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关于红光公社劳动力问题的初步调查
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省宁津县农业经济调查组
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出现劳动力紧张
随着1958年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空前紧张的情况。1959年是我国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工农业生产将继续大跃进，劳动力紧张和进一步大跃进的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也就更加突出。合理地安排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为了了解农村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我们在河北省宁津县红光人民公社作了一些初步的调查。
红光人民公社地处平原，全社九十五个村，一万一千二百九十四户，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二人，其中整劳动力九千七百六十个，半劳动力九千一百九十八个，耕地十二万七千六百亩，平均每个劳力负担八点八亩。
该社自1958年生产大跃进以来，在劳动力需求上出现相当紧张的现象。1958年农业总用工数是三百六十六万个，按过去劳力出工情况计算，当时只能提供二百五十万五千个，还缺工一百一十五万五千个，占农业总用工数的31％。
为什么劳动力会这样紧张呢？从红光社的情况来看，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种植作物精耕细作程度的提高和再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量。该社在1958年积极地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以深翻土地一项来看，1958年就比1957年多用十七万五千五百个工，增长九倍。
要求耕深质量 平均每亩用工量（工／亩） 全社用工（个）
1957年 1958年增长％ 1957年 1958年增长％ 1957年 1958年增％长
深耕 4—5寸 1—1.5尺 125—2000.2—0.32—390019，500195，000900
（注：1957年全部是犁耕；1958年33％用深耕犁耕，25％用拖拉机耕，42％人掘。）
各种主要作物的栽培也都较以前增加了用工量。下面是1958年与1957年几种作物每亩平均用工数的比较：（单位：工／亩）
年份 小麦 棉花 甘薯 玉米
1957年 1.5 15 15 14
1958年 7 25 2 1.5 17.5
增长％ 366 66 43 25
（注：小麦亩用工指播种至封冻前一个阶段内的每亩用工数。）
在各项措施中，“水”、“肥”、“土”三项用工量增加的最多。如该社西曹村生产队小麦“水”、“肥”、“土”三项两三年来每亩平均用工增加的情况如下：（单位：工／亩）措 施56—57年57—58年58—59年（计划）增 长水06121倍（58—59年与57—58年比）肥1.56127倍（58—59年与56—57年比）土0.5159倍（58—59年与56—57年比）
此外，该社在1958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也用了不少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兴修水利方面（包括修水库、水渠、水塘、打机井等）就用了十七万三千五百个工，占农业总用工的4.7％以上。
二、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发展社办工业、进行多种经营及部分劳力外迁外流，使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和劳动力的结构发生变化。1958年9月至12月，该社共抽调了一千九百八十六个青壮劳动力分赴承德、天津、邯郸、内蒙古等地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又抽调了一千零二十一名青壮劳动力转入社办工业；又抽调了一千零二十一名转入多种经济，另有四百多个劳动力外迁外流。这不仅使公社劳动力数量下降，而且引起结构变化，因而使农业劳动力更加紧张。
1958年9—12月全社劳动力结构变化
1958年9月占总劳动力比重 1958年12月占总劳动力比重 增减％
男 整 35 25 －10
半 15 16 ＋1
女 整半 34 32 －2 16 27 ＋11
