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第13版

第13版()
专栏:

住手!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盛丕华委员对干涉我国内政的国外反动派提出警告主席、各位委员:
我热烈拥护和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政协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来说,要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不断地进行根本改造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今后在我国仍然需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于人民事业仍然是有益的。对于资本家,国家将按照原定的期限付给定息,并且将积极地帮助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是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同时召开,二千多位代表和委员,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亲爱团结,欢聚一堂,在党的领导下,共商国家大计,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会、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大会。
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有了既定方针,并不等于有了一切。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来说,要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不断地进行根本改造。近两年来,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在党的领导和政协的推动、帮助下,在进行两会组织及其成员的根本改造上,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同全国各地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一样,上海市两会成员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教育,体会到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当不得;承认了两面性的存在和改造的必要。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全市工商业者在伟大形势的推动下,为了加强改造、积极服务,多数人与职工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热烈地开展了献计、献技的“双献”运动。不少人在技术革新、改良工具、改善设备、提高设备利用率、改进产品质量、试制新产品、节约原材料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这些贡献,与工人群众的冲天干劲来比,是微不足道的,从大跃进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来讲,相距也是很远的。最近,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了联席会议,决议向全国工商业者提出继续进行以破资产阶级立场、思想和立工人阶级立场、思想为内容的根本改造,并提出了改造与服务相结合,在积极服务中加强改造的重要原则。上海市两会深入传达、贯彻这个决议;全市的工商业者,一边进行学习、讨论,一边提出“立即上马”的口号。为了迎接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很多企业,例如大隆机器厂、诚孚铁工厂、申新九厂、达丰纺织厂等等的私方人员,都提出了加强改造、积极服务的具体保证,互相展开挑战、应战。有许多私方人员,在“上马”之后,有了积极表现。如新一染织厂的私方人员,在一次讨论两会中央大会决议的小组会上,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项合理化建议。这些行动,说明了多数工商业者在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从而使我们两会组织,在成员的政治思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开始逐步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胜利,也是解放以来,党对我们深切关怀与不断教育的结果。
和职工一起投入企业的生产大跃进,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社会主义的灿烂前途结合起来
现在周总理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这是比一九五八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将使我们向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迈进一大步,向繁荣幸福的理想生活迈进一大步。因此,这个计划本身,是鼓舞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的号角。全国劳动人民,早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号召下,站在生产战线的最前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技术大革命,红旗大竞赛,为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宏伟计划,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这一伟大的新形势,对我们工商业者也提出了新任务,要求我们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我们必须学习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立即上马,投入大跃进的行列,赶上形势,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在积极服务中改造自己。
但是由于广大工商业者的两面性依然存在,立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虽然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曾经贡献了一分力量,在一九五九年的伟大新形势下,也有上马的愿望,有的已经上了马,但仍还有动摇不定,七上八下,怕工作太紧张,怕得不到信任和支持,怕负责任,怕失面子。因此想上马,又怕上马,即使上了马,在马上心神不定。这充分说明我们广大工商业者对上马还存在着种种顾虑。事实上在企业里的私方人员,对生产和经营作出任何点滴贡献,都能得到企业党委的鼓励和支持,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和帮助。不少私方人员就在企业党委的支持下,职工群众的帮助下,改变了缩手缩脚的情况,在积极服务中作出了成绩。从而对积极服务提高了信心,对社会主义事业逐步产生了感情。因此有人深刻体会到:“我们私方人员的‘多疑’和‘为私’,阻碍了自己积极服务,我们必须破除‘疑心’,解放‘私’想,和职工群众一道投入企业的生产大跃进,这样既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感到光荣,又能促进自己的改造,感到舒畅”。这一体会是完全合乎实际的,因此对上马的种种顾虑,完全不必要的。而且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形势下,只有立刻上马,勇往直前,才能赶上形势,才能使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
改造思想和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积极服务中不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思想改造得越快越好,对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服务得更好
但有人把改造与服务对立起来,或者把改造与服务割裂开来,把改造与服务看成是互相矛盾的。认为改造要影响服务的积极性,或者认为既然改造多一分,服务多一分,没有改造,根本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末要等到改造好了,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种说法,都是对改造与服务的相互关系认识不清。根据上海工商界在大跃进中的经验证明,改造与服务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因为在积极服务中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我们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就有可能及时地得到企业党委和职工群众的教育和帮助,也就有可能提高自己认识,得到更多纠正错误和缺点的机会,在服务中必然会做出更好的成绩。工作能够做出成绩,对改造的信心也更能加强了。这样将认识贯彻到实践,经过实践考验,使认识获得巩固和提高。但是由于客观形势发展非常迅速,新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常常对这件事通了,对那件事又不通,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因此必须在积极服务中不断纠正错误,改正缺点,不断解决问题,才能不断提高认识,在不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服务得更好。改造与服务完全可以结合的,而且必须结合的。
