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曹操应当被肯定吗？
杨柄
编者按：本报自从3月23日发表了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后，陆续收到不少有关这个问题的稿件。我们准备选择其中几篇发表。
最近以来，郭沫若同志用剧本创作和理论文章积极地替曹操恢复名誉，不少历史研究者也纷纷发表歌颂曹操的文章，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笔者也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资格对这一问题谈一点肤浅的见解。
两种矛盾，两种立场，两种标准
对曹操，有一些历史家和“三国演义”作者只把他放到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中去评价；我们则认为同汉室的矛盾、同封建阶级中其他集团和人物的矛盾只是曹操的一个侧面，而不是他的主要一面。曹操的主要一面是他同人民的矛盾，这里面包括他对农民革命军的态度，对自己统治区的人民的政策，对同一阶级的竞争者的统治区的人民的政策，同汉室、同封建阶级其他集团和代表人物的矛盾对人民的影响（如他们进行战争对人民的影响），等等。封建统治者之所以称之为封建统治者，便是由于它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缘故。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便是封建统治者的阶级本质。
当然，要对曹操作出正确的评价，仅仅把他放到他同人民的矛盾中去评价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即令把他放到他同人民的矛盾中去了，那么站在什么立场去看待他同人民的矛盾呢？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他对人民的功罪呢？这两个大问题如果不解决，正确评价还是作不出来。因此，评价曹操便有两种立场和随之而来的两种标准。一种是封建阶级立场——更具体地说，刘汉立场——和封建正统标准，用这种立场和标准评价曹操便把曹操骂成奸臣，同时又掩盖曹操对人民的罪行，美化曹操同人民的关系，歌颂曹操的本领和文治武功。再一种便是人民立场和人民利益这个标准，用这种立场和标准评价曹操便可能揭示曹操的阶级本质，公正地评价曹操对人民、对历史、对民族的功罪；也只有采取这种立场和标准才能客观地说清楚他们内部的关系问题。我们反对前一种立场和标准，采取后一种立场和标准。
一主一次两种矛盾，一正一反两种立场，一对一错两种标准，这便是评价曹操这个表象颇为复杂的人物的基本分歧所在。
主要根据曹操的什么行为来加以评价
解决了立场问题和标准问题之后，分清了矛盾的主次之后，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主要根据曹操的哪些行为来加以评价呢？主要是根据他抑制豪强和减税吗？屯田吗？善于罗致人才吗？从异族手中赎回蔡文姬吗？会作诗吗？不穿绸缎吗？“一床被子要用十年”吗？爱好劳动吗？“平民风度”吗？都不是。主要的是什么呢？战争。曹操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战争的时代，曹操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有三十多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曹操不止是战争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许多战争的发动者，许多重大战争的主使者，许多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责任者。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但在他生活的当时减少了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战争，而且他死后六十年的三方分裂局面（从曹操死到280年晋朝统一全国整六十年）也不会出现。曹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全都服务于战争。不把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弄清楚，根本就弄不清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性质和作用。
曹操所从事的战争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战争：镇压农民革命军的战争
第一类，曹操同黄巾等农民革命军之间的战争。从黄巾举义的时候起一直到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革命军失败时止，曹操始终参加这类战争，前后达二十年之久（当然中间同军阀战争交错进行），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占二分之一，军事生涯的一半以上，并不是短暂的参加，在全面评价曹操时要把这段历史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上。从性质说，黄巾等农民革命军反抗封建统治的战争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战争，正义战争；封建统治者镇压黄巾等农民革命军的战争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战争，非正义战争。参加镇压黄巾等农民革命军的战争，这种行为的性质便是反人民、反革命性质，非正义性质。曹操是镇压黄巾等农民革命军的首恶之一，当然更没有权利例外。
