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戏和班主
董逢亚
印度“自由新闻”在20日说：“外国记者在提斯浦尔上空从他们包租的飞机上发出的富于空想的消息，使我们了解到达赖喇嘛的戏正在如何被西方利用来达到冷战的目的。”这家报纸指出，“如果印度舆论在这一点上受到诱惑和追随西方的话，那将是可悲的错误。”（引自4月22日人民日报）
这种警告是对的，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印度朋友中，的确有着许多明智的人。不过，所谓“达赖喇嘛的戏”却有些名不符实。这个戏的真正演出者其实并非达赖喇嘛，而是一些不孚众望的丑角们的杂凑。这种丑剧的演出，目的也决不止于一般的冷战，而是想分裂中国的统一，达到攫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地方的热战目的。因而这个戏班子的班主正极力在印度进行煽动，想把友好的中印人民，变成仇敌，以便利于他们实现扩张主义的梦想。而西方“外国记者”的“空想消息”，正是想利用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这种野心而放火煽风，以便达到他们更进一步控制印度人民的目的。这才是这种戏的真正的危险性，也是这种错误的可悲处。所以这戏不能叫作“达赖喇嘛的戏”而应该叫作由外国班主牵线的，由一小撮中国的西藏败类们演出的傀儡丑剧。
戏班子早就组成了，这就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里的那一小撮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像什么鲁康娃、赤江·罗桑意西、夏苏、索康等等之流。老班主原先是英国人，现在的班主是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不过这个班子实在见不得人，撑不起台面，拉不住观众。因此，班主老爷们才千方百计地要“拉角”，把达赖喇嘛劫持而去。居然还弄出了一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于是紧锣密鼓地演起“达赖喇嘛的戏”来了。
戏演得实在坍台极了。首先是演员的糟。被挂了名的主角不肯上场。印度官方人士说，他“至今是不愿向记者宣读这个声明的，但是他正在被说服这样作。”谁去说服呢？说服了没有呢？不知道。但这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却是“由达赖喇嘛的一个随员用藏语宣读的。”而这个事先印好的“声明”的英文本（英文本和藏文本究竟哪个是真本，现在也还弄不清）却是“由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斯·森散发给新闻记者的”。多么热心的印度外交部的秘书先生啊！多么富有天才的演员啊！总之是达赖喇嘛没有亲身上场，而所谓“达赖喇嘛的戏”，只好叫别人客串了。
其次是戏文的糟。这只要看看印度报纸的“剧评”就行了。“印度教徒报”的特派记者兰加斯瓦米说“这里有这样一种印象：达赖喇嘛的声明有许多漏洞。”孟加拉文日报“划时代报”说：“很难满意地接受佛王的这个政治声明”。“政治家报”的政治记者遗憾地注意到：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并不是以第一人称发表的”，“给人以达赖喇嘛是受到束缚的印象。”总之，人们是怀疑它的真实性的。这真是难为煞那些“剧作家”们了，替人越俎代庖，既要凭空捏造，又要矫揉造作，怎样会写出有真实感的作品来呢？而且，那“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的洋腔洋调，又有哪一点带有西藏地方色彩？它怎不使人感到酸溜溜的怪肉麻的呢？
这样糟糕的班子，这样糟糕的戏文，又是这样蠢才的班主，他们怎能希望运道变好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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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是“越界者”？
苗隼
西藏叛乱集团在拉萨的悲剧性的毁灭，使外国野心家们在十分伤心之余，又有点惊慌。惊慌什么呢？怕露馅儿。于是，就赶忙来倒打一耙。例如“印度快报”就狺狺然地说：“只能有一个越界者——中国”。它并且说，“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肯定和重申这种警告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最近”“发展”了什么“事态”呢？第一件，西藏上层集团的同帝国主义和外国野心家勾结的叛乱被迅速平定了；第二件，达赖喇嘛在叛匪的劫持下到了印度，别人还替他起草和发表了一个声明；此外，什么也没有。
