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报刊文摘

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分配方式,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分配方式虽然取决于生产方式,每一种过时的分配方式,都随着过时的生产方式的消灭而消灭,新的分配方式,又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但是新的分配方式一旦产生,对于生产方式决不只是起消极的适应作用,相反,它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提高,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所以在确定分配方式时,就必须依据于生产方式的性质,就必须考虑到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只有如此,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以及人民公社的巩固和提高。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与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劳而不获,多劳少获比较起来,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不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并且也共同享有劳动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共同依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享有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种分配原则,是符合于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也是符合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它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是公平的、合理的。
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实质上就是要承认差别。由于生产基础的不同,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有的生产基础好,经济发展水平高;有的生产基础差,经济发展水平低。所以公社和公社之间,管理区和管理区之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就有富裕程度上的差别。由于经营管理的不同,有的经营管理得好,有的经营管理得不好,所以各个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收入,也就有着一定的差别。由于人们的体力、技术和劳动的不同,有的体力强,有的体力弱,有的生产经验多,技术水平高,有的生产经验少,技术水平低,有的劳动态度好,有的劳动态度不好,有的从事复杂劳动,有的从事简单劳动,有的从事脑力劳动,有的从事体力劳动,各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同,所以各个人的收入,也就应该有多少的差别。这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承认它。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差别的性质根本不同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带有阶级剥削和农业合作化之前由于农民内部阶级分化而引起的贫富差别的烙印。这是生产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引起的差别,这是经营管理上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这是人民内部在劳动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别。正由于有上述各方面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差别,因此在对1958年分配问题的处理,1959年分配计划的制定,都必须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的要求,正确地制定有关的经济政策,并正确地执行这些政策。
今天我们承认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正是为将来创造条件,消灭差别,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承认差别和消灭差别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有的差别是能够消灭的,有的差别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永远存在,至多只能够把它缩小到最小限度。对于能够消灭的,就必须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步地消灭它。如果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不积极地去消灭它是错误的。如果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单凭主观愿望,人为地去消灭它也是错误的。
目前,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看法,归根结底,不外两种。一种人认为,要消灭差别,就应该在人民公社中,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就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使富裕的社更加富裕,使不太富裕的社迅速地赶上并超过富裕的社。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公社之间、管理区之间、生产队之间的差别,以及由这些差别而引起的社员收入多少的差别,逐渐趋于平衡。无疑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如果认为消灭这种差别,无须乎要什么过程,因而企图采取拉平分配的办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离开了生产的高度发展,采取了简单的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摘自山西“前进”第四期社论:“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如 何 变 富