对于曹操镇压黄巾的行为的反人民性质，只能有这样一种认识，一种说法。能不能换一种认识，换一种说法，譬如说，不把它说成是反人民罪行，而说成只不过是一种“缺点”呢？不能够。如果说曹操镇压黄巾的行为只不过是“缺点”，那么与之构成对立面的黄巾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便可以说成是“优点”了。既然封建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同封建阶级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农民革命武装同封建反革命武装你死我活的战争，并没有革命性质同反革命性质的区别，只不过是优点同缺点的区别，那么，说句笑话，把各具优缺点的双方都找来开个生活检讨会，矛盾不就解决了吗？
然而郭沫若同志还有一种比这种“缺点”论更进一步的论断。这就是曹操“打了黄巾，而黄巾农民拥戴他”。一看到这种论断实在令人惊异之至。郭沫若同志作这种论断有两个理由：一个是黄巾要“达到起义的目的”，“那就应该有比较好的组织”，而黄巾是“乌合之众”，不是别人，正是“具有军事天才和组织本领”的曹操“把黄巾进行了组织化”，于是乎“黄巾免掉了‘瓦解流离’之患”，并且“拥戴”曹操为“领袖”，把陶谦等“郡国之师”都“扫荡”了。这样说来，曹操打黄巾非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简直是更好地达到了黄巾起义的目的，完成了黄巾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曹操不但是“进步”人物，简直是“革命”人物了。再一个理由是“走一路吃一路”、“有奶便是娘”的黄巾没有军粮，不是别人，又是“体贴民情”的曹操用屯田办法替黄巾农民解决了这个“常识问题”，从而得到了黄巾农民的“支持”。说“支持”有没有根据呢？虽然连“有些出入”的史料也没有，但是，反正曹操是“受了很大歪曲”的，而曹操“也没有那么多闲饭”给黄巾农民吃，所以，仍然断定，黄巾军民“一定是勤勤恳恳地”为曹操劳动。何况劳动果实又没有进入生活“非常俭朴”的曹操的私囊，而是“为了国用”。至于这个“国家”是谁的国家，那就用不着去管它了。
这种论断所涉及的问题，不止是单纯为曹操作辩护的问题，正因为要给镇压黄巾的曹操作辩护，便不得不涉及用什么态度对待农民革命军的问题。请看吧：“乌合之众”，“有奶便是娘”，“不是逐步消亡，便是逐步变质”；“变质”变到什么程度呢？“竟和强宗豪右甚至于和皇帝都合流起来了”。这哪里像革命性质的军队啊！不是说黄巾革命军组织得很严密，也不是说黄巾革命军中没有动摇分子和变节分子，问题在于用什么态度对待。
黄巾革命军的组织的确不严密，战斗力不够强。为什么组织不严密？发展太快，“一起就是几十万或者百多万”。一般提问题就提到这里为止。其实这里还应当追问一句：为什么“一起就是几十万或者百多万”？回答就只能是这样：曹操等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实在太残虐了，广大人民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了，农民领袖的号召实在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张角兄弟等振臂一呼，“一起就是几十万或者百多万”。如果我们的确有这样的认识，那就会从内心里涌溢出对黄巾革命的无限同情，对黄巾领袖的高度称赞。对黄巾的胜利抱着极大的希望。有了这样的感情以后，但接着又不得不现实地看到，黄巾军由于发展太快，组织不严密，战斗力不强，以及其他许多原因，以致在短时期内就遭受了失败。看到这里，便很自然地对组织不严密的革命军产生了惋惜和感叹的情绪。因此，就会进一步希望革命军的组织严密起来以加强战斗力。那么应当由谁来把革命军严密地组织起来呢？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我认为，应当由农民领袖严密地组织起来；歌颂曹操的同志们则认为要由镇压黄巾的曹操来担负这个任务，因为他“具有军事天才和组织本领”。后来的事实又“确是（由曹操）把黄巾进行了组织化”，歌颂曹操的同志们认为于是乎黄巾就达到了起义的目的。我认为不能这样看问题。重要的问题是：“组织化”以后为谁服务？这对今天的我们说来，请恕我直言，倒的的确确是个“常识问题”。非组织化的黄巾军经过曹操—“组织化”之后就从农民军变成了封建军，革命军变成了反革命军，“组织化”倒是“组织化”了，军队的性质也就变到原来的反面去了。难道“和强宗豪右甚至于和皇帝”“合流”的那一部分黄巾军变了质，被曹操“组织化”了的这一部分黄巾军就没有变质吗？
其实，我认为不应当叫“组织化”，而应当叫诱降和强迫改编。而且曹操诱降和改编黄巾军也不是什么“最值得惊异”的“德”。屠杀好不好？很坏。我们坚决谴责。但是屠杀不具迷惑作用，而诱降和改编的迷惑作用却很大。这两笔账应当这样算：屠杀黄巾军，革命力量有消，反革命力量无长；诱降和改编黄巾军，革命力量有消，反革命力量有长。不难看出，曹操所造成的双方力量的这种消长，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是多么地不利。什么是曹操的阴险和权诈呢？这就是他的最大的阴险和权诈。曹操多次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募集兵士，每次都不过数千人。他诱降和改编黄巾军，一下子就是好多万人，这是他在山东和河南一带同其他军阀争夺霸权的很大的实力资本。他没有这一实力资本，便抓不到汉献帝；抓不到汉献帝，他就没有同群“雄”争霸的政治资本。没有这些实力资本和政治资本，曹操凭什么“统一”中原？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就黄巾军的兵士个人而言，被曹操“组织化”之后，便从一名革命兵士变成一个奴隶。因为曹家的军队制度是“士家”制度，兵士没有人身自由；父死子继；夫逃杀妻；兵士战死，其寡妻由曹家政府统一强迫分配给别的兵士。曹丕和曹睿对“录夺”天下寡妇最感兴趣，“三国志”中记载甚详，为省篇幅，这里不多引证了。