可是，感谢“印度快报”，它的这个“警告”确实也使我们想起一些事情。
七十年前，是谁全副武装越界进入西藏，屠杀了反抗侵略的西藏人民，强占了哲孟雄？1904年，又是谁在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强占了拉萨？难道不正是英国的军队吗？就这前一年（1903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还曾经声称：“（西藏）必须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的一省”呢。在此以后，不是也有别的武装军队越过中印边界而来吗？请问“印度快报”，它能不能指出在哪一年中国的军队曾经越界进入过印度领土呢？
如果说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历史了。那么，就说点近事吧。
印度“德里时代”周刊4月5日发表的一篇特约记者的报道里，揭露了噶伦堡作为间谍中心的一些材料，仅仅其中一小部分，就足以使人看到帝国主义及外国野心家早就在肆无忌惮地追随着英国军队之后，把它们的可耻的黑手越界伸进西藏了。前印度国大党议员萨蒂亚·纳拉扬·辛格自己就承认，在3月26日还潜入西藏。“他在这次旅行中，有时乘吉普车，有时步行和骑小马。”而且，这位议员先生还“会见了西藏南部反叛的康巴人。”（据印度报业托辣斯4月11日消息）这是距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事。请问：这又是谁在越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呢？
从西藏来的叛乱分子们——包括那些由英帝国主义及其继承者一手培植的走狗们，大约也可以算在这种“越界者”里面。但是，又是谁在支持和包庇他们干这种罪恶行为的呢？
这难道还不够说明谁是真正的“越界者”，谁是悄悄地在邻居的墙下干着可耻的勾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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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风得意
冯健男
我出了堡子，按照管理区党总支书记老杨指的方向，朝粮食加工厂和水力发电站走去。
春天了，野草上、柳条上染上了新绿，加上这天天气晴朗，没有风砂，这个地方又很美，依山傍水，我心中欢喜，很快就走上山坡。向西一望，只见前面一里地外，几棵大树，覆盖着几间土屋，优美得像是一幅风景画，更有趣的，是土屋之上，高高地、高高地挂起一面红色的——是旗帜？是风筝？还是酒帘？它挂得那么高，在春风里翻卷，招引着我快快前去。
我走近土屋，只见门口挂着牌子：粮食加工厂；抬头一望，屋顶上、半空中飘扬着的，原来是一面“优胜红旗”。真别致，未曾见过这样张挂锦旗的！我走了进去。只见满屋的磨盘、木柱和皮带在旋转。真的，正像老杨告诉我的，添粮、磨面、过筛、装袋，完全自动化、机械化了。几个老人在照管着机器。皮带和磨盘疾速地运动着，大声地歌唱着，而老人们则相反，他们工作得很悠闲，很安详。
我看了一会儿，一个看来苍老、但两眼有神的人走了进来，一见了我，自己介绍说他是王汉诚。看来，是老杨对他提起过我了。我知道，王汉诚就是厂长，共产党员。
老王同志领我观看粮食在怎样加工。他指给我看每一个细节，对我作必要的解说。当他打开支在两个空心木柱之间的木斗的门，让我看清那里面在进行着罗面的操作之后，忽然不顾其它，把我领到西面的墙角，指着地上嵌着的木板说道：“在这里，原来有一套木架子，为了罗面，人们在上面蹬呀，蹬呀，我就干了二十年这个活——哪怕天寒地冻，也累得满身大汗！”
在这以后，他领着我走出了后门，挨着西墙外边，走下石阶。石阶的尽头有一道石墙，一个小门被好几层厚厚的草席堵得严严的；他把草席一张一张挪开，让我朝里看：呵，动力，这就是动力，流水在冲击着轮子带着浪花飞旋……
老王照旧把那小门堵严。我们走上石阶，不进屋，却沿着渠道走。走了两三丈远，有一座小桥横跨渠上。我们站在桥头，眼看着那面锦旗在高处飞舞。忽听得老王高声说：
“哈，哈，天暖和啦，解冻啦！”
他这样大声说话，叫我微微吃惊。因为，他一直是低声地在跟我说话的，他显然是一个沉静的、情绪不易外露的人。这句话说得有些异样。我感到，这句话不只是对我说的。是对我，对他自己，并且对春天说的。
但他很快又平静下来。他又面对着我低声说话了。
