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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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结合生产劳动 提高了教学质量
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 刘仰峤
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是不是会影响教学质量,这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中争论的一个焦点,现在实践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武汉大学半年多的实践证明: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结果是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将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不仅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
反对、怀疑党的教育方针的人,在他们提出各种反对和怀疑的论据时,对于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后必然会促进学生的思想改造、增强体质似乎也是认为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不过他们把这些都看作和教学质量无关或关系不大,他们说思想觉悟是政治质量不是教学质量,是红的问题不是专的问题。身体健康和教学质量也是两回事情。他们说教学质量只能从专业知识方面去衡量。事实胜于雄辩。半年多的事实说明,他们所说的专业知识也是大大提高了,事实还说明他们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本来不可分割的整体分割开来的看法也是绝对错误的。
对于反对和怀疑党的教育方针的好心人,不摆出事实,道理是说不清的。即使通过教育方针的大辩论,他们确实是理屈辞穷了,但他们还是口服心不服。用他们的说法是:理论上讲得通,实际上行不通,因为时间对每个人来讲,每昼夜都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他们对待任何问题,总是将理论和实践绝对地分开。我们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向实践,请他们自己和事实去打交道。所以我们在年终总结时,以几个系为重点,展开了教学质量大检查。办法是先进行辩论,将所有的矛盾充分地加以揭露,然后将对教育方针有怀疑的人与坚信不移的人共同组织起来,进行调查;有的还请有怀疑的教师们亲自主持口试。调查的时候,采取访问新老教师,访问老同学,并就教材内容、实验等各个方面用过去和现在对比的结果逐项加以检查,然后根据事实逐项加以分析,最后要事实来做出结论。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在真理面前低头了,他们不得不承认教育结合生产劳动后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的事实。要他们承认这件事,是并不容易的,他们承认了也就更充分地说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意义。
以化学系三年级有机化学这门课程为例,在教学质量检查大辩论时,有些同学就硬说教学质量不但没有提高,而且是大大降低了。当问他们根据什么说质量没有提高而且大大降低时,他们就说一学期实际只学了两个月,其余的时间都参加了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这样怎么能不降低教学质量呢?再问他们质量低表现在些什么问题上呢?他们就说:理论学少了;知识领域缩小了;实验做少了;搞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不能得到全面的知识。在辩论中尽管摆出大量的事实,然而他们也总还是以为人们所讲的事实,都不可靠,在他们想,这种事实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这样就只好请他们亲自进行调查了。他们一共七个同学和十二个认为质量大大提高的同学,一起访问了九位教师,十四位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四年级的同学,将四年级的讲义、四年级同学所读过的课内课外参考书,四年级所进行过的实验和使用过的仪器以及科学研究的情况和他们的情况,一一做了对比,结果如何呢?他们在未调查以前认为是不可靠的东西,原来确是生动的事实,这种事实在未进行调查以前,是连认为质量肯定提高的人,也是没有完全想到的。所以过去认为质量没有提高的中心发言人蔡干同学,经过调查后,成为宣传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的中心发言人了。
综合大学主要是要培养基础学科方面的人材的,所以基本理论是必需学好才成,根据对讲义的检查和向同学、教师访问所得的结果表明:新讲义比原来的讲义只少了一个曾受批判、一般已被抛弃的“余家学术”,但却新增加了对“共振论”的批判和“价键理论”与“有机结构理论”。“价键理论”和“有机结构理论”都是根本的理论问题,对打好理论基础非常重要,对“共振论”的深刻批判,则可初步树立学习有机化学的唯物观点。这就说明两者相比不是削弱了理论,而是加强了理论。理论的加强还不仅限于量的方面,而突出地还表现于它是紧密地联系了生产,联系了实际。使学生不仅只是一般地了解几个没有反映条件的方程式就算了,而且可以将理论运用到生产上面。讲义质量究竟孰高孰低是不辩自明了。理论学多了,那末书是不是读少了呢?这就要访问高年级的同学和老师们了,访问的结果又说明了书不仅没有少读而是多读得多了,因为他们在这中间,除讲义外,成本的专业理论书籍除看了哈金斯基的有机化学外,还看了齐齐道宾的“有机化学基本原理”,邢其毅的有机化学,还有“染料化学”,“中间体及染料合成原理”,另外还看了专业杂志如化学通报、高分子通讯杂志,部分同学还查阅了一些专门文献,如药物化学,有机化学中的催化作用,硝化作用及论共振论等,而四年级的同学过去除讲义外,一般只读了一本哈金斯基的有机化学,少数同学翻阅了一些化学通报。在向同学访问的结果本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为了更充分的说明问题,进一步访问教师还是必要的。访问教师以后得到的回答确如徐汉生先生所说:“按照你们所学过的内容,那末,现在的专门化对你们说来,就不像专门化了。将来要开专门化,就必须大大扩充了。”实验的情况又如何呢?四年级的同学也用事实回答了他们,四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们,过去每周确实有六小时至八小时的实验,但一年只搞十九个实验,而大部用的又都是一般的仪器,在掌握基本技术操作方面则由于过去实验的目的性不明确,实验时只是按书上的手续做做了事,有的同学为了追求产品数量,多用药,使产品数量达到理论值的150%,所以虽然也做了一些实验,但并未得到多少真正有用的知识,有的甚至连玻璃管都不会弯。现在和生产劳动结合后的情况就大大丰富了,仅在正肾上腺素的试制过程中,就掌握了多方面的操作技能,无怪四年级的同学会对他们感慨地说:“我们过去的实验技术你们都做了,但你们很多操作技术,我们就从未做过。”也无怪刚毕业的助教感慨地说:“你们用的电动搅拌器,我还是最近几个星期前参加癌得命生产时学会使用的呢?”这样所获得的知识当然也就足以说明比过去学的要实际得多,牢固得多,全面得多。他们访问过的十四位同学,在他们访问时还告诉他们说,他们虽然做过一些实验,但因为实验中操作技术学得不全面,用的都是一般的仪器,作的都是简单的实验,所以他们是只记得一些实验题目了,至于在实验中用过哪些仪器装置和药品都记不得了,更谈不上反映、副反映过程了。但三年级做的实验因为执行了教学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一些实验的过程就成为试制新产品的过程,这样运用理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通过生产总结,又将生产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加以概括,就不仅巩固了学过的理论,而且得到了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究竟过去学的全面还是和生产劳动结合后全面,通过细细地算账可以说是算清楚了。