再说关于黄巾军中也有动摇分子和变节分子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凡有敌对力量进攻的地方，被进攻的一方就会有动摇分子和变节分子出现，即令这一方是最进步的革命队伍也不能完全避免。这是规律，何能免于黄巾？黄巾军中出几个动摇分子和变节分子，即令在个别环节上起了很大的坏作用，整个黄巾革命的正义性和光明面并不因此减色。
黄巾等农民革命军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是三国时代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对之应采歌颂态度。应当原谅和惋惜他们的缺点和弱点，把这看作是他们的不幸。
第二类战争：封建阶级内部争夺霸权的战争
曹操毕生精力大部分用于这类战争。在全面评价曹操时这一点绝不容许有丝毫的低估。这类战争的性质，无论师出何名，均为封建阶级内部争夺霸权的战争，非正义战争，其中的区别至多不过是大不义同小不义的区别而已。同歌颂曹操的同志们所断言的刚好相反，曹操正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好战分子”。能不能把曹操进行这种争夺霸权、祸国殃民的战争说成是为了“救国救民”的“正义”战争呢？姑且先不问我们同不同意，不妨先问问曹操本人同不同意。曹操说，有人想要他把兵权交出来，他坚决地回答说，“实不可也”。原因是什么呢？曹操说，“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三国志”“曹操传”裴注引曹操210年12月的一道命令的原文）。因为怕自己一人受祸，便死死搿住兵权不放，并且“年年打仗”，没有军粮就吃人肉，让国家和百姓去受祸，曹操哪里想到要“救国救民”呢？连曹操自己都不打自招，为什么我们要替他辩护？这段话也正是曹操的反动本质和卑劣灵魂的深刻的说明。这就是他的性格。不要离开曹操的阶级本质去找他的性格。
第三类战争：情况复杂的外战
曹操同氐、乌桓等种族和部落之间的战争是一类情况比较复杂的战争，应当分别几种不同的情况：曹操屠杀、劫掠、强徙外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外族反抗是正义的战争；外族统治者卷入曹操等汉族统治者的非正义战争中者，无论站在哪一方面均为非正义性质；曹操对侵入边境的外族军队的战争带有反对侵略的意义，但是这里面情况更其复杂，还要作更加具体的分析。譬如曹操同三郡乌桓的战争，郭沫若同志认为，曹操“打了乌桓，而乌桓人民服从他”，说曹操是“民族英雄”，应给“高度评价”。这种论断不能使人同意，因为：
第一，曹操对三郡乌桓的战争在时间上既不是乌丸侵边之际，在目的上也不是为了反抗异族侵略。当时是袁氏残余势力同乌桓统治者结合了起来，曹操为了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才发动了这个战争，实际上具有内战和外战两重性质。当然我们还是客观地说，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毕竟消除了一个外患，这是曹操作的一件好事，但其意义不能夸大。
第二，曹操进行对乌桓和袁氏残余势力的战争是在205年春天到207年秋天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断续进行，在他四十余年政治生涯和三十余年军事生涯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重，单把这一点突出出来，岂非失之轻重不当？
第三，乌桓的犯边对整个中国民族的生存发生了根本的威胁没有呢？没有。既然没有，那么曹操征服乌桓也就没有挽救民族生存的重大意义。并且，我们还进一步认为：
第四，当时汉族人民的深重灾难，主要地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当时的基本问题不是外族人杀汉族人的问题，而是汉族人自己杀自己的问题——汉族的封建统治者杀本族的人民的问题；当时使得汉族有绝种之险的，不是外族的犯边，而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屠杀。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者便是曹操。从这个意义说，曹操正是民族的罪人，怎么会是应给“高度评价”的“民族英雄”呢？
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纠缠不清的认识，所以最近出现了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现象：汉人新编的话剧“蔡文姬”把曹操编成“民族英雄”，据说这是“公正的历史评价”；汉人新编的京剧“赤壁之战”把黄盖编成“爱国英雄”，据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可是读者和观众既看不见“公正的历史评价”，也看不见“历史唯物主义”，只看见汉族的“爱国英雄”黄盖打汉族的“民族英雄”曹操，弄得眼花撩乱，连曹操究竟是汉人还是外族人都搞不清楚。