我们上海两会组织,今后要根据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示的“从思想上政治上动员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积极性,立即开展一个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和李维汉副主席在工作报告中指示的五项工作,在当前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形势下,首先帮助两会成员在增产节约和积极服务中作出成绩,并推动他们在积极服务中加强改造。推动两会成员逐步地获得政治思想的根本改造。从而进一步使两会组织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提醒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注意,中国人民是爱和平、睦邻邦的,但决不容许任何外人干涉我国内政,分裂我国领土
最后,我要谈一谈在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事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持他们残酷黑暗的农奴制度,永久血腥地剥削西藏广大劳动人民,拒不履行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反以为我们对他们的等待觉悟是软弱可欺,竟勾结帝国主义、蒋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纠集叛匪,进行武装叛乱,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并将达赖喇嘛劫往印度。我们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全体成员完全拥护政府平定西藏叛乱的英明措施。这一小撮叛乱分子,违背西藏一百一十七余万人民的利益,违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进行武装叛乱,必然遭到西藏广大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西藏军区的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在很短时间内平定了叛乱,控制了西藏局势。反动叛乱集团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但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然利用这一小撮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叛国分子,进行阴谋分裂西藏,破坏中国统一,干涉中国内政的罪恶活动,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最近竟然由印度官员散发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印度与我国有二千余年的传统友谊,解放后又和我国签订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协议。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破坏中国统一,干涉中国内政、阴谋分裂西藏的罪恶活动,完全违背“五项原则”的协议,破坏中、印友好关系。也是违反印度人民的利益,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我们提醒印度扩张主义者注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愿意睦邻相处的,但决不容忍任何国家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分裂我们的领土。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已有七百年的历史,西藏人民是组成我们伟大中国大家庭的一员,绝灭人性的农奴制度必须在西藏高原上消灭。任何干涉我国内政,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活动,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上海民建和工商联全体成员完全同情和支持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民主进步的迫切愿望。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一定能够将西藏高原建设成人间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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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容许侵犯我国主权
朱蕴山委员怒斥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周总理的报告,全面地总结了去年我国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我们国家的辉煌前途,这给我们极大的鼓舞。上月,我们曾经去西北视察工作,到过陕西和甘肃的一些地方。我们在西北看到的实际情况,正充分说明了这点。
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甘肃的跃进情形。甘肃,过去是又穷又白的一个省份,解放十年来,面貌已大大改变,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大跃进中的成就惊人
(一)水土保持工作。甘肃气候干燥,雨量稀少,一般都是光秃秃的土山,即使下点雨,水土流失的情况很严重,所谓“干山和尚头,下雨肥水流,草木难生长,人人都发愁”。解放以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西北广大人民,展开了一系列的水土保持工作,特别是在去年大跃进以来,水土保持工作,有了更大的开展,引水上山,修筑梯田,开沟挖渠,大种树木,要做到水不下山,泥不出沟,山坡园林化,农田水利化,他们说:“要叫千年荒山变青山,要叫火焰山变成花果山,紧紧依靠共产党,坚决改造大自然。”目前已经完成的,有
“英雄渠”、“东梁渠”等,伟大的引洮上山的工程也快要完成,这条“山上运河”全长一千四百多公里,真是世界水利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于自然面貌基本上有了改变,甘肃的粮食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八十五亿斤跃进到一九五八年的一百八十五亿斤,今年将要争取达到三百六十亿斤。我们坐在车上,看到两旁的土山上,新栽的树苗正在抽青,早些时种下的树木,部分已经绿叶成荫,春光明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二)红旗照耀的石油城——玉门。
过去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今天是春风吹遍玉门关,这是社会主义的春风。我们一到玉门油矿工地,就看到成群庞大的油气分离器。有一座高大的分离器上,工人同志用大字写出豪迈的诗句:“踢开困难手托天,玉门顶住半边天,脚踏祖国边疆地,要叫戈壁改容颜;红旗照耀石油海,幸福生活万万年。”今年玉门的产油量要达到全国原油总产量的一半,因此,玉门的工人管它叫“玉门顶住半边天”。
去年大跃进中,玉门的原油产量从年初的计划,一跃再跃,最后比原计划增加一倍以上。钻井进尺由年初的十三万公尺,一跃再跃,最后达到三十五万公尺,平均每月钻进一千四百九十六公尺,最高的月钻进尺高达五千九百六十五公尺,真是惊人的数字,它超过美国平均月钻进尺一千三百四十公尺的水平。去年处理原油量由年初的三十六万吨,最后达到五十一万吨。
解放以后,由于党的领导,经过石油工人同志的努力,特别是去年的大跃进,在那样风雪严寒零下三四十度中,苦干、巧干、实干,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中国式的发展石油工业的经验,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已经步入世界石油工业的先进行列。
我们知道,解放以前,国民党也在玉门开采过石油,但是,他们究竟搞出一些什么名堂呢?拿几个数字来对照一下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解放前十年国民党所处理的原油量,一共只有五十二万吨,现在,玉门一年就处理了一百万吨原油。这是一年等于二十年。
解放前十年的采油总量为五十二万吨;今年一年就是二百一十万吨,这是一年等于四十年。
解放以前十年,国民党一共只搞了七万吨炼油设备;现在我们在二十七天中就搞出三十万吨的炼油设备,这是一年等于五百年。
今昔对比,何等悬殊!
