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革命回忆录谁敢摘掉我的红星
少将 蔡炳臣
1932年那年，夏永明同志已经四十岁了，他长得又胖、又壮，眼睛常眯缝着，一笑起来满脸皱纹都一块往两只眼角旁集中，眼睛就藏到这些皱纹后头了。大嘴唇厚厚的，轻易不说话，说出一句来只几个字，利索、有劲。
他在连队里做炊事员工作。驻防时，炊事班的活计干完了，他就替这个新战士打双草鞋，再不，就替那个新战士补补衣服。行军时，他挑着伙食担子笑呵呵的跟在连队后面“压阵脚”，谁要是一掉队，他便凑上来说：
“小伙子是来帮忙来了，还是来和我搭伴呀？”
这时候掉队的人，就会不好意思的喊一声：“咱们到地方再算帐！”脚上加加劲紧往前面赶。
夏永明同志参军前家住皖西六安县乡下，家里有父亲、老婆和两个孩子。父亲上了年纪，家里靠他一个人种田过活，苦熬苦挣的勉强混日子。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经常在这一带路过，每过一回，刮地三尺，老百姓身上得脱一层皮。到1930年，蒋介石派兵围剿红军，国民党四十六师的队伍一开过来，日子简直一天也活不下去。一天，夏永明家断了粮，他拾上个口袋出去求借，跑了半日还是两手空空。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回来。到家门口，听见自己老婆在屋子里喊叫。夏永明猛地一惊，准知道家里出了事，顺手摸了根棒子撞进去。屋里，一个喝得醉熏熏的四十六师的军官正扯他老婆衣服，还有一个大兵，把两个孩子坐在腚底下，嘴对着瓶子往肚里灌酒，老爹爹倒在地上断了气。夏永明一见，朝那军官后腰上就是一棒子，打得那家伙叫着栽倒在地上。那大兵见事不好，丢下酒瓶子便跑出去了。夏永明心想：一不做二不休，骑在军官身上一阵暴打。正在这时，那大兵领着十几个人赶来。被打得哼哼呀呀的军官大声喊：“把这一窝子都给我揍死，我看都是红匪。”
说着，那十几个大兵，早已抡起枪把子来，不分老小一顿乱打。夏永明先还听见两个孩子哭叫，后来昏过去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等夏永明醒来，已是深夜。
屋子里一片漆黑，他摸索着找油灯，没找到，拿块松明点着，只见老爹爹、老婆、孩子横躺竖卧倒了一地。老婆的衣服被撕得稀烂，两个孩子挤在墙角里，旁边一大滩血。他摸摸这个，这个一动不动，又推推那个，那个也一动不动。屋里的家什被砸得乱七八糟；箱子，盆子，锅，没剩下一件囫囵的。
完了！只半天功夫夏永明被国民党白匪军祸害得家破人亡。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跌坐在他老婆身旁，眼睛直楞楞的盯着两个孩子。好像他再也起不来了。
破碎的窗户、门被风吹得忽哒忽哒响，松明的火苗一劲跳闪。他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什么，拾起来看，原来是那个狗军官的帽子，上面钉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夏永明将帽徽揪下来，狠狠的摔在地下。
第二天，夏永明把惨死的一家老小掩埋起来，反锁上门走了。
就这么的，夏永明参加了红军。
他刚到部队时，还是愁眉苦脸的，和国民党部队打了几次仗之后，看见每回都消灭很多敌人，慢慢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变得和谁都亲亲热热的了。
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工作作的特别好。不管驻防、行军、打仗，也不管战斗多么激烈，夏永明准能给大伙按时开饭。他挑的伙食担子，油盐酱醋，勺盆碗，外加上他自己挂在扁担两头的斗笠和竹笛，准比别的同志挑的重二三十斤，但，不管情况怎样紧急，也丢不掉他的伙食担子。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和夏永明的交情，是从锅巴开始的。
我到部队时，他已经是个老炊事员了。他烧饭烧的特别好，没有菜也能吃几大碗。特别是他烧饭烧出的锅巴，焦黄焦黄的。他淘完饭，再烙一会，用锄饭的小铁锨在锅中心使劲一敲，哗一声，锅巴都掉在锅底上。他总是把这些锅巴分给各排工作好的同志吃。
一天，吃完晚饭我从伙房门前过，看锅台上一大块锅巴，忍不住进去捞了一块，刚往嘴里填，叫他看见了，他把脸一沉：
“小蔡，做啥！没看见通讯员小刘送信还没回来，这是给他留的！”
