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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击干涉者
施旅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发表，差不多恰恰是在周恩来总理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单单在发表时间这一点上，人们不由得想起在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这个声明是经过了缜密的安排。
从这两三天的情况看来，这种安排是别有用心的。你看，不少印度报刊正是利用那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来攻击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掀起又一个诽谤新中国的浪潮。
大约是在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发表之前一个星期左右，也许是由于在西藏叛乱爆发之初那样放肆的对中国的攻击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印度的一些报刊似乎稍为收敛一些。如像曾经恶毒地说什么“西藏死亡了”的“印度斯坦时报”，就在4月9日不得不刊载了一封不同意该报大肆叫嚷的读者来信。可是经过一个短暂的收敛之后，又重新以在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为契机，大喊大叫起来了。
看来，印度的某些扩张主义分子把形势估计错了。前一个时期，尽管来自印度的对中国的攻击那样猖狂，中国的舆论界一直是克制的。人们从中国的报刊上几乎找不到对印度报刊上那些不友好言论的批评。我们总是以中印友好关系为重，希望那些印度报刊以及那些负责的政治人物自知检点。甚至在不能不表明我们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仍然循循以维护中印友谊相告诫。可是，我们这样的仁至义尽的努力，得到的反响是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的发表。
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这个声明，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散发这样一个大谈所谓西藏独立、肆意攻击中国政府的声明这件事本身，表明了印度的某些有势力的人士错误地以为：中国是软弱的、胆怯的，现在是放手对中国施加所谓“压力”的时候了。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有什么比对形势估计错误更可悲的呢！中国人又不是侵犯了什么别的国家，仅仅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主权，平定叛乱，这不是堂堂正正的事情吗？有什么值得耽心的呢！而且，西藏的叛乱已经基本平定，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残匪，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控制了一切战略要点和国境线，要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不啻要比搬掉喜马拉雅山还难。这难道是软弱的表现么！至于中印两国的关系，无疑是我们十分关心的。就中国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维护和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现在正受到来自印度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善意被误解了。邪念蒙蔽了理智，他们的头脑发热，做得太过分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默尔而息吗？
在昨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言的代表们表示了正当的义愤。这是六亿人民的声音。印度的那些冲昏了头脑的扩张主义分子最好记着，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中国的主权是不容许侵犯的，中国的内政是不容许干涉的。要想对中国施加什么“压力”，那是找错了对象。如果这些扩张主义分子硬要继续蛮干下去，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丝毫损失也没有，倒是要请他们当心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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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涉西藏事务就是干涉中国内政
日本进步舆论揭露帝国主义妄想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
印度尼西亚报纸指出对西藏进行干涉会引起深远后果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4月6日在“赤旗报”上发表谈话，强烈谴责日本反动势力恶意宣传西藏叛乱事件。
宫本指出：“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说，西藏人民通过这次叛乱，认识了帝国主义的勾当的真正面目和它们的结局。
宫本指出：正和日本反动势力的愿望相反，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将显示出空前团结的力量。
宫本还说，西藏人民将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团结，朝着为西藏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化的道路前进。
