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不感兴趣”及其它
锺怀
谈到西藏问题,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在伦敦居然说:“我对中国统治西藏不感兴趣”。
话是对新闻记者说的。这就不只是内心的独白,而是当众的扬言了。
那么潘迪特夫人感到兴趣的是什么呢?这位夫人还算比较含蓄,没有直说。不过另一位印度政界的知名人士——社会党领袖纳拉扬却说了下面一段话:在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能够以“符合西藏人利益的方法”来“帮助”西藏实现和平改革。看来,这段话刚好道出了潘迪特夫人所没有直说的东西。
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国统治西藏不感兴趣”,是理所当然,丝毫也不奇怪的。不过如果还想打起“潘查希拉”的旗帜,反咬一口,说中国“违反了潘查希拉的精神”,那就特别叫人感到滑稽了。
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所以对西藏的叛乱表现得如此狂热,据说是因为印度人和西藏人有着特别的“精神联系”。
印度人民和中国的西藏人民之间的宗教和文化联系自然是存在的,而且有着长久的历史。不过扩张主义分子口口声声强调的“精神联系”,并非指此。要真是指的这个,难道中国政府平定了西藏叛乱,对于中印人民之间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有一丝一毫损伤,需要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磨拳擦掌加以维护吗?
非也。喜饶嘉错大师说得好,受叛乱集团挟持的达赖喇嘛,在印度提斯浦尔被迫发表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同达赖喇嘛八年来的言论完全不同,同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不断发出的西藏独立的陈腔谰调则如出一辙。你看,一方是“对中国统治西藏不感兴趣”;另一方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这岂止是“精神联系”,简直是穿上一条裤子了。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西藏叛匪的失败所以这样声嘶力竭地叫嚣,答案不就在这里么?
提到精神,不免想起物质。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强调印度人和西藏人的精神联系,那么物质联系又如何呢?
日本“赤旗报”4月4日的一篇文章中有过一些介绍。这家报纸说,印度的大商人过去一直高利盘剥中国的西藏人民。他们利用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勾结,利用西藏交通不便的情况,高价卖出日用品,低价收购西藏的羊毛,获利达300%到800%。可是西藏解放以后,他们出卖商品只能获利3%或者4%。报纸说,不能否认,这类商人对印度议会是有影响的。
原来如此!到底还是物质决定精神。了解这种“物质联系”,对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强调的“精神联系”就不会感到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当然,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是不乐于把这种“物质联系”方面的苦衷公之于世的。他们尽力涂脂搽粉,好像自己真是慈悲心肠,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而不是为了在西藏享受特权、从西藏人的口袋里掏去更多的东西似的。
但是,“我们藏族人民有强烈的佛教信仰,更有锋利的慧眼”(喜饶嘉错),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这种拙劣的打扮又骗得了谁?不信,请把耳朵竖起,听一听这几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讲坛上藏族代表的巨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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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斯浦尔的滑稽戏
思慕
西藏高原一声反击的迅雷,
“‘独立’的迷梦”突然告吹。
这边“吹绉了一池春水”,
那边的“热心”渔翁
却要来个“混水摸鱼”。
天外飞来的异宝居然到手,
笼中鸟、俎上肉,听任安排。
几番商量,几番作态,
煞费苦心的滑稽戏总算排练出来,
还怕剧中人笨手笨脚,
幕后的戏提调却跑出前台。
拙劣的导演手法,
恶心的唱词,
唱的“西藏独立”的调调儿,
也是捡了英国绅士的唾沫。
更不要说弥天大谎
黑白颠倒,
漏洞儿多得出奇。
就说台词的结构吧,
也是下乘的文字游戏;
西藏角儿的演唱,
听起来却是一股洋味。
捉刀人还慌了手脚,
连英文的文法初阶也记不起,
“我”和“他”竟然倒置
再添上一个“更正”的尾巴,
也是愈描愈黑,
笑话儿已经传遍万里。
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的杰作
原来不过如此!
尽管大洋彼岸的老爷们高声叫好,
幸灾乐祸的小丑们也拚命帮腔,
一切明眼的人都看穿了这鬼花样。
正义的谴责,
嗤之以鼻的笑声
更响彻了我们庄严的怀仁堂!
