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植物保护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农业增产八字宪法中的“保”字，就是保护农作物不受各种害虫、病原菌、寄生线虫、鸟兽和杂草为害（广义的还应该包括其它各种不利条件的影响），保证农作物正常的生长，获得丰收。因此，植物保护工作就必须是贯彻在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整个生育季节中，必须同各项农事活动密切结合并在一定时期成为关键性的措施。
去年的重要成就
1958年在植物保护战线上，由于贯彻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普遍掀起了大面积消灭病虫害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我国植物保护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采用农业技术和药剂防治相结合的办法消灭病虫害
全国1958年防治病虫害的面积较1957年扩大了一点六倍。
全国在十四个省（区）中，有一百七十三个县（市）基本上消灭了螟虫为害，如湖北孝感专区，把螟害率从历年的18％压低到1％以下，江苏省的螟害率也由1957年6.5％压低到
1％左右。又稻飞虱、浮尘子在湖南宜章县，1957年曾严重为害，损失稻谷一千四百八十万斤左右。1958年由于采用了越冬防治与田间防治相结合，除草与喷药相结合等措施，把发生面积90％以上的稻飞虱及浮尘子，基本上达到全部消灭。主要植棉区由于执行了大面积、集中、连片、短期、彻底的消灭棉虫为害的技术策略，以及组织联防区，加强预测预报，抓住关键时期，进行第一次消灭，第二次扫残的消灭棉田蚜害的斗争；防治了蕾铃期虫害，保护了棉花的蕾铃，在部分地区如河南新乡和山东高唐因虫害脱落率降低到5％以下。
山西省晋东南专区，根据玉米螟在杂谷的根茬、秸秆、穗轴里过冬，和在玉米生育期集中玉米心叶为害的特点，大搞群众性处理根茬、秸秆、穗轴运动，结合心叶期施药保护，全专区二百余万亩玉米，基本上做到“叶无排空，茎无虫洞，雄穗无风折”，保证了玉米大丰收。山东省聊城专区，通过大搞处理根茬、秸秆等群众性运动，对防治玉米螟为害，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病害方面。1958年很多地区的气候条件，使小麦几种主要病害易于发生。皖苏两省和内蒙古地区都普遍发生了严重的秆锈病。陕西省由于冬季比较温暖，利于病菌的越冬，加以春季多雨，条锈病颇为猖獗。长江两岸，由于春季气温高，连续阴雨，麦类锈病和赤霉病在4月下旬即开始发生，而且发展很快，造成大流行。在党的领导下，安徽、江苏两省的农民群众、科学工作者，在七千余万亩的麦田上，开展了全民性的药剂防治锈病战役，大面积使用石灰硫磺合剂。在药剂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群众的献计，研究利用猫儿眼，酸模，红蓼等三十余种土农药，有效地防治了小麦秆锈病。土农药防治面积占总防治面积的38.7％。这一奇迹的出现，彻底击败了药剂不能在大面积上防治锈病和单纯依靠抗病品种的观点。而且解决了化学药剂不足的问题。革新了锈病的防治技术，为大规模防治农作物病害，创造了条件。
采用消灭菌源和药剂普治相结合的办法消灭各种作物病害
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肯定了带病种子是水稻白叶枯病的初次侵染来源，并研究出有效的以酸性升汞水消毒种子为主的综合防治方法。这一方法在历年发病严重的江西省广丰县推广应用后，该县已基本消灭这种病害。
稻瘟病在南北稻区很普遍。北方较重，南方扩种粳稻的地区，也在逐年加重。根据各地研究结果，只要突出抓住三个关键：①处理病草、消毒种子、杜绝病源。②加强栽培管理、选用抗病品种、合理施肥。③田间喷药、消灭发病中心。即可有效地防治这种病害。渤海水稻区已将14％的白穗率压缩到3％—8％。抚顺市郊上游人民公社还进行了飞机施药防治稻瘟病，获得安全、省药、省工、收效大的优良效果，创造了应用飞机防治稻瘟病的经验。根据浙、湘、鄂、苏等省的经验，也证明消灭病菌来源，加强栽培管理，提高植株抗病力和喷药保护等综合措施，防治病害效果很好。
晋北马铃薯产区，根据晚疫病的发病和流行规律，特别针对中心病株的初期发生，采取了“群众普查，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扑灭，层层包围，严密封锁”的技术策略，实行消灭菌源和药剂普治相结合的技术措施，将过去普遍发病的一百多万亩压缩到十万亩以下，因病枯死的面积少于0.1％。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研究找出消毒带病种薯的方法，以获得更省更好的效果。
小麦秆黑粉病和粪肥感染的腥黑穗病，用六氯代苯和五氯硝基苯拌种有防治特效。对种子粪肥双重传染的腥黑穗病，防治效果可达70％—90％。对秆黑粉病的防治效果达60％—85％。应用拌种兼作土壤处理，能彻底消灭腥黑穗病，消灭秆黑粉病的效果可提高到90％—99％。这种措施，经过全面推广后，能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这两种危害小麦的严重病害。
影响棉苗早期发育的苗病，是造成三类苗的主要原因之一。1958年总结了大面积种子处理，肯定使用五氯硝基苯与西力生混合药剂拌土盖种，结合早中耕和松土间苗等栽培管理技术，根据病情，必要时用波尔多液或硫酸铜液进行喷洒预防，为获得壮苗的有效措施。利用抗生菌“G4”号在大面积棉田内防治黄萎病，选育出抗枯萎病的品种，如147，24—21，523—42等，在生产实践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采用药剂毒杀和调查研究害虫生活规律，进行捕杀的办法消灭虫害