日本“赤旗报”在4月8日发表社论指出：帝国主义者梦想利用西藏叛乱事件来使西藏脱离中国的版图，并且把西藏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它们还企图趁机展开反对中国的宣传，以便打击中国在国际上的信用，并且企图从中破坏中国同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以及亚洲国家的团结。
“赤旗报”指出，凡是正直的人都知道，西藏叛乱事件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帝国主义者和岸信介政府以及日本反动派对这个事件所抱的空虚无望的梦想，终会彻底破产，并且只能使帝国主义者在世界上更加陷入孤立状态，而中国同亚洲中立国家的友好关系将更加巩固。
“赤旗报”在4月4日还刊载了一篇评论，揭露印度资本家过去高利盘剥中国藏族人民的情况以及他们向印度国会施加压力的原因。报纸说，印度的大商人过去曾经在西藏建立了在贸易方面享有特权的地位。他们利用西藏处于丛山峻岭中，交通不便的情况，用任意规定的交换率把日用品卖给西藏人，收买西藏人的羊毛。据说，印度商人在城市获利百分之三百，到内地去做买卖就可以获利百分之八百。这就是说，过去西藏的商业是掌握在喇嘛寺院和官吏的手中的，印度的商人同他们一道享受了利益。
“赤旗报”说，在西藏解放以后，印度商人出卖商品只能获利3％或者4％。不能否认，这类商人对印度议会是有影响的。
新华社22日讯 雅加达消息：在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尼西亚“独立报”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为西藏而忙”的社论，它说：“对于印度和其他国家来说，干涉西藏的事务不可能不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
社论说，禁止进行一切干涉，特别是那些在万隆会议上发表过宣言的亚非国家。社论又说：“对西藏问题进行任何干涉会引起深远的后果。”
社论说，印度在西藏问题上非常忙，却不像尼泊尔这个小国家，它不让别人利用它作为西藏叛乱的“通道”。社论说，由于这个原因，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注视着新德里的行动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家报纸“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曾经发表社论指出，虽然印度官方说，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可是印度肯定是同情叛乱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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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
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
西藏叛乱早经策划 叛乱分子另一总部设在印度契纳
新华社22日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新闻社揭露噶伦堡长期以来就是针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在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的头目把那里当作他们的根据地。
印度新闻社记者在4月初曾经在噶伦堡访问了一些同情叛乱分子的著名人士。其中有一个说，“所有的西藏人都把噶伦堡看作是第二个拉萨。”他说，所有的叛乱领袖不久以前都住在噶伦堡，有的现在还住在这里。例如鲁康娃、嘉乐登珠（达赖喇嘛的哥哥）、夏格巴（前西藏财政负责人）、塔·钦和阿洛·宗则都住在噶伦堡。叛军的两位作战领袖安杜·宫普·塔希和萨杜·粲·洛内拉几星期前来到了这里。另一位作战领袖南杰·多尔吉在一年前访问了噶伦堡。
他说，叛乱并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突然发动的。叛乱是有计划的，并且早在1951年的时候就十分认真地开始了准备工作，当时成立了在安杜·宫普·塔希和南杰·多尔吉领导下的叛军军事委员会。叛乱分子还在印度、不丹和尼泊尔边境一带建立了一些总部，其中的一个重要总部就是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契纳。
印度新闻社的报道说，在噶伦堡的同情西藏叛乱分子的人们都说他们信赖印度政府的善意并且期望尼赫鲁会给予同情和支持。
印度新闻社记者向提供消息的西藏人问到了他们将来的计划，他回答说，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取决于尼赫鲁的态度。他还说他希望他们将能够继续进行几年的游击战，他们唯一的困难是缺少粮食。
记者问到他们打算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将呼吁外界帮助，美国可能立即通过国民党和巴基斯坦提供这种帮助。当记者指出由于纯粹的地理原因，蒋介石不能从台湾给予帮助的时候，他指出了国民党在缅甸北部所占领的地方，他说蒋介石已经指定在加尔各答的代理人同叛军保持联络。
这位叛军的支持者还说，噶伦堡的西藏人正在计划组织对叛军的援助。记者问他：印度政府是否会允许他们向西藏提供物资援助呢？他眨一下眼睛回答说：“有许多办法可以避开政府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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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国民先驱报”发表清醒言论
要想西藏“独立”是无用的
新华社新德里21日电 印度“国民先驱报”在20日就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发表社论，表示反对这项“声明”中所表示的“独立的概念”。
它说，“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即使那些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感到憎恨的人，也不会希望西藏独立，因为这种独立意味着西藏在对外事务和防务方面可以自由行事，并且使外国能够把西藏变成它们的基地，从而对印度和中国都造成不便。”