“今天早晨，我爬上屋顶，把我们年终评奖得的红旗扯得高高的，让它迎风飘。我们这儿又没个办公开会的屋子，没个地方好挂。挂出去，也好让生产队的人们瞧瞧我们今年的跃进劲头儿！
“这渠水，是从洋河和老鸦河引来的。冬天和夏天，我伺候它，可辛苦啦！在数九寒天，渠里水要结冰。得把冰块打破、排开，让水流下去。冰结多了，结厚了，得下水打冰——你看，我这身棉衣……”
他的棉衣、棉裤，显然是在水里浸过多少次的，发黄，有许多水迹。
“夏天呢，发了山洪，洋河水涨，渠里水满，溢出去，就会冲坏了地。我得下水管住那拦水放水的闸。
“我的老婆跟我吵，她说，别再干这个啦，也该有人来跟你换换班啦。我不理她。这个活，我共产党员不干，谁干？她呀，就整天在你身边说个没完。她觉悟不够高，可也不能多责怪她。一家七口，靠我挣不够吃粮，年年得社里想办法；她挣分不多，下地有困难，家里没个老人，谁照看小孩？她急了，就说，叫大小子别念书啦，下地去，多少也挣点分；二的是闺女，她说，也别念啦，拉回来照看小的，腾出我来好下地。我不同意。我批评她见识短——我这老文盲刚扫完，又让长出小文盲来？正在大闹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你提这个？临了，她还是那句话：你跟人换个活干吧。
“想不到技术革命一闹就闹到这个磨坊里来。去年4月，老刘到这里来当乡党委书记（他从部队转业来这儿的，现在是公社副主任）。他走进这屋里一看，就说，你们这活干得多费劲，又不出活，得想办法革新呀！他连夜坐火车上张家口去找他的参谋长（老刘在解放军是营长），参谋长跟他一块转业，在面粉厂工作。那面粉厂里有电磨，老刘指着电磨对老胡（参谋长姓胡）说：快跟我下乡改造水磨去！你这儿自动化，我那儿就不要自动化？营长参谋长一来，摆开图样，调动人力，指挥打仗，几天工夫，就自动化了，十来个青壮年劳力都从这儿腾出来，下了地了。我也从木架子上腾出来，可以多考虑点经营管理了。不过，好劳动力都调走了，换来的都是老汉，冬天打冰，下水，可不能靠他们，得我一人干，好在我是惯了的……
“人民公社一成立，办了食堂幼儿园，孩子有人照看了！我那老婆从地里回来，带了大小五个小孩，往食堂里一坐，卷起袖子，盛了饭菜，张口就吃！她心满意足，再不跟我吵了。她受苦人出身，才三十六岁，地里的活，哪一样不会干？成天露着个笑脸，下地干活，还唱歌哩！我心里一乐，对她说：这倒好，你从三台里解放出来了，可我哩，还是伴着磨台转！可我甘心情愿！你就放心大胆地好好干活吧！……”
老王的这一席话，说得那么平静，安详，但是，我听出了他心头的激动。他的话、他的表情就像眼前渠中的流水，他的心、他的思想却像这流水尽头处所发生的动力。渠中流水看来没有节奏，没有波澜，但是，就在那两三丈以外的地方，渠水跌荡奔泻而下，发出轰轰的响声和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轮子、磨盘、皮带天旋地转……
正在这时，从磨坊走出两个人来：管理区党总支书记老杨、公社副主任老刘。老刘一见了老王，就喊：“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到发电站研究研究！”我随着他们过了桥，拐个弯，走进发电站。老刘把一个纸卷放在炕上，摊开一看，原来是“东风人民公社建设规划图”，印得非常精细清晰的蓝图。他用手指点着说：“瞧，从东往西，经过你们这儿，我们公社要开这样一条清水河，清水河旁边，要修十二个发电站，——你们这儿的发电站和粮食加工厂，都要扩建……就要动工了。清水河一开成，跟洋河串通起来，就能灌溉两万亩水稻。老王，光靠这道渠，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你说是吗？”
老王没有回答——不，他回答了，因为他笑了，笑得满面春风。我感到窗外的春风和屋里的春风在对流，使人特别舒畅。猛抬头，只见天窗外边，那面优胜红旗正在欢笑着，翻卷着春风，嬉弄着蓝天白云，招唤着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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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歌的故事
