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正告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休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乌兰夫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
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背叛祖国,发动武装叛乱的罪行,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严正声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到现在的四年多时间中,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中间,民族工作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聚居的少数民族已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显著的改善。这就使少数民族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关系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正当全国各民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飞跃前进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策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背叛祖国,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借“西藏独立”的幌子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英帝国主义者、印度扩张主义者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这种罪行受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严正声讨。因为各民族人民从他们的切身体验中深深地知道,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和他们在各民族中的走狗,曾经给各民族人民带来过如何深重的灾难;他们也深深地知道,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经过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已经并将使各民族人民获得何等巨大的进步和发展。
内蒙古民族粉碎了反动上层分子投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阴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广阔大道,各项建设事业飞跃发展
就拿内蒙古民族来说吧。内蒙古民族在解放以前的近百年来,饱尝了帝国主义、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内部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长期处于社会生产极为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和人口急剧下降的衰亡境地。内蒙古人民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曾经多次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当时在内蒙古民族面前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反动的上层分子所走的道路:就如同现在西藏的上层反动分子投靠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干涉者企图把西藏分裂出去一样,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出卖民族利益,并且在他们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下搞什么所谓“蒙疆自治政府”之类的傀儡政府。如臭名彰著的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李守信等蒙奸就是代表这个道路的首恶分子。这条曾经给内蒙古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帝国主义走狗的道路早已受到了历史严正的判决,而曾经嚣张一时的德穆楚克栋鲁布、李守信之类的蒙奸分子也在解放后被人民一一逮捕,归案法办。内蒙古的另一条道路是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人民革命的道路: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命运同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自己民族求解放的斗争汇入全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总流中来,并且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直至和全国各民族人民一起获得彻底解放,走上社会主义的广阔大道。这是一条完全符合内蒙古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也是唯一的胜利道路。
一九四五年在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积极地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准备工作,并在一九四七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此后,内蒙古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并且积极参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全国各民族地区一道,内蒙古自治区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在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也是很迅速的。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大地促进了全自治区工、农、牧、林业生产和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以一九五八年和自治区成立的一九四七年相比,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五亿五千三百八十多万元增至二十九亿七千三百二十万元,增长了四倍以上;工业(包括手工业)产值由五千二百九十六万元增至十一亿五千六百四十九万元,增长了二十倍;粮食总产量由三十四亿六千九百多万斤增至一百一十八亿斤,增加了二点四倍;牲畜总头数由八百二十八万多头增至二千四百四十七万多头,增加了近两倍。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城乡人民的购买力,一九五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平均增加四倍半。在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时候,根本没有高等学校,到一九五八年已有高等学校十八所,学生六千零四十一人。中等学校一九四七年只有二十九所,一九五八年已发展到七百所;小学校一九四七年只有三千七百六十九所,一九五八年已发展到一万四千七百所。中学在校学生一九五八年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十九倍,小学在校学生增加了四倍半。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一年内,医院增加了三十九倍,病床增加了二十五倍。由于人民生活的提高,卫生保健事业的普遍展开,各民族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其中蒙古族人口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十一年里,增加了三十多万人,内蒙古自治区到处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内蒙古人民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和实行区域自治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充分证明了内蒙古人民所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也已经同样地被国内其他兄弟少数民族的经验所证实。但是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却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这就是蒙奸德穆楚克栋鲁布(德王)、李守信等所走过并且已经遭受了可耻失败的,投靠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统一和出卖民族利益的道路。