社论说，西藏“独立”的“这种想法将是无用的”，因为“在许多方面已经受到威胁的中国人将为他们的安全而战斗”，而不会接受这种主张。
这家报纸暗示，达赖喇嘛是处在一种被劫持状态中。它说，“他（达赖喇嘛）的第一个公开声明造成了他同中国政府的裂痕，他所考虑的下次声明是否会使这个裂痕成为无法弥补的呢？”它说，这“大概可能要根据他的随行人员的意见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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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达赖被置于严密警戒圈内
新华社新德里22日电 据“印度斯坦旗报”今天报道，达赖喇嘛在穆索里所居住的比拉大厦周围已经“撒布了严密的保安警戒线”。这家报纸说：“持有特别颁发的许可证的记者被准许在上午进入围墙内，以便采访达赖喇嘛抵达的情况，但是在这以后，除了官员们和其他值班的人以外，谁都不许进去，甚至不许越过第一道大门。”
据“印度斯坦时报”今天报道，已经搭起了帐棚供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保安人员居住，这些人似乎充满了比拉大厦。
消息说，有记者向一个年轻的西藏人打听一些关于他们旅行的情况。“但是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以前，一个保安人员拍了他的肩膀一下，叫他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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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我国平定西藏叛乱
同中印协定毫不相干编辑同志：
近来印度一些报纸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西藏叛乱是“违反了潘查希拉的精神”，还说中国和印度关于西藏的协议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缔结的。由于后一个协议被“撕毁”，中国同印度签订的另一个协定就失去了它的基础。这两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
北京读者 魏明
答：“潘查希拉”，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印度在1954年共同首倡的。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友好合作、亲善睦邻的指导原则。1954年中印两国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开头就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往来起见，双方同意基于（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这就是五项原则的起源。西藏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我国的内政，怎么能说是违反“潘查希拉”呢。按照“潘查希拉”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我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完全是我国内政，因此任何外国都不能进行干涉。
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54年中印上述协定中的所有条款中，都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西藏地方”。根据著名的五项原则的精神，在1954年4月29日协定签订时中印两国互换的照会中曾规定说：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并愉快地同意将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及电话等企业以及其全部设备交给中国政府……。这些照会也肯定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5月15日说过：“这个协定的真正重要性是因为它在互不侵犯，彼此承认对方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在外交和内政上互不干涉和不作任何其他类似的干涉等方面，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以上种种足以说明，仅从中印上述的协定来说，西藏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
1954年中印签订的协定是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协定共六条。第一、二条是互设商务代理处和指定若干贸易地点的条文；第三、四条是关于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的规定；第五条是关于外交等人员来往过境应办手续条文；最后一条是协定生效日期有效期限等规定。这个协定与1951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根本不同的两件事，一个是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协议，一个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外交协定，两者的性质不同，没有任何关系，更谈不上哪一个为哪一个的基础了。
由此可见，以上两种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说这种话的人的真正企图是要混淆视听，否认我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挑拨中印之间的关系，为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干涉我国内政寻找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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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论摘要