在消灭虫害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创造出药剂处理土壤消灭小麦吸浆虫的方法，在河南新乡专区大面积上进行示范，获得良好效果。这个方法比用六六六粉剂防治吸浆虫成虫的办法，有许多优点：①能消灭土中隔年羽化的幼虫，为根治吸浆虫提供了有效条件；②兼治蛴螬、金针虫、蝼蛄等地下害虫；③克服成虫羽化期因雨不能喷药和麦株密植喷药困难的缺点；④简化了测报手续。
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飞蝗灾害，由于普遍掌握了侦察蝗情的技术，和消灭幼蝻的有利时机，飞蝗已不复成灾。有些地区1958年的飞蝗密度已压低到每百亩中找不到一头残蝗。
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机关研究出应用20％纯丙体六六六粉剂拌种，防治油料作物及甜菜苗期害虫，已有成果。在吉林省榆树、永吉、开通等地，大豆、向日葵、蓖麻、甜菜等作物拌种处理后，消灭幼苗期金龟子为害的效果，几达百分之百。
各研究机构在1958年冬季开展了越冬期棉虫的综合调查。1958年棉铃虫最后一代（第四代）曾在北方棉区猖獗发生。河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调查当时的百株卵（虫）数，为历年同代的十倍以上。虽经过大力防治，消灭未彻底的棉田遗留的越冬蛹，为数尚多。根据河南省一百六十块棉田取样检查，每亩平均有蛹六千六百六十六头，其基数较历年显著增多，这一事实，为预测1959年早春棉虫第一代的发生情况，提供了资料。
其他如浙江萧山县浦沼乡副乡长仔细观察了红铃虫为害的花的特征，找到了摘有虫花帽的办法，准确性达90％，捉虫效率提高一倍。湖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利用黑青小蜂防治仓库中的越冬红铃虫，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利用诱集植物防治金钢钻，都在研究工作上或生产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预测预报方面，初步掌握了主要的病虫发生规律，提高了预测预报的准确度，培养了大批公社社员作情报员，开展了群众性的普查，这就有条件掌握消灭病虫的有利时机。
在植物检疫方面。1958年对各地调运的各种种子二十八亿斤，苗木五万一千五百多万株，都进行检疫检验，并建立了无病?种地一百五十三万多亩，苗圃四百一十四个，有力地防止了危险病虫的传播。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室研究出用六六六浸渍方法消灭葡萄插条上根瘤蚜的措施，不仅方法简便易行，效果确实可靠，同时对插条发芽没有不良影响，反而有刺激生长作用。对苹果根部棉蚜，研究出在橱冠外施用对位二氯苯，对一尺深处的棉蚜，杀虫率达百分之百。
广泛生产土农药，为消灭病虫害创造条件
在农药方面。全国各研究单位、学校、工厂广泛开展了研究工作。凡有应用价值的杀虫、杀菌、除草、杀鼠和植物刺激素等新农药，经过合成研究，已投入生产的品种占17％。已完成研究，即可投入生产的品种占44.6％。一年以来，在解决当前农药加工所需的乳化剂研究方面，有着飞跃的进展，已获得制法简便、价格低廉的新型乳化剂。调制1059和1605等农药的乳剂，无论从质量和药效上，均已超过西德拜耳厂出品的乳化剂，达到一定水平。此外，用简便方法制成滴滴涕土膏和胶体硫磺，使用效果都很好。
去年在农药方面，最突出的一点是通过群众性的创造，充分利用植物、动物、矿物和工业副产品等资源，加以试验推广。据统计，全国共发掘出五百余种土农药，建立一百四十七万个土农药厂。使用量达一千六百万吨。据江苏、云南、广西、湖北、山西、陕西六省（区）不完全统计，应用在棉花病虫上的土农药，经过鉴定，防治棉蚜、红蜘蛛、斜纹夜蛾、金钢钻等有效的土农药有七十九种，防治棉病的有效土农药有三十七种，为我国农药研究工作，指出了新的方向。例如从番茄叶提出番茄素，以防治小麦锈病和赤霉病，用石榴皮粉防治白菜软腐病等，均有卓越效果和科学价值。
上述的实例，仅是植物保护研究工作成就中的一部分。但足已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洋教条的束缚，向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大道上迈进。
同其他措施结合
植物保护必须同其他各项农业增产措施密切结合进行。忽略了哪一条都不能充分发挥保字本身的作用。如许多农作物害虫的卵、幼虫、蛹，甚至一部分成虫，许多植物病原菌，大部分的杂草种子都是藏在土中，深耕可以把这些害虫和病原菌深埋地下，或翻到上层增加其死亡率，还可切断草根，减少杂草的萌生。用物理的或化学的方法处理土壤，可以防治许多病虫害。同肥料的关系方面，如小麦的腥黑穗病菌就往往能由厩肥带到土里，引起发病。结合积肥，用杂草或植物残株落叶沤肥，可以杀死病菌和害虫。施用抗生菌肥料，可以抑制不少土中病原菌的滋生。另外，在适当时期施用合理比例的氮、磷、钾的追肥，可以增强作物对某些病害的抵抗性。如稻田施用氮肥过多或施的不匀，植株生长嫩弱，抗病力差，就容易得稻瘟病。灌溉不当，也会引起一些病害的滋长。棉花苗期排水不良，棉田湿度大，会增加病害的发展。而棉田冬季灌水，就可促使土中黄萎病菌的死亡。在缺水的稻田中，稻瘟病往往发生严重。至于说到
