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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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铁路运输系统掀起声势浩大的全国跃进新高潮
分秒必争 斤两不让 做好开路先锋
二百多万职工第一季打了个漂亮仗,第二季要打个更漂亮的仗
薄一波和曾山同志在广播大会上号召争取有更多的职工到北京参加群英大会
新华社31日讯 “全面跃进红旗竞赛运动”即将在全国二百多万铁路职工中进一步展开。30日下午二时到七时,全国有四十多万铁路职工在各地铁路建设工地、铁路工厂、车站,参加了铁道部召开的关于进一步开展这个运动的有线广播大会。
铁路职工们情绪十分高涨。十六个铁路局、工厂、设计院等单位的代表和先进生产者,在这个动员和誓师大会上提出了他们的倡议、竞赛条件和措施。各地铁路职工纷纷打电报和长途电话来响应大会号召,向大会报捷,并且提出自己的跃进目标和保证措施。大会共计收到电报和电话四百多起。
全国铁路系统的“全面跃进红旗竞赛运动”,是今年3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之后开展起来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和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曾山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国铁路职工立即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跃进的高潮,人人当先进,个个作模范,争取有更多的铁路职工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煤炭、冶金、林业、粮食等部和铁道兵部队都派出代表到会向全国铁路职工表示祝贺和希望。
全国铁路运输部门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运输计划。今年以来,各项运输指标逐月提高。3月份每天平均装车数达到三万四千八百车,比去年装车最多的月份每天还多装两千多车,货车周转的时间降低到二点四五天,比去年成绩最好的月份又缩短了零点一三天。但是,今年铁路的运输任务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在第二季度,货运量要完成一亿三千万吨以上,每天平均装车数要完成三万六千五百车以上,货车周转时间要缩短到二点四天以下,货车净载重量要提高到四十吨,新造和改造机车要达到五百五十台,新造客货车要达到一万辆以上。此外,修建煤铁森林支线、复线、枢纽车站和勘测设计的任务也都很繁重。
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在大会上代表铁道部,向胜利完成第一季度运输计划的全体铁路职工和铁道兵表示热烈祝贺,并对各地方、各兄弟部门的支援表示深切感谢。他提出:为了把全国铁路全面跃进红旗竞赛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以保证国民经济大跃进对铁路运输的需要,首先必须继续反对保守,努力加速机车车辆的周转和造车、修路的速度,同时提高质量,保证安全,降低成本,实现全面大跃进。其次要大闹技术革命,加快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第二季度,要在装卸、养路、施工等方面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减轻笨重的体力劳动。他提出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加强路内路外大协作;要步步前进,不断提高。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志杰向全路职工提出了“分秒必争,斤两不让”的战斗口号。
沈阳铁路局代表向大会提出的竞赛条件是:按日按旬按月按季度完成运输生产任务,做到煤钢增产,铁路增运;国庆节前完成基建施工任务的75%;货车周转时间从4月份起按年度计划降低12%;机车日产量自4月份起按年度计划增加10%;货车净载重达到四十二点七吨。他们的措施是:大闹技术革命,大力推广高站台、低货位、线路搬家等先进经验;大力开展装卸、养路、施工机械化运动。
今年3月首先向各兄弟铁路局提出开展社会主义友谊竞赛的北京铁路局的代表,在会上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他们要在今年组织四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是:在5月前赶上全国各局先进的指标,迎接“五一”。第二个战役是:超额完成上半年运输任务,实现倡议条件,迎接“七一”。第三个战役是:全面完成各项任务指标,迎接国庆十周年。第四个战役是:作好冬运工作,全面完成并超额完成年度计划,迎接1960年。在所有战役中,都要保证工作质量,保证安全正点。
上海铁路局的代表提出,上海铁路局一定要超额完成客货运量。为此,从4月份起要将货车周转时间缩短到一点四二天;机车日产量要比年度计划提高10%;日车公里要提高二十五公里。他们并且提出了各种具体措施。
锦州铁路局阜新车站的代表提出他们要作到“三个结合”,保证提高车辆运用效率。这三个结合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结合,产、运、销的结合,装、卸、运的结合。他们还提出要广泛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装车,用机械来装棚车,以提高运输装卸作业效率。
哈尔滨车辆工厂先进工人苏广铭提出,要在今年完成五年的工作量。为此,他要在今年提出和实现六十项合理化建议,包括利用废料作成五台土洋结合的自动化机床。他还提出要帮助小组里的十四个徒工尽快达到能够独立操作的水平。
兰州铁路局陇西机务段机车司机林彦荣代表全局机车乘务员表示决心,要战胜乌鞘岭(那里有千分之二十坡度的大坡道),把红旗插上祁连山。
在大会结束时,吕正操副部长作了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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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在京委员和首都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集会
声讨西藏叛国集团滔天罪行
认为平定叛乱促进了祖国统一和西藏新生
新华社31日讯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的委员以及首都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两百多人,今天集会严厉声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国的滔天罪行,他们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要求彻底地肃清西藏叛乱分子。
