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2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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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心里充满愉快和信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散记
本报记者
让生产经验开花结果
来自祖国各地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过去是否相识,职业、兴趣是否相同,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在亲密地攀谈。他们互相询问着对方的生产和工作的情况。河南封丘县荆工人民公社社长孙香云说:我这次来了以后,忍不住要把我们成立公社所作的巨大变化同大家谈谈,我也多么想听到各个地方的新鲜事情。四川省新繁人民公社的社员罗世发,到了北京后收到了社员们寄给他的一封信,信里装了一张四寸大的照片,照片上照的是长得又粗又大的油菜,一个人站在油菜地里伸起手来还没有油菜高。罗世发给记者看了这封信,信上说,让大家看看这张照片吧,这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写照。
在会议期中,每个代表带来的大跃进的捷报,对于别人都成为一种鼓舞的力量。陕西铜川矿务局第一煤矿掘井队长张金聚,他拿出一包玉米与麦子杂交的种子对记者说,这是他特地向乾县烽火人民公社社长王保京要来的。王保京这次带来了自己培育的玉米、棉花、麦子的各种标本,曾经拿出来给张金聚参观,并且向张金聚介绍了他自己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张金聚说,他要把这些种子给他的掘井队的工人们看,他要对他们说:“这是农民兄弟们的创造,他们多会动脑筋,我们有比农村好得多的技术条件,应该更好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代表们互相交流生产经验,已经成为会场内外的频繁的活动了。
心情多么舒畅
记者在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住的宿舍里、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在餐厅里、在剧场里,到处听到了热烈的交谈声和爽朗的笑声。每个人都这样心情舒畅,朝气蓬勃。在怀仁堂的后花园,政协委员、粤剧演员红线女看到了梅兰芳。两天前,她知道梅兰芳成了共产党员。正当她高高兴兴地向这位艺术界的前辈握手问好的时候,梅兰芳已笑着向她表示歉意了:“我向你许的心愿还没有实现啊!”两年多以前,梅兰芳曾许诺过要教她学剑舞,但是宿愿未偿,他们又在这里重逢了。在我们祖国艺术的花园里,现在正是春意浓郁、百花争艳的时候,各个剧种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交流、互相提高,正是我国艺术向繁荣兴旺方面发展的一个标志。红线女感动地说:“梅先生连这一点小事也没有忘记。他就是把自己的艺术,看做是人民的财富。”她打算在会后,便向梅兰芳学习剑舞。
当记者去看望政协委员马师曾的时候,这位经历旧社会的波涛的五十九岁的老演员,今天显得特别年青。他问招待员说:“你看我今年多少岁?”招待员含着笑意回答道:“四十五岁吧!”马师曾纵声大笑。他说:“你看,我们的心情多么舒畅?”人们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可以看到一片祥和的气象。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关心着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马师曾回述了去年夏季粤剧界人士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开门整风”的收获和作用。他说:“中国人民如果没有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要出现这样一个团结一致、心情舒畅、喜气洋洋的局面,是不可能的。”
新当选的人大代表
记者访问了一些新当选的人大代表。青年工人廖世刚,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才从杭州连夜赶到北京。大会开会前的一段时间,他曾经随着由共青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工人先进经验观摩团,在山东、江苏、浙江等地交流经验和参观访问。他对记者说,离人代会开会的日期愈近,他愈想多尽一些力量。他已在各地工厂交流观摩中提出了一百六十多项建议,并且实现了三十几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解放人民公社生产队长买买提哈吾力同记者交谈的时候,还抑制不住他的激动的心情。大会第一天,当毛主席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曾激动得流出了热泪。这个第一次来到首都的农业劳动模范,一家三代都当长工,他自己七岁就被迫到地主家里干活了。他说他看到毛主席的时候,立刻想起了过去是雇农的六十五岁的社员吐的那司日托他给毛主席捎的口信:“一定要当面问毛主席好,吐的那司日活了六十多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日子!”当时,他真想跑上台去和主席紧紧地握手。
北京体育学院举重班学员陈镜开也向记者谈到了中国举重老前辈常冠群在他当选为代表后对他的嘱咐。常冠群是年满四十七岁的重量级的全国纪录的保持者。他目击了两个时代的运动员的不同遭遇。为了不致挨饿,他本人曾经在旧社会中作过用生命作赌博的斗牛表演。那时候,在舞台上,在戏院里,他消磨了自己的宝贵的青春。常冠群知道陈镜开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对陈镜开说:“你不能辜负祖国给运动员这样崇高的荣誉。”陈镜开对记者说:有些人对我能够获得好的成绩,过分强调了我的身材条件。可是,在旧中国几亿人民中,难道没有具备比我更优越的身材条件么?可是,为什么长时期来没有产生过优秀的运动员呢?离开了党的培养和关怀,什么都谈不上。他说,常冠群现在为创造新纪录所表现出来的充沛干劲,激励我要作好一个人民代表和一个好的运动员。
各地喜讯传到大会来
会议期间,许多代表写信给他们所在的厂矿、公社、机关和亲人,汇报了他们在首都的许多见闻;一些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同志们,也来信告诉了他们最近在生产或工作中的喜讯。
