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技术革命的途径
陆天虹
1959年工业生产大跃进的新高潮正在形成，广大职工鼓起了比1958年更足的干劲，热情奋发地定要超额完成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首的全部国家计划。今年的跃进和去年的跃进有着共同的规律，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在工业战线上继续坚持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但是今年和去年也有着不同的情况，这就是今年不但要继续大跃进而且还要比去年跃进得更好。要完成今年的宏伟计划，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许多企业的设备、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力量等与所担负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相适应，确保重点与全面照顾有矛盾，基本建设进度与生产要求有矛盾，等等。这些都是在不断跃进中提出的新课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和解决。
克服困难、解决矛盾、促进新的跃进的基本道路，只能是实现技术革命，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这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主要的东西。这就要求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保证多快好省而又安全地完成计划，并且顺利地解决生产中的一系列矛盾。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是这样来认识问题，他们不是紧紧抓住技术革命这个中心环节，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大量增加劳动力和新设备上面。这些同志热心于根据陈旧的定额去计算人力、设备负荷、原材料与任务是否平衡。他们认为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技术革命的潜力已经挖的差不多了，再也没有多少油水了。在得不到新的设备和劳动力的时候，有人就打算用增加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为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途。社会主义生产既然是以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为目的，人们的需要没有止境，生产的发展也没有止境。每个劳动者都迫切地要求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这不仅是为了减轻劳累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希望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技术革命的主要任务，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是要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使一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在一个企业的一定时期内必须有明确的具体的目标。技术革命的号召必须和完成当前生产任务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服务。要实现今年大跃进，在生产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矛盾：机器设备的负荷能力、原材料来源、劳动力、技术力量的帐是要计算的，但是计算的目的不是为了消极地向上级伸手，而是为了找出阻碍跃进的关键性问题，找出技术革命在当前的主攻方向，以便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去突破它。例如，有的企业主要是机器设备不足，他们开展技术革命的内容首先就是依靠自力更生，用洋土结合的办法，大造机器设备，武装自己。当然，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今后生产进一步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把技术革命的目前任务和长远任务结合起来。
技术革命，是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自始至终要贯彻集中领导与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少数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关在办公室里冷冷清清地算来算去是不行的。一定要依靠群众的智慧。劳动者最聪明，因为他们最熟悉生产，最了解生产中的问题，最关心技术的改革和劳动的成果，也最有实践的经验。每一种技术的革新都只有把计划任务、完成计划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困难都交给了群众，发动大鸣大放，才能找出全局的和每个生产环节上的关键问题。找出了关键问题，就有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启发和集中群众智慧的武器。领导的责任是要指明方向，高插红旗，号召人人献宝，做什么，革什么，才能普遍造成轰轰烈烈的局面，促进人人动手又动脑，做到技术革命遍地开花。当合理化建议大量出现、革新项目不断试验成功以后，就需要集中起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把那些证明能够解决关键问题的适合需要的项目迅速普遍地推广，投入生产，以便迅速收效，并且巩固和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决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进行重点试验，在政治挂帅之下，使技术理论和劳动实践的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那种在技术革命中把技术人员丢在一边，不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做法是不对的。工人在总结和运用自己的实践经验，用之于革新技术的过程中，有了技术人员的帮助，就会事半功倍，不然就可能走弯路。同时，实行三结合的过程，也是技术人员在思想上和技术路线上进一步自我改造的过程。
技术革命既是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就要十分重视每个工人的点滴成就。哪怕只有微小的技术上的革新和改进，只要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都是值得提倡的。任何一项技术的革新都是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由土到洋逐渐发展的，有了第一步的成功，就必然会有第二步第三步的成功。而且越是落后的生产部门和手工劳动多的部门越需要改革，这些部门只要稍有改革，效果也越是显著。在手工劳动中只要采取一种简单的机械，往往立即可以将劳动效率提高数倍到数十倍，节省出大量的劳动力。这种革新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必花费多少投资就可以成功。当然，我们也不以微小的革新为满足，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生产转到现代技术的基础上去，因此一定要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在发动普遍革新的同时，对于本行本业的尖端科学技术也要组织专门的人力去进行研究、试验，以备条件成熟时逐步采用。但是那种放松当前的点滴革新，一味追求尖端科学技术的做法，则是不现实的。为搞尖端而影响计划的完成，更是不允许的。