西方在西藏叛乱中的作用
原载四月五日印度“德里时代”周刊
编者按：印度“德里时代”周刊4月5日发表了该报特派记者的一篇文章，题为“西方在西藏叛乱中的作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噶伦堡作为间谍中心，进行针对西藏的活动，现将这篇文章摘要发表如下：
即便在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噶伦堡就获得了间谍中心这个名声，它的矛头主要是对着西藏的。譬如休·理查逊先生，他是在自由印度外交界工作的最后一个英国人，他也是西藏的最后一个英国政治官员。他在离开印度以前，建立了一个间谍网，基地在噶伦堡。在我国独立了三四年以后，实际上是当人民中国把它的权力扩展到拉萨的时候，这个间谍网就建立了。
居住在噶伦堡的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是希腊的彼得王子。
有人告诉我，这位王子经常得到外国的汇款，每月有二万五千多卢比。不久，印度警察对这位王子的行动感到了兴趣。他们发现，他经常到西藏、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去。他在这些国家搞到了很多关系。
一个信奉了佛教的外国人是比克舒·桑加拉克希特。他以前是属于皇家空军的，原来的名字是怀特上尉。他和另一位前皇家空军的中校（现在他的佛教名字是安加里克·斯马沙那拉特纳）一起领导佛教青年会。许多人怀疑，这个组织对西藏政治极感兴趣，和西藏有联系。
经常到比克舒的寺院去的有一位苏格兰妇女，名叫卡济尼·伊耳莎·玛丽。
她的房子是外国人特别是西藏游民喜欢在那里碰头的地方。她也是来到世界这个地区的外国记者的朋友。
西方来的旅客通常是住在噶伦堡的最好的旅馆——喜马拉雅旅馆，它的老板是戴维·麦克唐纳先生。他以前是英国在西藏江孜的贸易代理人。他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接近。
著名的美国评论家和世界旅行家娄厄耳·托马斯在1949年，大约在人民解放军正在把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军队赶出中国大陆的同一时候，匆匆忙忙到西藏去了一趟。
英国作家派特逊经常把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当作消息发给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派特逊的经历是最引人兴趣的。他于1947年年底来到西藏。
在人民解放军向前挺进的时候，派特逊游到印度，他一直和康巴人保持着联系。这位作者在他的书中公开称之为“匪首”的林卡·吉阿邦是他在印度的好朋友。吉阿邦的任务似乎是为西藏的“自由战士”组织援助。他来印度所走的实际上是没人知道的道路，这条路是通过东北边境特区的。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消息，有人一再要一位相信佛教的法国妇女参加煽动西藏人民的地下工作，当她拒绝时，就用危险来威胁她。她离开了噶伦堡。
另一位英国女记者不久以前公开写道，她在印度某个地方参加了一次康巴叛乱分子委员会的秘密会议。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没人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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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持西藏叛匪 恶毒攻击我国
印度一些政客愈来愈放肆
新华社22日讯 新德里消息：积极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兴风作浪的印度人民社会党和其他一些政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公正舆论的谴责下，一面忙着辩解，一面继续进行煽动，恶毒地攻击中国，竭力破坏中印友谊。
4月15日北京“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发表以后，人民社会党的主席和秘书长在16日连忙发表声明，说“人民社会党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被严重地误解了”。但是，就在4月18日人民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对西藏叛乱分子表示“深切同情”，并且支持他们的所谓“自决权利”。决议把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企图维护黑暗的、反动的、残酷的农奴制度的武装叛乱，描写成为“过去四年来一直暗中沸腾的情绪突然爆发成为反对企图消灭西藏鲜明特性——和善、自给自足和不侵犯别人——的人民革命”。这个党的一位领袖梅达4月17日在“政治家报”上发表的文章更公然说，西藏过去一直是独立的，“因此决不可能同意仅仅是中国的一个省”。他同意前英国在西藏的特务理查逊的说法，即中国同西藏的关系是“已经失效的宗主权”。人民社会党这些领导人的自白，充分说明了北京“人民日报”观察家的评论并没有“误解”他们。
印度国大党某些领导人也叫嚷着同样的论点。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拉尼夫人4月17日在所谓“德里西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公然说，在1950年以前“西藏实际上是个独立的国家”。
这些党的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支持在印度的西藏叛匪。他们不同意对在印度的西藏叛匪的活动有所“约束”，而主张让他们在印度土地上公开地进行叛国活动。梅达在4月17日德里的集会上说，他最近同叛匪头子鲁康娃谈过话，鲁康娃告诉他这些“西藏人（叛匪）不会寻求在印度避难”，而决心“战斗到死”。而梅达表示印度应当“允许西藏人民表达争取自由的要求”。他还说：“印度不应该满足于仅仅给达赖喇嘛政治避难权，而应该允许他从这里体面地进行他争取自由的斗争。假如印度要限制他的自由，把他仅仅当作一个娇养的寄人篱下的人看待，那么它对西藏人的同情将被认为是嘴巴上的同情，是没有用和没有效的。”