读书的时间确实少了,质量事实证明确实高了,这中间究竟有什么神秘?神秘是没有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使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和劳动教育结合起来了,专业教育,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了,党领导下的教师学生和能者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具体运用到教学上面了。党的领导开始深入到教学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教学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中不仅首先向同学说明该课程的重要性和它的主要内容,使同学对该门课程有概括的了解,而且着重介绍该门学科最新成就,和我国在该门学科上的新成就,给学生指出参考书籍,让学生发挥学习上的创造性;在生产劳动中和科学研究中则强调了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通过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树立全局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一方面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倡科学态度,实事求是,这样通过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就不仅提高了觉悟,而且也推动学习专业理论的积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学生思想上的潜在力量一经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照耀就会充分的发挥出来,他们就可合理地安排时间,独立地进行思考,集体地研究问题,这就不再是被动地由时间支配他们,而是他们要主动地支配时间了,也就不再是被动地由书本支配他们,而是他们要主动地支配书本了。这样,当然就可以多读书,读活书。但是在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后,读书与生产劳动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在开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时主要是只愿读书,不愿劳动,但劳动上马后,也曾有过重视读书不够的现象。不过,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的结合愈来愈正确的实践过程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说明,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反映了教学上的客观规律。事实说明,人们的觉悟提高了,政治挂了帅,专业学习有了灵魂。学风变了,学习的方法也就相应的变了。学习再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为理论而理论了,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而学了。学习的办法再不是死记硬背了,学习的时间主要用于独立思考了。生产劳动对他们越来越有味了,对理论的学习也就越来越迫切了。这样循环往复的下去,书就必然读多了,读活了。至于体质的增强,当然是会给学习带来充沛的精力,直接对学习发生作用的。这就证明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是对立的统一,是不容许分割的,任何想将三者割裂的想法,都是形而上学的,都将会为客观事物所批判。
上述情况表明,教育质量是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是互相促进的,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必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如果说上学期生产劳动时间较多的情况下都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那末在根据中央指示对教学、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加以更合理的安排以后,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当然更是确信无疑了,即使有某些课程单就专业知识看还没有显著提高或甚至没有提高,但通过去年一年的大革命,无疑的已为这些课程奠定了跃进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今天的中心问题是在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下,正确地解决教育大革命中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新问题,通过一系列的问题的正确解答,使我们的教学质量来个更大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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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简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彭明
新近出版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是一本好书,是一本研究中国现代史、思想史、报刊史的重要参考书。
这本书,是一本资料书,又是一本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著作。这本书的编辑方法,和一般的资料书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些原始资料的汇集,而且是以相当大量的篇幅(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对原始资料进行了评述。在评述中,编者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研究,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对“新青年”杂志的介绍中,编者就分析了它的三个阶段,指出了各个阶段的特点,并从一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的研究中,指出了当时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分化。又如,在对“晨报副刊”的介绍中,编者除了总括地论述了晨报及晨报副刊在五四时期的性质外,又分别介绍了李大钊同志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报纸上刊载的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著作、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映。在这些介绍中,编者都予以评价,特别是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谬论都予以分析批判。再如,在介绍“星期评论”中,编者通过具体材料的分析,揭示了戴季陶等在当时大谈社会主义的目的,并在综述了“星期评论”上所发表的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主张后,指出:“它所反映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幻想”。同时,编者也通过了大量材料的分析,指出这个刊物在当时所起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客观作用。