此外，由于人民公社刚成立不久，新的劳动组织和管理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健全起来，因而在劳动力的安排使用上还不够完善，还存在窝工、浪费的现象。如去年第六管理区在小麦播种时，因没有按照党委要求的规格进行调畦，结果调畦后不能浇水。全区又动员了50％的劳动力，用了二至三天的时间重新调畦，浪费了四至六千个工。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
劳动力紧张给生产带来了困难，但它也大大地促进了生产
劳动力紧张，是公社生产大跃进中遇到的一个困难。但是它也反映了人民公社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宏伟规模。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在我们六亿多人口的大国中感到了劳动力紧张，证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正在大发展，国民经济正在一日千里地繁荣起来”。从红光社可以清楚地看到，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固然使劳动力很紧张，但这种紧张却带来了非常丰硕的果实。全社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一十二斤，比1957年（平均亩产四百一十斤）增长196％。随着农产品的增加，公社的公共积累增多，达到一百四十万八千元。公社办起了机械厂、电机厂、化肥厂等大小二百四十六个工厂，制造出了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等许多机器，1958年产值达到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元。
此外，劳动力的紧张，对于下面几件事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促进了人人劳动、各尽所能这一原则的实现，基本上做到了使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1957年时，许多村还感到劳动力有些过剩，有时社员向队长要活干，而队长感到活少人多没法安排。1958年大跃进以来，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真可以说是达到了“个个都劳动，户户无闲人”的程度。如庞家寺生产队过去出勤率仅为60％，而到1958年后期，则经常达到百分之百。（二）促进了妇女的彻底解放，使广大妇女在公社成立的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公共福利事业的帮助之下，摆脱了繁琐的家务事，而出来从事公社的生产劳动。妇女劳动力的这种解放，不仅给生产战线增加了生力军，而且由于参加劳动之后各自领得工资，经济上得到独立，她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三）推动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运动。红光公社在1958年共制造、改制、修配和推广了各种农具（包括提水工具、运输工具）七千五百四十六件，这些工具一般提高工效从半倍到十几倍。如1958年收甘薯的任务很大，时间紧，劳力少；然而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群众很快地将双铧犁、深耕犁改装为刨薯工具，比用镐刨提高工效三倍以上，解决了当务之急。仅仅这一项就节省五万余工。（四）劳动力的不足，就要求劳动力的充分合理的利用，提高工作效率。正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公社很快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协作、劳动专业队等新的劳动组织形式也相继产生。这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锻炼和加强了农民群众的组织性、纪律性。
广大社员对劳动力紧张的意义是理解的。社员们说：“忙是好事，有活干，才有饱饭吃。”“日本鬼子占东三省时，工人失了业，不忙；旧社会要饭的、无地的，不忙；可谁愿意过那种日子？”“在旧社会是忙着给地主富农扛活、打短工。现在是忙着大跃进、大建设，给自己的幸福生活打基础，怎能不高兴！”
尽管如此，劳动力的紧张，也给生产带来不少困难，例如去年的秋收工作，就因劳力不足而有些粗糙，秋收“尾巴”拖得较长，影响了作物的实际收获量。如因甘薯和棉收得较粗糙，丢到地里很多，后经复收得甘薯一百六十五万斤，棉花十七万六千斤；花生也因收获不及时，受冻达五十多万斤，因此而降低了出油率的11％。另外，还有少数甘薯、花生损失在地里。红光人民公社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任务大和劳力不足的矛盾，采取以下一些办法：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几项办法