“种”，它和防治病虫害的关系就更为明显，有不少作物的病虫害就是借着种子传播的。用物理的机械的方法，可以汰选小麦种子中混杂的线虫病粒，温汤浸种可以防治小麦的散黑穗病和其他许多病害。药剂拌种，能直接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有的用药剂处理过的种子播到土中后，还可以防治一些土中为害幼苗的病原和害虫。由于作物品种本身的特性不同，抗病虫能力强的甚至可以免疫，从根本上防止或减少某些病虫的为害。如二四一九号小麦可以抗吸浆虫，一些抗锈品种可以抵抗锈病。密植能改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的条件。在密植的田中，植株高大茂密，通风透光的条件差，对病虫害的发生有利。同时田间封垅早，使用机具不便，造成防治上的困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密植的条件下，创造出一套防治病虫害的有效可行的措施来。“保”和“工”的关系，就更为密切。除了杀虫杀菌的药剂以外，就必须有适当的器械和施药机具，如各种高效率的喷雾、喷粉器等。最后说到“管”。植物保护本身，在实际上就是农作物田间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中耕、培土、灌水、追肥、保持田园清洁、处理残枝落叶、清除病株以及棉花的整枝、打杈等，如果进行的适当，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
五条综合措施
植物保护的综合措施，应该包括这样几方面：
首先是农业生产组织方面的措施，如制定合理的田地的规划，农作物的配置，作物轮栽换茬，灌溉和排涝系统，以及引用抵抗性的品种等等，都是属于这一方面的措施。
其次是农业技术方面的措施，如从耕作、整地、适时播种、灌水、施肥、田间管理以及处理收获后的植株残余，保持田园清洁等等方面，注意改善农作物生长发育的条件，使这种环境条件对病虫害的发生和发展不利。
第三是专门的预防措施，如用各种办法处理病虫的越冬寄主，消灭田间和田地周围的杂草，特别是种子处理，都是有效的预防办法。一般病虫潜藏的处所，有土壤、种子、根茬、秸秆、杂草、仓库以及木本寄主植物等等，抓着有利时机，用有效的办法来消灭这些潜伏病虫的巢穴，就可以大大减少其发生为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方面是属于直接歼灭措施方面的，这就必须要弄清楚各种病虫害传播的途径，生活习性，为害的条件，发生的规律等，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来扑灭已开始繁殖或大量繁殖的害虫和病菌，这些方法包括有机械物理的（如汰选虫瘿、灯光诱蛾、温汤浸种、低温杀虫等）、化学的（利用各种土洋农药来处理种子土壤及喷粉喷雾等）和生物的（利用害虫的天敌和抗生菌）等等。
最后是检疫的措施，就是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确定检疫对象，划定疫区、保护区，制定检疫制度和检疫的具体办法，有效地制止国外和国内的危险病虫、杂草等的传播，并逐步消灭其为害。
以上这基本的五方面，在具体实行时，又是互相密切配合的，在某一地区或作物生长的某一阶段，某一方面可能会重点突出的，但是作为一套总的综合措施，就不能单纯抓着一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配合，只有用综合措施，才能更好更彻底地控制并逐步消灭其为害，才能在整个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从各方面保护作物健康的成长，以获更多的产量。
必须讲求策略
做好植物保护工作，一定要讲究防治病虫害的策略。1958年在植物保护战线上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掌握敌情、抓住关键、土洋结合、猛攻巧打，只有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地消灭病虫害。防治策略上总的要求，就是要防治得准、防治得狠、防治得巧。做到准，就是要弄清病虫害一般的规律，特别是每一种病虫的特殊规律和为害特性，应该有准确及时的预测预报为基础。狠就是要求既全面、又彻底，要不断提高防治质量，扩大防治面积和规模。防治得巧，就是要求有效的技术方法。特别是在今年药械劳力不足的情况下，“巧”就更显得十分重要了。
植物保护工作，从目前来看，还是农业增产八字宪法中的薄弱环节。去冬今春气温较高，越冬病虫基数较大，死亡率低，活动较早，除应提高警惕注意其发展趋势，还要切实做好药械准备工作。要防治得巧、要节省劳动力和提高效率，不是单纯依靠药剂，有重点地经济合理使用适当的药剂是有效办法之一。除继续创制和生产化学农药外，必须贯彻土洋结合的方针，发动群众大搞土农药，开辟药源，找出更多更好有效的土农药，修配和改善各种土洋器械，同时因地制宜地采用行之有效的农业栽培措施和选用抗病虫品种等，也应该给予很大的重视。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学术讨论空气活跃对
许多学术问题展开了争论
最近上海的学术问题讨论空气空前活跃。人们在报纸、刊物、座谈会、讨论会上，各抒己见，议论风生。争论的问题很多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和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
