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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许多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列举事实证实
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无法抵赖
所谓达赖喇嘛出于自己意志离开拉萨的说法纯是鬼话
新华社拉萨23日 电此间许多接近达赖喇嘛的人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的具体情况，这些事实，证明所谓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的说法，完全是捏造。
孜仲居玛（按：孜仲是达赖喇嘛子弟的意思，居玛是僧官名）洛桑多吉，曾在3月10日参加了叛乱头子功德林扎萨在罗布林卡诵经堂召开的一次会议。据洛桑多吉揭露，叛乱分子在那次会上就决定控制达赖喇嘛了。洛桑多吉说：“当时会上曾有这样的决定：第一、达赖喇嘛除上下两殿和大昆寺以外，不能随意行走；第二、为达赖喇嘛
‘安全’计，除古松代本以外，另增添政府官员和‘人民志愿军’为警卫军，驻扎罗布林卡，并组织指挥部由马基堪穷·雪苦巴等为总指挥（称为常务司令）。关于总指挥部的职权，由功德林扎萨提出。”洛桑多吉说，从那次会议以后，达赖喇嘛就完全失去自由了。
曾经参加拉萨叛乱的伪“人民代表”、堪穷土登丹巴（堪穷是僧官名，四品），叙述了达赖喇嘛3月14日在罗布林卡向叛乱分子讲话的经过。从达赖喇嘛的讲话中，再一次证实了他给谭冠三将军三封亲笔信中所叙述的那种处境和心情，而且表明当时他是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印度去的。
土登丹巴说：“藏历2月5日（即公历3月14日），噶伦、仲译清波（按：相当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秘书处的大秘书）、孜本（按：即原西藏地方政府所属的主管人事审计部门的官员，权力比原西藏地方政府所属一般机关的官员为高）、“人民会议”常务代表（指叛乱分子的叛国组织）、三大寺和各部队（指叛军）代表奉命去听达赖喇嘛讲话。达赖喇嘛开始谈了他本人决定去军区看戏一事的过程。随后，达赖喇嘛说：“关于看戏的事是我自己和中央官员谈的，并未经过其他人。你们闹事，杀人流血，向噶伦桑颇打石头等，各方面都使我伤心。而且1日和2日（按：这是藏历，即公历3月10日和11日）还在念经佛堂开会，我曾经通过噶伦、仲译清波、孜本告诉不要开会，如还要在此开会，便不可以了。西康人的警卫部队（按：指包围罗布林卡的从西康地区来的叛匪）等也不必要”。
土登丹巴说，当时达赖喇嘛还说：“不要听信恶人坏语、谣言的挑拨，要稳重。现罗布林卡内西康人部队枪支走火，在我住所前后均有嘶嘶的子弹声，我已到了性命难保之时。”达赖喇嘛接着说：“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到印度去为好，这种作法只能是为了个人的安乐，以前我去过亚东，前年也去过印度，住在那边是不行的，我只想在自己的土地上享受因果。”
土登丹巴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叛乱分子根本不把达赖喇嘛的指示当作一回事，完全违背了达赖喇嘛的指示”。
达赖喇嘛的警卫员白玛穷培也揭露说：“藏历2月5日（即3月14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三、四十个叛乱头子在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新宫客厅里开会，当时我在门口维持会场秩序。会上，达赖喇嘛对大家说：‘藏历2月1日（即3月10日）到军区看戏，不是军区请我的，而是我自己向军区提出来的，因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了几年，学了很多新的东西，我想去看看。原来说在1月（藏历），因为传召改在2月初（藏历），时间是我决定的，可是你们却把我包围起来，不让我去，你们这样做很不好，我心里感到很难受’。”
白玛穷培还说：“藏历2月1日以后，罗布林卡四面大门紧闭，只留侧门出入。侧门口有叛匪看守，不准外人进入。达赖在这期间，只能在他自己住的院子里转转，不能到院子外边去。在这以前，他是经常出去玩的。”
白玛穷培说：“那时达赖喇嘛的饮食也较前大为减少。以前他在院子里遇到人时，经常和人谈话，自从他被叛乱分子软禁以后，见到人也不说话了。”
另据吉村公爵（达赖喇嘛的弟弟阿里活佛的佣人）和土丹旺丹（传达达赖喇嘛命令的人）说：有一次有人去请示达赖母亲，说反动分子要草要粮怎么办，达赖母亲当时抱怨说：“要啥给他们啥，达赖都没有权力，我们还有啥权？只要他们不把你杀掉就好了。”
他们还说：达赖母亲在这段时间里表现有些发慌的样子，她常说：“达赖现在没有权力和自由了，真糟糕，怎么办？”
佣人吉村公爵还说，达赖喇嘛被劫走时，他的母亲脸色都变了，他对吉村公爵说：“现在拉萨要打仗了，打枪我们害怕，达赖行动没有自由了。”她告诉吉村公爵：“如果我们不回来，你就回哲蚌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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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拉萨的藏族官员纷纷指出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冒牌假货
一看而知是某些外国人假借达赖名义泡制的
新华社拉萨23日电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的藏族委员和筹委会各部门的藏族负责干部，21日在一次会议上研究了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这些拉萨叛乱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和目击者一致指出，这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它是某些外国人借着达赖喇嘛的名义制造出来的。