在人民社会党上述决议中也装模作样地说到，“执行委员会迫切希望保持和加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就是这个党的领导人梅达在4月17日的集会上说，他怀疑共产主义国家的友谊是否真诚，他说：“印度不会从任何国家接受这种友谊。”
在4月19日在德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印度人民同盟一位领导人马多克也叫嚷说，西藏是关系到印度安全的问题。
这些人不仅破坏中印友谊，而且还极力挑拨中国同亚洲其他邻国的关系。梅达在“政治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大肆诬蔑“中国在西藏的行动危害亚洲的团结”，中国违反万隆精神，并宣传“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已经不大信任中国，西藏事件只能增加这种不信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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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乘机挑拨是非
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对我国大肆诽谤
企图破坏我国同亚洲国家友好关系
新华社22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帝国主义开动了它的全部宣传机器，利用所谓达赖喇嘛声明来进行破坏中国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的卑鄙勾当。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臭名远扬的“美国之音”曾经用它的全部三十七种外国语进行关于这个声明的报道，特别是在对亚洲国家广播中大量地广播了这个满纸谎话的声明。
显然是考虑到“美国之音”这个名字在亚洲人民心目中已经太臭，这条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执行“谨慎的宣传政策”。美国政府“采取这种政策是根据这样的设想：亚非集团国家的人说一个字要比美国政府说成千上万个反共的字眼还要有价值。”
美国资产阶级报纸连日来也借此大做文章，对我国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
“纽约时报”20日在社论中利用这个谎话连篇的声明来“证明”中国是“老式的共产帝国主义”。它并且希望“自由亚洲”各国领袖从这篇声明中吸取“教训”。
2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进一步地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想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煽动亚洲国家反对中国的阴险目的。这家报纸埋怨“人们……太少注意这个事件对东南亚新建国家的影响了。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亚洲事务整个进程的事件。”这家报纸承认亚洲“只有像南越那样极少数国家采取坚定的反共态度”，而大多数亚洲国家报纸“过去都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显然这家报纸对这种现象极不甘心，它歇斯底里地叫嚷道：“真正的帝国主义在北面。”
“克利夫兰实话报”21日利用这个声明挑拨说，“印度现在有机会领导自由亚洲，尼赫鲁会聪明地抓住这个机会。”
尽管帝国主义者费尽心机进行诽谤和挑拨，但是，连“纽约时报”也对这种歪曲宣传的效果表示怀疑。这家报纸一个最近曾在东南亚工作过的记者窦丁20日在“纽约时报星期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亚洲对西藏不好的反映是有限的。一些反共的舆论夸大和歪曲了真实的反应情况，并且过份地渲染了它的重要性。”这个记者承认，围绕西藏叛乱所掀起的叫嚷很难引起亚洲国家“政策上的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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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煽动敌视中国情绪 鼓吹干涉中国内政
亚洲反动势力利用西藏叛乱兴风作浪
岸信介诬蔑我国不爱好和平
企图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借口
新华社22日讯 东京消息：日本首相岸信介和资产阶级报纸利用西藏叛乱事件恶毒攻击中国，并且散布敌视中国的空气。
岸信介4月5日在新潟市发表谈话，诬蔑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的行动“不能令人认为是爱好和平的”。他还胡说什么中国肃清叛乱的行动“不能令人认为是在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岸信介还企图利用这个事件为他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充当美国侵略亚洲的帮凶的阴谋寻找借口。他说什么只要存在着这种状态，排除“侵略”就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党要求解散日本军队的主张是“无视现实的”。
亲美的“日本时报”今天重复帝国主义诬蔑中国的老调，胡诌什么对西藏的威胁是“来自凶恶的新的帝国主义——共产党极权主义”。
“每日新闻”说：“我们也承认西藏的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这种社会制度必须很快走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这家报纸又捏造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强迫实行”改革。