上海经济学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是上海最近进行的最广泛最热烈的一个讨论。上海经济学会最近就这个问题先后举行了三次专题讨论，着重探讨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必须存在的原因，商品的范围，以及价值规律在当前生产中的作用等问题。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根据自己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所得的成果，进行了热烈争辩。大家都认为，在我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商品生产必须大大发展，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必须给以正确的估计和利用，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但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大家意见还很不一致。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必须存在的原因，大多数意见认为：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是当前商品生产必须存在的直接原因或主要原因，但是单从所有制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有人认为，除了所有制这个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还不能提供高度丰富的产品来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有些人则用社会分工、劳动差别等原因来说明商品生产必须存在。关于商品的范围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国营企业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实质上已不是商品，仅具有商品的外壳。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商品的实质是不同所有者相互交换其产品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我国目前国营企业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所有，“买方”和“卖方”实质上是同一的所有者，因此它实质上已不是商品，仅因为它们在流通中还要核价和付钱，因此还保留着商品的外壳或形式。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国营企业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虽然受到最大的限制，但还没有完全脱离商品的实质。他们认为商品的实质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确定一件东西是否属于商品，就要看它是否有价值。国营企业内部调拨生产资料虽然不转移所有权，但是调拨价格主要是国家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订出来的，是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为基础的，因此不能认为调拨物资已完全没有商品的实质。
关于价值规律在当前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大家分别就价值规律在国营企业生产中和在人民公社生产中的不同作用进行了探讨。有人并针对价值规律在国营企业生产中有无调节作用的争论问题，依据国家计划领导强弱的不同，分别几种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在计划性最强、国家计划直接控制和调节的领域中，价值规律基本不起调节作用，但仍有其促进生产的重要作用；在国家计划只抓产品大类，而品种规格靠供销环节来衔接的领域中，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基本上也不起调节作用，对消费品品种、规格的构成则起着某种限度的调节作用。在计划性较弱而且没有供销环节计划衔接的领域，价值规律在多种条件制约下起着一定限度的调节作用。在人民公社生产中，则具有比国营企业较多的调节作用。
关于教师的主导作用问题
关于教育学的讨论，主要着重在下列两个问题上，一是教育学的对象与任务问题，二是人民教师是不是在整个教育工作中也起主导作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的教育学教研组内引起了争论，现在已引起了全市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兴趣。上海教育学会先后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和学术报告会，讨论还在继续中。关于人民教师是否在整个教育工作中，也起主导作用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教师在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上，作用非常大，对于青少年品德面貌的形成影响更大，但是，总的说来，教师在教育学生的工作中，仍不是起主导作用。直接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不止是教师，还有党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以及学生的组织和集体等等。教师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和其他各方面共同配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许多人不同意这样说法。他们认为在学校教育中教学过程和教育过程是不能分割的，否认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就必然会动摇以至否定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有人说，从学生所能受到的各种教育来看，社会教育是自发的，家庭教育的情况是复杂的，党与教师、学生不是平行关系，教师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教育工作中也起主导作用。