全国平炉红旗——上钢三厂铸钢车间一号炉炉长韩怀亮离开上海的前夕,他的小组的工人在午夜十一时半下班以后,为他举行了送别。一助手牛仲发、二助手仇有盈对韩怀亮说:“你放心去吧,要紧的是把会开好。家里的事,我们一定比你在的时候搞得还好。”事实是这样:4月上半月,铸钢车间已经提前一天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现在,代表们和政协委员们正在讨论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给予代表们以多么巨大的鼓舞啊!他们记住周总理在结束他的报告时说,让我们用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计划的积极行动,来迎接国庆十周年!张金聚和王保京对记者说,他们曾经一起在楼顶的平台上眺望北京的市容,看到许多高大的建筑物正在从四面八方升了起来,有人告诉他们说,这些建筑物是要在10月1日前完成的。他们俩互相问道:“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我们应该作些什么呢?”(附图片)
朱德副主席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吴化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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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西藏逐步建成真正的人间乐园
拉萨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周总理报告
新华社拉萨20日电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彻底平息西藏叛乱问题,使这里的各界僧俗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人们一致拥护周总理的报告,表示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决平息叛乱,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并且逐步进行民主改革,以便把西藏高原建设成一个真正的人间乐园。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帕巴拉·卓列朗杰活佛发表谈话,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破坏祖国的统一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而维护祖国的统一才符合中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人民的利益。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他们所说的‘自治’,实际上是要求有叛离祖国的‘自由’。他们过去一直企图赶走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并且不要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而我们西藏大多数人民所要求的自治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地方自治。这二者根本是两回事,毫无共同之处。”
帕巴拉活佛说,他特别拥护周总理报告中所说的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最高利益以及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和逐步进行民主改革的话。他说:“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发动武装叛乱,目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少数人自身的利益。叛乱分子造谣说,民主改革以后,人民将没有饭吃和没有宗教自由。实际上,他们是妄想和过去一样地残害老百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地压制和剥削人民。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认识清楚,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不是在保护宗教,而只是想继续他们的黑暗统治。”
帕巴拉活佛最后说:“过去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阻挠,民主改革拖了好几年一直没有进行。现在依据中央充分照顾西藏的条件逐步进行改革的精神,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我感到非常高兴。”
曾被叛乱分子打伤,经过治疗现已痊愈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藏族)发表谈话说:“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西藏问题的一段话,完全和西藏人民的看法一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就给予了西藏人民以自治的权利。1956年4月在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有关西藏的工作,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是经过全体委员(其中90%以上是藏族)的充分协商讨论,务必求得意见一致。我是筹委会的常务委员,经过情况我全知道,中央从来没有强制我们藏族委员通过或执行他所不同意的方案。”他说:“前些时候,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有意歪曲事实,欺骗人民,说中央不允许西藏地方自治,现在潜逃国外的一小撮叛国分子仍在高唱这一谰调。事实是不能抹煞的,破坏西藏自治的正是他们自己。”
谈到西藏的社会改革问题时,桑颇·才旺仁增说:“中央对于西藏的改革问题,一贯采取和平协商的办法。”他指出:“改革是切合广大西藏劳动人民的愿望的,违背人民的这种愿望是错误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就是企图用少数人的利益来妨碍大家的幸福。”桑颇·才旺仁增最后说:“我是个大地主出身,从小就继承了祖传的世家和产业。从前,我对自己这个地主家庭和地主身份还感到荣誉。近几年来,由于世界形势和祖国的大变化,我对这个地主家庭开始不满意,也不愿再当地主了。”他说:“随着西藏人民的愿望以及世界形势和祖国的变化发展,今天我完全赞同改革,赞同周总理在报告中所说的用协商的方法来决定实行改革的时间、步骤和办法。”