首先，根据今年的生产计划要对全社的劳动力摸底算账，进行全面的、适当的安排，在保证农业增产所需的劳动力的同时，也要保证发展副业、工业和生活服务等方面所需的劳动力。
大搞工具改革和技术革命
浇水是红光公社用工较多的农活之一。现在主要是靠水车（还有少数用辘轳），机井很少。辘轳每人每天浇半亩，水车每人每日浇零点七至一亩，而机井比水车效率高九倍。浇小麦，若按一年浇十二水计算，辘轳亩用工需二十四个，水车需十五个，而机井只用一点五个就够了。全社即将投入生产的七十六眼机井，和1959年下半年将投入生产的五十眼机井，全年共可节省二十万五千个工。再加上计划改造动力水车四百架，及其它提水工具，全年可节省八万个工。前后两项共节省二十八万五千个工，就可解决全年农业缺工数的28％以上。
深耕地也是用工量较多的一项农活。掘一点五尺深，每人每天能掘一点五分多地，用深耕犁一天可耕一点五至二亩。1959年能制造深耕犁六百张，再加上计划增加三台拖拉机深耕地，全年可节省八万一千三百个工。
随着施肥量的增加，运输量越来越大。人挑日工作量为一千八百市斤华里；手推车比人挑提高零点七七倍（日工作量为三千二百市斤华里）；胶轮车比铁轮车提高一倍（前者日工作量二万市斤华里，后者为一万市斤华里），如把铁轮车换上轴承，可以比原来提高半倍。1959年计划制造七百套轴承，可节省工二万六千个。全社准备增加二千辆手推车，可节省六万四千个工，加上七十辆胶轮车和三十部拖车，总共可节省十万二千四百个工。
薯、米加工占用人力也很大，全社二百六十七个磨面厂，占用四百零四个人，二百六十七个牲口，全年用十三万三千多个工，八万八千个畜工。全社如果使用庞家寺创造的动力磨，只要五至六台就够用了。每台日磨五千斤以上，按推广一半算，可节省人工六万五千七百个，畜工四万四千个。
全社还计划其它工具改革，如铡草机、浇稀水车、密植宽幅耧、食堂用具、补苗器等中小工具二万件，可节省十五万个工。
据该社计算，进行工具改革，可以节省六十八万四千多个工，解决总缺工数的67.7％。
改善劳动组织与管理，提高工效。
全社除去对各方面事业进行了劳力安排以外，还在春节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划区调地工作，共划分了一百一十三个生产方，调整了劳力少、土地多和劳力多、土地少的不平衡现象。如龙谭村，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三点八九亩，而大郭庄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九亩，相差一点三倍。经过这次调整，土地和劳力的分配达到了平衡；同时使90％以上村的土地靠近了生产队。龙谭村最远的土地离村五至六里，现在最远的不超过三里，这就避免了许多劳动时间的浪费，社员们说：“不用说送粪和往家拉庄稼，就是来回走路，可以省多少工啊！”“从前一天能送四车粪，现在能送十车以上，再也不愁送粪难了。”在划区的基础上进行了劳动力编队工作，根据生产需要和量才使用的原则，各生产队组织了专业队。专业队在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专业组织便于钻研和熟练业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加强责任心。西曹村组织专业队后，临时等着派工的现象没有了，组长摆脱了事务主义，钻研了业务，同时也易于固定农活和包工。
加强责任制，推行定额管理，既可减少浪费，也可以加强工效。过去有些管理区和生产队对责任制贯彻不够，造成部分人力上的浪费。如第六管理区1958年因种麦不够规格而毁种了二百四十七亩，每亩浪费六至七个工，共损失一千四百至一千七百多个工；需要补苗的四百多亩，每亩用四至五个工，共多用一千六百至二千个工。而有些生产队加强了责任制后，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铁杨庄在浇麦时，进行小包干办法，责任确定到人，公社要求十天完成浇麦工作，该队六天就完成了。有些社员不打钟就下地干活，社员杨玉良怕落在后面跑着下地。为了加强责任制，该社在整编生产队，划分耕作区，进行四固定（固定耕地、劳力、牲畜、农具）的基础上，实行了“三定一奖”制，即定跃进指标、定上交任务、定投资开支，实行三级核算，对超产者和节约者实行奖励。生产队对小组实行四到田（措施到田、指标到田、责任到田、管理到田），小组对社员实行了四定（定项目、任务、质量、时间）。这样可以逐级加强生产责任制，克服生产上返工和浪费劳动力的现象。进行定额管理也是该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法之一。目前该社已全面推行了定额管理制度，已收到了好的效果。如后刘生产队以前浇麦，十天才能浇完一遍水。实行定额后，八天浇完了一遍水，提高工效20％。部分社员超过定额的5％至15％。