穷与富,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毛主席说:“穷则思变”。变就是转化,就是使穷转化为富、走向反面。在这里,首先要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穷与富。在解放以前,穷是被剥削阶级的穷,是多数人穷;富是剥削阶级的富,少数人富。解放后,情况根本不同了。生产资料已经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成为集体和全民所有。穷富对立的阶级根源已经消灭了;但由穷变富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原来经济基础却极为薄弱,生产落后,虽然去年大跃进,生产了一千一百万吨钢,七千五百亿斤粮食,六千七百万担棉花,这是惊人的成就;但按人口平均,生产数量还不大,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第二,在生产的发展中,有些单位生产发展得快,摆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困状态也快,有些单位生产发展得慢,还没有完全改变原来面貌。可见穷富差别还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认识,这种穷富差别,与解放前的穷富悬殊是有本质区别的。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生产大跃进,我国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与解放前比较,已有很大提高和改善,只是提高和改善的水平还有所不同。
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采取不同方法去解决,旧社会的穷富矛盾,是对抗性的,我们采取了武装斗争、变革社会制度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了。
在解放以后,由穷变富的道路,是组织起来的道路,是合作化的道路,是人民公社化的道路,是大跃进的道路,也就是现在走社会主义、以后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实践证明,这种富是所有人都富,是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少数人富裕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各生产单位之间,还存在差别,差别就是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解决这种差别的原则,从那些穷的单位来说,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充分发挥内在潜力,加上国家的支援为辅,迅速地把生产搞好,赶上富的单位,从领导上来说,对于穷的单位,应尽可能予以关照和帮助。帮助穷的单位,赶上富的单位,这是符合抓两头的领导方法的。抓两头,就是用先进来带动中间,同时帮助落后赶上先进,这样来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这种领导方法是合乎客观发展规律的好方法。我们用各种方法,特别是要从干部、物质和技术等方面来帮助穷的赶上富的,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穷的变富,富的更富,我们农村的面貌,就会更快地改变过来。
有没有办法,使穷很快变富呢?有以下几种办法。
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关键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正如有些同志所说,千条万条线,政治思想工作是第一条线。这本来是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的。穷的单位,有些群众可能有特殊思想问题,如认为底子薄,有依赖思想等等。我们要针对这些具体思想进行工作。要教育他们下决心,立大志,在较短的时间赶上富的单位。只要有志气、有决心,局面很快就能够改变。毛主席所举的河北省遵化县的“穷棒子”合作社可作证明,我们安徽省有无数类似的公社也可作证明。我们只要思想工作做得深透,充分发挥群众的干劲和智慧,在经济上翻身不但可能,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不仅一个穷的公社可以很快变为富的公社,一个穷的县也可以很快变为富的县。
第二,改造自然。有些地区和生产单位之所以穷,除其他原因外,往往由于多灾和土质不好。这些地区,要挖掉穷根,穷的社会根源已经解决,自然根源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必须与自然作斗争,必须用大力兴修水利和改良土壤。水利兴修起来,土壤改良以后,水患就可以变为水利,坏地可以变为良田,不收变为多收,低产可以变为高产,总之,矛盾斗争的结果,不利条件必然向有利条件转化,这样穷就转化为富。
第三,技术改革。改造自然要改造得快改造得好,要达到花劳动力少、生产效果高,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
除以上办法以外,那些较穷的单位,还应根据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本单位的具体条件,多种一些高产、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济和开展副业生产,使经济力量更快的增长。
我们要用很快的速度来使穷的单位变为富的单位,这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一场重要的斗争,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也是改造主观世界的伟大斗争。这不仅是这些单位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
(摘自安徽“虚与实”第四期,李凡夫:“如何由穷变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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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学工作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南京大学校长 郭影秋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革命
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是学习的主要方法,也是我们教学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教授课程,必须贯彻执行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脱离实际,今天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确实是中国教育的一大革命。去年秋季以来,我们在开展这一革命的斗争中,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如党的领导问题,教学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改变社会风气的问题等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彻底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努力。