玉门的工人同志们要我们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捎个口信,要我们把他们的心意转达给中央的首长们,他们说:“中央对我们这样关心,物资供应充足,全国人民对我们这样大的鼓舞和支援,我们有决心一定要比去年干得更欢,干得更好,要更大的跃进,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的光荣任务!”
民主党派成员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还有待继续努力
西北在大跃进中的成就是惊人的。所以取得这样辉煌伟大的成就,这完全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正确,工农群众,干劲冲天,贯彻执行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此出现了这个万马奔腾的雄伟形势。这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形势,对我们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我们民主党派成员的改造和服务,是非常有利的。
我本人是在民革工作。就民革组织来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督促支持下,在一九五七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打垮了右派,纯洁了队伍。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又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整顿了组织。通过这场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广大成员的政治觉悟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由于受了去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鼓舞,在成员中涌现出不少的新人新事。诚如周总理在报告中所说,民主党派成员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以后,“他们中许多人通过学习、工作和劳动锻炼,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参加国家工作的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其他民主人士,除了一小撮右派分子以外,多数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了他们的职责。”
据我们在工作中的接触,在民革成员中,有些人工作积极,献智献技,表现良好。许多人过去轻视劳动,通过劳动锻炼,逐步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并且表示愿意从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还有些人,在街道工作中,热心服务,受到群众欢迎。不少人在学习中,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帮助,修正自己的不正确或者错误的观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有积极的表现。这是民主党派成员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以后出现的新气象。
虽然,民主党派成员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一部分成员中,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倾向。有的人,对敞开思想还有顾虑,怕说错话,怕“成为右派”,这完全是把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与我们今天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充分发扬民主,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界限,没有分辨清楚。有的人,只顾埋头工作,不关心政治。有的人,在某一个问题上,表现尚好,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又表现不好,或者在某一时期好,过了一个时期又表现不好。也还有一些人,存在着“甘居中游”的思想,把和风细雨当作无风无雨,对自我改造,有松劲的情绪。
这些不正确的表现,说明我们的成员,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以后,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他们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化,还需要作艰巨的努力,他们的政治思想状态,与客观形势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需要不断的提高。这也说明,我们民主党派成员的根本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反复的。
我们民主党派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不同的社会力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必须认识在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要实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关键在于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的根本改造。
今天,总的形势,对我们民主党派组织和成员的根本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的改造要同服务结合起来,通过工作、学习和劳动实践、社会实践,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我们要采取和风细雨、耐心说服的方式,进行适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诚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通过以政治思想教育为统帅、以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和业务实践为基础,从这三个主要途径,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民主党派成员的根本改造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民主党派组织也一定能够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高喊所谓“西藏独立”,就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这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的
最近,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利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对我国进行肆无忌惮的诬蔑,引起我无比的愤怒。他们的荒谬言论之一是所谓“支持西藏民族自治的愿望”。事实很清楚,我国政府一贯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等原则。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是我们国家的既定政策,也是几年来见诸事实的。开国以来,我国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先后建立了自治区和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志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并且在先进兄弟民族的帮助下,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和文化。这是我国各民族几年来亲身的感受,也为一切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国际友人所承认。由此可见,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谓的自治,就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永远保存西藏的落后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人同情或者支持西藏武装叛乱分子,都是对于中国内政的干预,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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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迅速平息西藏叛乱说明祖国的强大
达浦生委员说: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对我国的一切诽谤都是枉费心机主席团,各位代表,各位委员:
我以万分愉快的心情和各位代表、委员们一起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同时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李维汉副主席在这两个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我完全拥护这一系列的报告,他们总结了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并且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伊斯兰教的绝大多数宗教界人士发挥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以实际行动响应党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他们中间出现了不少的积极分子,获得群众的表扬。但是在伊斯兰教界,还有一小撮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活动的败类,如马震武之流,不顾党和政府对他的宽大和照顾,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他们不仅是伊斯兰教界的败类,而且是人民的公敌。经过伊斯兰教界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已基本上把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斗倒。其他宗教界在反右派斗争中,也有一小撮右派分子受到批判。为了纯洁宗教内部,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彻底肃清宗教界的一切封建特权和反动的残余势力。
最近西藏的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勾结帝国主义、蒋匪帮和国外反动派,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的滔天罪行,已经遭到西藏人民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代表帝国主义和西藏最反动的大农奴主,他们企图保持最黑暗、最残酷的农奴制度,使西藏人民永远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根本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企图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平息叛乱促进了祖国统一的更加巩固和西藏的新生。叛乱的迅速平息和秩序的迅速恢复,说明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对我国的一切诽谤都是枉费心机。
四月十八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这个声明不顾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妄图鼓吹西藏的所谓“独立”。声明的文体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其中某些词句和观念也是外国的。我们不承认这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从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亲笔信足可证明,这个声明一定是别人强加于他的一派胡说。
各位代表、各位委员: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幸福的保证。中国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在解放后所享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幸福生活,绝对不允许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破坏。我们相信,这两个会议将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作出重大的贡献。我们的一切成就是我国全体爱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力量创造的。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用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计划的积极行动,来迎接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
最后,敬祝大会胜利!敬祝各位代表、委员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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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内政不容外国人干涉
张超伦委员(苗族)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维汉副主席的政协工作报告,和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并保证贯彻执行。
现在,我就贵州省防治疟疾方面的问题作一个发言。
贵州在解放以前是一个有名的“瘴疠之区”,所谓“瘴气”就是疟疾。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民谣:“八月谷子黄,‘摆子’逼上床,十有九人病,无人送药汤”。这充分地道出了各族劳动人民长期身受疟疾的痛苦,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的凄凉景象。由于疟疾猖獗,致使有些地方家破人亡,田园荒芜。晴隆县的一个名叫月亮田的村庄,三十多年前有两千多人口,由于连年遭受疟疾的侵袭,群众病死逃荒,到解放时只剩下九户人家了。开阳县拐良乡谷坝村有一百一十三户人家,但每年稻谷成熟时,只有几个人下田收割,其余的人都因患疟疾不能出工。水城县倮摩乡在解放前,因疟疾流行而丢荒的田土即达七百多亩,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据解放初期的统计,全省疟疾病人,竟占十三种传染病患者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估计发病的人和带疟疾原虫者约在三百万人左右。
解放以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大力进行各种疾病的防治工作,特别是对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开展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几年来各种疾病的发病人数大为减少:天花已经绝迹,回归热、斑疹伤寒已经基本上消除。疟疾的防治工作也作了极大的努力,据不完全的统计,几年来共治疗了疟疾病人一百二十四万多人,抗复发治疗三百八十九万余人,进行了室内药物喷洒灭蚊一亿五千七百多万平方公尺,全省已有四十三个县、市和许多乡、社基本上消灭了疟疾。群众唱着这样一首歌谣:“太阳出来红登登,党对人民最关心;抗疟工作开展后,万恶摆子断了根。”来表示感谢党对人民健康的最大关怀。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贵州省防治疟疾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跃进,结合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全省掀起了一个消灭疟疾的新高潮。广大干部和群众表现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决心要在短期内彻底挖掉疟疾的病根。以苗族人民聚居的炉山县来说,解放前这里疟疾流行最为严重,解放几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开展,各种传染疾病大大减少了,但是疟疾对人民健康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威胁。一九五七年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调查的结果,平均原虫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二,平均脾肿率为百分之二十八点七,认为还是一个高度疟疾流行区。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炉山县委提出一年内基本消灭疟疾的计划,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宣传以后,抗疟工作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各族人民结合农业生产,进行了疏通沟渠,填平凹地、污水坑,改善环境卫生,消灭蚊蝇孳生处所和过冬蚊虫的工作;结合人民公社的建立提出“三搬家”的口号——即厕所搬家,建立公共厕所;猪圈搬出屋;牛圈迁上坡。由于人人动手,家家动员,这个县的环境卫生有了很大的改善,到一九五八年九月底全县共清除垃圾杂草七万七千多吨,疏通沟渠七十五万多丈,填平污水坑二万四千个,新建猪、牛圈一十三万个。普遍改善环境卫生,杀灭蚊虫;大力地进行了疟疾普查和治疗的工作;认真执行贯彻了科学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普训抗疟干部和不脱产的卫生人员,把防治疟疾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发挥了群众的智慧,疟疾的防治工作开展得既快又好,如全县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十四万人口的疟史普查;半个月完成了万余人的春季抗复发治疗等等。因而,一九五八年疟疾的发病率由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九点四四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四七,这是一个跃进,成绩是巨大的。由于疾病的减少,保护了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疟疾的防治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能够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一个巨大的跃进,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了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事实证明,只要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会形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千百年来的疾病患根就可以彻底根除。