这个座谈会是政协全国委员会邀集的。座谈会开始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应邀到会,就西藏的情况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问题讲了话。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七十六岁的喜饶嘉错大师(藏族)说:“我作为一个年老的藏族人,听到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消息后,对这种叛国的滔天罪行,感到万分愤怒和极大的痛恨。我完全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讨伐叛乱分子的命令。”他说,我是个佛教徒,按照佛教的教义来说,是以慈悲为主,不主张打仗的,可是西藏叛乱分子公然发动武装叛乱,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违背西藏人民的利益,这是国法和佛教教规所不容的,政府彻底平息叛乱,是完全必要的。
喜饶嘉错说,西藏的叛乱分子都是些反动的大地主、大牧主,他们拿佛教当旗号,当招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其实他们没有一点爱护佛教和爱护西藏人民的心肠。喜饶嘉错说,西藏叛乱分子是最无耻的人,也是最愚蠢的人,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却不想想帝国主义是否靠得住,这应该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他们发动叛乱只是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不仅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佛教和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正在为这件事兴风作浪,想插手进来,实在是阴险无耻,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破坏西藏人民的利益,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
喜饶嘉错最后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历来就是贯彻执行协议的,对西藏很照顾,给西藏人民做了数不清的好事。政府这次平乱,政策很宽大,对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保护得很好,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对此十分拥护和感谢。
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主席皮漱石说,天主教界人士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恶毒地把人民解放军的平息叛乱说成是“剥夺宗教自治”,对此我们感到愤慨,皮漱石说:“这完全是污蔑,我代表天主教界声明:在新中国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并且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西藏的叛乱,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阴谋活动,他们不仅是祖国的叛徒,也是宗教界的败类,人民政府对这一小撮叛乱分子应该严加惩处。”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组组长达浦生(回族)说,我代表全国伊斯兰教人民竭诚拥护人民政府平定西藏叛乱。帝国主义和垂死的蒋介石匪帮分子以及西藏反动势力,企图制造我国的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这是他们愚蠢透顶的妄想,是加速替他们自己挖下埋葬自己的坟墓。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促进了祖国的统一和巩固,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相信西藏人民将走向繁荣幸福的道路,对此我表示热诚的祝贺。
作家舒舍予(满族)在会上说:制造拉萨叛乱的一小撮叛徒,是为国法所不容的,也是为本民族所唾弃的。他们兴风作浪,只是为了自己得以横行无忌,结果必定自取灭亡。他说,敢敌视最可爱的民族政策的人,是全国各民族一致痛恨的人。使各兄弟民族团结得更好,互助得更多,亲如手足,齐步前进,这是每个民族中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对那些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民族败类,我们就铜墙铁壁般地立在一起,彻底粉碎那最可耻的阴谋和罪行。他最后高呼:“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组副组长载涛(满族)说,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反动分子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间的团结。西藏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违背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丧心病狂地进行叛变祖国的罪恶活动,这是每一个爱国人士决不能容忍的。我也是少数民族,我认为民族中的败类必须彻底铲除。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严厉谴责了西藏反动集团的种种罪行,他说,西藏上层叛国分子长期以来对内残酷压榨西藏人民,对外勾结帝国主义,他们一直是民族的敌人。中央人民政府几年来在西藏作了那样多的好事,耐心地等待他们,希望团结起来,而他们仍不憣然悔悟,终于自取灭亡。这是我们的仁至义尽,而叛国分子则是恶贯满盈。赵朴初说,这件事情说明了我们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说明了西藏历史正揭开新的一页,而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赵朴初最后在会上宣读了他在会前收到的一封电报,这个电报是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杨丹珠活佛发来的。杨丹珠在电报中谴责西藏叛乱分子不仅违反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而且违背了六亿人民的意志。杨丹珠说,这种极端反动的罪行,为国法所不容,为藏族人民所不能宽恕,亦为佛教教规所不容。他要求政府迅速平息叛乱,严惩一小撮叛国分子。