除了对期刊的评述外,书中以另一半的篇幅,附录了有关刊物的发刊词和宣言,并附录了各种刊物的目录,这些附录提供了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原始资料和线索。
上述这种编辑资料书的方法和形式,给人们在阅读和使用这本书的时候,带来许多方便。
这本书不仅在其编辑方法和形式上有优点,而且内容也很丰富。仅在这一集中,就介绍了下列二十一种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晨报副刊”、“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星期评论”、“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建设”、“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日”、“少年社会”、“新生活”、“曙光”、“新社会”、“人道”、“觉悟”、“平民教育”和“解放与改造”。在这些刊物中,有许多是稀有的珍贵资料。通过以上各种刊物的观察,我们可以对五四时期的思想流派,有一个全貌的了解;同时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最近一个时期,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兴趣浓厚起来了,人员也增加了。但是,人们大都感到资料缺乏的困难,因此,他们要求有关部门编辑出版一些系统的有关中国现代史的参考资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的出版,可以开始满足了他们的一些要求。如果今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这样几部以至几十部专题参考资料的出版,那就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这一工作,不仅要依靠北京的一些有关机关来做,而且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的中国现代史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都可根据各地的特点和力所能及,编辑一定数量的专题参考资料。这样,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将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这本书在一些问题的评述和估价上,尚有可以商榷之处。在这里,我想举出以下几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例如,关于研究系的性质,编者仅仅把它判断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集团”(第三五二页),而没有指出它的封建买办性,这是不够全面的。
研究系是在1916年形成的一个政客集团。研究系组成后,在国内投靠段祺瑞,在国外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嗾使下主张对德宣战,梁启超即以在野身分相呼应。1917年7月段祺瑞重新组阁,新内阁中有研究系分子六人,梁启超曾任财政部长。此后,研究系失势,但是在1918年的安福国会中,属于研究系的议员仍有二十多人。研究系的首领梁启超,曾经在戊戍变法运动时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并起过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但是,自那时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即开始在政治上堕落,并一步步趋向反动了。
至于为什么研究系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也大谈其“社会主义”呢?这只有一种解释,即当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已经迅速展开并已表现出它将获得广大群众欢迎的时候,反动阶级的正面抵抗已无能为力,他们不得不伪装一下,以达到反对社会主义和阻止中国工人阶级政党诞生的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们很快地也就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和对研究系的评价相连系,编者把研究系的政客们列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之内(第三七一页),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新文化统一战线的结成,如果拿1915年“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那么根据研究系的政客集团当时在政治上的表现,似乎不能把他们列在文化统一战线之内。以后,他们还曾宣扬过封建文化(所谓“东方文明”);到了1923年的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他们则是属于极端反动的“玄学”一方的(当时胡适、丁文江等人所谓的“科学”也是反动的)。因此,根据他们的前后发展过程来看,似乎不能因为他们曾经短时间内宣扬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目的是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把他们列在文化统一战线之内。
再如,编者在介绍“新青年”上的“无政府主义讨论”的专辑时,对“新青年”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的评价,似乎肯定不够。对这次斗争的不彻底性、缺点和错误予以指出,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编者的介绍却给人以全盘否定之感。事实上,“新青年”在当时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上,曾经起过一定作用,有些论点在今天看来仍是不过时的。因此,编者在介绍这次斗争的不彻底性的同时,对其正确的地方,似乎也应该指出,而不必一概贬之为“繁琐议论”(第二七页)。
以上几点意见,是我看过这本书后随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总之,这本书是值得推荐的,它对中国现代史、思想史、报刊史研究工作所起的作用也会是重大的。特别是它会有助于五四运动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和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作斗争,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此外,多年以来,编者同志们跑遍了许多地区,搜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并经过了认真的研究,才写出了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辛勤劳动,是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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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认真读书 虚心学习
有的青年不大重视读书,他们认为书本知识都是脱离实际的,不如多参加劳动,从事实践,还可以学得真正的知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多参加劳动,从事实践,以便全面地学得知识,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学习知识不能只限于参加劳动。从事实践,同时也要学习书本知识。我们应该博览群书,除了主要读有关马列主义的书,也可以读带有资产阶级观点的书。对后者,要采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丢掉其无用和不正确的部分。即使是毒草,也可以当作“肥料”。马克思当年著“资本论”不就是旁征博览,遍读了资产阶级学者有关的著述吗?