藏族委员和干部们指出，这个声明的语气、用词和语法结构完全不合西藏人民的习惯，并且和达赖喇嘛过去所表示的见解不合。他们对声明中许多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谎言极为愤慨，文教处处长江金·索郎杰布驳斥了声明中所谓西藏有时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的谎言，他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代的达赖喇嘛都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高级官员都要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现在还保存着的许多诏书、印鉴、文物就是有力的证明。西藏是祖国的领土是世所周知、有史可查的事实；说西藏是“独立”的，是毫无根据的。建设处处长詹东·洛桑郎杰说，西藏既然是中国的领土，所谓中央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的说法就根本不能成立，何况中央忠实地执行了十七条协议，对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西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根本不存在什么干涉的事。
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达赖喇嘛的侍读嘉措林活佛说，自从3月10日事件发生后，他一直住在罗布林卡里，根本没有听见或听说过人民解放军向罗布林卡打了两三炮的事，倒是包围罗布林卡的叛乱分子经常鸣枪打人。嘉措林活佛说，达赖喇嘛准备去军区礼堂看戏的前几天，他有事向达赖喇嘛请假，达赖喇嘛告诉他说：“你不要请假，3月10日我就要到军区去看戏，你一定要陪我去。”嘉措林活佛说，这个事实可以看出，3月10日去军区礼堂看戏这个日子，是达赖喇嘛事先早就知道的，声明却胡说什么“突然决定”，这分明是企图为叛国集团劫持达赖喇嘛寻找借口。
筹委会副秘书长拉敏·益喜楚臣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出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今后，潜逃国外的西藏叛国分子还会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以及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假借达赖喇嘛的名义进行无耻的活动，但是事实可以驳倒一切谎言，任何这样或那样的声明，对西藏人民的政治和宗教生活都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西藏人民已经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大道，任何外来的干涉都不能阻挡西藏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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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藏族官员提出大量事实证明
中央政府支持藏族人民实现区域自治
原西藏地方政府却千方百计进行阻挠
新华社拉萨23日电 本社记者胡国城报道：是谁阻挠了西藏人民迅速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是前西藏地方政府和少数上层反动集团呢？还是最近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中所说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呢？
在22日拉萨各族人民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的大会上，记者访问了目前在拉萨的筹委会几位藏族负责人和前西藏地方政府的进步官员，请他们谈谈事实的真相。
这些负责人和官员包括：筹委会常委、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桑颇·才旺仁增，原筹委会办公厅副主任、现任筹委会常委崔科·登珠泽仁，文教处处长江金·索朗杰布等。
大家知道，筹委会的成立是根据国务院第七次会议的决定成立的。在成立这个机构以前，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事先曾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以及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等三方面进行了充分协商，大家对成立这一机构是一致同意了的。
筹委会成立后，委员中90％以上的成员是藏族人士，包括上述三个方面的代表以及西藏地区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而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委员人数中又占着很大的比重。中央派来参加筹委会工作的干部，从来就没有超过十分之一。在筹委会所属各机构以及各基巧（相当于专区）和宗（相当于县）的办事处中，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藏族干部所占比例还要大得多，负责官员也绝大多数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地方官员和藏族人士，而且筹委会的公文来往都是以藏文为主。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央人民政府尊重西藏藏族人民实现区域自治的权利和耐心筹划西藏区域自治的决心。