基督教界人士、燕京协和神学院院长蒋翼振说,西藏反动分子叛乱的失败,说明帝国主义在西藏的阴谋彻底破产。我们基督徒竭诚拥护国务院的英明措施,我们欢庆西藏人民的新生。过去,帝国主义常常利用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和感情进行反动活动,因此我们应该特别提高警惕。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族组组长卢汉(彝族)说:我看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叛国活动的消息后,万分愤慨,他们为了维护残酷剥削人民的奴隶制度,继续与人民为敌。对于这些罪恶滔天的叛国分子,必须坚决肃清。卢汉说,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对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民族政策有亲身的感受。人民解放军进藏时不拿西藏人民一针一线,进藏后又帮助西藏人民建设。而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却忘恩负义,丧心病狂的进行叛乱,这是十分令人愤慨的。我希望人民政府早日平息叛乱,坚决肃清西藏叛国分子。
历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说:西藏地方政府不能代表西藏人民,他们既然武装叛乱,就必须镇压。美国统治者自称是文明人,可是它们总是喜欢最落后的东西,只要那里有奴隶制度,它们就热心地加以保护。这次美帝国主义者认为有机可乘了,其实这是妄想,企图利用落后的东西来对抗社会进步,那是对历史开玩笑。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梅龚彬最后说,为了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为了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政府所采取的平乱措施是十分英明的。西藏上层的一小撮叛乱分子就好像脓泡一样,现在叛乱平定了,脓泡除了,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地向前发展。(附图片)
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和首都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集会声讨西藏叛国分子的座谈会会场。新华社记者 雪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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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致电毛主席周总理
继续坚定反帝爱国立场
竭诚拥护平定西藏叛乱
新华社31日讯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所属全体僧俗人民30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定西藏叛乱的命令。电文如下:国务院周总理并转敬爱的毛主席:
国务院周总理3月28日发布的关于西藏地区的命令和决定,我们全体僧俗官员和所属僧俗人民一致表示竭诚的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
正当西藏人民和全国兄弟民族一道向着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迈进的时候,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违背人民的意愿,背叛祖国,他们这些伪装的豺狼,玩弄着鬼魅伎俩的手法,对中央几年来宽大为怀、耐心教育的态度看成是中央软弱可欺,长期以来,即肆无忌惮地制造叛国阴谋和进行叛国勾当。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特务分子以及西藏邻省逃入西藏的反革命分子相勾结,于去年5、6月间开始,就制造了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到处抢劫烧杀、奸淫掠夺,给我们西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特别是今年3月19日夜间,纠集了相当数量的叛匪,胁迫了部分的群众和喇嘛,公然向我中央驻拉萨的机关部队进攻,并搞非法的“独立”活动。他们这种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滔天罪行,彻底地撕毁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违背了宪法。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叛匪一贯是包庇、纵容、勾结、支持,直至公开策划、领导叛乱,这种叛国罪行是全国人民和西藏人民所绝不容许的。国务院3月28日的命令和对叛国分子的惩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对叛国分子的惩罚。这是他们被人民所唾弃,踏上自取灭亡的道路。今天,解散了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以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这是坏事变成了好事,给西藏人民开辟了彻底解放的广阔道路。从此,西藏地区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今后,我们发誓永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更进一步加强团结,继续坚定反帝爱国的立场,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叛乱,为保卫祖国统一,早日进行改革,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西藏而奋斗。
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及所属
全体僧俗人民
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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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卡塞姆总理复信周总理
希望中伊亲密友谊与日俱增
新华社巴格达30日电 卡塞姆总理今天写信给周恩来总理,答复周总理托中国访问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团长包尔汉转交给他的信。