第四类战争：直接以屠杀人民为目的的战争
曹操为了报一己父仇而对徐州数十万无辜人民所实行的血腥大屠杀，不但是当时最突出的浩劫之一，即令同现代各色反动派用“现代化”杀人工具所制造的某些屠杀事件比较起来也并不逊色。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父仇可报，但报复的对象只能严格地限于责任者，多杀一个人便是过错，扩而屠杀数十万无辜人民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个浩劫说明曹操不但凶残，而且卑劣，应当给予严正的谴责。郭沫若同志“不得不”说到这个事件时，既一字不提曹操发动这一战争的可耻动机（“三国志”“曹操传”正文就明白写着曹操“志在复仇”），又说史料“有些出入”。其实史料记载甚详，没有疑问（若排比史料，互相参证，占篇幅过多，故略）。
曹操等封建统治者进行反动战争遗害人民和阻碍社会进步的一笔总账
在曹操毕生从事的如上四类战争中，除对三郡乌丸和袁氏残余势力的战争这种个别的、不重要的地方客观上有好事的成份而外，可以说，他从事的全部战争，从性质说，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性质，非正义的性质；从他发动战争的动机说，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和争夺霸权，甚至简直就是单纯以屠杀人民为目的；从这些战争的后果说，是荼毒人民、残破社会、阻碍进步。这些后果归纳起来便是：第一，他成万成十万地屠杀人民。第二，他强迫人民成区域地大迁徙和大流亡。第三，他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对人民实行野蛮的剥削，以维持他的庞大的反动军队和提供进行反动战争的物质条件。即令他本人少穿几件绸缎衣裳对人民又有什么补益？连人肉都吃，还有什么话说？
曹操从事这些战争的三十七年，也正是三国时代内战最剧烈的三十七年。曹操正是最剧烈的内战中的最主要的责任者。曹操从事的这三十七年的内战，再加上他死后的六十年内战，总之在几近百年的内战中，曹操等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最主要的“功绩”是什么呢？是全国人口从五六千万猛降到一千多万。当时曹氏统治的地区，包括着今天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六省的全部以及湖北、安徽、江苏、辽宁等四省和内蒙古、宁夏两自治区的一部，幅员如此辽阔，一共多少人口呢？四百三十多万（“三国会要”）。曹操的儿子说，“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曹操的干部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这都不是诗人的夸饰，而是残酷的现实。这就是被曹操统一了的中原的“熙熙攘攘”的真面目。这是一种什么世界啊，亲爱的同志们！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及如何理解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这首词的问题。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我认为，毛主席这首词最重要的地方在于结尾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魏武挥鞭”时代的人间是个什么人间呢？众多的史料证明那是个人间地狱。而今天我们的这个人间，无论从人口兴旺、政治自由、生活幸福哪方面来说，对于曹操时代说来，是人间天堂。“换了人间”便是人间地狱变成人间天堂。主席这种言简意赅的诗句不但包含了两种人间的不同内容，而且表明了对两种人间的不同态度。这首词虽然“提到了曹操征乌桓这件事”，却无助于曹操“打了乌桓，而乌桓人民服从他”这种论断的成立。
曹操统治下的人间的真相既是如此，那么，歌颂曹操的同志们所津津乐道而又好像振振有词的所谓压抑豪强，所谓减轻租税，所谓屯田积谷，等等，纵有那么一点客观好作用（这本身并不否认），能够弥补曹操的罪行于万一吗？给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作翻案文章，必须首先看基本事实。同志们口口声声说曹操的压抑豪强等等对于发展生产有利，那么，要使生产发展，首先需要什么条件呢？岂不是首先需要社会生产力吗？而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人民的劳动力吗？在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的当时，人民的劳动力不是更为重要吗？曹操等封建统治者这样大量地消灭人民的劳动力，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呢？成区域地强迫移民和迫使人民成区域地大流亡，把人民像赶鸭子似地“驱而东，驱而西”，这是在“发展生产”吗？把这些都叫作促使社会倒退不是更加恰当吗？
曹操是两个意义上的否定典型