“这不是真达赖在独唱,
这是许许多多假达赖的蹩脚文章”,
有人无情地拆穿了西洋镜,
可笑冒牌货太不灵光,
任凭你遮遮掩掩,
也盖不住臭气四扬。
也有人尖锐地责问,
为什么“同情”那小撮的豺狼?
是不是这叫做“好心肠”?
为什么骂朋友,伤邻邦,忒猖狂?
是不是潘查希拉变了样?
是不是lndi Chini baibai
(印语“印中友好”)也扔落印度洋?
更有人在辛辣地嘲笑
那伪君子的痴心妄想。
脚儿站还未稳,手儿伸得太长。
自己摆脱了奴隶枷锁还没有几年,
为何贪馋的眼睛
也盯住我们的高原不放?
这正是“好了疮疤忘了痛”,
新贵人未免健忘!
放清醒一些吧,
“聪明人”还得识相。
你已经踏足在悬崖边上,
不要再在中国巨人面前耍花枪。
难道真个“一叶障眼,不识泰山”,
翻错了皇历,
辨错了风向,
一点不自量!?
可怜你死抱住英国佬的肮脏衣钵,
“羊肉吃不着,惹得一身骚”,
还比不上南柯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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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安大道
朱光
长安大道贯西东,日月经天望不穷,
红雨满城车似水,行人来往气如虹。
长安大道起重楼,灯火辉煌照九州,
疑是群星天上落,人间广厦有绸缪。
长安大道见春归,路树成阴绿带围,
松柏榆槐争拔萃,村来燕子入宫飞。
长安大道又东风,扫净黄沙旭日红,
处处花飞迎盛节,天安长乐与人同。
次朱光同志长安
大道韵董必武
长安大道贯西东,毂击肩摩岂为穷!
干劲益增行坦荡,万人嘘气可成虹。
长安大道起重楼,蔽日连云压蓟州。
入夜电灯齐吐焰,弱强光线耿相缪。
长安大道见春归,万绿千红锦绣围。
只有旧时宫里燕,迷离前景绕枝飞。
长安大道又东风,压倒西风吹不红。
跃进声中迎五一,欢呼胜利普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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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牧人
云峰
夏天,康藏高原上的太阳非常强烈,经过几天的行军,普查队员们的脸晒得又黑又红,有的还脱了一层皮。当我们踏勘到念青唐古拉的一条大沟口边,就停下来了。石英队长带着礼品到附近牧民家里去访问。一位藏族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老人的头发都白了,前额光光的,脸上堆满了皱纹,背也有些驼了。这位老牧人,就是后来帮助普查队员找到了煤的罗贝上金。他赤着足跑遍了这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甚至每条沟里的每块石头他都熟悉。当队长说明来意后,老人从皮袋中掏出一块黑色闪光的石块,并答应第二天领队员们去找它。
大沟像条蛇,弯曲的伸延到山顶,它的多变的外形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大块的石头阻塞了我们的去路,只好慢慢行走。越往上河谷越窄,山势越陡,山头错乱丛立,我们随着老牧人登上一个个的山丘,但是啥也没有找到。返回营地吗?明天还得再来,这段路就白跑了;在这儿宿营吗?没有帐篷,也没有饭吃。石英就和技术员小张研究,并征求地质工人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在这儿露营。
我们拾些柴燃起篝火,围着谈天。山野静静的,只有不知什么地方的溪水发出潺潺的声音。老牧人坐在一边,看着小伙子弄弄这,摸摸那,他忽然想起,普查队员带的东西都吃光了,便赶紧把他的糌粑口袋拿出来,非要让队员吃不可……。
不到天亮,我们都被冻醒了。大家收拾一下工具,又继续朝念青唐古拉走去。
恰好迎面吹来一阵大风,越往上爬,使人感到呼吸更加困难。但是为了找到煤,同志们鼓起勇气向上爬,恨不得一步就迈到煤矿所在地。罗贝上金老人也鼓励大家说:“快到了! 加油呀!”他始终走在大家的前面,像寻找丢失了心爱的牦牛一样,东张西望,心里也很焦急,他不时回头望望队员们,怕小伙子们走累,便叫大家坐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再走……。午后我们已到达一个较高的山头。回顾来路崎岖不平。这时我们就看到西北坡上一片黑压压的东西,老牧人领着大伙奔去。石英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好煤呀!好煤呀!”他并请求老牧人帮助动员一些人,来帮忙挖一挖。
第二天,老牧人便到邻居家去找小伙子们了。起初小伙子们不愿来。老牧人便告诉他们:“找到宝,我们就会过好日子了,你们再想想,地质队员远离亲人是为了谁啊?”