我一看撒腿就跑，这一跑倒把他逗笑了，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
“哼，小鬼，真挑皮！”
不几天，部队在麻城南打沧子铺来增援的学生军，我缴了一支步枪。也是吃完晚饭之后，夏永明喊我：
“小蔡，你来！”
“做什么？”我过去问他。
“嘿嘿，你想吃锅巴吗？”
“怎么不想吃，你舍得给呀！”
“哈，缴了枪吗，给你！”看他那个样子，比他缴了枪还高兴。
他拿出来一大块锅巴，一点一点捣碎了放在一个大碗里，还给浇上两勺肉汤，热气腾腾的。我一尝真香。他先看着我吃，一会拿起他的黑油油的竹笛来吹上了。
我寻思，这是给我贺喜呢！没等我开口他说了：“小蔡！这算给你摆庆功宴了，往后好好干，多缴枪、多杀白匪，有得锅巴吃！”
从此我们俩有了交情，不过工作不好时，一样吃不着锅巴。
西安事变之后，1937年10月，我们在江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奉命改编成新四军。
改编之后，要换衣服，换帽子。要把钉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摘下来，换上带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大家思想都不痛快。开大会，开小会，领导上再三再四的解释：“我们是为了团结抗战”，大家才不再说什么了。
可是，夏永明同志，怎么的也抹不过来这个弯。
换衣服这天，老夏还照旧，穿着红军的灰土布衣服，戴着八角帽。
伙食班长去给他换帽子，他说：
“我不换！我当红军就是冲着这八角帽和红五星来的。”
“指导员讲了多少遍了，你没听呀！团结抗日吗！”伙食班长讲得不耐烦了，动手替他换。
这下子他可火了，一胳臂将伙食班长拨开，往后退了两步，瞪着大眼睛说：“我看谁敢来摘我的红星！”看样子这时谁要往前走一步，他真会一拳给打回来。
伙食班长叫他这一喊楞住了。
这一吵闹围上来一大帮人，连长、指导员都来了。
大家散了之后，指导员和他唠了半天，他才把八角帽纸包布裹的收起来。可是，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他还是没戴。
夏永明同志在部队中作炊事员工作，一直作了十多年。队伍扩大了，叫他去当管理排长，他说：“我不去！我这角色很好，排长让给年青人吧，他们年纪小伶俐。”
我和夏永明同志分别了一个时期，1941年我在新四军二师十一团担任政委工作时，又和他遇在一起了。那时候根据地扩大了，地方上需要人，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年龄大，在部队上工作不方便，确定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我到炊事班去看他，给他送行。
夏永明同志还是那个老样，前额上好像多了几条皱纹，看他的精神又像比以前年青了几岁。
“老夏同志。”现在同志们已经这样称呼他了。
“老夏同志，再给块锅巴吃吧，往后要吃不成了。”
“我知道政委来准得要锅巴吃。”他说着给我泡了一碗肉汤锅巴。
“吃吧，我要走了，以后吃锅巴时，可想着我！”
他看着我吃完了才去收拾行李。
我们大家一直送了他好远才分手，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政委，我走了，等打完鬼子再见！”他和大家挨个握了手，然后戴上那斗笠摇晃着走去。这使我想起了他挑着担子，跟在队伍后“压阵角”时的样子。
他都走得很远了，斗笠上画着的一颗红星我们还看的真真的。
（原载“长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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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的生命……
栋榕森
