三封信的真实性戳穿了国际大骗局
西藏叛乱性质澄清 达赖被劫持千真万确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孟加拉文“划时代报”在27日发表评论说，承认达赖喇嘛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的，那么，西藏叛乱事件的真正性质和秘密就变得很清楚了。
评论说，“引起印度舆论在西藏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和进行大量赞同或者反对的宣传活动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信件。在叛乱还没有严重地爆发的时候，叛乱分子就开始在达赖喇嘛的宫殿附近进行准备。达赖喇嘛知道，有一批反动的坏人对他施加压力要把他带走，他的生命将遭到危险。他的无依无靠的处境就在第一封信中已经显露得很清楚。在写了第一封信以后，当事件开始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达赖喇嘛在以后写的信件中开始对叛乱分子和阴谋分子一方面表示抗议，另一方面表示焦虑。”
评论说，“这种自我承认的价值是最大的。因为，这些信并不是在外界的参与下写出来的，而通过这些信件，西藏叛乱的性质和真面目清楚地显露出来了。”
评论说，“不幸，我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士和以他们的知识为荣的人士，根本不相信这些信件。相反地，就在加尔各答这里，一些著名报纸一天又一天狂妄地、愤怒地发表文章说，这些信件是伪造的；它们说中国总理周恩来采取了完全虚伪和骗人的做法。在盲目的憎恨和狡猾的西方国家的代理人的驱使下，他们用无耻的谎言毒化了印度的政治气氛。”
它说，“且不谈别人，就是尼赫鲁总理本人开头几天在人民院讲话时，也表示怀疑这些信件，并且说，是否写了这些信也是令人怀疑的。既然像总理那样一位可敬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么，就更不用说那些没有任何远见的、诡计多端的宣传家了。今天他们的情况是可怜的，他们可怜到甚至在发表这些关于尼赫鲁和达赖喇嘛会面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时，在那些大标题中一点也没有指出这些信件，而这个消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达赖喇嘛所作出的承认。他承认这些亲手写的信件像生活本身一样地真实，那么，西藏叛乱的真正性质和秘密就变得很清楚了。”
评论揭露了帝国主义者阴谋把中国的西藏地方分裂出去，把它变成西方国家的轰炸机基地。他们企图宣布西藏是“独立”的，并且通过无情的攻击来造成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使印度变成他们在东南亚进行冷战中的一个同路人。
这家报纸赞成给予达赖喇嘛避难权，并且说，“我们希望，在印度政府和尼赫鲁的努力下，达赖喇嘛将再次能够回到和平环境中的首府拉萨。我们认为，中印友好对于整个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看到这些重要性，我们希望结束这个关于西藏问题的令人不安的和可能招致严重后果的分歧。”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 印度共产党在加尔各答出版的“自由报”26日在评论尼赫鲁承认达赖喇嘛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的这件事时说，“一个国际大骗局被当场拆穿了”。
这家报纸发表的社论说，“拍帝国主义马屁的政治冒险家和受他们雇用的报纸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把这些信件说成是伪造的”，“甚至尼赫鲁也曾经表示怀疑这些信件的可靠性”。但是，由于这次承认，
“这个谎话像一个大气球破裂一样地被拆穿了”。
它说，“如果北京公布的这些信件没有被说成是伪造的，那么整个关于达赖喇嘛的那出毫不克制的戏剧就会立即化为乌有。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在西藏和印度的代理人为什么坚持这些信件是假的这件事的原因。”
这家报纸还说，“今天谎话被拆穿了。也不难理解，所谓达赖喇嘛在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也是假的、伪造的；达赖喇嘛现在处于被阴谋分子劫持的情况下。”
社论说，因此，所谓达赖喇嘛自觉自愿地“逃脱可怕的中国人的掌握”这种宣传已经破产了。“今天已经无可争辩地向人们证明，中国政府关于西藏动乱的一切说法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
这家报纸批评印度人民社会党的一部分领袖和其他被帝国主义雇用的分子说，“他们在印度制造了‘西藏问题’，并且正在要求印度政府采取主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们以保卫西藏自治为名，要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一个制造阴谋的基地，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英属印度的政策，英国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侵入西藏和占领西藏的一些部分，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英美两国的代理人从印度领土上也在进行同样的努力。”
这家报纸再次强调反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它说，“脱离这个政策会造成威胁印度的独立和主权的严重危险，而且已经造成了这种危险。认识到这一点，让我们大家来摧毁帝国主义代理人在我国的巢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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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柬埔寨“祖国报”指出
三封信证实是达赖亲笔写 可见达赖确被劫持出拉萨
新华社金边28日电 柬埔寨“祖国报”今天就印度总理尼赫鲁最近透露关于达赖喇嘛承认他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自他亲笔写的这一事实发表评论说，尼赫鲁总理透露的这一事实，“使我们确信，正如北京政府所说的那样，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劫持出拉萨的。”