所谓“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铁的历史事实,是谁也抵赖不了、推翻不倒的
西藏的卖国贼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之下,为了达到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无耻地捏造各种谎言,说什么“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这是西藏反动分子叫嚣已久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谬论。我们内蒙古人民同西藏人民有悠久的友谊,对于西藏人民的命运看得同我们自己的命运一样,不能不多说几句话。谁都知道,西藏地方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隋唐以前,汉、藏两族人民就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广泛联系。在唐朝,这种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元朝,世祖忽必烈统一了当时四分五裂的西藏,于一二五一年封西藏萨迦法王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并将西藏地方交由萨迦法王管理。从此以后,西藏地方就确定不移地正式地纳入了伟大祖国的版图。达赖喇嘛的称号,也是后来十六世纪的蒙古可汗规定的。明朝对当时的西藏噶举法王也封了官爵,授予封号。清朝一建立,五世达赖就到北京朝拜,清世祖(顺治)于一六五三年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清圣祖(康熙)又于一七一三年封六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清高宗(乾隆)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大臣,处理西藏事务。后来的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也在拉萨驻有办事处,西藏地方政府也在南京驻有办事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坐床典礼,也是在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员主持下进行的。这些铁的历史事实,是谁也抵赖不了、推翻不倒的。西藏的逃亡印度的一小撮卖国贼不顾历史事实,硬说西藏是什么“独立国”,这除了说明他们已经背叛祖国、背叛西藏民族而卖身给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拿出什么“西藏人不同于汉人”来作为他们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论据,这也是不值一驳的。作为民族关系来说,藏族和汉族当然是不同的。但是民族的不同绝不能成为西藏应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理由。在世界上有许多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例如印度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听说印度的政治家们主张印度的各个民族因为和印度斯坦族不同就应当从印度分裂出去。很明显,民族的不同绝不能作为分裂祖国的借口。正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汉族又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所以加强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就成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促进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与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成为关系到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一个重大问题。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之所以发展的这样快,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蒙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实行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结果。多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祖国的统一和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这不仅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各民族获得发展与繁荣的基本保证,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最高利益。任何人如果企图把自己的民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或者反对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与汉族人民实行团结合作,就不仅破坏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首先是违背了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各民族人民和本民族人民绝对不能允许;如果他们一定要这样作,就只能使他们自己碰得头破血流,遭到可耻的失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及其失败,就是用他们的反面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西藏叛国集团还胡说什么我们没有给西藏人民“自治”权利,“西藏地方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这自然也是一种既不符合事实而又别有用心的谎言。在中国几乎所有有聚居区的少数民族都已经实行了区域自治,当家作主,自己管理着自己的内部事务,内蒙古民族实行自治已经有十二年之久。只是在西藏这一块地方,由于上层反动集团的阻挠,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成立自治区,即使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因为上层反动集团的破坏而没有做什么工作。如前所说,他们要的并不是什么区域自治,而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者多年来策划的所谓“西藏独立”。当然他们的这种阴谋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们的外国主子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们自己给自己选择了迅速死亡的道路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违反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反对在西藏实行社会改革,妄想永远保存他们的农奴制度。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为了等待西藏少数不愿改革的上层分子的觉悟,曾经宣布在一九六二年前不进行改革,在一九六二年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还要到那时看情况再定。但是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的指使之下,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公开地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叛乱。他们以为这样也许可以迫使中央作更大的让步,却不料叛乱被迅速平息,西藏同祖国的联系、藏族和我们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的联系更加巩固,西藏人民因此可以早日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大道,叛乱分子在客观上却是作了好事了。坏事变成好事,这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他们的外国主子没有预料到的。他们的算盘完全打错了,自己给自己选择了迅速死亡的道路。西藏的农奴制度,是现在世界上的一种极端黑暗、落后、反动和残酷的社会制度。在那里,占人口5%左右的世俗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以及他们的所谓地方政府,占有着全部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而广大的农奴不仅一无所有,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妻室子女也是听任农奴主支配的。农奴主把农奴生下的子女如同财产一样,登记在自己的帐簿上。农奴主可以随便对农奴施加各种肉刑,包括鞭笞、拷打、割鼻、挖眼、砍去手脚和残酷处死。农奴主并且可以把农奴连同庄园一起赠送给别人,还可以作为陪嫁的财产。农奴虽然从农奴主手里领得“一分”土地,但是每年要以大部分时间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的劳动,并且还要无偿地给地方政府、寺院和农奴主支服各种差役,剩下来的一点时间才能耕种自己的份地,所以农奴的份地许多都是荒芜的。农奴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农奴为了不被饿死,只有向农奴主借债。全西藏百分之七十一八十以上的农奴都欠着农奴主的债,其中很多是世世代代不可能还清和农奴主不允许还清的子孙债。在农奴主的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农奴无路可走,只有用逃亡的办法和领主进行斗争。根据调查材料,近百年来,西藏农奴逃亡的数量十分惊人,西藏社会的生产力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阻滞。现在世世代代受着残酷压迫的农奴不要很久就可以获得解放了,西藏民族从此将要走上迅速发展和繁荣的道路。在这里我们热烈地为西藏民族的新生道贺。