“东京新闻”和“读卖新闻”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的所谓评论。“东京新闻”恶毒诬蔑中国政府平定西藏叛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压力”，并且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读卖新闻”企图煽动反共和反对中国的情绪，说什么西藏叛乱事件“提高了人们对共产主义政权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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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泰国官员把西藏叛乱说成“争取独立”
力图在国内煽起反对中国的空气
新华社22日讯 曼谷消息：泰国政府人士正在越来越公开地利用中国平定西藏叛乱事件污蔑中国和鼓吹干涉中国内政。
泰国外交部长科曼在4月1日向报界发表谈话的时候曾经表示“泰国决不介入西藏叛乱事件的漩涡”，“因为西藏距泰国遥远”。泰国外交部常务次长蒙昭旺沙努越4月8日也说，西藏叛乱事件是别国的内政。他表示，泰国政府没有干预西藏叛乱事件的意图。但是没有几天，当科曼4月13日在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会议以后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就改了口，忽然认为同中国接触的那些国家“不能不（对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感到某种程度的焦虑”。科曼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他们（中国）有可能把他们的活动伸延到泰国来”。
泰国代理外交部长乍龙猜接着在曼谷的一次谈话更暴露了泰国统治集团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面目。乍龙猜把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说成是“对西藏争取独立的斗争进行的镇压”，他企图在泰国煽起反对中国的空气。他说，“在泰国的任何私人组织都可以采取行动，抗议和谴责共产党中国”。
泰国一些报纸在西藏叛乱发生后就明显地表示出它们支持叛乱、并且鼓吹纠合“十字军”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
“自由通讯报”把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一小撮叛国分子为了永远奴役西藏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发动的叛乱，说成是“一个国家为了摆脱奴隶地位、取得独立自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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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来亚总理公开支持西藏叛乱集团
鼓吹利用联合国对我国进行干涉
新华社22日讯 吉隆坡消息：马来亚联合邦新任总理阿卜杜勒·拉扎克16日在宣誓就职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马来亚政府将支持西藏反动叛乱集团。
拉扎克还鼓吹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中国平息西藏叛乱事件，他说，“相信这件事情将会被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他表示，如果有人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将不惜与中国人民为敌，采取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叛乱集团的立场。
在此以前，马来亚联合邦外交部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曾经在3月30日发表声明，诬蔑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是“残酷无情的”，并且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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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西亚竟说我国违反友好共处
妄想削弱我国和平政策的巨大影响
新华社22日讯 马尼拉消息：菲律宾的政府领袖、反动政客和反动报刊利用西藏叛乱事件大肆恶毒攻击我国，干涉我国的内政。
菲律宾总统加西亚4月10日在马尼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顾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平定西藏叛乱纯粹是中国内政这一普通的常识，散布中国在“友好共处”问题上言行不一致的谎言，妄想削弱中国和平政策的巨大影响。
在对中国的攻击中，菲律宾国防部长瓦加斯表现得特别起劲。瓦加斯在4月6日、9日和20日接连三次发表谈话，颠倒黑白地企图把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国活动说成是什么“曾经获得自由的人民为重新获得自由而作的努力”；诬蔑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平定叛乱的正义行动是所谓“残暴行动”。
菲律宾外交部长塞兰诺在公开谈话中把西藏局势同所谓“亚洲争取自由的斗争”拉扯在一起，企图为干涉中国内政寻找口实。
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一批反动议员也纷纷对西藏叛乱分子表示所谓“同情”，并且敦促所谓“自由国家”给予这些叛乱分子以“道义”支持。
在这同时，菲律宾的反动报刊也趁机兴风作浪，企图煽动仇视中国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