卡塞姆在信中说,在7月14日的革命使我们摆脱了锁链和障碍以后,我对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迅速进展同你一样地感到高兴,并且希望亲密的友谊和互利的交往与日俱增。过去的锁链和障碍使我们不能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卡塞姆说,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在你们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伊拉克期间,我们宣布完全退出巴格达条约,我们这样做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也是符合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的。
卡塞姆说,我不必谈到伊拉克人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光辉成就所怀抱的友好和钦佩的心情,因为你们的文化代表团将会告诉你们伊拉克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怎样的尊敬和友好态度。卡塞姆在信中还谈到中伊两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友谊和经济、文化关系。卡塞姆表示,他希望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成功、进步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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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成立
新华社巴格达31日电 伊拉克—中国友好协会已经在30日成立。伊拉克教育部督察、去年10月访问过中国的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团长阿布德·扎尔扎拉被选为协会主席,伊拉克和平战士全国委员会总书记、著名律师阿齐兹·谢里夫被选为副主席。
协会30日发表声明说,在卡塞姆总理领导下的民主政权使伊拉克人民能够“在同社会主义世界的人民建立友谊和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中实现高尚的志向。因此,内政部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批准了我们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高举着保卫世界和平与人民自由的高尚旗帜)之间的友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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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论合理密植
翻遍1958年各种农作物高额丰产的经验总结,篇篇离不开“密”字。合理密植一定能够增产,这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密”字已经明文载入农业生产的根本大法——“八字宪法”,它反映了作物栽培的一条基本规律。要获得更大的丰收,就必须坚定地全面地按照“八字宪法”行事。“八字”之中,在不同的时期要有不同的重点和中心。在播种和栽植时期,重点和中心就在“密”字上。播种和栽植的准备工作,要围绕着“密”字进行;种植以后的各项管理工作,也要很好地适应“密”的要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密”是农作物高产多收的中心环节。说“密”是中心环节,并不是说它是高产多收的唯一重要因素,也不能笼统地说“越密越好”。“百喻经”里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个愚人,到别人家里作客,吃饭嫌淡而无味;主人知道了,给他加了些盐,他就觉得味道很美。他想:味道好,是因为有盐;加了一点点盐就这么好,加多了一定更好。于是,他就光吃起盐来了。这样一来,又苦又涩。其实,任何美好的东西,都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越多越好。知道了密植能增产就一味求密,超过一定的限度,反而会减产。有这样一个例子:广东新丰县梅西青年试验农场去年种的晚稻,在同样的耕作条件下,每亩三十六万苗的,亩产一千一百五十斤;每亩六十万到八十万苗的,平均亩产一千九百一十斤,产量最高;每亩四百万苗的,虽然增加了技术措施,亩产只有七百斤;此外,有一块旱直播试验田一亩播了五百斤种子,打算长出一千万穗,结果禾苗长不起来,没有一点收成。在别的一些地方和别的一些作物方面,从大田生产和小面积试验中了解到的许多事实,都可以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密”是好事;缺少一定的条件,超过一定的限度,“密”就会变成坏事。这正是:超越真理一步,就会走向荒谬。也正是:过犹不及。
当然,条件是会发生变化的。不只人为的条件是可变的,自然条件也能改变、控制或者适应的。因此,所谓密植的限度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变的。过去人们认为小麦的“密度极限”是每亩五十万穗,水稻的“密度极限”是每亩二万穴到三万穴;对其他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大都定出了一定的“极限”;认为如果超过了这样的“极限”,就不能再增产,甚至要减产。1958年,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实践冲破了这些“极限”。亩产三千斤以上的小麦高产试验田,每亩都有一百万穗以上。广东过去水稻每亩插一万穴左右时,平均产量在四百斤以下;去年晚稻每亩插五万穴左右,配合其他措施,平均产量一跃为千斤左右。其他如玉米、薯类、花生、豆类等,过去许多人认为不适宜密植的,去年在不少地区合理地提高了种植密度以后,加上其他必要的措施,也都大大增产了。广大群众因此深切相信:不但政治斗争必须由党来领导,生产斗争也必须由党来领导。正是因为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解放了思想,并且创造了新的条件,所以能够打破在旧的条件下形成的陈规。这可以说是我国农业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辉胜利,也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打破了陈规,是一件大好事。可是,这并不是说,就不再需要一定的规矩了。适应新条件,必须立新规。为了立新规,应该接受过去研究作物栽培的一切有益的成果,在新的条件下利用它、提高它、发展它。但是,立陈规的人们所采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我们却不可再用。他们用静止的观点看事物,看不到条件是可以变化的;他们用机械的观点看事物,看不清情况是复杂多样的;他们用孤立的观点看事物,看不准密植同其他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只看到互相制约的一面,看不到互相促进的一面。这样,自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密植的规律。立新规,一定要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各个不相同的、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制约的各种条件和各种情况。笼统地死板地规定“密植极限”固然不对,笼统地死板地规定“最低密度”也同样不对;另一方面,也不可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密植没有一定的限度,不可以认为主观上想怎样密植就怎样密植,就能达到高产的目的。