三年以来筹委会常委会共开了二十七次会议，除了其中两次以外，都是在达赖喇嘛亲自主持下召开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对筹委会的工作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并在暗中进行破坏。记者访问的这些官员们说：就在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前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在表面上拥护筹委会的成立，另一方面却扩充自己的政府机构，破格地大批提升贵族官员，收买他们不要参加筹委会的工作，企图造成西藏地方政府“独立”的局面，并以此而与筹委会相对抗。这种反动行径不但说明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官员违反了十七条协议，并说明了他们早已在蓄谋策划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罪恶活动。
桑颇·才旺仁增等原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以自己熟悉的情况和目睹的事实，对记者举了一些事例。
1957年12月30日，筹委会第二十三次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由达赖喇嘛提议的免去西藏地区藏族工作人员和学员所负担的人役税的决议。“人役税”是西藏反动集团对西藏人民最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一。几世纪以来，西藏的贵族、寺院和农奴主可以随时命令其管辖下的劳动人民无偿地供他们使唤和奴役。筹委会的这项决议曾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的欢迎。可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利用种种借口拖延执行，并在群众中暗中散播流言，硬说“人役制是一种良好的制度”、如果“谁敢要求减免，就杀死他”等等。他们无视筹委会的决议，仍然顽固地依据对所属农奴的人身所有权或土地租贷关系，无限制地对参加工作或学习的藏族工作人员和学员进行残酷剥削。
为了大量培养西藏地方自治所必需的藏族干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曾决定成立藏族干部学校和训练班，选派优秀藏族子弟去内地学习，并推选藏族各阶层的代表到北京等地参观访问。对这些进步措施，原西藏地方政府不但不热心支持，反而多方挑剔和阻挠，他们拖延提出人选名单，不让藏族进步人士和藏族子弟得到深造的机会。1957年以后，前西藏地方政府更变本加厉地公开威胁参加筹委会工作的藏族干部家属，甚至暗中指使人打骂这些藏族干部。在拉萨叛乱前夕，原西藏地方政府一些反动噶伦在伪“人民会议”上，公然强迫参加筹委会工作的藏族干部在所谓“独立宣言”上签字，并要挟他们在保证书上画押和提供所谓“可靠”的保人。来担保他们不再到筹委会去办公，硬要他们公开表示和筹委会断绝关系。
桑颇还举了另一个事实，说明原西藏地方政府如何阻挠筹委会去关心和同情西藏的普通老百姓。他说，中央人民政府曾在1954年拨出八十万元来救济西藏江孜地区受水灾的难民，以后这笔费用没有用完，筹委会决定用余款为拉萨的贫民和乞丐建立一批平房，使这些人可以不再住在露天或破烂不堪的帐篷里。可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官员一面在筹委会上表示同意，一面暗中利用拉萨人力缺乏的情况滥召民工，说也要进行某项建设，迟迟不执行这项决定。以至直到今天，拉萨市的贫民还住在露天或破烂不堪的帐篷里。
从以上事实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是谁阻挠了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究竟是谁希望永久不改变种种落后、反动、黑暗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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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原来如此！
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发表之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是耐人寻味的：
法新社记者18日从新德里报道说，这个“显然是在印度政府的赞同下发表的”声明，“可能是有意选择在北京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开幕时发表的”。“印度政府赞同达赖的声明，是想间接地说出一些难于直接说出的东西”。“看来中国当局是希望他回西藏的。可是，这项声明清楚地向中国政府指出，如果它希望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去，必须要作严重的让步。”
路透社记者同一天从新德里报道说：“达赖的声明是不会使印度政府感到惊讶的。这是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议以后拟订的”。“这里有些人猜测，认为中国渴望把达赖回去的门敞开，同时如果中国保证给西藏人以充分的自治的话，印度可能采取行动为他回去铺平道路”。路透社记者还说，这里认为：“达赖喇嘛和他的支持者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中国人再度提出的自治的保证，而将是努力争取完全的独立”。
共同社记者同一天也从新德里报道说：“出乎意料之外，达赖喇嘛却直接谴责共产党中国压迫西藏，并且表明：只要共产党中国一天不在政治上大大让步，他就一天不打算回西藏去。”
够了，够了，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作者和他的策划者的意图，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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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的伪造性质被识破以后，某些印度官员似乎感到了自己尴尬的处境，连忙挺身出来否认，百般掩饰。但是，这些否认只是引起了新的混乱和漏洞，愈讲愈糊涂。
让我们且看看事实。