我们贵州省的四百多万少数民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下,几年来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在日新月异的向前发展。我们苗族人民在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中深深感到:党的领导,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是繁荣、昌盛、幸福的根本源泉。但正当全国各族人民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干劲为完成比一九五八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的时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的策划下,公然发动了背叛祖国、破坏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武装叛乱,这种滔天的罪恶行为是我们全国各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国务院关于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西藏叛乱的命令是完全正确的,我表示衷心的拥护。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西藏叛国分子所发动的武装叛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逃往印度以后,外国的某些反动分子和扩张主义分子,竟明目张胆地发出了一片干涉我国内政的叫嚷,竟然对中国人民的罪人表示“同情和支持”,对这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可耻失败表示“不安”,这难道是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所能做的事情吗?我们要正告这些扩张主义分子们,中国人民的内政不容干涉的,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不容许破坏的。我们相信,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随着叛乱的彻底平息,一定能够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建设起民主的、繁荣幸福的新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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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肃清叛匪 解救西藏人民
王兆俊委员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李维汉副主席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列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上,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与启发。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四年多来我国人民,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不但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且在一九五八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出现了在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同时在全国农村中组成了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结合的人民公社,推动了生产力的继续向前发展。我深信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比一九五八年速度更高、规模更为宏大的一九五九年计划。
最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和外国反动派,发动了背叛祖国和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妄想使西藏人民重新回到黑暗、贫困的境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这一切罪行是全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为了祖国统一,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为了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我坚决拥护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平息西藏叛乱的措施,使在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实行民主改革。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愿再就除害灭病方面的有关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不可能同病害作有效的斗争,造成了各种疾病的流行。在农村中以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钩虫病等寄生虫病的危害最大,严重地影响了人民健康和农业生产。解放后,我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规定,向上述五大寄生虫病作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高潮中,在毛主席所做送瘟神诗的鼓舞下,在五大寄生虫病防治战线上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局面。以黑热病为例,流行在长江以北的十五个省区,约有百年的历史,现已达到基本消灭。山东省是黑热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患病人数约占全国病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因为过去农民得了黑热病,大都得不到治疗,只好听其自然,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不计其数,在我省各地曾经流传着很多可怕的民谣,如“大肚子痞(黑热病俗名)缠了身,阎王拴着脚后跟”;“得了大肚痞,十患九人死,有钱能看病,无钱只好死”等等。但是通过这几年来的积极防治,患病人数有了显著的下降,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我省提出了“奋战百日,基本上消灭黑热病”的战斗口号,发动组织了二万零六百余名医务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和防治,使黑热病的患病率由一九五○年的万分之三十五,降至万分之零点三,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一。目前正在为根除这一疾病而努力。我省广大农民由于摆脱了黑热病的危害,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在黑热病防治工作中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依靠了群众的力量。事实已经证明,只有在新中国这样优越的社会制度下,才能有效地防治和消灭各种疾病。
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今年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努力,为完成以工农业生产的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为了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在卫生工作方面必须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应以积极的行动,争取在今年基本上除尽五害,消灭五大寄生虫病,来迎接建国十周年。根据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经验,只要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密切结合生产,大搞群众运动,坚决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进一步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并采取“土洋结合”的方针,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我愿在今后工作中,与广大医务人员团结一起,继续前进,共同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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