旧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传授和学习间接经验,对于直接经验根本不加重视。学生一进入学校,即和生产实践、社会生活实践完全隔绝,即使做点教育实习或生产实习,也是浅尝即止,根本不能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问题。学生们所学到的尽是书本知识,这些书本知识有些是正确的,也有些是不正确的,即使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毛泽东)这种知识,只能是片面性的知识。怎样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那就很成问题了。
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大学的教学工作,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多数师生们,不再跟社会生活相隔绝,而是密切注意社会生活的发展;不再轻视生产劳动,而是把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野外工作劳动和社会义务劳动,不但加强了思想锻炼,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提高了专业知识。至此,大学中所传授的不再是纯粹的间接经验,学生们所学习的也不光是书本知识,劳动改变了教学工作的面貌,劳动开始使师生们具有学以致用的能力。我们认为这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正确道路。
基础课、专业课,都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
经过大半年的摸索,在基础理论课方面,有三个问题开始明确,即学时比重问题,与生产劳动结合问题,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问题。
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界限,有些专业较易划分,有些专业很难划分。旧教学计划中规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总学时中的比重为40%至60%,是很需要的;但是政治课的比重只占10%左右,那就不适当了。学习党的教育方针以后,政治课的比重上升为15%至20%,这就连带引起一个问题,在总学时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削减基础理论课呢还是适当调整专门化课和选修课?经过争论和试验以后,把各类课程比重规定为:政治课占总学时的15%至20%,基础课和专业课占50%至65%,专门化课和选修课占10%至25%(原为16%至34%),既加强了政治课,又适当增加了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重,对专门化课及选修课也按不同专
业作了必要调整,我们认为这样安排是比较合适的。
基础理论课能否结合生产,结合实际,是有争论的。有人强调基础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肯定不能结合生产、结合实际;有人则认为理论来自实践,生产劳动完全可以代替实验。这两种说法都有片面性。我们认为,理论是前人的或外域的直接经验,它的系统性应该受到尊重,可是“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毛泽东)。如果把理论神秘化、概念化,不让它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那末这种“理论”就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僵尸,现在无用将来也不会再有什么发展。相反,如果把理论应用于实际,不只可以推动生产与生活的发展,而且会在实践中更加巩固与发展理论知识。物理系的学生结合专业从事铁淦氧的生产,数学天文系的学生运用数学天文理论从事天文望远镜的制造,他们在这方面都有深刻体会。但这决不是说科学的理论系统可以任意割裂了,只要“做什么学什么”就行,而无须从事系统的理论学习了。某单位对基础理论课教学曾经进行过两种试验:一种是只讲授理论不进行实验,用生产劳动来代替实验;一种是只讲授工艺过程不讲理论,经过生产劳动以后再来补授理论。两种试验收效都不太好,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结论是:基础理论课仍须系统进行,实验课也必须认真做好,生产劳动能代替一部分实验但不能完全代替实验。
在基础理论教学中要体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对于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也必须作相应的改变。过去,基础课与专业课,多科并进,互不联属,教公共基础课的教师,只管本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懂或者是不管专业课的理论体系,从教者来说,他所传授的东西诚然是系统的、完整的,但从学者来说,因为头绪纷繁,各自成理,在接受和消化各种不同的系统理论上,就要花上双倍的气力。因此,不只在课程安排上应该注意并进课程的相互联系,而在互有关联的各门学科的内容上也应相互照顾,去掉不必要的重复,增加相互阐明的资料;删减过分陈旧的内容,讲授最新的科学成就。这样,会在同样的教学时数中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试行两种办法:一种是由专业课的教师兼教基础课,如生物系的教师兼教本专业的数学;另一种是组织公共基础课的教师补学一定的专业课,如数学教师补学所教专业的物理学或地质学。前一种办法似乎有效一些,后一种办法则更切合今天教师缺乏的实际情况。
合理安排“古”、“今”课程的比重,学会用土洋结合的办法进行实验和生产实习
过去,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厚古薄今,重外轻中,只洋不土的现象是普遍的。双反运动以来特别是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来,情况有了改变,但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解决。
厚古薄今的现象,在文科过去是很突出的,有些专业的课程设置,古代的多达五分之四,现代的只及五分之一。理科也有类似情况,如物理系,花费大量时间讲授量子力学中的波尔——索麦菲理论和电动力学中的经典电子学理论,但是很少讲或不讲近代物理学的最新成就。严重的还不仅在于古、今比重的安排不当,而在于泥古轻今或颂古非今的资产阶级教学观点。有人以为“只有古代的东西才算学问,近代的东西不算学问”;在讲授课程的时候总是越古越好,对古代的东西很有感情,对现代的东西则不感兴趣,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当然很难谈到古为今用,“理论与实际相分离”也成为一种必然现象。
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偏向以后,有人对于古与今的关系又有另外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要不得的,都要从大学的课程表中剔除出去。这自然是不对的,人类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总是要批判地继承的。因之,在我们新拟的教学计划中,古与今的比例有了变动,但不是过大的变动。如:中文系的文学史,过去古今比例为1∶0.2,现在为1∶0.37;历史系的古代史和近代、现代史的比例,过去为1∶14,现在为1∶16。这种安排是合适的,厚今薄古并不是不要古了,而是把古、今合理的安排,用正确的观点去对待。随着古、今比重的变动,在课程设置上也作了新的变动:中文系增设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工具书使用法及文献学、逻辑学,历史系增设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古汉语写作实习,外文系增设了当代工人阶级革命文选、现代汉语和写作实习。这些理论和工具课的加强,对于专业教学与联系当前实际,均有重大作用。当然,要真正教好、学好这些课程,关键性的问题还在不断提高教者与学者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