据路透社穆索里21日电援引在穆索里同达赖喇嘛一行在一起的一个匿名的印度官员说，“达赖喇嘛在他的顾问的协助下，亲自准备了这项声明”，“这篇声明是由西藏官员翻译成英文的”。
可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往迎接达赖喇嘛的特使梅农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他在22日在所谓达赖喇嘛的第二个声明发表以后，立即招待记者，并且向他们说：“毫无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声明是西藏人自己翻译的，其他人不能对这个声明负责。”但是，就在梅农讲话之前刚刚在同一个地方发表的所谓达赖喇嘛的第二个声明则又说：“早些时候的这篇声明是在我的授权下发表的。”
问题产生了：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倒底别人代写的，还是他自己亲自写的？是他授权所谓“顾问”们发表的，还是他自己授权自己写的，自己授权自己发表的？
更根本的问题是：梅农在他的矢口否认中，对新华社政治记者在4月20日评论中所提出的论据，为什么不敢置一词呢？
显然，他这种不高明的否认，连在穆索里的西方记者也未被说服。记者追问他：为什么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用的是第三人称呢？梅农回答说，第三人称“可能是传统的西藏形式”。可是，他在撒了这个谎以后，显然觉得这是过于自欺欺人了，所以，他马上又退回来，说：“这完全是要由达赖喇嘛来解释的事”。记者又问他，为什么所谓达赖喇嘛的第二个声明又一律改用第一人称？这位有经验的印度外交家作了一个令人喷饭的答复：“因为新华通讯社希望达赖发表第一人称的声明，因此这次声明是以第一人称发表的”。
按照西藏习惯，按照达赖喇嘛作为佛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过去发表声明一向总是用第一人称的，而为什么在印度以他名义发表的第一次声明用了第三人称呢？为什么在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的西洋镜被揭穿以后，又连忙要发表一个符合新华社“希望”的第一人称声明呢？
这些问题不可能从梅农的口中得到解答。他的掩饰和否认，不禁令人想起了中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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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公正舆论发出明智的声音
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平定西藏叛乱
发表所谓达赖声明只能使美帝国主义高兴
把印度安全和西藏自治联系起来是不对的
新华社新德里22日电 乌尔都文“团结报”今天就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发表社论说，对印度人来说，决定“同情那一边和同情什么人”“是一件有深切利害关系的事”。
社论在分析了西藏的社会结构和这次叛乱的真正根源以后说，“在西藏人中间有要求摆脱地主制度的呼声”，因此反动集团就“发动叛乱”。
这家报纸说，“中国人既没有给叛乱分子戴花冠，也没有建立牌楼来欢迎他们。只是平定了叛乱”。社论表示完全相信，在粉碎了叛乱之后，“西藏将成立一个绝大多数西藏人自己的政府”。
社论强调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应当在那边行使主权。社论说，“当我们谈到自治的时候，我们只应当说西藏的自治”。社论认为，把印度安全问题同西藏自治问题联系起来是不对的。
这家报纸指出，印度的独立并没有受到威胁，我们为什么要为西藏而斗争呢，而且这还“不是为了那边的一百万西藏人，而是为了几千个地主”。这家报纸问道，“为了几千个地主，我们却要招致一百万西藏人的仇恨；把六亿中国人变成我们的敌人，”“请想一想，这样做是否正确呢？”
泰米尔语日报“人民力量报”4月20日发表社论说，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所发表的声明“只能使美帝国主义者高兴，他们企图在西藏事件上策划一切卑鄙的诡计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制造分裂。”
这家报纸又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实际上承认，在西藏曾经发生过反对驻在自己领土上的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叛乱。这项“声明”，还承认达赖喇嘛的“部下比他自己更关心他的安全”。“声明”还承认，“如果没有叛乱分子对他（达赖喇嘛）提供有组织的支持，他原是不可能离开拉萨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这点，引起暴力行为的是西藏僧侣的上层反动集团。”
这家报纸驳斥了“声明”中所谓达赖喇嘛在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以后对西藏遭到“干涉”的不满的这种说法。这家报纸说，达赖喇嘛签订了这项协议五年以后在1956年访问印度时走了很多地方，并没有听到他讲过不满中国“干涉”的话。恰恰相反，他那次在印度全国各地许多群众集会的讲台上赞扬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进步道路。西藏的反动的封建集团为了要维持他们对贫穷落后的西藏群众的统治，因此发动了叛乱。这种“叛乱不是民族起义，而只是封建反动分子的叛乱，中国人当然有权利予以平定。”
“国民先驱报”昨天发表社论说，“中国非常关心鼓励各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但是在一个方面将不让步，那就是西藏将被认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将不放松对国家安全的注意。关心自己安全的印度人民将会了解中国对安全的愿望，周恩来希望中印友谊通过这次考验变得更为牢固，他的这种希望在这个国家中将获得普遍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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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执政党和官方一些领袖人物
