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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热情劳动愉快生活
在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报综合报道 当“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正以空前高涨的政治和劳动热情，争取新的更大的成就，来庆祝自己的节日。
苏联
苏联妇女正在以新的劳动成就庆祝自己的节日。在广大的农村，许多工厂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妇女都纷纷组织共产主义劳动队，努力生产，为争取更好地完成七年计划而积极努力着。
莫斯科“三山”纺织厂、第一二钟表厂和制药厂等工厂，这些日子里已是一片节日气氛，那里劳动着的80％—90％是妇女。这些工厂的数十个争取共产主义劳动队称号的工作组进行了生产竞赛。这两天纺织厂制药厂的许多女工每天都完成了120％—200％的工作量。
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苏联妇女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占了半数，仅在科学工作中就有九万三千名不同的专家。在工业中，有五十万左右的女工程师和技师。许多妇女当了厂长、车间主任、工长。在农村，妇女的劳动显得特别重要。她们中间许多是出色的农艺师、农庄主席、拖拉机手。在教育事业中，妇女占70％，医生中妇女占75％。
苏联妇女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她们与男子一样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全苏有二千名以上的妇女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和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地方苏维埃代表中37％是妇女，总数达五十万人以上。在苏联，不少妇女担任了部长副部长等重要的职务。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四年来，妇女劳动大军的队伍一年一年地在扩大。今天参加生产的妇女比1938年增长了四十七倍。目前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妇女已占全体工作人员的42％，卫生部门更达60％，就是在复杂的工业生产部门内妇女也已占了23％。
在这新生的劳动队伍中更涌现了不少优秀妇女，单荣获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称号的就有一千三百多人，获突击手称号的达四千五百余人，获得了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妇女有三千三百多人。
在人民政权下的阿尔巴尼亚妇女积极地参加了管理工作，现各级人民代表就有一千六百多人是妇女，在全国人民议会的代表中有十七名是妇女，六百五十八名妇女当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员或陪审员。
解放前阿尔巴尼亚全国94％的妇女是文盲，但是今天全国每三个妇女中间就有一个在各种学校学习。四十岁以下的妇女早在1955年就已摘去了文盲的帽子。在1938年阿全国一个女工程师也没有，但现在已有了四百五十九个女工程师和女技术员。
为迎接三八节，阿尔巴尼亚妇女正响应国际妇联的号召，在全国展开了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宣传。
蒙古
蒙古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目前，在农牧业合作社和农牧场中50％的强劳动力是妇女。在全国工人总数中有41％是妇女。她们已经学会和掌握了科学技术。女先进生产者不断涌现出来。拖拉机手道勒玛在一年中开垦了一千三百公顷荒地，挤奶工人阿维尔米德能使每头牛产奶量达两千公升。她们的模范事迹成为工人们学习的榜样。
在文教卫生部门中女工作人员所占的比例更大。全国有70％的医务人员、32％的艺术工作者和25％的教师是妇女。妇女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参加者。目前，在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中妇女代表占总人数的21％。
在蒙古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事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多子女的母亲受到国家的奖励，全国已有二万三千多名母亲得到“光荣的母亲”的勋章。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妇女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目前，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有42％以上的职工是妇女。比1946年增加了40％多。在工业部门，妇女工作人员占36％。在农业生产中，有54％的劳动力是妇女，而在卫生、教育、贸易等部门中，女工作人员甚至占了60％到70％以上。
在农村中，不少妇女担任着农业合作社的主席和其它领导职务，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中的骨干。
妇女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分子。目前，在国民议会中有六十二名女议员。在全国各级人民委员会中有三万多名妇女干部，占全体委员人数的17％。
解放以后，特别是从1950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曾通过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和公共事业等办法，来解放被家务劳动所拖累着的妇女劳动力。目前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千多个设备良好的托儿所，六千多个幼儿园。
罗马尼亚