拉萨市有些居民和喇嘛也举行了座谈会,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第五区一些居民在座谈会上说:原西藏地方政府残酷压榨我们,用鞭子和棍子对付我们,从前我们都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我们坚决要求彻底平息叛乱,并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建设民主、幸福的新西藏。哲蚌寺的喇嘛们在听到周总理报告的内容以后,纷纷表示真诚拥护,他们说,帝国主义造谣中央人民政府在这里“破坏宗教”,那只有魔鬼才能相信。喇嘛们还愤怒地谴责了那些披着袈裟进行奸淫烧杀的叛乱分子,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国法和佛教教规所不容的。
现在,拉萨市其他各阶层人士也都在纷纷组织学习和座谈周总理的报告。西藏其他各城镇的人民,也准备广泛地学习周总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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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全文
新华社20日讯 据报道,达赖喇嘛在前往他在印度北部的住地穆索里途中,4月18日在提斯浦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这个声明的英文本是由印度外交部官员散发给报界的。印度新闻处广播的这个声明的英文本的译文如下:
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一向得到承认的。西藏人一向有一种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在整个历史上,曾经多次表明了这一点。有些时候,中国政府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也有些时候,西藏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进行活动的。无论如何,在一切时候,甚至在中国把它的宗主权强加在西藏身上的时候,西藏在管理它的内部事务方面都是自治的。
1951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达成了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十七条协议。在那项协议中,接受了中国的宗主权,因为西藏人别无其他办法。但是甚至在这项协议中也规定,西藏将享有充分的自治。虽然对外事务要由中国政府掌管,但是据商定,中国政府将不干涉西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以及它的内部行政。事实上,在中国军队占领西藏以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在内部问题上也是这样,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事务行使全权。
1956年为西藏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喇嘛任副主任委员,张国华将军任中国政府的代表。实际上,甚至这个机构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曾经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但是中国当局一直进行干涉。到1955年年底,斗争已经在康省开始了,这个斗争在1956年变得严重起来。在后来进行的斗争中,中国武装部队摧毁了许多寺院。
许多喇嘛被杀,大批僧人和官员被抓去在中国筑路,对行使宗教自由权的干涉增加了。从1959年2月初起,西藏人同中国的关系公开地变得紧张起来。达赖喇嘛在事前一个月曾同意到中国总部看文艺表演,而日期突然规定在3月10日。拉萨人民担心达赖喇嘛可能受到某种伤害,因此大约有一万人聚集在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的夏宫,拦阻达赖喇嘛去看演出。
在那以后,人民自己决定组成一支卫队来保护达赖喇嘛。大批西藏人来到拉萨街头,举行示威反对中国人统治西藏。两天以后,数以千计的西藏妇女也举行示威,抗议中国的权力。尽管人民举行了这种示威,达赖喇嘛和他的政府还是竭力维持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并且设法同中国代表进行谈判,研究怎样才能最好地给西藏带来和平并且缓和人民的焦虑。
当这种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为加强拉萨和西藏的中国驻军而派出的增援部队到达了。3月17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
在此以后,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和西藏到印度来,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
达赖喇嘛由于他的人民的忠诚和热情支持,才能够从一条十分艰难的路线到达这里。
达赖喇嘛所走的这条路线包括渡过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通过山南地区、雅隆谷地和错那宗,然后才到达丘坦穆附近的印度边境坎齐曼。
1959年3月29日,达赖喇嘛曾派遣两名使者越过印度西藏边境,要求印度政府允许他进入印度,在那里避难。达赖喇嘛极其感激印度人民和政府的自发的和热烈的欢迎,以及给予他和他的随行人员的避难权。
印度和西藏有着一千年的宗教、文化和贸易联系,对西藏人来说,印度一向是诞生了佛祖释迦的文明之国。达赖喇嘛对于他在安然到达印度时受到尼赫鲁总理和他的印度政府同僚的好心问候深为感动。达赖喇嘛已经答复了这种问候。
自从达赖喇嘛在丘坦穆附近的坎齐曼入境以来,他受到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境地区的人民充分的尊敬和殷勤招待。达赖喇嘛希望说明,那里的印度政府官员如何不遗余力地使他在那里的停留和通过印度这个管理得极好的地区的旅行尽可能舒适。
达赖喇嘛现在将前往穆索里,他希望在今后几天内到达那里。达赖喇嘛一俟有机会休息和回想一下最近的事件,就将考虑他的未来计划,如果有必要的话,并将立即说明这些计划。