要正确地确定密植的程度,必须认清密植同别的增产措施的相互关系。例如:土地翻得深,作物的根能向更深的土层中伸展,在单位面积上就能容纳较多的株数而又使每一株从土壤中得到足够的营养。根扎得深,也能增加作物抗倒伏的能力。群众说:“深耕密植得珠宝,浅耕密植得稻草”,这句话正确地反映了深耕和密植的关系。可是,也要看到深耕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限度,并不是越深越好;在有些地区,因为土质或地势的关系,耕得过深了反而不好。作物的根的伸长,也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无限地伸长。耕的深度也不能不受到目前条件下可能使用的劳力和农具的限制。肥、水、种、保等项增产措施同“密”的相互关系大体上也是如此。一方面,要力求加强这些措施,使它们适合密植的要求;另方面,也要看到,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是有一定限度的,密植的程度又必须同已有的和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措施相适应。总之,在确定密植规格的时候,必须对当地情况全面地、综合地加以考察研究。有人把很少一部分试验田发生倒伏、病虫害多等现象和产量不高都归罪于密植,这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把增产完全归功于密植,因而脱离其他措施孤立地片面地追求高度密植,那也是不正确的。
要正确地确定密植的程度,还必须认清密植同自然条件的密切关系。光照、风力、土质、地形、气温、湿度等等自然条件,特别是作物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对密植程度都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也要看到品种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自然条件有一些也是可以改变或控制的。稻、麦过去一般都认为是浅根作物,在深耕密植的条件下,它们的根也会较多地向深处伸长。棉花,在一些地区也培育出茎高枝短桃多根深的、适合密植的新的优良品种。此外,还可以改进种植方式(如合理配置行距株距,高秆作物和矮生作物间作,等等),以便适应自然条件,达到密植高产的目的。总之,在确定密植规格的时候,既要考虑到自然条件可以用人力改变的一面,力求改变自然条件以适应密植增产的要求;也要考虑到在目前某些条件还不能改变的一面,力求使密植的程度和方式适应自然条件(包括作物生长的环境和作物本身的特性)。
要正确地确定密植的程度,还必须照顾到劳动力的多少,做到不误农时,而且不妨碍公社经济的全面发展。一般地说,密植比稀植需用较多的劳动力。一方面要看到:多用劳动力能多增产,这是值得的;另方面也要看到:如果密植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要用特别多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能解决,以致降低播种、插秧的质量,管理不周,耽误农时,就达不到增产的目的,甚至会减产。当然,不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实行苦干和巧干,不力求按照密植的要求改变技术条件、物质条件和自然条件,不力求改进劳动组织、劳动管理和改革工具、提高工效,而在困难面前止步或者退却,不力求合理密植、甚至降低已经获得增产效果的密植程度,那也是不对的。同时,又必须看到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时期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各个地区要在这一定的限度内统筹全局,力求最恰当地规定不同的土地上的各种密植规格。
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制订出不同的密植规格,是十分重要的。规格是什么?不应该是凭主观想像作出来的生硬的规定,而应该是作物的生长和培育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客观规律是存在的,是可能掌握的。即使一时不可能完全正确地掌握,力求接近正确总是可能的。当然,在十分复杂的事物中掌握和反映客观规律,的确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可是,这决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其实,办法早就有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无数事实证明,群众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只要放手发动群众讨论,就能制定出来合理的密植规格。广西宾阳县在全县农民技术骨干会议上就密植问题展开了一次讨论。讨论结果,大家都认识到,去年密植增产的在99%以上,密植失败的不到1%。失败的也不全是由于种得过密;其中一部分是其它措施配合得不适当,一部分是遭受了自然灾害。大家也认识到:少数种植过密的试验田虽然失败了,也不是白费了力气;既是试验,就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失败了也可以得到宝贵的教训,可以了解密度怎样才是最合理的。再说,这种高度密植也是基于高速度增产的强烈愿望,用心是很好的。他们在讨论中把各种规格的密植的增产效果作了比较,找到了在目前条件下适合不同地区的各种密植规格,总结了解决密植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的经验。福建闽侯城门人民公社,也发动群众对密植规格、增产指标展开了一次大辩论。辩论之前,一些人对密植有怀疑,对完成增产计划缺乏信心。在辩论中,社员们实事求是地对大量的密植增产的事实作了分析,自己教育了自己,然后对密植规格提出了具体意见。公社干部集中群众的意见,制定了适合社内各片土地具体情况的密植规格。辩论到最后,仍然有四个社员思想不通,坚持“三代老规矩”。别的社员一方面继续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说服他们,一方面由队里拨出一块地给他们种,让他们同其他社员进行竞赛。这样,人人感到自己是公社的主人,心情舒畅,干劲勃发,满怀信心,力争亩产超过三千斤;同时,提出了几千条改进生产的合理化建议,掀起了生产高潮。