关于心理学的问题
心理学界关于心理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人的心理活动是否都有阶级性；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家肯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阶级性，但是是否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有阶级性，人类是否有共同的心理规律？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不和阶级意识直接联系的心理现象是存在的。他不同意说热和痛的感觉如果不和意识联系起来，不是心理现象而只是生理现象的说法。有人并认为作为能劳动的、在共同的社会组织中生活的人，具有共同的心理和共同的心理规律，并且适用于全人类的心理规律还不止一条。反对这种意见的人认为，人更重要的本质是社会实体、阶级实体，因此人的心理（意识）在实质上都是阶级的心理（意识）。在阶级社会里，要使人的心理具有全社会性和全人类性是不可能的，当然就不存在全人类所共同的心理规律。由于各阶级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思想和习惯，对于同一客观事物，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就会表现不同的态度和采取不同的行动。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区别、阶级特性消灭了，才能形成人类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
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问题，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研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个性的形成、发展、培养的规律，以及作为全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般规律；第二种意见认为是研究人的主观矛盾的科学；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研究主客观之间的矛盾；研究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并能正确的反映它、解决它。
关于评价历史人物问题
北京文学界、史学界对曹操问题的热烈争论，在上海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曹操的作品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到曹操本人的功过问题都有着针锋相对的意见。如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就对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文章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古以来就有人说曹操坏，有人说曹操好。说曹操坏，并不始于北宋，唐以前如陆机、陈寿、刘知几等就都指出过曹操的缺点。北宋以后，也有人称誉曹操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曹操评价就很不错。因此，他认为说不上是翻案。至于在小说戏剧中的曹操，那是另外一回事。关于曹操的功罪问题，谭其骧同意吴晗的意见，认为曹操功过都有，但是功大于罪。谭其骧不同意郭沫若说曹操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的论点。他说，曹操改编了黄巾队伍，就使农民起义军变了质，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说曹操继承了黄巾运动。谭其骧还举了其他一些史实，说曹操为人凶残，杀人很多，是历史事实。他以为郭沫若运用的某些史料值得商榷。他也不同意郭沫若把曹操迁乌桓于内地看作是贯彻“民族融和”政策的说法。复旦大学的另一教授陈守实最近在一篇“曹操与‘天师道’——兼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的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从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总和来看，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阶段来评价，否则就会犯主观、片面的错误。他也以为郭沫若说曹操“把黄巾进行组织化”的提法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