这家报纸在评论中表示希望中印两国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能够得到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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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豺狼？羔羊？
崔奇
近日来，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正在所谓“中国威胁印度”的喧嚣声中，加紧地煽动狂热的反华运动。
请读一下这些大人先生的言论吧。4月25日，印度快报系统的总编辑弗兰克·莫雷斯以耸人听闻的词汇写道：印度正面对一个“侵略的中国”，印度是被列在中国要“解放”的国家名单的前面。他歇斯底里地叫道：“现在北平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危险就更加接近和紧急了”。而在此以前，4月23日，“新印度时报”也发表评论，要求印度“彻底了解中国的策略”，并且故作惊人之态，说什么“只要有机会，中国就将毫不犹豫地对印度下毒手”！
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这些言论同帝国主义者诬蔑中国人民的滥调是多么相似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居然向帝国主义者借用宣传武器了。这是他们在反华运动中的又一个恶性发展。看来这些扩张主义分子现在还不打算有所收敛，冷静下来。
试问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们，究竟是谁威胁了谁呢？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侵犯过印度，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西藏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西藏平定叛乱，怎么会“威胁”印度呢？可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却远在西藏叛乱发生之前，就开始热衷于干涉中国的内政了。在叛乱发生之后，他们更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们所有的报刊，诽谤中国人民，组织各种各样集会和形形色色的机构支持叛乱分子，攻击中国。尽管中国人民以中印友谊为重，以容忍为怀，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竟以为中国人民可欺，更加放肆起来，他们公然露出了豺狼的本相，利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要求“西藏独立”，并且纠集所谓“示威者”到我国领事馆门前闹事，直到恶毒地侮辱我国人民的领袖。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过分的言行，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当我们不得不起而自卫并开始反击干涉者以后，他们却又装成无罪的羔羊了。印度“自由新闻”4月24日的社论说，“中国可能认为印度明智的节制态度是软弱的表现。”好一个“明智的节制态度”！西藏叛乱以来，你们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以至国家元首的放肆的诬蔑、诽谤、侮辱还不够吗？如果不“节制”，那又该如何呢？难道还打算向西藏出兵吗？不错，在1886—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曾经对西藏进行过两次军事侵略，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料想你们不能也不敢再走这条老路。现在，西藏叛乱已经基本上平息了。西藏人民热烈拥护中央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正在祖国大家庭走向新生。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大叫大喊中国“侵略”印度，“威胁”印度，不外乎还想用造谣来煽动印度人民对中国的仇恨，挑拨离间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亲爱的先生们，可以预言，你们的见不得太阳的阴谋诡计，一定会遭到更可耻的失败。
中国人民已经一再表示，我们一向是以中印友谊为重的。不过，我们要诚恳地奉劝你们：态度应当放老实些，既不要当豺狼，也无需装作无罪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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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不是“冷战的语言”是什么？！
印度“自由新闻”骂我国是侵略国
叫嚷中国“威胁”印度边境 恐吓尼泊尔锡金不丹
新华社新德里27日电 “自由新闻”在26日发表文章，叫嚷说中国“威胁”印度边境，企图借此转移人们对印度扩张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的注意。
文章用了许多帝国主义者惯用的词句来攻击中国，说“中国一直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侵略性的，是颠覆性的”。它还说什么“中国以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的姿态出现，已经加强了它对于我们（印度）东北边境问题的深远的影响”。
文章胡说新疆的迅速建设威胁了克什米尔。
这家报纸还恶毒地企图挑拨中国的邻国同中国的关系。它说，尼泊尔的“战略利益同印度的战略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西藏的局势说明，为了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当然有必要制订某种共同防御计划。印度一直在工程和军事方面提出建议以及在经济方面提供援助来帮助尼泊尔。鉴于两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它们不难制订关于在一个联合司令部领导下的共同的警卫和巡逻机构的计划。”
文章还说，“保卫锡金和不丹是我们的责任，这两个地区直接暴露在可能来自拉萨的压力的面前”，“但是不丹还需要一些特别的注意。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需要修筑一些公路，以便在它有紧急需要时，从印度到不丹的交通可以畅通”。