我们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决不是说可以借宗教信仰之名组织叛乱、背叛祖国,而不受国家和人民的制裁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还提出什么“保护宗教”的口号,企图以此来迷惑群众,扩大叛乱。但是他们的希望也落空了。因为事实终究是最雄辩的。几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地执行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真地尊重了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切实保护了喇嘛寺庙,广泛地团结了宗教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即使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也尽一切可能保护了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这些事实都是西藏人民亲眼看到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再怎么造谣中伤,也抹煞不了这些铁的事实,也破坏不了党和国家在西藏人民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当然,我们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决不是说可以借宗教信仰之名,组织叛乱、背叛祖国而不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制裁,更不是说喇嘛寺庙可以成为反革命叛乱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根据地和掩体,而人民解放军却不能对之还击。任何人如果背叛祖国,实行叛乱,不管他信仰什么宗教,都必须受到国法的制裁和人民的惩罚,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口头上高喊“保护宗教”,而在实际上却指使叛匪明目张胆地烧杀淫掠,残害群众。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不能保全,还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呢?很明显,只有剿除了这个叛乱集团,才能使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一切民族中的反动派,都常常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实际上他们却是民族利益的叛卖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占民族中百分之九十几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极少数剥削阶级一己的私利。为此,他们就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祖国,投靠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历史上内蒙古的反动派是如此,今天西藏的上层反动集团也是如此。只有坚决、彻底地平息西藏地区的叛乱,肃清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在西藏的一切残余势力,才能巩固祖国的统一和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从而也使西藏民族迅速地走上幸福和繁荣的道路。
一切真正关心中印友好和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人,都必须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印友好关系的破坏
最后,必须指出,西藏叛乱和西藏叛乱的平定,都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加以干涉。值得注意的是,在西藏叛乱发生以后,一些印度的官方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对西藏的一小撮卖国贼表现了特别的“热心”和“同情”,好像是他们的亲骨肉一样。一些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则露骨地发出了各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嚣,说什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没有历史根据”,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等等,简直把中国的西藏当成了印度的一部分。而帝国主义则在疯狂攻击中国人民的同时,拼命开动宣传机器,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真正关心中印友好和拥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人,都必须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中印友好关系的破坏。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来就是很珍视和印度人民的友谊的,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却把我国的这种友好表现,当做软弱可欺,愈来愈多地表现了对于我国内政的干涉,要经过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我们要警告那些在西藏问题上继承了英国帝国主义不光荣遗产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还是把你们的脑袋放冷静一点吧,六亿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任人欺侮和压迫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任何外国反动力量都不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不能挽救西藏反动派的灭亡,都不能阻止西藏人民沿着民主和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让那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去嚎叫吧,胜利是属于中国各民族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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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职工怒指印度扩张主义分子
刘宁一代表的发言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公开支持西藏叛乱,表明他们对我们领土西藏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全国职工,完全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定西藏叛乱的命令。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蒋匪帮和外国反动派,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发动背叛祖国、分裂祖国统一的反革命叛乱,在全国职工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从印度外交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次叛乱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侵略我国领土西藏的一个阴谋,叛乱班子就是由帝国主义长期豢养的反动农奴主。继承英帝国主义遗产的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公开支持这次叛乱,也表明他们对我国领土西藏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全世界都知道,西藏在从十三世纪以来的数百年历史中,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就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在统一团结的祖国大家庭中实现了民族自治,同汉族共同携手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唯独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不顾藏族人民的利益,不惜分裂祖国的统一和团结,死心塌地要做里通外国的奴才。这次叛乱的迅速平定证明,这一小撮反动的农奴主遭到了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唾弃,藏族人民从此走上了建设幸福生活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侵略我国领土、变西藏为他们殖民地或保护国的阴谋已经归于破灭,他们妄想利用这一事件挑拨和离间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奸计也一定不能得逞。