占全国人口半数以上的罗马尼亚妇女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妇女在工业战线上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系统工作的妇女占职工总人数的70％，其中有八十多人担任着工厂企业的领导工作。
在农业生产方面，妇女也在积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不少妇女担任着农庄主席或农业合作社主任的职务。
解放前，在全国四百万文盲和半文盲中妇女占了70％。而现在七年制学校的女生已占48％，在高等学校中女生占37％以上，在全国六万多名教育干部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全国出现了许多女科学家、女作家、女诗人和女艺术家。
妇女并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全国有三万多名妇女被选为大国民议会和各级人民会议的代表，还有许多妇女担任法院院长和陪审员的工作。全国有七千多名妇女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勋章或奖章。（附图片）
阿尔巴尼亚一农业社女社员在摘果子
罗马尼亚瓦西里·罗雅塔农庄的女庄员在收小麦
莫斯科第二制表工厂一个装配小组的女工在工作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女演员下乡参加劳动
波兰一个机械厂的女工在车床上聚精会神地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纺织厂的女工愉快地劳动
我们热爱和平 苏联 瓦尔那维茨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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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妇女在英勇斗争着
鲁映
非洲的妇女运动是同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近几年来，在蓬勃发展的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中，非洲妇女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非洲妇女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处于极端贫穷和落后的状态；更由于宗教和封建习俗对妇女的束缚，至今非洲许多国家的妇女还带着面纱，一夫多妻制还很普遍，受教育的还很少，如黑非洲90％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孩子占的比例最大；由于医疗和妇婴卫生条件非常差，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很高，如多哥和刚果等国儿童死亡率即高达45％—50％。
非洲的妇女深深懂得，要求得自身的解放，首先要摧毁殖民制度，因为它是贫困、奴役和屈辱生活的根源。
战斗着的阿尔及利亚妇女
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同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一道参加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军队和辅助服务队里，有女战士，也有担负各种任务的女服务员。特别是在仍为法国殖民者占领的城市里，联络员的任务主要由妇女担任，因为要越过每一百公尺一道的警察封锁线，她们每分钟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她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医疗队里有很多女医生或护士，她们想尽办法来照顾伤员，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上前线。在农村里，妇女经常以忘我的精神来完成一项重大的任务：当解放军的指战员们在战斗后或经过一夜七十到一百公里的行军休息时，她们就负责放哨，她们替解放军战士洗衣服，准备伙食，使他们一到天黑就再出发。担负武器运输工作的也经常是她们。
战斗着的阿尔及利亚妇女正在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喀麦隆的老妈妈
喀麦隆人民在反抗法国血腥统治的斗争中，妇女也站在最前线，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同样也有她们的贡献。我们曾听到过非洲朋友谈的一位老妈妈为游击队侦察敌情的故事。这位老妈妈乔装成一个卖花生的小贩，不顾生命危险，每天带着花生到藏有大量枪支的警察派出所附近叫卖，把门窗的位置和附近的道路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告诉了游击队。游击队根据报告进行部署，胜利完成了袭击计划，杀死了四个敌兵，活捉了六个，缴获了一百多支自动步枪装备了自己。这只是喀麦隆妇女斗争史诗中的一个篇章。
反抗种族歧视的南非妇女
南非联邦的非洲籍妇女受着双重压迫。首先，作为非洲人，遭受着种族歧视的压迫；其次，作为女工和农妇要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但是，南非妇女并不是求助于呻吟和叹息，而是和其它国家的妇女一样积极地参加斗争。
南非妇女在去年和今年反对政府强迫对黑人妇女实施所谓身份证制度的斗争中，更显示出无比的惊人力量。去年10月21日到22日，无数黑人妇女接连两天在南非政府土著事务部前举行示威，反对这种野蛮的身份证制度。南非当局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女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去年10月到11月仅仅三周内即逮捕了二千多妇女。但是，南非当局的监狱和大棒吓不住勇敢的南非妇女。今年2月26日，在南非联邦非洲人聚居的雷迪塞耳博尼镇又有二千多名非洲籍妇女举行集会，抗议政府颁发身份证。