文章提到印度东部那加族叛乱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部族的问题，它无中生有地造谣污蔑“中国人企图同这些部族建立接触”。
虽然文章不得不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人也不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敌人”。然而，文章瞎说，“中国今天抱着一种救世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倾向于把真正信徒以外的每一个人看成是潜在的对象”。文章还号召印度“十分必要在边境和国内都提高警惕，因为自由可能被侵略所破坏，同样地也可能为颠覆活动所破坏”。
这篇文章在所谓“中国威胁印度”的幌子下，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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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劳埃德利用被揭穿了的假货
诬蔑我国“剥夺西藏自治”
新华社28日讯 伦敦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昨天又一次在英国下院谈论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他毫无根据地诬蔑中国政府“剥夺西藏自治”。
有议员要劳埃德就西藏局势发表声明，劳埃德在答复时首先引用了4月18日由印度外交官员在提斯浦尔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说的“事实上，在中国军队占领西藏以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内部问题上也是这样，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事务行使全权。”这段话作为根据来诽谤中国。他说：“女王政府一直认为应当把西藏看成是自治区，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剥夺西藏自治的行动，我们都表示遗憾。”
劳埃德避免触及英帝国主义所谓的“自治”就是分割别国领土的代名词。他也不敢答复中国舆论谴责英帝国主义过去就是在所谓“西藏自治”的幌子下，割裂中国的领土西藏的侵略行为。
当劳埃德妄谈什么西藏实行区域自治时，却忘记了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论西藏的情况如何，都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英国政府干涉，英国侵略和操纵西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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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叛匪鲁康娃等在穆索里积极活动
新华社28日讯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自穆索里报道，住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叛匪首领鲁康娃已经在比拉大厦同那些劫持达赖喇嘛到印度去的西藏叛匪首领一连进行了三天的“会谈”。消息说，匪首鲁康娃及其一伙已经把他们的“总部”从噶伦堡暂时迁到穆索里。消息还说，22日晚上从大吉岭来到穆索里的达赖喇嘛的哥哥叛匪嘉乐登珠据悉已经随即从当地旅馆迁入比拉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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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却干涉中国内政
印度态度何其怪也
印度尼西亚“新报”说得有理
新华社雅加达27日电 印度尼西亚文的“新报”今天发表社论说：“印度采取的态度的确是奇怪的。它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干涉中国的内政。”
报纸说，在西藏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是政府平定国内叛乱。我们原来认为，由于尼赫鲁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印度会停止干涉西藏问题。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报纸认为，印度对西藏和达赖喇嘛采取的态度已使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愈来愈紧张。
这家报纸说，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原来是非常亲密的，这对于亚非合作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中国不能让任何外人干涉它自己的内政，即使这个外人是中国的亲密朋友。这家报纸指出，亚非国家要求中国和印度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如果印度不利用达赖喇嘛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那末一切紧张气氛都将消失。如果达赖喇嘛真愿意回西藏，那么印度应当设法使他顺利地实现他的愿望。从中国发表的声明中看出，中国希望达赖喇嘛能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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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洲的渣滓摇旗呐喊
缅甸反动派聚众攻击我国
叫嚣支持西藏“独立”反对中国“侵略”
新华社27日讯 仰光消息：以亲美反共出名的缅甸民主党同其他反动组织凑集起来的“筹备委员会”26日在仰光搜罗了一批人举行“集会”，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煽动反对中国和反共的情绪，并且趁机要求放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所谓“西藏的独立事业”。