1888年6月间，在法国里尔的一次工人集会上，演唱了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尔和狄盖特所作一首歌，这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演唱国际歌。从此以后，“国际歌”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国去，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歌了。“国际歌”歌词作者鲍狄尔（1816—1887），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工人，他从小就帮助父亲做工。十四岁那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自由万岁！”巴黎公社时期，鲍狄尔被选为公社委员，参与公社的一切活动，同时他也是第一国际积极活动家。1871年6月，他就在巴黎秘密创作“国际歌”的词了，直到十七年后，作曲家狄盖特才谱成曲子确定“国际歌”这一命名。革命导师列宁曾说，鲍狄尔用自己战斗的歌曲来号召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打击资本主义。
国际歌的作曲者狄盖特（1848—1932）是法国有名的艺术家。由于家庭贫穷，他七岁就进工厂做工。后来服过兵役，在木器店里工作过，同时他还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工人歌咏活动。他先是法国社会党党员，社会党分裂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歌在法国和比利时备受广大劳动群众的欢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歌成为战斗着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颂歌。
二十世纪初年，尽管沙皇政府的严厉禁止，国际歌还是在俄国传播开了。1902年，国际歌的俄译文在“生活小报”上发表，（“生活小报”是在日内瓦和伦敦发行，后来陆续流传到俄国。）1906年国际歌的乐谱第一次被收进了“俄国革命歌曲选集”。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歌就被确定为苏联的国歌。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国际歌鼓舞了千百万苏联人民向法西斯匪徒进行坚决的斗争。1944年，苏联制定了现在的国歌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国际歌为苏联共产党（布）的党歌。
早在1923年前后，国际歌在中国就有了三四种译文，瞿秋白同志也翻译过它。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就刊载了这首歌曲，我们现在所唱的国际歌的中文歌词是诗人萧三同志译配的。
关于国际歌中的“英特耐雄纳尔”一词，欧洲文为“Interna— tional”，就是“国际”的意思。唱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把它唱成“英特耐雄纳尔”，为的是世界各国对这词的发音都一样，唱起来真是“万口同声”，显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大团结。 （培熙）
第8版()
专栏：文化街头
报幕的艺术
看一个晚会的演出，很少有人想到或是重视报幕同志的辛勤劳动。演奏家们常常表演一、二个节目就可以休息，但是报幕的同志呢？整整一个晚会从开头到末了都需要集中精神，保持着新鲜感。否则，如果报幕的演员在台上无精打彩，台下的观众就会打呵欠了。
报幕也是一种艺术，而且不是一项轻易的工作。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形象和声音要比较美，因为不断地在舞台上出现；需要有一般的艺术常识，以免有时把作品和作者的名字报颠倒了；需要有灵活的头脑，常常要很快的说出一连串的名字和节目内容的解释。有时还要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问题，如节目次序的更改等等。需要有艺术的感染力，使报幕的时候，就能把观众的感情引入节目的境界。更需要生动活泼亲切可爱，使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情绪得到交流。……以上种种，就使我们体会到报幕是一种艺术，是一件重要而又复杂的工作。报幕的好坏，对一个晚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有些国家，常常由艺术指导甚至或功勋演员来报幕，可见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我们的演出团体虽然也培养了一些报幕演员，但还是缺乏足够的重视，观众对报幕演员这项工作的艰苦性，也还缺乏足够的了解。
秦犁
第8版()
专栏：
一篙春水一船菜 不辞辛苦运进城 （木刻） 赵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