在广州旧书摊买到一本“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著），是1931年8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是九一八的前夜，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空气非常紧张，人们引领北望，憧憬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苏联。这本书曾在一个周刊上连载，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年1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七天的经历，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小册子的作者在出书两年后（1933）一篇文章里说：此书“竟有人当作关于苏联的宝贵读物，在两年中间行销了数版”，确实是如此。昨日偶在旧书铺中得到第二版，记明是1932年1月20日出的，那时正是九一八后四个月，一二八前几天，空气是更为紧张了，而读者愈加想了解这个新生的国土。“大众不但要从研究苏联中，找寻客观的事实，而且也想从这社会主义的‘雏形国家’的描写中，找寻他们的未来生活的憧憬。”（胡愈之：“苏联大观”序言）作者用了最大的同情和热情，来描写他在莫斯科的见闻。那时候，我们是处在白色恐怖下面，层层封锁，使读者难于知道这个国度的正确消息。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的青年，对于苏联是具有无穷的信念的，但是也不容易说出我们的苏维埃兄弟，是在怎样地生活着和斗争着。这本小册子恰巧用作者亲身的经历，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作者写到那艰难的岁月，写到和生产劳动打成一片的学校，写到集体农庄，写红场，写列宁墓……也写一些困难。所有这些，在那时看来都是十分新鲜的“奇闻”，简直像太阳光透过层层的浓雾，射到人间一样，吸引着万千的男女。
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前，在我们的国家，宣传苏联是犯罪的，连读这样的书也不得不躲躲闪闪。在我买到的那一册旧书上，写着下面的字句，虽然墨水已经氧化褪色了，可是字是工整的，还很清楚，那是一封信：——
“你的学校寒假期中所指定应读的这本书，我替你买着了，特由邮寄给你，希望你一心一德的去读，不要辜负了我买这本书的意思。此致
映霞妹 兄彬购于芜湖
1月31日
如遇不懂的名词，例如：苏维埃、普罗、和布尔乔等名词，可以查看新术语辞典，便可明了意义了。”
我不知道这写信的和受信的是谁，他们是否健在，我更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兄妹。如果有，这位哥哥的拳拳之心是可以感激的。但我疑心那是一种假托，那时未必有一所如此进步的学校，竟会指定这本书当作学生的假期必读书。我很怀疑那是一位进步的青年故弄玄虚，骗过那时的邮政检查官，把这本好书寄给他的同道的。遍翻此书，页页都崭新得很，没有一点读过的痕迹，因此我又怀疑在邮寄的途中，被国民党的检查官所检扣，直到解放后才能重见天日。
这些都是遐想，没有什么根据的，但那时反动派尽管如此摧残文化，封锁新闻；群众却是一点也不肯低头的。鲁迅先生说得好，中苏两国，无论国民党反动派要跟苏联“绝交”还是“复交”，“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因为“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有些书底子过分单薄，本来不该生存在这世界；有些书虽也有它生存的意义，或者还起过一时的作用，但不久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力。但是有些书却在它出世的时候就吸引了众人的注意，教育他们，带引他们走上人类解放的道路，而它本身也确实记录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真实，几十年后虽则时迁景变，广大的读者自然无需乎再去亲近它了，然而这样的书却还有自己的生命。“莫斯科印象记”属于最后这一种：它在黑暗的王国里给渴望光明的青年投过一线光明，它在两大民族的友谊的生长中起过肥料的作用，它又满怀信心记述了年青的苏维埃国土的欢乐和痛苦，今天读了，也还栩栩如生，可以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反映了过去走过的脚迹，并且照亮了未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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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烈士诗钞?