据“民族报”消息，一向仰仗美国主子鼻息行事的缅甸民主党主席、“亚洲反共同盟”缅甸支部的首领德钦巴盛在会上公然反对中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他说什么中国没有权利“干涉”西藏的事务。他还煽动说，佛教徒不应该对西藏发生的事“袖手旁观”。
仰光一所寺院的主持吴达米也在会上讲了话。他把中国政府平息西藏的叛乱说成是“压制西藏的宗教”，并且叫嚷对此“必须公开加以反对”。吴达米甚至疯狂煽动反共情绪，要“那些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准备以一种明确的态度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并且鼓励公民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共活动。”
同一天下午，仰光一批无理取闹的僧侣等在大金塔也举行了“集会”，在仰光的一小撮早为中国人民唾弃的蒋帮分子也乘机在会上兴风作浪。
会上通过了九项大肆诽谤和攻击中国的所谓“决议”。
“决议”不仅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把中国政府平定西藏的叛乱说成是“赤色中国的扩张主义者的暴行”，“侵略佛教徒的西藏”，“破坏佛教和西藏的自由”，甚至荒唐地说，西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国家”。“决议”还表示“支持西藏的自由和独立”，并且要求所谓“自由世界”立即承认西藏的“独立”。
“决议”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要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西藏撤退。
“决议”明目张胆地要破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要求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重新考虑和收回对这些原则的承认”，胡说什么“这些原则是骗人的”，它们有助于中国的“扩张”和“侵略”。
“决议”还异想天开地企图离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要那些已经“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民主国家收回这种承认”。
更加荒诞的是这项“决议”竟污蔑“共产主义是对宗教自由、民族自由和佛教三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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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闪电”周报责问印度当局：
印度在西藏问题上何所求？
希望不要用隐蔽行动在印中关系上散布冷战烟幕
新华社新德里27日电 “闪电”周报在11日刊载了一篇文章，就印度在西藏的“利害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种看法。
文章说，在印度的“报纸上和公开的演说中，有许多关于达赖喇嘛的命运和西藏的生活方式等问题的胡说八道的话。没有一个政府的或者国大党的领袖感到有必要向全国讲心里话和告诉我们：印度在西藏有什么利害关系？”
文章问道，在西藏问题上，印度要的是什么呢？它说，印度和西藏的文化和商业关系并没有受到危害，而在西藏叛乱事件中，一些印度人在政治方面有了偏袒，而中国人对西藏的主权印度甚至在今天也是承认的。它说，“必须指出，我们所表示同情的一方是中世纪封建腐朽制度的代表。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新的变化？”
它说：“这里是一个没有那套空洞的外交词令的答复：德里希望西藏必须继续充当共产党中国和非共产党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区——如果不说是一个缓冲国的话。这就是关于西藏的自治不应当受到妨碍这种‘强烈的要求’的意义。
“换句话说，不可以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制度——共产主义——来代替古老的喇嘛神权政体。印中两国一定不要接壤，在它们中间必须放进这块喜马拉雅高原。”
它又说，“从西藏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微风一直向前吹。共产主义的微风将比任何其他东西快得多地吹到这些印度的‘保护国’。印度不能冒险让亚洲共产主义巨人站在它的实际的边界上。让西藏充当防疫线吧！”它问道：“印度需要一个包括西藏在内的围绕着它的友好国家的地带。这是我们在西藏问题上真正的利害关系吗？”
文章要求印度政府和国大党作出答复。它说，不要让“秘密外交”的幽灵用无声的言论和隐蔽的行动在印中关系上散布混乱和冷战的烟幕吧。
文章还回述了印度和西藏关系的历史。它说，上溯到莫卧儿人征服印度的时候为止，印度同西藏有着紧密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但是在政治上，西藏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蒙古可汗的统治以后，它是中国帝国的一部分。
文章说，在二十世纪初叶英国势力同喇嘛们建立了接触，并且在他们的支持和默许下入侵。在有必要的时候，英国还曾经派出了印度军队。
文章指出，在印度独立以后，印度在西藏有着特别的地位、印度军队、印度私人的交通线和特殊的贸易权。在1951年10月，当中国军队开始进入西藏的时候，印度首先采取了行动。印度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它给中国措词激烈的照会，抗议中国人在西藏的军事行动。中国也以同样激烈的语言答复说，它决心解放西藏。印度回答说，它不希望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盼望中国和西藏之间的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文章说，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曾经就这段时期写道：“我曾预料在（中国的）报章上将出现反对印度的恶意的宣传运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中国人除了发表了往来的书信以外，压低了整个问题的调子。报刊上很少谈到这次争论。但是在我们这边，事情没有那么轻松。由于美国记者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以及台北的代理人从香港发出的令人毛骨耸然的报道的煽动，印度的报刊继续谈论着中国的侵略。甚至萨达尔·巴特尔（当时印度副总理）觉得有必要发表不友好的演说。外交部对于印度应当采取有力的行动来保护西藏的意见也表示某种支持……。”