骂朋友 伤友邦 颠倒黑白
国大党主席公然把我国的西藏说成是“国家”
国大党总书记把西藏叛乱说成是“正义事业”
新华社23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执政党国大党和印度官方的某些领袖和人士，曾经就西藏叛乱事件发表了各色各样的言论。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发表谈话说，“我同意印度和西藏有着共同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和宗教联系的。”这位国大党的主席竟然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把中国西藏地方说成是“国家”。她说，她担心在目前情况下，印度不能够给西藏这个“国家”很大的帮助。她又说，根据国际法，印度将准许从西藏来的任何“难民”“避难”。
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一再借西藏叛乱事件诽谤中国。4月5日她在印多尔的公众集会上说，“国大党将毫不犹豫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在西藏的暴行”。她说，虽然在中国的“宗主权”下，西藏还是一个“自治国家”。她说印度对西藏人的“正义事业”表示“完全的同情”。这位国大党的领袖还担任了向所谓“西藏难民”（逃入印度的一小撮西藏叛乱分子）提供“救济和招待”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随后她在4月15日又宣布成立一个所谓“帮助西藏难民”的“全国委员会”。
据报道，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4月初在伦敦对新闻记者说，西方似乎感到迫不及待。她保证说，印度将在“合理范围内”尽一切可能“帮助”西藏，“至于如何帮助，那是应当由印度政府在形势比较清楚时决定的问题。”她说，“目前，我不知道我的政府会做些什么。但是，至于印度同情哪一方，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余地的。我们对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怀有最深切的同情。”
她在答复关于印度将容忍所谓“红色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的问题说：“我对中国统治西藏不感兴趣。我们的意见是，任何国家都不得受另一个外国统治。我关心的是西藏、印度和其它国家是否有能力起来抵抗想进行统治的国家。”
内政部长潘特在4月1日曾经在印度人民院就关于西藏事件叛乱的临时动议发表谈话时说，“这里，我们处在一个伤脑筋的地位，我们希望维持同中国的这种友谊，中国是我们的邻人，是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同它订有协议，我们同它的联系追述到好几百年以前。但是同时，西藏是个更接近的邻人，是个非常弱小的邻人，它应该得到怜悯和同情，假如得不到别的的话。”但是，这位内政部长含糊其辞，他没有直接明说，他口口声声说给予“同情”的究竟是西藏的什么人？
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上届主席德巴4月初在这个党的机关刊物“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把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而发动的叛乱的失败，说成是“西藏的悲剧”，说什么“一个世界大国再一次没有能够公正、公平地对待它的较弱小的邻居”。他竟然要求中国“重新考虑它在西藏的措施”。他还恶毒地说，“当问题牵涉到协约双方较强的一方的利益时，协议的条款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社会主义的哲学并不是防止扩张主义倾向的保证。”德巴没有解释，中国保障自己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是“扩张主义”，那么，干涉中国内政又是什么主义呢？
新华社新德里23日电 印度的一些政党和政界人士在利用西藏事件放肆地攻击中国的同时，更变本加厉地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印友谊的活动。据由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宣布成立的所谓“中央救济西藏人委员会”所发表的新闻公报，这个委员会在4月19日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人民社会党领导人阿恰里亚·克里帕拉尼当选为主席，会议并且授权他以“委员会”的名义向达赖喇嘛表示“敬意”和“欢迎”。
这个“委员会”还包括前人民社会党领导人贾雅普拉卡希·纳拉扬，国大党议员普·苏巴拉延以及“印度斯坦时报”主编杜加达斯。
“委员会”发表了为“帮助在印度寻找政治避难的西藏人”募捐的呼吁书。呼吁书煽动人心地说：“在我国，人们对今天遭到他们国内悲惨局势的西藏人民充满了同情。”
呼吁书把印度同西藏的关系说成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它说，“几世纪来，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此外还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几百年来香客们一直往来于两国之间。”
呼吁书说，“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两个邻邦之间存在的正常的政治关系更为亲密。因此，在印度涌现出来的对西藏人民的同情是一种比政治上的同情更为深切的东西。”
但是，这个煽动性的呼吁书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同情”究竟是什么东西。