“这话对呀!可是我们忙啊!”伊登的阿妈说。
伊登嚷着道:“可是,阿妈,他们走了几千里路又是为谁忙啊?!”阿妈终于也同意了。
就这样,经过老牧人的动员,召集了十几名小伙子。第二天,天麻麻亮,他们就朝山里进发了。
不几天,山坡上就出现了一排排槽子和坑,乌黑的煤块发出诱人的光亮。老牧人经常鼓励小伙子们说:“使劲干吧!咱们快要不烧牛粪了。”这天下午,时停时起的刮着风雪,老牧人领着小伙子们唱着民歌,继续挥动着锄头。
队上的小伙子们,看见藏胞劲头这样大,也就更加努力地和藏胞一起干。他们想:“为了这些纯朴勤劳的人们,我们更应该百倍地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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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族谚语
在偷公鸡的时候不给一点教训,将来他会偷马。
是白马不挂黑缨,
是好人不受诬蔑。
益友百人少,坏友一人多。
你的敌人带着刀,不要允许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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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何这样忙?
楼适夷
大家的眼睛都向印度望,
有些印度人,为何这样忙?
家务事不管,去管邻邦,
“潘查希拉”难道都遗忘?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地方,
平乱是百万藏人的愿望。
叛乱分子满手染着血,
原不过是在自取灭亡。
这件事情本来正正当当,
用不着请谁来兴风作浪。
想在这点搞些卑鄙勾当,
除非是头脑有点疯狂。
可别估错形势,追随西方,
没有什么能够让你“扩张”。
搬起石头砸坏自己的脚,
那是你自找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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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西藏风土小赤

联盟碑
于道泉
在拉萨八角街里头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石碑,藏语叫做“多仁”,那就是著名的“甥舅联盟碑”,是说明了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嫁到西藏,和藏族王室结成亲戚关系,称做“甥舅”。碑上镌有汉藏两种文字,记录了参加那次盛大典礼的汉藏人员和官职。据历史记载,那是唐穆宗长庆一年(公元821年)的事,离开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在许多汉文典籍像全唐文、卫藏通志、西藏考、大清一统志中都记载了有关立碑的条目。我国已故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就曾利用这个碑身上的汉藏文字对音写出研究中古汉语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
这碑文是早期的年代确凿、文字可考的汉藏关系的宝贵文献,是汉藏戚谊和友谊的铁证。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碑身上许多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西藏人民都这样相信:“甥舅联盟碑是个了不起的神物,它会来帮助不得意的人。做生意的人清早用手摸它一下,那一天生意一定顺利;牧童摸它一下,那一天牛羊不会丢失;种田的人摸它一下,庄稼定会长得兴旺;学生摸它一下,那天准能把书背诵得滚瓜溜熟,不挨竹板子;谁摸摸它,就会无病无灾,百事顺心……”于是,你也摸,我也摸,早也摸,晚也摸,把碑身下部摸得光滑如镜,文字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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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徽剧的新生