文章说，问题得到了和平的解决，中国承认印度的文化和商业利益的合法性，但是在拉萨的旧的帝国政治机构被废除了，代替它的是要设立总领事馆；中国也要在孟买设立类似的办事处。这是在印度和中国签订的著名条约中所正式同意的，这个条约的序文中包括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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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和噶厦的由来
在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以前，一世达赖根敦朱巴、二世达赖根敦嘉错、三世达赖索南嘉错和四世达赖云丹嘉错，都只是西藏黄教这一个教派的宗教领袖，而不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因为那时统治西藏人民的是西藏噶举派（白教）的法王。1643年，五世达赖罗桑嘉错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得到青海蒙古部落酋长固始汗的帮助，取得了西藏政权，从那时起，达赖喇嘛才成为西藏宗教和政治的领袖。
一世、二世达赖并不叫作“达赖喇嘛”，是后来的追述。三世达赖索南嘉错到现在的内蒙地区传教，蒙古人很信仰他，尊之为“达赖喇嘛”，“达赖”就是蒙古话大海的意思。但是这只是蒙古人民对他的尊称，并且当时只限于蒙古地区。索南嘉错自己并不以“达赖喇嘛”自称，他写给当时明朝宰相张居正的信中，自称为“释迦牟尼比丘索南坚错贤吉祥”。
“达赖喇嘛”这个封号，乃是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错由西藏亲赴北京，朝见清朝皇帝，当他在第二年（1653年）由北京返回时，清世祖正式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后来经过清朝皇帝大力宣传，“达赖喇嘛”这个封号，才为举世皆知，而且也成为历代达赖自己的名称。
清朝顺治皇帝采用蒙古人民对于三世达赖索南嘉错的尊称而封为“达赖喇嘛”，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这是清朝皇帝统治蒙藏人民的政策。
不仅“达赖喇嘛”这个封号是由清朝皇帝册封的，而且，历代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都是由历代的北京中央政权极力加以维护才维持到现在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圆寂（逝世）后，当时的西藏大农奴主的头目、藏王桑结嘉错飞扬跋扈，秘不发丧，竟窃取达赖的地位而代之，后来被清朝康熙皇帝发觉，严厉的申斥了桑结嘉错，桑结嘉错慑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威力，才找到第六世达赖仓央甲错继承了五世达赖的地位。可是不过几年，西藏大农奴主又借口六世达赖“不守清规”，把他“废除”了（六世达赖是西藏历史上最有才华的诗人）。另外找了一个伊西嘉错顶替六世达赖，但西藏人民一直认为他是假的。这些事实说明西藏大农奴主在历史上就是极力打击排斥达赖喇嘛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新疆准噶尔部落酋长侵占了西藏地区，七世达赖噶桑嘉错住在青海塔尔寺，不能回藏。清圣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派军队一万五千人入藏，驱逐了准噶尔人，并由平逆将军延信把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到拉萨。如果没有清朝的用兵，准噶尔人就不会自动退出，七世达赖喇嘛就不可能回到布达拉宫。
七世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但当时西藏大农奴主、藏王仍然非常骄横，毫不尊重达赖喇嘛的地位和职权，只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乾隆十五年（1750年）藏王朱尔墨特那木札勒在拉萨阴谋发动叛乱，被驻藏大臣发觉加以诛戮，清高宗下令废除了藏王制（到十三世达赖又恢复了藏王制），设立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受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共同领导。噶厦设噶伦四人，规定由贵族三人，喇嘛一人充任，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另设“译仓”（秘书处）处理达赖喇嘛的日常文书事务。
自从乾隆十五年（1750年）成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以后，在北京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西藏的政治制度才日趋完备（当然它本质上是西藏农奴主的专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由福康安、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共同议定的有名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对于西藏地方事务，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二十九条章程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十点：
（一）关于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问题的规定；
（二）关于达赖、班禅与驻藏大臣的相互关系及职权问题的规定；
（三）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官员任免、升降、待遇等问题的规定；
（四）关于建立西藏地方部队（藏军）问题的规定；
（五）关于建立西藏地方币制问题的规定；
（六）关于西藏地方财政、税收、“乌拉”差役等问题的规定；
（七）关于减免负担、减免旧欠地租赋税问题的规定；
（八）关于整顿司法和建立讼诉手续的规定；
（九）关于宗教寺庙的管理、堪布任免、僧众供养以及青海、蒙古迎请西藏活佛的批准手续等问题的规定；
（十）关于外事、外侨管理、对外贸易以及边界出入检查等问题的规定。
二十九条章程，充分地证明了：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都是由北京中央政府规定的。