在技术革命运动中，人们都关心设备的更新。但更新设备也要注意到两方面，在可能条件下增添新设备和充分利用与革新现有设备一定要结合起来。而且主要的应该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许多企业有不少陈旧的设备，磨损太大，效率不高，负荷能力小，不能适应任务的需要。但是许多企业的经验证明，陈旧设备的面貌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即使是几十年的陈旧设备，只要进行了必要的检修或者革新了主要的部件，就能返老还童，把负荷能力提高到新设备的水平。武昌第一纱厂的纺纱机是1919年造的，老的没了牙齿，开起车来真是“锭子摇头，罗拉跳舞，锡林打架，马达发烧，机车喊叫”像个老牛破车。上级本来决定投资换新设备。但是在今年的大跃进形势下，又决定把新设备去武装新建厂，老设备不能报废。工人们不但没有气馁，反而为老机器开展了四十岁的“祝寿运动”，要它返老还童，为大跃进服务。在这个运动中，人人献寿礼，把老牛破车整顿的焕然一新，产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条件许可时，是应该增加一些最新的技术装备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对现有设备的利用和革新。其实，对老机器设备进行不断革新改造的结果，机架是老的，主要的机件是新的，它的生产能力就可以飞跃到先进的水平。这是技术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大力改革工具设备的同时，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操作的熟练程度。工具设备的革新对于生产的提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同样的工具设备，在不同的人手里，生产的效果却大大不同。如果把一般工人的操作水平都提高到了熟练工人甚至先进生产者的水平，就等于增加几倍的设备能力。在去年大跃进后，各个企业吸收的新工人所占比例很大，教育他们虚心地向老工人学习，向先进生产者学习，迅速地提高技术水平和操作熟练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工具是由人来掌握的，人的思想状况与技术水平和工具的生产效果是密切相关的。
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也是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又是技术革命的动力。在新事物面前，在暂时还没有被人们认识了的事物面前，思想上的束缚力总是存在的。因此就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说，人们的思想解放已经到顶了，迷信不需要再破除了。相反，技术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仍是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以科学分析的精神不断地探索、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过程。思想解放越彻底，迷信破除越彻底，人们就越是敢于大胆地想，大胆地干，人们就越能深刻地认识和学会正确地运用客观规律，从而也就越能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在实践的效果上人们积累的知识越多，思想越是能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那末人们迷信的程度就越少，思想的解放就越彻底。自由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而没有实践，客观规律是认识不了的。因此，必须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的点滴成就，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提高认识。实践了，试验了，成功了，再去帮助他们找理论上的根据，而不要在群众还没有动手的时候就用科学理论根据去限制群众的手足。生产的发展没有止境，技术革命的发展也没有止境，人们思想的解放也永远没有止境。领导者的责任，就在于帮助群众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努力学习文化和技术，更加提高技术革命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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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一竿子到底
（上海“解放”第七期评论摘要）
上海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取得了重大胜利，一个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生产运动已经到来。但就每个单位来说，运动发展的情况还不平衡。有的单位，用一竿子到底的办法，把国家的方针、任务直接同群众见面，并充分地吸取了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样的单位，措施就订得具体、抓得住关键，干部和群众都感到心中落实、目标明确，于是干劲十足，热气腾腾，生产上立即出现新的气象。有的单位，方针、任务虽已推向群众，但层层下达，七折八扣，发动群众面既不广又不深不细，群众的智慧和经验也没有充分集中起来；因而虽有措施，但不具体；想抓关键，关键不突出。在这样的单位里，干部心中不落实，摇摇晃晃，群众干劲不能充分发挥，因而，运动虽已展开，但进展不快。还有极少数的单位，方针、任务、计划、指标等等，还停留在领导干部少数人的小圈圈内，关门算帐，或者少数几个干部决定后就布置执行。群众的干劲，受到压制。这样的单位，只能是冷冷清清。
只有把国家的方针、任务，各项计划指标，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为群众所了解、接受，才能为群众所掌握，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企业的计划指标、措施的正确与否，也只有倾听群众的意见，在群众实践中得到检验。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完成什么任务，我们都要真诚地、谦逊地同群众商量，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启发他们的自觉，发扬他们的积极性。
把国家的方针任务直接同群众见面，不但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任务的过程，同时，又是组织生产高潮的过程。群众是最关心生产的，也是最熟悉生产的。他们讨论国家的方针任务，讨论本企业的计划、指标、措施，这样，就会掀起鸣放热潮，争辩深透，多面交锋，问题才能暴露，真理才能找到。在这个基础上，指标措施才能落实可靠，关键才能攻破，真正的群众性生产大运动才能形成。