安明
时隔一百六十多年,安徽的徽剧,又以崭新的面貌,和北京人民见面了。
徽剧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剧种,它在明末清初形成于安徽南部,剧目很多,腔调丰富,二黄、拨子、吹腔(枞阳腔、石牌腔)、高腔(青阳腔)是它的主调,昆腔也占一定的比重,对于许多不同的戏,能够运用不同的腔调适当地加以表达。
在清朝乾隆年间,徽剧逐渐由安徽传到外省,这时候徽班中产生了很多著名的艺人。乾隆末年,扬州曾经举行各地戏曲集中演出,徽剧名艺人高朗亭、郝天秀便把徽剧带到扬州演出,博得观众好评,被称之为“色艺俱佳”。清乾隆55年,高朗亭把徽班——三庆班带到了北京演出,轰动北京艺坛,誉为“一鸣惊人”。高朗亭当时被称为“二黄之耆宿”,他这个名旦被形容为:一上氍毹,宛然巾帼,一颦一笑,几乎化境”。但他并不因此满足,又进一步吸收了京(流行在北京的高腔)、秦两腔。徽剧在形成过程中,是吸收了兄弟剧种的优秀的东西的,其中就含有高腔、秦腔的成份,这时候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吸取秦腔而产生了西皮。
三庆班入京以后,四喜、春台、和春三个徽班也相继入京,这就是四大徽班。以后安徽的艺人到北京的越来越多,道光时人写的“梦华琐簿”说:“戏庄演剧必徽班”;“长安看花记”载称:“梨园子弟多皖人”。
咸丰年间,徽班中出现了一个程长庚。“程本精昆曲、最工二黄。声调绝高,登台一奏,响彻云霄。资性颖慧,精通剧曲,研究种种,多所改良,以助戏剧进步。”(见中国近世戏剧史)。程长庚入京以前,曾经学过汉剧,入京后,又吸取了汉剧精华,同时进一步把昆腔、弋阳腔的声腔和表演融合到皮、黄中来,使徽剧更加充实。“秦云撷英小谱序”记载说:“徽人程长庚……于湖广调中,精求所以调声运气之法,一唱三叹,听之使人荡气娱神,世称京二黄。”在程长庚之后,徽班中又出现了著名艺人杨月楼、杨小楼、王鸿寿等,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怀宁石牌附近的人,因而当时有“无石不成班”之称。
徽剧虽然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在解放前,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安徽的徽剧遭到严重破坏,徽班逐渐衰落,抗日战争时期,所有徽班都被迫解散,徽剧艺人生活困苦,全都流落民间,改习他业,从此,徽剧的正式班社便消声绝迹。
解放以后,中共安徽省委对徽剧非常重视,在党中央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决定重新建立徽剧团,使这一剧种重获青春。安徽省文化局根据省委指示一方面派人深入安徽各地,挖掘徽剧遗产,搜集和记录剧本;一方面访集聘请流散民间的十多个徽剧老艺人,同时招收了儿童学员,成立安徽省徽剧团。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在安徽省徽剧团已经搜集到七百多个徽剧抄本,登记了一千多个包括各种腔调的剧目,调查和记录了很多徽班的唱腔、曲牌等及徽剧班社的历史材料。安徽省徽剧团的儿童学员经过老艺人的悉心教育和自己的勤学苦练,也已经学会了四十个戏,他们一边学文化一边学演戏,已成为徽剧的新生力量。
徽剧是有它的特色的,它的曲调丰富,声调高亢爽朗;唱词、说白也比较优美,通俗易懂;不少戏的结构比较精练,纯熟,着重表演,词少,动作多,无论动作、唱、白的节奏都比较强,伴奏音乐也因戏因腔调而各有不同,这些虽然一般都已经被京剧所接受,但是我们重看徽剧,仍然可以看到徽剧的特独风格和鲜明的地方色彩。
这次安徽省徽剧团在北京演出的剧目中,主要的有:“水淹七军”,是吹腔,拨子;“磨房会”,是青阳腔;“赠剑”(凤凰山)等,是吹腔,“齐王点马”是皮黄;“醉打山门”是昆腔。人们将从这几个戏中,看到徽剧的发展梗概,和它在曲调、表演方面的丰富多彩。而徽剧团儿童演员朝气蓬勃、功夫扎实的表演,也将使人们感到兴奋。几乎失传的徽剧,在党的栽培下,已经在长绿叶,开红花,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的青春景色。


第8版()
专栏:

春耕(西藏速写) 张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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