他的国家和人民经历了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达赖喇嘛目前所希望说的只是表示他对于西藏遭遇的悲剧实感遗憾,并且热诚希望这些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
作为达赖喇嘛和西藏一切佛教徒的精神领袖,他最关心的是他的人民的幸福,以及保证他的神圣的宗教和他的国家的自由永远发扬光大。
达赖喇嘛对于他平安到达印度再次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向他在印度和国外的一切朋友、为他祝福的人和信徒表示真诚地感谢他们向他发来的许多表示同情和关注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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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达赖喇嘛前往穆索里
新华社20日讯 新德里消息:被叛乱分子劫持的达赖喇嘛进入印度以后,在印度官员的陪同下,正在前往印度政府给他安排作为居住地的北方邦的穆索里。
达赖喇嘛是在3月31日到达印度的。印度政府在4月6日派了外交部副秘书、曾任印度驻拉萨总领事的梅农前往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邦迪拉迎接。随后,外交部的联合秘书斯·森被派到提斯浦尔去协助安排。此外,印度政府又派了外交部秘书杜特和副秘书梅塔前往穆索里进行安排。
据印度报业托辣斯报道,达赖喇嘛在4月12日到达邦迪拉。他在那里受到梅农和其他印度外交部官员和当地的政治专员等人的迎接。据这家通讯社报道,达赖喇嘛从13日起同梅农作了几次商谈,“邦迪拉在14日第一次直接用电力很强的无线电发报机同德里联系,以加速重要电讯的来往”。
这家通讯社在17日报道,官方人士说,达赖喇嘛到那时还不愿向记者宣读声明,“但是他正在被说服这样做”。
此后,达赖喇嘛一行由印度政府派了二十五辆吉普车,在武装的阿萨姆军队的护卫下,在18日到达提斯浦尔。在那里等待他的一大群人当中,除了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的新闻记者以外,还有在国外的西藏叛匪首领鲁康娃。
据报道,18日在提斯浦尔以达赖喇嘛名义发表的声明由达赖喇嘛的一个随员用藏语宣读,事先印好的声明的英文本由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斯·森散发给新闻记者。
随后,印度当局用专车把达赖喇嘛载往穆索里。梅农和他同行。
在达赖喇嘛进入印度以后,印度政府一直采取了被称为“最严密的保安预防措施”。他经过的“东北边境特区”被划为禁区,除了有公事的官员和土著居民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在阿萨姆邦的富特希耳斯地区,严禁私人交通来往,阿萨姆步兵的特遣队被派去检查旅行者的身份证。据路透社穆索里消息,达赖喇嘛在穆索里的住所也将戒备森严,大约有三百名印度政府的便衣保安和情报人员在那里进行安排。新德里已经宣布,新闻记者在穆索里可以观看达赖喇嘛,但不能向他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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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你自由了
拉萨地区的叛乱被平息以后,这里的人民真正得到了自由。4月15日,拉萨两万多居民——包括那些一生忍受残酷剥削的农奴和爱国的喇嘛,自由地走上街头,举行声讨叛乱分子的示威游行和集会,控诉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这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当叛匪潜踞在拉萨的时候,这里曾有一段时间简直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当时叛乱分子在这里组织了一个称为“四水六岗”的反革命组织(按:“四水”和“六岗”都是西藏佛教中的地理概念,这个反革命组织以此命名,其含意是想把所有藏民包含在这个反革命组织之内),“卫教军”是它的武装组织。这些叛乱分子在拉萨到处招兵买马,秘密进行反动的集会活动,并且同逃亡噶伦堡的叛国分子暗中往来。到去年5、6月以后,潜藏的叛乱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公开在山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在哲古宗一带设立空投场,接受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援助;并且成立所谓“政教志愿军兵营”,破坏公路,攻打汽车,残害人民,伏击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干部。叛匪甚至不止一次地持枪包围中共西藏工委和驻拉萨各机关。人民解放军战士们抱怨地说:“对这些家伙太宽大了!”可是为了等待叛乱分子的觉悟,为了顾全大局,他们一再忍让了叛匪许多次的无理挑衅。
当时,拉萨街上谣言纷纷,人心惶惶,居民们纷纷把财物疏散到乡下。市面生意萧条,商人不肯进货,积压在亚东的煤油一加仑的售价曾经一度由三、四元猛跌到一元多,还是卖不出去。在从拉萨经亚东到噶伦堡的驿道和公路线上,经常出现络绎不绝的骡马和车辆,那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把他们从西藏人民身上榨取的大批财物运往国外。
3月10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策划的叛乱终于爆发了。这些叛乱分子选择了自取灭亡的道路,而西藏人民却从此获得了新生。
在4月15日拉萨市民倾城而出举行示威游行的那天,街头上出现了一队由原来的“贱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他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呼拥护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口号。在3月10日以前,他们还个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在街头上向行人磕头乞讨。现在,他们在拉萨军管会的帮助下得到了就业的机会,吃上了酥油和?粑。一个手扶拐杖的老人说:“今天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人,是和别人同样的人!”