曹操作为否定典型已经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由曹操本人用他自己的言行写下的历史所注定了。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说来，他是凶残、阴险和权诈的人物，是汉室的第一名“奸臣”。而对于人民说来，他是更凶残、更阴险、更权诈的人物，是三国人民的第一号敌人，是歌颂曹操的同志们所不愿承认的“一个多疑嗜杀、残忍成性、诡谲狡诈的大坏蛋”，“一个以荼毒生灵为目的的屠夫”，“一个以残破天下为乐事的混世魔王”。对封建阶级内部（包括对汉帝）的凶残、阴险和权诈是曹操的一个侧面，对人民的凶残、阴险和权诈是曹操的主要一面。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上，用封建正统——具体地说，用刘汉正统——作标准否定曹操，只能不深刻地说明曹操的一个侧面；站在人民立场上，用三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要求和生存要求作标准否定曹操，便能深刻地说明曹操的主要一面，从而也能公正地说明曹操的那个侧面。我对封建正统思想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本文因篇幅所限，故不论及此一问题），但也不同意歌颂曹操。
歌颂曹操的同志们都是为了反对封建正统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但客观效果并不好。封建正统论者如“三国演义”作者把曹操的一个侧面当作曹操的整体，这当然是片面性。但是这个侧面终究是曹操的整体的一部分，封建统治者在内部斗争中的凶残、阴险和权诈也是它的阶级本质的一部分。“三国演义”作者站在刘汉立场上攻击曹操的时候，把封建统治者内部斗争的肮脏东西都亮出来了，这在客观上可以帮助人民从一个侧面去认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而把曹操歌颂成为“救国救民”的“贤明丞相”和“民族英雄”，则颠倒了曹操的主要一面。并且歌颂曹操也反不掉封建正统思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三国演义试论”的作者董每戡恬不知耻地宣扬封建正统思想，却仍然“佩服”曹操的本领，承认曹操的“进步”作用，便是明证。
谁推动历史进步？谁蒙受严重歪曲？
谁应当恢复名誉？
任何一种社会的存在，绝对少不了人所赖以生活的物质资料，三国时代当然无法例外。当时向社会提供米、麻、盐、铁等物质资料，使社会赖以存在的，不是曹操等封建统治者，而是他们刀下余生的一千多万伟大的劳动者。曹操等封建统治者没有这些劳动者提供的米、麻、盐、铁，不但干不出什么“文治武功”，他们的狗命也活不成。曹操等封建统治者只是物质资料的糟蹋者和破坏者。他们的某些政策和措施纵然是好的，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但生产发展的实现者仍然不是曹操等封建统治者，而是劳动人民。并且，不止物质资料的创造者是劳动人民，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是“多才多艺”的曹操，而是那些伟大的劳动者。因此，毛主席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具体地说在三国时代，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黄巾等农民革命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派，曹操等封建统治者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派。
总之，还是毛主席所谆谆告诫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既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既然向社会提供物质资料的是劳动者，既然推动三国历史进步的是黄巾等农民革命军，可是，以往的历史著作是怎样写的呢？
令人愤慨的是，以往的历史著作都被阻碍历史进步的曹操等封建统治者霸占了，人民、劳动者、黄巾等农民革命军没有一角之地。而且，如果说以往的历史著作对曹操是有毁有誉，对黄巾等农民革命军则是一直诬蔑到底，左一个“贼”，右一个“贼”，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派骂得狗血淋头。——蒙受严重的歪曲和委曲的究竟是谁呢？
因此，我们的读者要求我们的历史家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写劳动人民的劳动和斗争，首先替黄巾等农民革命军翻案，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曹操等封建统治者的威风。这样才能使历史研究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封建统治者的“奸臣”之名如砂在眼，群起翻案，务求弄成正面人物而后止；对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派的“贼”名无动于衷，安之若素，任凭封建历史家的诬蔑和咒骂。再进一步，封建统治者还成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而推动历史进步的黄巾农民革命军却成了“走一路吃一路”，“有奶便是娘”的“乌合之众”，不是别人，还是一个镇压他们的反动派搭救了他们。
读了这样的文章，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感到自己的劳动祖先太不争气，脸上无光，因此提出了上面这些意见。这些意见当然十分肤浅，甚至难免错误，说话也不知轻重，请求前辈不要见怪，并希多加原谅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