把国家的方针、任务直接同群众见面，既有利于提高群众的觉悟，又有利于克服领导上的主观主义。我们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认真地同群众商量，他们就会进一步感到你是把心交给了他们，和他们呼吸相通，从而也就更加鼓舞了他们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群众的意见当然是各种各样的，在自由讨论中，群众才会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加以比较，展开争论，而真理是愈辩愈明的。正确的意见，在讨论中，更加充实、完整，并得到肯定；不正确的意见，在讨论中，也逐渐为群众所抛弃。所以，讨论的过程，也就是群众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只有听取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后，经过分析、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抓住关键；贯彻政策，执行任务，才能更全面、更正确，才能正确地反映群众的要求，反映客观实际。
一竿子到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方法，也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能不能这样做，就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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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好好领导竞赛和评比
（北京“前线”第七期社论摘要）
评比，是唯物辩证法在工作中的运用。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在工作中寻找对立面，进行比较，发现典型，推动一般。
无论做什么工作，结果总有好有坏，成绩有先进有落后，这就是对立面，任何工作的过程都普遍存在着这些对立的现象。既然事情有好有坏，有先进有落后，我们就必须首先分别好的和坏的，看它们怎样好怎样坏；然后加以比较研究，分析各种条件，看它们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经过分析以后，好的典型和坏的典型就突出了，人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克服落后状态，使工作全面地向好的看齐。
好的和坏的，先进的和落后的，这是两头。抓住这两头，就更容易带动中间。在客观事实中，大量存在着中间的状态，它们不算好，也不算坏；不算先进，也不算落后。正如群众中有许多中间分子一样。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抱着中游主义的思想，这当然需要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去影响和改造他们。但是，还有许多人并不甘心居于中游，他们愿意进步，这就需要加以热诚的帮助。目前在开展社会主义红旗竞赛运动中，有许多人处于中游状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水平。但是，要提高他们决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而只能够抓住两头，去影响和推动他们。有了先进的这一头做榜样，人们就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去努力；有了落后的这一头做镜子，人们就知道应该怎样吸取教训，警惕自己。
应该看到，对立面是会互相转化的。在正确的领导下，通过群众性的评比运动，并且有先进的事例做榜样，落后的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逐渐转化为先进的。反过来，先进的单位和个人有时因为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往往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不能继续提高，被别人赶上了，以致退居于落后的地位；或者连原来的水平都保持不住，而远远地落后了。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主观的能动作用，使落后的单位和个人，更多更快地向先进的转化，而极力防止先进的变成落后的情况发生。
这样的评比，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有效方法。在评比中要提倡英勇争先的精神，对于中游主义的思想要继续给以同志式的批评和纠正。同时还要注意，有一种甘心落后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过去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反映。在今天人们的思想领域中，它虽然已经不占什么地位了，然而它仍然有一些残余的影响。在某种条件下，这个落后思想还会偷偷地侵入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好像耗子偷偷地爬上了灯台一样。我们在评比的时候，也无妨顺便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种落后思想的残余，以便帮助群众完全摆脱一切落后思想的影响，好让大家轻松愉快地投入大跃进的高潮，鼓足冲天的干劲，去争取上游再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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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神州国光社出版
戴逸
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从1951年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九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共约两千万字。这是一桩规模较大的史料整理工作。“丛刊”的出版对于近代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提供史实，积累材料，对于历史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具体历史过程，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间揭露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历史工作者首先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以免被纷乱浩繁的史料所俘虏。同时，历史工作者又必须掌握确切而丰富的史料。只有对大量史料进行了综合和分析，才有可能洞察历史的真实过程，才有可能对客观历史进行科学的概括，正像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资本论”第二版跋）
但是，历史工作者在掌握近代史资料方面却存在着许多困难。近代史资料十分丰富，其数量大概要以百亿千亿字计。人们常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中国古代史书的丰富，可是由于近代文化发达和时代较近的关系，保留下来的近代史资料的数量还要远超过古代史书。研究工作者限于精力，势不能一一涉猎。并且，近代史资料又很分散、杂乱，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理工作，许多珍贵史料，秽积尘封，埋藏在纸堆里，不为人所闻知。这是妨碍近代史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因素。
“丛刊”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代史资料缺乏的问题，有助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丛刊”具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编者们遵循着统一的方针，以阶级斗争作为线索，提供了有关近代革命运动的大量资料。尽管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丛刊”中还只能录入许多反动方面的记载，但是通过序言、书目解题、按语、编排方法以至像“辛亥革命”中从零散资料汇辑的“人民反清斗争”专栏，都可以看出编者们的政治倾向性。历史资料一般都是阶级斗争的记录，即使进行最初步的整理工作，立场问题也是首先应该注意的，否则必将陷入客观主义或烦琐主义的错误。