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现在,我就动员全体职工,开展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发表一些意见。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基础上继续跃进的计划。一九五八年,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努力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国农村胜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国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为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实现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将使我国的工农业主要产品又有一个巨大的增长,将为我国工业的不断跃进和农业的机械化准备更多的条件,并将保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最大利益的。
我国广大职工群众充分地意识到,作为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对于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有着特别重大的责任。全国职工誓以百倍信心和最顽强的革命意志,担负起党和政府交给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全国职工热烈响应党的号召,要继续鼓足干劲,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工业生产任务。
正如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的,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环节,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迫切需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具有不断地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工矿企业里,生产潜力是无穷的。例如大连钢厂不断改进设备和操作方法,使电炉炼钢能力比一九五五年以前提高了三倍。哈尔滨机联机械厂,一无大厂房,二无大机床,三无大吊车,四无大的铸钢设备,但他们采用洋土结合的办法,创造了积木式活动机床,终于制成矿山、冶炼设备和重型机械,全厂生产翻了七番,劳动生产率增长四倍以上。基本建设工人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提出合理化建议二百多万件,创造较好的机械和工具有七百六十五种。安装一台二万五千瓩汽轮机发电机组,由两个多月缩短到只要一百小时。北京市的职工开展了机械化半机械化运动,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就有六、七万工人从笨重劳动和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无数这样的事例说明,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千方百计地改良工具和设备,改进设计和工艺,节约原材料,提高设备利用率,改善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最大限度地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降低成本,从而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
在完成国家计划中,多、快、好、省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因此,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要保证在产量上、质量上、品种上,在降低成本方面和各种消耗定额方面,全面地完成一九五九年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为了按质、按量、按品种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各产业、各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在党的勤俭建国方针下,发动群众,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从各个方面去挖掘和发挥生产的潜力。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因素,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要继续实行政治挂帅,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力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继续巩固和提高劳动热情,把目前全国各省市、各产业部门、各工矿企业掀起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使增产节约运动迅速出现一个高潮。
确保重点,互相支援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首先要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确保重点,互相支援,树立全局观点。现在,全国有不少地区和单位,正在开展确保四大指标、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大联合协作竞赛,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到处洋溢着先整体后局部、先国家后地方的共产主义精神。煤矿方面提出:好钢要好铁,好铁要好煤,保证煤炭生产高产又高质;采矿方面提出:让高炉“吃好”“吃饱”“吃不了”;运输部门提出:有多少,运多少,加速车辆运转,提高运输效率;机械工业方面提出:要按期按数按质供应矿山、洗煤、炼焦、轧钢、电站、排灌、机车车辆成套设备。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协作竞赛已在不少地方超出了一厂一矿的范围,发展为几个不同部门、几十个大小厂矿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联合协作竞赛。这样的联合协作竞赛,已显示出很大效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阜新车站和煤矿大搞协作,“路矿一家”,实行了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机构、统一调度等等办法,车辆在站矿停留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如果把阜新的经验推广出去,全国主要厂矿停车时间就可以缩短三分之一。天津四十八个工厂为了赶制排灌设备开展协作竞赛,三月份生产的排灌设备比一、二月份生产的总和还要多。非常明显,只要共产主义的协作思想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能够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进一步掀起学先进、赶先进热潮
在竞赛中,进一步掀起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热潮,不断地解决好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在我们企业中,先进和落后的差别是经常存在的。在钢铁生产方面,高炉每立方公尺,平均每昼夜出铁最高的达到二点一吨多,而一般水平只达到一点四吨左右。平炉每平方公尺炉底面积每昼夜出钢最高的达十三吨多,而 多数单位是八吨左右。在机械生产方面,铸钢的生产能力最高的每平方公尺选型面积月产量达到一点九三吨,一般平均只有零点四吨左右。同样是七百五十公斤的锻锤,月产锻件,有的达到五十二吨,有的只有八点三吨。在煤矿方面,淄博洪山矿十四个正规工作面,有四个先进工作面平均月产达一万零三百九十吨,而其他十个工作面平均月产只有六千一百五十吨。