据报道，德里市政机构在22日通过一项决议说，德里应该为达赖喇嘛举行群众欢迎大会。这份决议把西藏说成是印度的“邻国”。它说，“达赖喇嘛是印度伟大的邻国——西藏——的精神领袖和伟大的自由战士。”决议还表示欢迎他平安抵达印度，并且欢迎政府给他避难权的决定。
“印度快报”今天报道说，“虽然达赖喇嘛已经决定住在穆索里，并没有迹象说明在最近的将来要对德里进行访问，而市政机构今天用了两个多小时来讨论是否应当为他举行欢迎大会。”
对利用西藏事件恶毒攻击中国特别感到兴趣的印度社会党领袖纳拉扬22日又疯狂叫嚷，印度人应该同声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纳拉扬在讲话中暴露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政治野心。他说，在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能够以所谓“符合西藏人利益的方法”来帮助西藏实现和平改革。纳拉扬还表示希望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企图利用联合国来干预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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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
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
新华社23日讯 奥斯陆消息：挪威执政党工党机关报“工人报”20日发表了由挪威总工会主席诺达尔和挪威工党主席基哈德森署名的“五一”文告，其中就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了公然的诬蔑和攻击。
这一文告写道：“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不管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所施加的。旧殖民国家不断地给更多的国家以完全的自治，但在苏联和中国人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发展，那里排除对外交政策的任何批评。共产帝国主义的最近例子之一是对西藏小国进行无情的压迫。对民族自由的这种压迫是对五一节思想的一种侮辱”。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文告竟然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共产帝国主义”，公然违反世界公认的事实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当作一个“小国”，并且诬蔑中国政府平息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叛乱为“对民族自由的压迫”，而且这一文告的署名人之一基哈德森现任挪威首相。在已经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挪威发表这样的文告，显然是一种对中国不友好的行为。
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不少挪威报刊接连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奥斯陆“世界之路报”4月4日甚至公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毛泽东主席进行侮辱。这家报纸这一天在第一版刊载了巨幅的毛主席照片，在面部打了一个大白叉。在照片旁边刊登的一段文字中还把毛主席称为“独裁者”和“说谎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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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印度警察当局纵容下
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
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
新华社23日讯 孟买消息：4月20日下午印度人民社会党八十余人到中国驻印度孟买领事馆举行“示威”，公然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像，并呼喊“中国军队退出西藏”等口号。
这群人民社会党人竟把毛主席像贴在领事馆墙上，并向像上乱掷西红柿。而印度警察在旁不仅未予干涉，还将周围旁观的人群拉开，让记者拍照。“示威者”离去后，又再次让人拍照，然后，警官才将毛主席像撕下取走。
在领事馆门前进行骚扰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讲话，污蔑中国平息西藏叛乱是“帝国主义”，叫嚣周恩来总理说达赖喇嘛被劫持是谎话，污蔑中国破坏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
讲话以后，“示威者”将一束“抗议书”掷进我领事馆院内，并将抗议书系上黑条挂在二只鸽子上掷进院内。这份抗议书“抗议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干涉”，并且说“中国人没有权力用武力来保持对西藏的宗主权。”
早在3月29日，人民社会党就曾在孟买组织了所谓“西藏日”的活动。当天，这个党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后有一百五十人举行“示威”。这些“示威者”呼喊着诬蔑中国的口号：“反对中国在西藏的独裁”，“反对中国在西藏的屠杀”，“印度不应对西藏问题沉默”等等。在大会上有人提议要到中国驻孟买领事馆“示威”，但是没有获得通过。
4月8日上午，孟买的革命工人党、革命社会党纠集了四十多人到我领事馆前“示威”，呼喊“打倒斯大林分子”、“自由西藏万岁”、“给西藏自决权”、“滚出西藏”等攻击和诬蔑中国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