就义诗 夏明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诗二首 贺锦斋
云遮雾绕路漫漫，一别庭帏欲见难。
吾将吾身交吾党，难能菽水再承欢。
忠孝本来事两行，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誓为人民灭虎狼。
南京书所见 李少石
母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争日月光。
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
寄母 李少石
赴义争能计养亲？时危难作两全身。
望将今日思儿泪，留哭明朝无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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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有备无患
张静虚
任何工作发展的进程，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各个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一环往往成为下一环的准备阶段或基础。各个环节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而且能够防患于未然。我们对待一切工作，要有备，才能无患。在革命战争期间，在每一个战役之前，我们总是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所以不断地打了胜仗。在经济建设和生产运动中，我们也强调有备无患，例如，在当前小春生产的后期管理方面，对于有倒伏危险的小麦，要及早作好预防倒伏的工作。
这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不，完全不是这样。对任何事情，多从困难处着想，不但不会使我们遭到什么损害，反而能够推动我们更周密地安排各项工作，使我们更有把握地对付意外的事变。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工作中，我们不能不注目于现实，但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要看得更远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辩证法。鼠目寸光，必将一筹莫展；只有高瞻远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抓住事物的矛盾，事物的本质联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有科学的预见，才不会迷失方向，从而才能做到真正的“备”。“备”有两种：一是脱离实际的“备”；一是基于实际需要的“备”。前一种显然是主观主义的，是“备而不用”，甚至“备而无用”，其结果少慢差费；后一种则是实事求是的，其结果多快好省。
基于实际需要的“备”，正是在现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掌握工作进展的规律，善于掌握一定时期工作的中心环节。比如我们抓住作为保证今年农业高产、多收的一个环节的合理密植。在大春生产方面，就要配合着合理密植来进行播种和栽植的准备工作，并且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比如，我们认识到深耕是密植的基础后，对种植各种作物的田土，都要抓一下深耕。由于深耕和密植，就需要大量的肥料，这就一定要掀起积肥造肥的高潮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随着困难的不断克服而不断地前进，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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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看湛江版画展
马克
正在北京展出的湛江区第一届版画展览会，是广东湛江地区十二个县群众美术创作活动的结晶，也是我国版画艺术发展中的一个新收获。面对着这些内容充实、生活气息浓厚，而且几乎全部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的版画作品，真使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这个来自南海边的引人兴味的展览会展出的二百五十余幅版画中，大都是1958年结合每次政治宣传和当地各种具体的生产斗争而创作的，作者本身又是各个战线上的普通劳动群众，所以一般都具有充沛的感情。而且题材广泛，形式风格多样，并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画中描绘的不论是渔民的劳动生活，或是练兵、射击等民兵的斗争活动；也不论是水稻、甘蔗、盐田等丰收的气象，或是群众大炼钢铁、修水库开运河等生产建设的情景，都洋溢着一片欣欣向上的情绪，渗透着人们对生活对劳动的热情和赞美。特别令人可喜的是工农群众木刻创作的成长。
展览中，工农的版画不仅数量较多，而且质量也有提高。像邓晓俊的“深耕”、邓均伦的“鸭群”、张文子的“田间文化亭”和郑富的“堵海”等，在取材、构图和黑白调子处理方面，都较好地掌握了版画的特点。画面单纯、朴实，毫无矫柔造作之感。例如“深耕”这幅单色木刻，作者以突出的形象和明快的调子，描绘了农民在劳动中的新面貌。画的前景是三个正在用牛耕地的妇女，后景是一群正在紧张采矿炼铁的农民。一幅画表现两件事，主次分明，非但不感到分散，反而更加强了作品的时代感。画中的人物神情动态逼真，能使人感到他们对劳动积极自觉的态度。此外，展览中还有许多出色的作品，在这篇短文中不能一一谈及了。不过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有一些作品的套色比较生硬，色彩不协调，不善于运用简单的套色表现出丰富的色彩效果。例如崔冠璋的“海滨市场”本是一幅具有南海风光的佳作，可惜由于套色不当而削弱了作品感人的魅力。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成功的展出。它的意义不仅只是给我国的版画艺术增添了许多好作品，而更重要的是再次证明了版画这种艺术形式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版画艺术的种子，在群众的土壤上已得到了迅速的成长。湛江区的版画创作，就是由少数的教师、干部开始而逐渐扩展到工人农民中去的。这次参加展出的一百多位业余作者中，就有四分之一是工人农民。从湛江区版画创作的第一次丰收，我们能预见我国版画创作更加繁荣。
（附图片）
文化担到田头 邓增勋
深耕 邓晓俊
在舰上作客 喻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