在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非洲妇女已经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诗篇。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和世界和平力量的日益壮大，非洲妇女将会取得更为辉煌的胜利。（附图片）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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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扶犁手、社长、议员
——访朝鲜女劳动英雄金乐姬
本报记者 王玉章
最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举行会议的时候，我在平壤访问了朝鲜价川郡烽火农业社社长、女劳动英雄金乐姬，从战争时期起她一直是朝鲜农村妇女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第一个女扶犁手
她今年还只有二十六岁，红通通的面孔显示出饱受过风吹雨打的农村妇女的健美的丰采，一对大大的眼睛闪着不怕一切困难的光芒。八年前，金乐姬开始扶犁耕地，成为第一个女扶犁手，对朝鲜妇女努力参加劳动生产支援前线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那是1951年春天，正是朝鲜处在严重的困难中的时候，村子里的青壮男子都参军到前线去杀敌人去了，到了应该春耕的时候没有扶犁手。朝鲜的妇女是很勤劳的，她们对于插秧薅草这些活并不生疏，但扶犁耕地还没有人干过。眼看着土地要荒芜，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刚从初中毕业的十八岁的金乐姬挺身而出，她首先向邻家的老人尹顺成学习耕地。朝鲜式的木犁很重，金乐姬开始一天耕五百坪地就腰酸背疼，但她坚持着进行锻炼、学习，后来她竟能够一天耕一千坪，同男子耕的一样多。在她的影响下俊赫里和价川郡的数千名妇女都操起了犁把，自己耕田。这一年俊赫里一坪地也没有荒，并获得了丰收。秋收后金乐姬献给国家一千四百多公斤稻谷支援前线，第二年又献了一千八百多公斤。从此，第一个女扶犁手、爱国农民金乐姬的名字就响遍了共和国。
合作社的带头人
1953年冬天，朝鲜各地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金乐姬首先带头同另外十七户贫农、烈军属以妇女为主要劳动力组成了这一带的第一个农业社——烽火农业社。金乐姬虽然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但她的高度的爱国精神，集体精神和她的出色的劳动，使她有很高的威信，人们就选她当农业社的社长。金乐姬每天天刚亮她就揣起一个饭团子领着姑娘媳妇们到田里劳动。这一年社里的粮食产量就等于前一年单干时的一倍半，社内的缺粮户都不缺粮了。就这样不到两年的时间，俊赫里的一百七十多户农民就全部入了社。
强将手下无弱兵
在金乐姬的影响和领导下，烽火农业社的妇女们个个都是劳动能手。烈属宋玉新在劳动中是烽火社的女状元，她去年一人作了三百八 十个劳动日。她虽然抚养着三个小孩，但她几年来已不需要政府的照顾，生活过得很好。
去年烽火社同另外三个小社并成了一个六百户的大社，办了七个食堂，还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妇女都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金乐姬领导下的烽火社个个社员情绪高涨，他们正在积极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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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厂长雅劳伊
本报记者 王崇杰
布达佩斯盖巴尼纺织厂在雅劳伊·盖查奈的领导下，曾先后获得工会全国理事会和部长会议的流动红旗，并且得到先进厂的称号和奖励达十四次之多。雅劳伊同志本人也曾两次得到“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政府奖章和轻工业优秀工作者的称号。我们在织布车间找到了雅劳伊同志。她正在帮助一个年青的女工改进工作方法。从她那熟练的动作，显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劳动的能手。
雅劳伊从十五岁便开始到工厂当学徒，她一直作了二十多年纺织女工。在霍尔蒂统治下的号称“三百万乞丐的国度”的匈牙利，女工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那时每天在工厂要工作十二小时，而且连吃饭的时间也不给。工人们只得偷空吃，工头看见了还要挨打。由于繁重紧张的劳动，很多女工常常病倒在机器旁边。女工的平均收入差不多比男工少一半。
在那些残酷的年月里，雅劳伊也参加了争取生活权利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1945年全国解放后，雅劳伊才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她立即参加了建设新社会的斗争。在1948年工业企业国有化以前，她在私营的纺织厂里担任了工厂委员会的主任，为改善劳动条件和职工的生活福利、反对资本家的非法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并且参加了共产党。工业企业国有化以后，这位做了二十多年的纺织女工被任命为厂长。
雅劳伊不仅是劳动的能手、优秀的工厂领导者，而且还积极从事社会政治工作。她是布达佩斯第十区妇女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关心解决本区妇女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此外，雅劳伊还是红十字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现在她正在厂里开展援助阿尔及利亚难民的工作。去年大选时，全厂职工一致提她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并且得到选民们热烈的拥护，当选为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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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另一个世界的妇女