关于土与洋的问题,在综合性的大学中,不如工科学校接触得那末广泛,但是在生产劳动中也破除了很多迷信,取得不少成绩。过去,学生的实验与生产实习,只会应用洋设备、洋办法,就连生产实习,也是消费性的实习。勤工俭学以来,已逐步学会用土设备、土办法解决问题,变消费性的实习为生产性的实习,既完成了教学、生产任务,又学会了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不能不说是教学工作中的一大跃进。关于这方面的成就和事例很多,如天文专业的学生,用手工制成了国内第一架马克苏托夫式天文望远镜;物理专业的学生,用土设备试制成功铁淦氧单晶;地学各系的学生,在野外工作中运用土办法或土洋结合办法,解决许多生产问题等等,都说明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是正确的。下面我且举地理系师生在长江中上游所作的第四纪地质及地貌调查,以及由此而进行的荆江河曲的研究工作,作为例子:
地理系地貌教研组,去年暑后到荆江地区做调查研究工作,开始没有明确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查勘工作进展不大。经过总结研究,他们创造了“土洋结合”的办法。所谓“土办法”,就是依靠群众,依靠千百年来长期与荆江水患作斗争的劳动人民,深入访问他们,拜他们为师;所谓“洋办法”,就是进行航摄照片判读,微地貌的研究以及打钻等等来开展工作。工作开始,他们判读了航摄照片,找出古河道的遗迹与相应的微地貌,根据这个探索,深入群众访问,再根据访问材料布置手摇钻,通过打钻进一步实证访问资料。一个月中,他们访问了二千多人次,打钻一百四十余孔,搜集大量资料,查明荆江古河道,对于荆江河曲的发展史提出了新的意见,依据新的确凿的资料,推翻了前人所作的结论,并对河曲成因问题提出新的富有创造性的论据。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运用土洋结合的方法,是做好生产、科学研究工作,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
专门化教学和科学研究要把当前需要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目前具体反映在基础课教学、专门化训练与科学研究选题这几个问题上,其结果均直接影响着我们培养人材的质量。处理得好,教育质量会大大提高,处理得不好,也会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基础理论课的问题,前面已经作了论述,下面只谈一下专门化及科学研究选题的问题。
全面大跃进以来,专门化教学有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专业都贯彻了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方针,在学生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事结合专业的生产并从而开展科学研究。有些新开的专门化,采取“做什么学什么”的办法,学得了一些新的知识,并利用科学最新成就,进行专业生产和新产品试制工作,对于破除迷信,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问题不能停在这里,必须在既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整顿、巩固、提高。综合大学中培养的人材,其知识范围不能太窄,系统的专门化理论知识不能割裂,否则将会影响学生独立工作时的独创能力。因此,今后应该一面照顾专门化的基本建设,如组织学生参加建立实验室,进行新产品试制和专题研究等等,另方面又要特别强调专门化系统知识的训练,这样,既可以结合当前生产、生活情况,又兼顾了培养人材的长远利益。
在科学研究方面,和专门化训练的情况有些类似。实践证明,科学研究也能采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当群众干劲冲天,方向对头的时候,几个月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质与量上都超过过去几年的成绩。对这些成绩不作足够的估计,就会丧失前进信心,走回“为科学而科学”的老圈子。但是从一个大学来说,教学工作毕竟是主要的,不能老是停课搞科学研究;同时,在科学研究选题方面也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东西,只解决目前生产、生活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应当更全面一些,把当前需要和国家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不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不只长远利益将会受到损失,即在当前安排上也是很难做得通的。例如,关于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三结合基地建设的问题,文科各系固然感到生产与科学研究的紧密结合有困难,理科各系虽然比较好些,但困难也不是不存在。化学系的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开办一个光学玻璃厂,但当一种新产品试制成功的时候,作为科学研究来说又有新的进展,但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生产成品还必须照常生产,矛盾仍然存在。因此,把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停留在当前利益的做法是很不够的,还要准备解决生产、生活中将要发生或以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对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如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矛盾,事实需要与材料不足的矛盾,现在需要和将来需要的矛盾,必须仔细排队,恰当安排。一方面不能为科学而科学;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实际,另一方面又不能只顾目前实用而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两条腿走路,仍然是基本原则。
做好基础课教学,专门化训练与科学研究选题的安排,其目的都是为了教好学生,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今天有用明天更有用的共产主义建设人材。在作安排的时候,必须照顾到学生的承受能力和身体健康情况,关心学生的生活,减除过重的学习负担,工作休息力求有节奏,体育锻炼做到经常化,这些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重要部分,必须纳入整个安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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