在制定额当中现在有几种方法：一种是小段定额制，即根据当前任务，灵活规定临时定额，好处是制订容易，修改灵活，但必须跟上检查验收制度。另一种是一包到底的定额制，即按一种作物生长期或一个季度的积肥任务，全包下去，中间进行几次评比检查，这种方法能发挥被包者的主动性灵活性，减轻干部的事务工作。第三种办法是孙华门生产队群众提出的“以工定级”（即每人每月按完成定额数评级）和“以级定工”（按不同级别给不同的定额）。这两种方法经讨论大部分社员同意前一种，因为它能发挥社员的积极性和潜力，如孙义青老大爷说：“我虽然是三级，要用第一种办法，不一定比青年人少干”。后一种方法的缺点是易于产生完成定额了事的现象。
为了保证出勤率，各生产队都建立了考勤制度。目前大部分生产队采用旷工一天，扣罚一天工资的办法。
改进积肥造肥办法，提高肥料质量，增加细肥，减少运输量。
据该社估算，肥料用工一般要占全年农业总用工量的20％至30％。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要求成倍地增施肥料，而肥料中绝大部分是粗肥，细肥很少；因而积肥运肥所消耗的劳动量甚大。红光公社1958年每亩施粗肥一万一千斤，细肥二十六斤；全年共施粗肥十三万九千七百万斤，细肥三百三十万斤。按计划，1959年每亩要施粗肥三万一千斤，细肥二千七百一十九斤。全年共施粗肥三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万斤，比1958年增长一点六倍；细肥三万一千七百零四万斤，比1958年增长九十五倍（占1959年总施肥数的8％）。从肥料运输量来看，只粗肥一项就要比1958年增长一点六倍。显然按照这样的粗细肥比例，每年总施肥量又成倍地增长，单肥料一项用工就会使得农村劳动力愈来愈紧张。因此，如何改进积肥造肥办法，提高肥料质量，增加细肥，就越来越成为缓和农村劳力紧张的一个重要方面。
红光公社主要采用了下面两种办法：
一是大搞土化肥，以细肥代替部分粗肥。全社1958年底到今年2月，已办起土肥厂一百二十九个，已经做到“队队造化肥，村村建立化肥厂”。今年还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全年计划造肥三亿斤（现已生产出五千五百二十万斤）。这三亿斤土化肥，可以折合粗肥二十九亿斤，全年大约能节省运肥工三万个。可见，这种群众性的大搞土化肥运动，是提高肥料质量、缓和农村劳动力紧张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是推广就地积肥，试行养猪到田。农村劳动力紧张的原因之一，是粗肥运输量过大。为了减少粗肥的运输量，全公社各个生产队都采用了地头积肥造肥（熏肥、沤杂肥），就地施用的办法。据估算，全公社一个冬天共积肥一百一十六万六千斤，可以减少全年运肥工四万多个；如果再计算上运送原料回村，泥土垫圈，采用地头积肥造肥、就地施用的方法，比过去要少用四分之三的人工。当然，这种地头积肥，往往发酵慢，肥效差，还需要注意提高积肥质量。另外，张安村正在试行养猪场到田。将来如能加以推广，也是节省运肥用工的一个办法。
在生活服务部门和非农业生产人员中逐步实行抽男换女，以弱代强，充分发挥妇女劳力、辅助劳力和其它社会人力在生产上的作用。
为了尽可能增加青壮年劳动力，红光公社正在生活服务部门和非农业生产人员中逐步实行抽男换女，以弱代强的办法。从全公社各工厂、事业单位劳动力的分配情况来看：在工业、供销社、食堂、牲畜饲养、会计、缝纫制鞋、理发、邮电所、幸福院、幼儿园、妇产院等部门的三千五百一十三个劳动力中，青壮年全劳动力有三千零六十五个，占87.3％（其中：男劳动力一千六百九十个，占青壮年数的55.15％，女劳动力一千三百七十五个，占44.85％）。经过调整，可以换出青壮年全劳动力七百二十人，青壮年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将从原有的87.3％降到66.75％（其中：男劳动力从55.15％降到23.65％；女劳动力从44.85％升到76.35％）。调整后换出的七百二十个青壮年劳动力中，大部分是男的。这样，就可以使农业生产战线增加一批骨干力量。目前，公社正在逐步进行调换。
成立公社以后，实行了生活集体化和部分托儿互助化、缝纫机械化，解放出一大批青壮年妇女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参加生产。但现在托儿所、幼儿园还没有普遍地建立起来。据第六管理区调查，全区一至七岁的小孩共一千八百零六个，已入托的八百九十七个，占49.6％；还有九百零九个孩子在家，他们要使三百多个妇女不能经常参加劳动。如果使他们全部入托儿所和幼儿园，就可以完全解放出二百多个妇女（占管理区妇女劳动力总数的10％），经常参加生产。此外，建立缝纫做鞋工厂，也是彻底解放妇女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约有70％至80％的衣服是用手工做；做鞋基本上还是靠一家一户的手工劳动。这就不能不影响妇女的劳动出勤率。据1958年11月8日在张户头村抽查，有十八个妇女请假做衣服。从全公社来看，仅以缝衣为例，一般妇女用手工一天只做一件单衣；而用机器一天可做六件，工效提高五倍。全公社四万六千八百口人，以每人一年做一套半衣服计算，用机器比用手工可节省十一万多个工。