造纸工业推广了连续打浆先进经验以后,打浆能力就提高百分之二十至七十,节约电力百分之十至三十,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又如榨油厂一般厂比先进厂每一百斤原料要少出二斤油,我们拿棉油一项计算,如果每一百斤棉子,多出一斤油,那么一年就可以增产三万多吨棉油。这种差别最直接地表明了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正如刘少奇同志曾指出的:“生产是永远处在发展变动的状态中的,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地代替着旧的生产技术。因此,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到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
怎样把少数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变为广大职工普遍的生产水平?经验证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竞赛评比。通过竞赛评比,可以知道那一个先进,那一个落后,为什么先进,为什么落后。通过竞赛评比,树立标兵,把先进旗帜高高举起,可以激发群众力争上游的热情,鼓舞落后者急起直追,促使先进生产者更加努力。通过竞赛评比,发现和积累先进经验,经过总结推广,可以为广大职工“更上一层楼”竖起阶梯。通过竞赛评比,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现在各地竞赛中,广大职工群众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个人与个人比,集体与集体比,广泛开展了同工种竞赛和厂际竞赛。经验证明:组织类型相同、设备相仿、产品相近的工厂企业间的厂际竞赛,能够更好地推动落后企业赶上先进企业,先进企业更加先进,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上海第三钢厂和第一钢厂就是这样在竞赛中你追我赶,又学又帮,取得了在平炉炼钢生产上全国最好的成绩。有一个工人歌颂了这件事:“帅府二猛将,相争又相帮,三厂争红旗,一厂誓不让,你送我秘诀,我送你良方,互相大协作,一切为了钢。”这种共产主义精神一定要在所有生产单位发扬起来。
竞赛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
毛主席一再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我们要在组织竞赛中做到: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
完成今年计划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同时也有不少困难。我们要“跳一跳,才能把果子摘下来”。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切实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只要我们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有领导地组织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密切结合起来,研究生产关键,开展群众性的检查,精打细算,寻找企业的潜力,许多困难就可迎刃而解。现在某些企业,还存在着原材料不足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却去深入发动群众,算政治账、算经济账,算大账、算小账,千方百计地节约使用原材料,寻找代用品,开展了技术革新,结果是干劲愈来愈大,办法愈来愈多。正象工人所说的:“困难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深入小组,开展好小组竞赛是运动深入的一个标志。小组工人最熟悉生产情况和彼此的思想情况,企业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小组去实现。因此要把竞赛组织得扎扎实实,就一定要抓紧小组工作,推广先进小组的经验。如太原市赵岐小组半年的活两个月干完的先进经验介绍以后,全市就有上百个小组前去参观、学习,接着全市就有九十八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半年的工作量。
所有职工群众要不断地加强政治、技术、文化学习,学习多种技术,学习多种本领,虚心学习兄弟厂矿的先进经验,虚心学习苏联和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争取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大跃进以来,工人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如何从政治上、技术上帮助新工人很快成长起来,是当前一个迫切的任务。既要提高新工人的政治觉悟,树立起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又要加强新工人技术教育,提高新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去年的经验证明,针对群众中实际存在的思想问题,有领导地组织群众鸣放、辩论;在辩论当中又紧紧地依靠具有阶级觉悟的老工人,以他们为骨干,向新工人进行具体的说服教育工作,是启发工人实行自我教育的一项最有效的方法。
去年,随着大跃进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职工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各地普遍出现了工厂办学的新气象。广大群众掀起了学习高潮,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大跃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应当给以应有的注意,以配合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为了把增产节约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我们必须遵照党的指示,在努力搞好生产的同时,关心群众生活。一方面要继续发扬那种不计较报酬,不计较工作时间的共产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我们要逐步地改善群众劳动条件,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正确地解决群众的工资、奖励问题,办好集体食堂、托儿所,关心女工的特殊问题,积极开展技术、文化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特别是保证生产中的安全问题,应该普遍引起我们的注意。对于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要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去及时解决。组织群众生产,要注意有劳有逸,有必要的紧张、苦战,也有必要的间歇、休整,使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有节奏地、一浪赶一浪地把生产不断推向前进。只有搞好生产,又搞好生活,使工人群众在紧张的劳动中,吃好饭、睡好觉,保持饱满的精神和高度的劳动热情,增产节约运动才能取得更大胜利。
为了实现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认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我们每个工会工作者,要在党的领导下,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断了解群众思想,向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动员大家为实现国家计划而奋斗。我们工会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踏踏实实地做好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教育相结合的群众工作。
一九五九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了,这是对完成全年计划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季度。全国人民正继续发扬苦干、实干、巧干的精神,在各个战线上奋勇跃进。我完全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鼓起更大的干劲,力争上游,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一计划。经济战线上的广大职工决心以工人阶级英勇豪迈的精神,鼓起冲天干劲,超额完成工业生产计划,并为支持农业战线和巩固人民公社做出巨大的努力。我们将和全国人民在一起,以辉煌的战果、出色的成绩献给伟大的国庆十周年,拿出千千万万的先进事迹迎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第四季度召开的全国工业先进集体与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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