第二，“丛刊”编辑方法大体上采用了类书的编辑方法，即把近代历史分成若干重大事件，合则成为丛刊，分则成为专辑，每个专辑又按照事件的发展区分成相互联系的若干类目，各种史料分别按照其内容而系于不同的类目之中。这种编辑方法虽然有时不免要把一本完整著作割裂开来，但是从利用史料的角度来看，为了驾驭大量不同内容的资料，使之绳联玉贯、条目分明，按类编纂的方法是必要的。
第三，“丛刊”的编者们在搜集、选择、摘录、标点、校勘方面进行了辛勤的劳动。仅据“义和团”的编者说，他们涉猎了三百多种史料，而仅仅选录了四十八种，由此即可见整理工作的艰巨性。特别是许多史料因经过官方的删改和因印刷抄写的模糊讹错，缺陷甚多，编者们多方觅求各种本子进行校勘，或者直接从档案中抽补，这种工作对于史料的利用和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第四，编者们对于曾经大量印行过的资料，一般不再选录，因此，“丛刊”中所收集的很多是未经刊刻的抄本、流传很少的印本和原始档案。单是这些稀见本的刊行，对于研究工作者就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在反动统治时代，这种稀见资料或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或者埋藏在旧纸堆中，广大群众和一般历史工作者根本没有见到的机会；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只有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许多藏书家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的今天，这些珍贵资料才会被整理出来和公之于世，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
由于“丛刊”一方面搜集了丰富和珍贵的资料，并进行了校勘，所以它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它又经过初步的选择和一定的编排，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条理性，也可以作为教学上一般参考之用。
当然，“丛刊”的编辑工作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总的体例方面，“丛刊”很重视每次革命高潮和战争的史料，这是正确的，可是它对于革命低潮时期的史料却完全忽略了。大家都知道，阶级斗争是经常存在的，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才会形成革命高潮和武装冲突。近代史上的革命和战争虽然特别高昂和频繁，但是它们也总不能代替历史发展的全局。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来说，一方面固然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公开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即使在和平年代，帝国主义也通过了各种外交手段，逐步地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中国人民也相应地有无数自发的、地区性的反抗斗争。因此，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说来，各种外交交涉和人民反洋教的史料就是不可缺少的。可惜“丛刊”在这些方面没有提供什么东西。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不少，如各种制度的演变、人民的生活状况、秘密会党、边疆地区的开发、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等方面的资料，都还需要加以补充。
“丛刊”在具体的编选方面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多数专辑都是按照史料的内容来分类的，可是，“太平天国”专辑却主要按照资料的来源分类（分成革命方面记载、清方记载、外人记载等），“戊戍变法”专辑虽然考虑了史料内容，但是偏重于史料的形式（分成专著、上谕、奏议、书牍等），“捻军”专辑的分类也过于笼统。以上三个专辑，在同一类目之下，收录的内容太庞杂，读者翻检不便。并且，各辑编选的资料也有遗漏、重复或冗长的毛病。例如，“太平天国”中所收录的大多是清方私人记载，又偏重在很晚才开辟的江浙战场方面，而有关太平天国的主要战场——安徽、江西、湖北方面的资料却反而很少，这样就不可能反映太平天国的全貌。又如，有关上海小刀会资料更是越出了该辑的范围，应该和福建、两广的天地会、小刀会另编专辑。“捻军”中对于奏议一概不录，这也是值得考虑的。由于只选地方性资料而连最重要的奏议也完全摈弃了，这就使这一辑资料显得很零散。“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两辑中的外交档案，既然是经过了选录的，那就不妨精益求精，而像现在那样经过选录以后的档案，仍有一百二十多万字，易使读者望而生畏。“丛刊”基本上接近于类书的性质，不能过分求全求备；至于档案的全部刊布，应该另属专书。此外，“中日战争”中缺少各阶层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专栏，“戊戍变法”完全不录重要的学术著作，“义和团”的资料完全集中在京、津、直隶、山东，而对于其他各省的反帝斗争（特别是东北）未予重视，“辛亥革命”中缺少1905年的反美斗争和各地的收回路权矿权运动，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也未适当著录反对派的言论和活动，等等。这些缺点，作为一个系统的资料集来说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最后，有些资料所附的“书目解题”，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书目解题”内介绍了大量未被录入“丛刊”的资料，使读者的视野豁然开朗，了解到有关专题目前资料的大体情况，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可惜这些“书目解题”还只是平铺直叙的介绍，很少有高瞻远瞩的评论，而且介绍也大多太简略些。为了提高史料整理工作的质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资料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论，从当时的社会关系中阐明资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这不失为今后资料工作的一个方向。二百年前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曾经产生了一部巨大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后代学者寻求知识的津梁。随着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日益繁荣和各种典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不断开展，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古籍提要显然也是十分需要的。我希望今后推广和发扬“书目解题”的形式，逐步为编写一本新型的古籍提要准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