周倩萍
四十年以前，列宁在“苏维埃政权与妇女的地位”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词藻华丽、文字庄重、诺言动听、自由平等口号响亮的民主，而事实上，却掩盖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劳动人民和被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四十年过去了，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依然是残酷的现实；无论资产阶级的政客学者怎样吹嘘他们的“自由世界”，都掩盖不了它！
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是贫富的极度悬殊，整个社会如此，妇女也是如此。在美国，在几百个亿万富翁中，据统计也有十个财富在一亿美元以上的“豪妇”。而在另一个极端是广大的劳动妇女，她们占全部劳动力的33％（1957年数字）。在日本的十大纺织厂中，目前女工占全部纺织工人的79.1％。她们和她们的丈夫、兄弟和子女一样，成了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资本主义制度为她们带来的是贫困和痛苦的生活。在美国的企业里，由于推行“赶快制度”，女工的寿命都大大缩短了。许多女工无法应付这种过度紧张的劳动，常常昏倒在地，从而过早地丧失了劳动能力。在日本，女工的劳动强度也是惊人的，很多妇女不得不每天早上三点多钟起床赶向工厂，从五点一直工作到夜间十点以后。而且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缺乏应有的劳动保护。在美国许多州里，妇女没有产假和生育补助费，女工们不得不在生孩子后马上去上工。此外，保育机构的不足，托儿和教育儿童费用的昂贵，也使得从事劳动的母亲感到非常困难，这实际上限制和剥夺了妇女参加劳动的机会。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男女是同工不同酬的。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联合电气工人工会的统计，美国白人女工工资只占男工工资的40％弱；更由于种族歧视这一野蛮制度的原故，黑人劳动妇女不仅从事的工作极为繁重（如装卸货物），而其工资还不到白人男工工资的14％。
女工们不仅工资低微，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经济危机发作的时候，首先遭到解雇的也是她们；甚至有些国家法律也明文规定可以任意辞掉孕妇。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还对妇女实行变相的解雇，例如目前日本的资本家即正在制定和准备在企业里实行所谓“停年制”，把妇女劳动的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
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妇女只有形式上的政治权利，而没有实际上的平等。美国的法律虽然也规定妇女与男人有平等权利，但在美国的四十一个州里未婚妇女没有居住的自由；在十四个州里，只有丈夫才有权处理家庭财产，妇女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收入。至于美国妇女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更受到很大的限制，如在有些州的立法中，对妇女的选举权竟规定五十多种限制，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广大劳动妇女的选举权。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比较少，不仅昂贵的学费把广大劳动妇女拒之校外，而且也受到名额的限制。在英国高等学校中，女生只占5％。而在目前的美国，所谓“适应生活论”的教育家们，正在公开鼓吹，要重新考虑大学教育对于妇女的价值问题。纽约罗翟斯特大学教授高勒就公开说：“美国今日的妇女并不要求其母亲或祖母时代的男女平等，她们所希望的只是结婚、养育子女和安全三件大事”。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已经在公开提倡“妇女回到家庭去”的陈旧的反动口号了。这些情况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糜烂到了什么程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妇女群众关心着改善她们这种经济上受剥削和政治上受歧视的生活，但是在今日的形势下，她们同样地关心着保卫和平的斗争，她们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反对扩军备战的沉重的负担，这支力量是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主力之一。
法国妇女曾积极参加了并且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政府进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斗争；目前，在法国妇女联盟的号召下，法国妇女进行了广泛的签名运动，抗议戴高乐政府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的经济措施。英国妇女在去年10月也积极参加了“世界和平月”的示威游行，反对核武装和原子死亡。日本妇女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她们积极参加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斗争。今年1月，全日本青年妇女会议就通过了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撤除在日本境内的一切美国军队和军事基地、反对核武装日本的运动方针。在今年“三八”节的前几天，日本妇女团体决定从“三八”节起至4月16日为“妇女月”，提出了“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建设没有失业、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的社会”的战斗口号。