随着大批妇女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妇女劳力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她们在生产上的作用也愈来愈大。但是，由于过去的实践经验不够，一般说她们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较差，工效较低。因此，如何从各方面迅速提高这批妇女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就越来越成为农村劳动组织和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忙时，动员和组织非农业生产劳动力以及其它社会人力参加生产，对于缓和季节性的劳动力特殊紧张，也有一定的作用。据调查，全公社有机关干部、学生、工人、供销、食堂、邮电、医院等非农业生产人员一万零三百四十八人。机关干部和各事业单位的人员，按农忙季节抽二分之一的人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学生按规定义务劳动时间计算（低年级学生五折一，高年级学生三折一），则全年共可增加十二万个工。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是提高劳动积极性、解决劳动力紧张问题的保证
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走好群众路线，这是提高社员劳动积极性、实现以上几项提高工效措施、从而顺利解决劳动力紧张问题的根本保证。我们通过调查深深感到，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在干部和社员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使大家从思想上明确方向，识别利害，才能不断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生产任务。大跃进以来，生产战线上的无数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只要加强了党的领导、实行了政治挂帅，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干劲高涨起来，许多看起来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都能超额完成。如去冬今春庞家寺村为了使二千三百多亩地基本上实现水利化，计划打一百九十二眼土井。当时天寒地冻，水冷刺骨，困难很多。但是由于领导上事事坚持“兵马未动，政治先行”的原则，思想发动工作做得较好，群众的干劲冲天，斗志昂扬。原规定两人两天打一眼井，结果却不到两天就完成了。全村群众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共打了一百九十二眼土井，一百三十五眼砖井，还修了三个小水库。又如庞家寺村1958年第四季用工量较过去同一时期增加三倍以上，任务重与劳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甚大。但由于村党支部书记刘清河同志亲自挂帅，同群众一起研究、讨论技术革命的意义，发动大家想办法，结果造出了日切二万斤的甘薯切片机及深耕犁、调畦板、自动化立磨等工具，大大缓和了劳动力的紧张状况。
在去年的生产运动中，有些队存在这样的缺点：生产一忙、劳力一紧张就“顾不得”或放松了做政治思想工作和有事开会同群众商量。这样好像可以使群众有更多的时间干活，实际不然。正如有的社员说：“有时只开五分钟的会，光交任务，不讲道理，大家心里不亮堂，怎么能多干活？”的确是这样，有的村当社员不相信深翻地能增产的思想没有解决的时候，掘地效率每人每天只四厘，而当支部领导群众辩论了“为什么要深翻地？”大家认识到小麦增产的重大意义之后，翻地效率就上升到每人每天挖二分以上，并保证了质量。这就说明，越是生产忙，劳力紧，就越不能放松做政治工作和走群众路线。这样做，好像是“耽误”了劳动时间，实际上却会大大节省劳动时间。
开展评比竞赛，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鼓舞群众的劳动热情和提高劳动效率有极大的作用。红光公社在公社化后的紧张生产任务中，发现工作一般化，立即在六个管理区中展开了力争上游、争夺红旗的竞赛，使深翻地由日进六百五十亩提高到二千六百亩，赢得了全县的冠军。现在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已经成为社员们的行动口号。“种好梧桐树，迎接凤凰来”，成了社员们想见毛主席的互相传闻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