根据二十九条章程的规定：清朝皇帝在拉萨大昭寺内设一“金本巴瓶”，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均由驻藏大臣主持，用“金本巴瓶”掣签决定。十世达赖楚臣嘉错，十一世达赖凯珠嘉错，十二世达赖成烈嘉错，都是经过金瓶掣签决定的（也有免予抽签的）。
新达赖喇嘛的“灵童”找到和决定后，还须经过清朝皇帝正式批准，才能取得合法。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错的灵童决定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就向驻藏大臣报告：“拟在土兔年（1878年、光绪5年）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请转奏皇上，照过去旧例予以照准”。光绪5年5月，清朝皇帝批示：“达赖喇嘛转世已经确定，今年6月13日良辰吉时举行坐床，甚佳，朕深喜之。现赐达赖喇嘛黄哈达一条，佛像一尊，念珠一串，铃杵一套。达赖喇嘛坐床之后，可启用前世达赖喇嘛之金印，并将用印时日上奏。钦此”。
还有，历代新达赖喇嘛坐床多半由北京中央政府钦派大员入藏主持，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错“坐床”，是由清朝皇帝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派了都楞郡王、噶勒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入藏主持的。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错“坐床”，是由清朝皇帝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特派章嘉呼图克图到西藏主持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是由国民党政府派他们的所谓“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1940年到拉萨去主持的。
根据以上铁的历史事实，西藏地方与祖国是什么关系，达赖喇嘛和噶厦与北京中央政府是什么关系，不是清清楚楚的吗？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叛国集团，歪曲西藏与祖国的历史关系，硬说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他们的说谎到了这样笨拙的程度，一方面否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皇帝给予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与职权，这不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当我们回顾历代达赖喇嘛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对现在的达赖喇嘛今天在叛国集团劫持下的处境担忧。从五世达赖喇嘛起，就无日无时不在西藏最残暴最反动的大农奴主的挟持和威胁之下，过着“傀儡”生活。更残酷的是，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四代达赖喇嘛，都是在年青时被西藏大农奴主所毒死（九世达赖只活了十一岁，十世达赖只活了二十二岁，十一世达赖只活了十八岁，十二世达赖只活了二十岁。）这已是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历代驻藏大臣虽然极力防范，甚至规定了这样一个制度，在历代达赖圆寂（逝世）后，须将左右侍从全部锁起来，经驻藏大臣查验过达赖喇嘛的尸体以后，如发现不了罪证才予释放。显然，这些规定并未能使西藏的阴险恶毒的大农奴主有所畏惧。
当代达赖喇嘛仍然没有摆脱这一相同的悲惨命运，和平解放前，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让因为与西藏爱国人士热振接近拥护祖国而被叛匪索康、拉康等大农奴主所毒死。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喇嘛本来是可以走上新的道路的，但是在西藏大农奴主组成的叛国集团的包围和挟持下，仍被劫持到印度去。他在给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表示他的“生命难保”，还谈什么“自由”？还有什么权力发表“声明”？
三百年的历史证明：达赖喇嘛只有紧紧依靠祖国，依靠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他才能战胜那些凶残的大农奴主的包围和挟持，才能维持他的地位和职权，这一点，达赖喇嘛比别的人一定有更深的体会。
（“民族研究”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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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岸政府敌视我国面目再露
藤山公然诬蔑我国
新华社27日讯 东京消息：岸信介政府的外务相藤山爱一郎等，今天公然在国会里利用西藏叛乱事件，诬蔑中国。
藤山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答复议员菊池义郎提出的关于对西藏叛乱事件的看法时，伪善地说：“我想避免说出哪一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他紧接着又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的行动是什么“武装干涉”。他并且胡说中国的“武装干涉是不妥当的”。
外务省亚洲局长板垣修也造谣说，“中国和印度约定在1629年以前不使西藏共产主义化”，“但是，共产党中国加紧进行了共产主义化”。他歪曲西藏叛乱事件发生的真相，胡说“西藏内部产生了反对共产主义化的势力，从而发生了事件”。锡兰统一国民党诽谤攻击我国最热狂
据新华社科伦坡26日电 “前进”周刊在24日的评论中揭露锡兰统一国民党是在西藏叛乱事件上发动诽谤中国的宣传运动的主要力量。
这家周刊说，统一国民党选定它的支持者马勒瓦纳·格纳尼萨腊法师在4月10日组织了一小群反动僧侣在中国驻锡兰大使馆前无理取闹，并且在当天成立锡兰佛教僧侣协会。接着，这个组织就计划向锡兰当局提出要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取消锡中贸易协定和取缔锡兰共产党的要求。从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意图。这家周刊说，只是因为太露骨了，后来就把他们的要求改变为不邀请中国大使参加宴会，并且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