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群众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以及保卫和平的斗争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着，她们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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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伦敦通讯
只因为她们是女人
苏蓝
在服装工厂中，男女工人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使用同样的机器，缝着同样的衣服。当一天劳动结束的时候，妇女们从老板那儿领到一英镑的工资，但男工所得到的却是一英镑八个先令。
这个厂的女工斯玛茀告诉我，她从十四岁起开始学裁缝，在服装工业中已经辛辛苦苦地劳动了三十九年；论技术，要算是第一流的了。但是她的工资却抵不上一个初进工厂的毛头小伙子。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是个女人。
女人，尽管工作得一点也不比男人差，但却得不到与男人同样的工资。这在英国，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好像一条无形的法律，不准任何人去触犯。
在伦敦近郊的索斯豪尔区的许多工厂中，女工占到50％。在这里，有些最熟练的女工，却和最低一级的男工拿同样的工资。长期以来，她们就为比这些男工多赚一个便士而斗争。但是，她们始终未能突破这一关。在资本家看来，一个铜板之差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女工工资高于男工，“同工不同酬”的制度便动摇了。他们的利润也有减少的危险。一个工人说得好：“如果实行同工同酬，资本家干么要雇女工呢？现在失业的男工有的是！”
据统计，英国女工最低限度的工资，约为男工最低限度工资的75％。实际上，妇女拿回家去的钱，平均只不过男工的58％。
资本家为了加强对妇女的剥削，在各个行业中都分为“男人工作”和“妇女工作”两部分。这就是说，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只准男人干，不准妇女插手。她们不能成为排字工人、木匠、砖瓦匠、司机……。更奇怪的是，一个妇女可以在自己的厨房里烤出各种各样香喷喷的面包，但她不能在面包作坊中当面包师，在服装工业中，女工占80％，她们却没有资格担任剪裁工作。这种“分工”的秘密是：资本家只需配备几个熟练的男工，就可以大量地剥削廉价的妇女劳动力。
把工作分为“男人工作”和“妇女工作”，事实上是毫无理由的。它只有一个目的，压低女工的工资。在我访问过的索斯豪尔区：有个无线电收音机工厂。装置收音机的电线，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它不仅要求很高的技术，而且需要一双灵巧的手。妇女做这个工作，要比男工更胜任些。资本家恰恰利用这一点，把这个工作称为“妇女工作”。近几年来，这家工厂的女工的工作愈来愈繁重，技术要求也愈来愈高。但当女工们要求增加工资时，资本家的回答是：“这本来就是妇女干的工作。既然是妇女工作，就不能得到男人的工资。”
为了扩大这种差别待遇，许多行业中的技术工人训练班，都对妇女关上大门。即使妇女在长期劳动中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不允许她们担任男人的工作。
对妇女的更大的威胁是，当资本家要解雇工人时，妇女往往首当其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劳动力的缺乏，英国当局需要妇女为战争出力，当时女工猛增至七百七十五万人。而现在，随着失业人数的增长，在战时工作得相当出色的女工们，逐渐被资本家踢开了。谁也不知道，在此期间有多少女工沦为失业者。目前的情况是，有十五万要求工作的妇女，找不到任何职业。
妇女比男子更难找到工作，或者更早地被解雇。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生理上的差别。在英国的工厂中，根本谈不上对妇女的任何照顾。当一个女工怀孕时，不但不减轻工作，就是去保健站进行检查的时间，也要扣除工资。虽然英国法律规定，孕妇产前产后有假期，但从你停止工作的那天起，就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她们只能拿到寥寥无几的补助金。就是这几个钱，如果你不按期交纳社会保险费，也是得不到的。
在生育以后，能不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这也要由资本家来决定。最通常的情况是，你的工作早已被另一个工人所代替。即使你可以回去工作，但是怎样安排和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战争期间，英国当局由于需要大量妇女参加劳动，也曾给予妇女一些便利。当时，全国有一千五百六十个托儿所，收费每日只一先令。到了1956年，只剩下了五百个。现在，更是所剩无几了。在许多地区，甚至连一个托儿所也没有。这些残存的托儿所，收费越来越高。有的每天要十个先令，有的甚至每周索费五英镑，几乎等于一个普通女工的全部收入。许多女工向我诉说了她们的苦境。勃朗菲特说：“我每天六点钟起床，七点十分开始工作。下午五点钟回到家后，一连串的工作在等待着：做饭、洗衣、照顾孩子……，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人已经精疲力尽了，甚至连谈情说爱的心情都没有了。”女工柯立尔，则是另外一种遭遇。在她第一个孩子生出后，她正在一家咖啡店里当女工。那时，她不得不每天带着孩子去工作。把孩子放在走廊里，偷偷地抽空给孩子喂奶。不久，她有了第二个孩子，原来的工作失掉了。她只好到一个造纸厂去做夜工，把孩子留给经过一天劳动而疲劳不堪的爸爸。柯立尔说：“只要有一点办法，我也不出去受这种罪了。要知道，只是房租一项，就占去了我丈夫工资的四分之一。我需要赚几个钱来补助家用。”
在这个国家里，女工承受着比一般工人沉重得多的痛苦。我所接触到的女工，对于新中国的妇女地位都非常向往。当听说人民公社的托儿所免费收托孩子时，她们又诙谐又心酸地说：“在英国，只有空气是不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