还有的青年学生在学习中只愿学专业课,不重视学习基础课。他们认为专业课比较能联系实际,而基础课学了用不上;在前一时期,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取消基础课的主张。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科学本身有它的体系。基础课是反映一门科学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它不仅为学习专业课准备必要的基础知识,而且使学生对整个物质世界和某一门学科有全面的统一的理解,对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对于学生掌握和发展专业知识,有极重要的意义。在学校中继续开展学术批判,是无疑的。现在问题是要如何把这项工作搞得更好。在这里,我们应该进一步明确,学术批判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因此应该进行自由辩论,应该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讲话。这样真理越辩越明;既可以使对方真正口服心服,搞通思想,有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也可以使我们弄清问题,通过辩论真正得到收获,并增长自己的学术才干;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学校真正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有利于今后的教学和学术水平的提高。我们不要害怕对方说话,对方说话不外出现这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进行反攻。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促使我们把辩论搞得更深刻更全面,而批判也会更彻底。另一种是在对方反驳中还有正确的意见或正确的事实。正确的东西我们就应该接受,这对我们是有利而无害的。在学术批判中,我们一定要有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我们要读书就得有老师来指导。现在,除了少数教师外,不少的教师还是有一定的学识的。教师在知识的总量上,还高出于学生。因此,学校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学生还应当虚心向教师学习。教师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就应该尊敬教师。当然这也不是说,学生就不能批评教师。所谓批评就是互相帮助。一般的讲,教师固然比学生的知识要多些,但也不能因此认为教师什么都比学生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的“师说”也有这样的话:“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此可见,古人也是提倡互相学习,教学相长的。
(摘自“中国青年”第五期闻石“青年学生如何更好地学习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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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化阻力为助力
目前农村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人认为困难太多,不能再跃进;一种人自满自足,停滞不前,不愿再跃进。认为不能再跃进的人的论点是:“潜力挖光,翻一番难;劳力紧张,再跃进难;点子想尽,出主意难;肥源不多,大积肥难。”他们的头脑中装满了困难,有无穷的忧虑。他们的思想落后于实际而又具有片面性,他们只看到一点,看不到全面;只看到物质的作用,看不到人的作用;只看到困难,看不到有利条件;只看到事物的现状,看不到事物的不断发展。他们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不去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而是在困难面前懦弱无能,束手无策,所以只能得出不能再跃进的结论。这种人虽然只占极少数,但是如果对他们的错误论点不加批驳,就会成为跃进中的阻力;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及时地批驳这种保守思想,使他们能够看到再跃进的充分依据,看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一句话,帮助他们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化阻力为助力,使他们相信能够再跃进,有勇气和大家一道再跃进。有人说:“亩产一千斤,何必再跃进?”“吃饭不要钱,何必再苦战?”他们满足于“三棉上身,三餐进口”的小康生活。这完全是一种落后意识的反映。他们只看到个人眼前利益,看不到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未根本改变;只看到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需要;只看到农业本身,看不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只贪图眼前轻松,忘记了远大理想。这种人虽然也只占极少数,但是如果听任他们的消极情绪滋长,也会影响人们的冲天干劲,成为跃进中的阻力;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及时地批判这种思想,告诉他们事物不断向前发展是客观规律,应当不断革命,做一个革命派,教育他们去正确认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一句话,帮助他们克服思想上停滞不前的毛病,引导他们向前看,化阻力为助力,使他们恢复勇气,愿意和广大人民一道继续跃进。
我们一定要批判各式各样的保守思想,但我们所采取的是算账、对比、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是人民群众自我辩论自我教育的方法。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总是辩不过事实,辩不过真理的,现在,害怕困难的人已经开始振作精神,不愿跃进的人又开始恢复了勇气。他们一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相信能够再跃进,愿意再跃进,因而就会投入今年的大跃进洪流里来。
(摘自安徽“虚与实”第五期桂林栖:“我们肯定要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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