各地各社各队的领导干部,都要和群众(包括技术员)在一起,总结当地过去各种种植密度的庄稼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生产经验(包括大田的经验和试验田的经验)。要让群众把各种情况加以比较。一方面,要找出哪种情况下单位面积产量最高;一方面,也要找出过稀或过密的教训。当然,也不可拘泥于过去的条件下的老经验,既要尊重老经验,也要启发群众看到目前的条件的变化。要看到地力、物力、人力的提高,也要看到目前提高的程度仍然是有限的。只有经过试验证明确实有效的密植规格,群众才容易接受。凡是没有经过试验证明确实有效的,就不要急于大量推广。在群众意见还很不一致的时候,可以作多种多样的小面积的试验,不可强求采取同一种规格。在较大面积上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最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经过试验成功的。应当注意,有些有特殊条件的小面积试验,即使成功了,如果在大面积推广时难以具备同样的条件,也不可贸然普遍推广。
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无限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又是有限的。个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限度是比较狭窄的,集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比较宽广的。反对密植的保守主义者的错误是对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盲目密植造成减产的错误也是对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要有丰富的实践,所以要一切经过试验。要有正确的认识,就要集中群众的智慧,所以要放手发动群众。
农作物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可是,在一定条件下又是有一定的限度。条件,也是可以改善的;可是,在一定时期,这种改善也是有限度的。要雄心勃勃地力求创造和运用各种有利条件,争取高产再高产,也要实心踏地地力求使计划和措施适应现有的可能的条件。要为密植高产创造最好的条件和充分运用已有的条件,就必须群策群力,所以要放手发动群众。要使密植规格和其他措施最恰当地适应一定的条件,就必须精益求精,所以要一切经过试验。
只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密植就一定能合理,也就一定能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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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干净净扫清西藏叛匪各地
藏族人民一致拥护国务院命令
新华社31日讯 全国各地的藏族人民热烈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平息西藏叛乱的命令,并且一致声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国罪行。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夏茸尕布活佛发表谈话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罪行,令人极为愤恨。他说:“西藏和平解放后我曾两次前往西藏,亲眼看到宗教和风俗习惯得到保护和尊重。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解放军。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不顾民族利益,长期勾结帝国主义,纵容叛匪残害人民,处处阻挠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最后竟公然发动武装叛乱,滔天罪恶已达极点。”
夏茸尕布指出,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并且必将得到应得的惩罚。
兰州市和甘肃省许多民族地区的各族各界人民举行了许多座谈会,他们都表示热烈拥护国务院的命令。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策仁娜姆(藏族)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西藏反动势力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叛国活动,为国法所不容。甘南藏族自治州德乌鲁市的干部、群众在30日举行了座谈会。拉卜楞寺院活佛加木羊(洛藏九美)说:西藏人民永远忘不了解放后共产党和国家给予他们的幸福生活。中央对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叛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这是完全正确的。临潭、洮江、德乌鲁等县、市各族人民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在甘南乳品厂藏、汉族工人举行的座谈会上,藏族工人道尔德说:西藏的反动上层妄想分裂祖国和破坏祖国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藏族群众决不答应的。德乌鲁市合作人民公社藏族社员拉高说,西藏反动上层公开进行武装叛乱,这是违背藏族人民利益的,我们要把这些叛匪清除的干干净净,好好建设新西藏。“甘南报”编辑部这几天还收到许多藏族读者表示拥护国务院命令的来信。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阿旺嘉措、降央伯姆、夏克刀登、所仁克增和州妇联副主任杨正初(都是藏族)等,都表示拥护国务院命令,并且谴责西藏叛国分子违反藏族人民的意志进行武装叛乱的滔天罪行。1954年曾到过西藏的阿旺嘉措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解放后一直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现在他们竟公然发动叛乱,这是他们在自取灭亡。而这个反动集团的复灭,就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开始。
正在南京准备参加解放军第二届运动会南京赛区竞赛的藏族运动员,表示热烈拥护国务院的命令。女运动员斯居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活动是违反人民意志的,也是西藏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另一个运动员斯巴他的父亲曾被西藏叛匪抓去后挖瞎了眼睛,弟弟也被叛匪打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救了他们,给他们治好伤,斯巴他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定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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