游行队伍里有一个老人一面喊口号,一面揩眼泪。他是建筑工程处的工人,名叫云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携带家小在西藏各地流浪,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在拉萨叛乱中他又遭到了不幸,他的妻子和一个九个月的孩子被叛匪打死了。当时云珠痛不欲生,几次想跳进拉萨河淹死,幸亏人民解放军战士劝导他,安慰他,又帮助他找到了工作。这次他告诉别人说:“我的妻子跟我受了多少年的苦,我们盼望有这么一天。要是她不死,该多么高兴啊!”
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坚持反动统治,甚至连生活中一些微小的进步的象征都引起他们的恐惧和仇恨。在过去,藏族孩子戴红领巾是会遭受殴打的,喇嘛佩带镶着毛主席像的纪念章也会受到惩罚。一个名叫丹增曲珍的小姑娘,两年前因为佩带红领巾曾在街上被反动分子毒打了一顿。1956年中央代表团来拉萨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时,曾经把镶着毛主席像的纪念章赠给一些喇嘛,许多喇嘛因为佩戴纪念章遭到了毒打。现在,人们自由了。在4月15日的大游行中,拉萨中学的一群学生戴着红领巾,敲着腰鼓,兴高彩烈地穿过八角街。爱国喇嘛们也重新戴上他们偷偷藏了两年多的镶着毛主席像的纪念章参加游行。
哲蚌寺的一位名叫居美仁增的爱国喇嘛,是拉萨市15日举行的两万多人平叛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这个喇嘛表达了所有爱国喇嘛的心愿,他说:“我们佛教主张善良,不应该残害人民,破坏公路,烧毁桥梁,拿枪打解放军。”他说,他亲眼看到解放军保护宗教,只有那些披着袈裟的叛乱分子才真正违背了佛教的教规教义。叛乱分子不仅违背了佛教教义,也是残害藏族人民的毒蛇。居美仁增并向记者控诉了他的悲惨遭遇,他的父亲和弟弟,去年10月间在山南被叛乱分子杀害了,他本人因为骂过叛乱分子是土匪,结果被叛乱分子毒打了二百多皮鞭。他两条腿上的伤疤到今天还没有痊愈。居美仁增坚决地说:“为了彻底平息叛乱,我要献出我的一切。”
叛乱分子在这里的确得不到任何正义人士的同情。上层妇女、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副主任朗顿·泽仁旺姆向记者说:“作为一个有着四个子女的母亲,我热切地祈望和平。过去几年来,少数西藏上层坏分子,勾结帝国主义,不断破坏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不但疯狂地向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挑衅,而且任意敲诈勒索普通老百姓。在拉藏叛乱前几天,叛乱分子强住在拉萨市许多藏民家中,强迫藏民供给食宿,并对藏民进行种种侮辱。叛匪临逃走时,还抢走了我们家中的自行车”。
朗顿·泽仁旺姆15日也参加了游行,她向记者说:“在爱国妇女联谊会最近几天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妇女都坚决要求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使西藏人民真正过幸福的生活。”当记者问她愿意过怎样的幸福生活时,她说:“去年冬季我到北京和华中、华南许多大城市参观时,看到那里解放后建设了许多工厂和文化设施,这使我感到羡慕而且痛心,藏族地区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各兄弟民族。我相信,在叛乱平息后,西藏地区也一定会逐步地建设得像祖国其他地方一样美丽。”
另一位藏族上层妇女、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委员赤列德钦对记者说:“在拉萨市叛乱分子进行叛乱前,曾经几次强迫威胁我们家庭妇女去开会,说什么要组织‘请愿’。我的二十一岁的大儿子也是被叛乱分子欺骗带走的。我的儿子在哲蚌寺学经,经常受到叛乱分子的拷打责骂,叛乱分子还硬要他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可是我儿子在家里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中央人民政府有敌对情绪。2月12日,我的儿子还来过家里,后来叛乱分子说有重要的经要念,骗他去哲蚌寺以后,就再也没有让他回来。”
赤列德钦说,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早日从叛匪那里脱逃,回到我身边来。同时我也希望叛乱分子中有像我儿子一样被欺骗强迫参加的人,都能够早日认明大义,脱离叛匪,重新做人。新华社驻拉萨记者(附图片)
拉萨市军管会第三工作队,正在给贫苦市民发放救济粮。 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拉萨市的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市场也热闹起来了。图为拉萨菜市场的一角。新华社记者 任用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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